69年，姑姑偷偷接济一个右派，平反后那人送来一封介绍信

抖音推荐 2025年11月04日 20:10 2 admin

当那个盖着北京邮戳的牛皮纸信封递到姑姑赵秀兰手上时，她那双常年纳鞋底、满是裂口的手，竟然抖得像风中的树叶。姑父王卫东在一旁撇着嘴，嘟囔着：“都多少年了，还联系个啥，别是来找麻烦的。”我那时还小，只觉得那封信很神秘，里面薄薄的一张纸，却像有千斤重。姑姑没理会姑父，小心翼翼地用指甲划开信封，抽出一张印着抬头的信纸。当她看清上面的字时，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捂着嘴，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而这一切，都要从十年前，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夜说起。

那年是1969年，我才八岁，我们家住在北方一个煤矿小城的家属院里。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就在那年入冬的时候，我们那条胡同里，来了一个“新人”。他不住在任何一户人家，而是被安排在胡同尽头那个废弃的、四面漏风的旧柴房里。大人们都小声议论，说那是个“右派”，是个从北京来的大学教授，叫范文清，现在被下放来我们这里“改造”，每天的工作就是清扫整个家属院的几条主路和公共厕所。

从他来的那天起，他就成了我们这群半大孩子好奇又害怕的对象。我们不敢靠近他，只敢远远地看着。他个子很高，但瘦得像根竹竿，穿着一件洗得发白、打了好几块补丁的蓝色棉袄。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张脸，虽然总是布满灰尘，但腰板挺得笔直，扫地的时候一丝不苟，好像手里拿的不是扫帚，而是教鞭。大人们都绕着他走，生怕沾上一点“晦气”。

姑姑赵秀兰是个心软的人，嘴上不说，但心里什么都明白。她是我们院里出了名的手巧和善，谁家有红白喜事都爱找她帮忙。但因为姑父王卫东在矿上只是个普通工人，胆子小，为人又谨慎，所以我们家在院里也从不多事。姑父三令五申，不许我们跟那个范文清有任何瓜葛。

可姑姑还是没忍住。那是一个下着鹅毛大雪的傍晚，北风刮得像狼嚎。我看见范文清扫完了街，缩在柴房门口，从怀里掏出一个黑乎乎的、冻得像石头的窝窝头，啃了半天都啃不动。他把窝窝头揣回怀里，搓着手，对着手哈气，那样子，看着就让人心里发酸。

晚上吃饭的时候，桌上是热腾腾的红薯粥和玉米饼子。姑姑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突然就放下了筷子，半天没说话。吃完饭，她趁姑父去跟邻居下棋的工夫，偷偷从锅里盛了一大碗还冒着热气的红薯粥，又拿了两个玉米饼子，用一块干净的布包好，揣在怀里。她对我做了个“嘘”的手势，小声说：“建军，你待在家里，哪儿也别去，妈出去一下。”

我从门缝里偷偷往外看，看见姑姑顶着风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胡同尽头。她没有直接去敲门，而是把那个热乎乎的布包，轻轻放在了柴房那个破了洞的窗台上，然后飞快地跑了回来。她一进门，脸冻得通红，心还在怦怦直跳。

从那天起，这就成了姑姑的秘密。她总能想出各种法子，今天是我吃剩的半碗饭，明天是多煮的一个鸡蛋，后天是几块烤得焦黄的土豆。她从不跟范文清说话，每次都是趁着夜色，悄悄地把东西放在那个窗台上。她说：“咱不图他啥，就是看他一个读书人，落到这个地步，太可怜了。给他口热乎的，让他心里也暖和点，别对这世道凉了心。”

姑父不是傻子，家里的粮食都是有数的，很快就发现了端倪。他把姑姑拉到屋里，压低了声音，急得满头是汗：“秀兰，你疯了！那是‘右派’！被人看见了，举报了，咱们一家子都得完蛋！我这工作得丢，建军以后政审都过不了！你图啥啊？”

姑姑眼睛红了，也压着嗓子说：“卫东，我没图啥。我就是个女人，我就是看不得人活活饿死、冻死。他也是爹生娘养的，家里也有老婆孩子盼着。我偷偷的，没人知道。就当是……就当是为咱们建军积德了。”

姑父气得在屋里团团转，最后跺了跺脚，指着姑姑说：“你……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这事儿要是捅出去，谁也救不了你！”话虽这么说，但他终究没再强硬地阻拦。只是从那以后，他变得更加提心吊胆，每天晚上都要在院子里转几圈，看看有没有人盯着我们家。

有一次特别险。姑姑刚把一碗面疙瘩汤放到窗台上，院里爱管闲事的张大妈正好起夜，打着手电筒晃了过来。姑姑吓得赶紧躲到柴房后面的柴火堆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张大妈的电筒光在窗台上扫了一下，嘟囔了一句“哪来的野猫”，就走开了。姑姑在冰冷的柴火堆后缩了半个多小时，腿都冻麻了，才敢跑回家。那晚，她吓得一夜没睡好。

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一年多。范文清依旧沉默地扫着街，姑姑依旧悄悄地送着饭。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但那种默契，却比任何语言都牢固。我有时候会看到范文清在没人的时候，朝着我们家的方向，深深地鞠一个躬。

后来，大概是1971年的秋天，范文清突然就消失了。听说是被调到另一个更偏远的农场去了。他走得悄无声息，没有跟任何人告别。姑姑站在门口，朝着胡同尽头望了很久，叹了口气，说：“走了也好，换个地方，兴许没这么冷了。”

从那以后，范文清这个名字，就成了我们家一个绝口不提的秘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长大了，姑父的头发也白了，姑姑的眼角添了更多的皱纹。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就像沉入水底的石头，再也没有泛起一丝涟漪。我们都以为，这件事就这么永远地过去了。

直到十年后，1979年的春天，那封来自北京的信，打破了我们家多年的平静。

姑姑举着那张薄薄的信纸，手抖得更厉害了。姑父也凑了过来，一脸的紧张和狐疑。姑姑一字一句地念着，声音带着哭腔：

“赵秀兰大姐，见字如面。我是范文清。不知您是否还记得我。十年前，我在贵地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岁月。若非您在风雪中的一饭之恩，文清恐怕早已是一具枯骨。您冒着天大的风险，给予我的那份温暖，支撑我走过了所有的屈辱和绝望。大恩不言谢，这份恩情，文清永世不忘。”

念到这里，姑姑已经泣不成声。姑父的眼圈也红了，他一把抢过信，自己往下看。信的后半段说，他已经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工作，现在是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物理系的副主任。他从当年下放地的管理人员那里，辗转打听，才终于找到了姑姑的地址。

信的还有一段话，是写给我们家的：“……我听闻大姐的儿子马建军，今年即将高中毕业，品学兼优。我虽身无长物，但也想为孩子的前途尽一份绵薄之力。我们学校下属的实验工厂，今年正好有一批招工指标，是正式工。如果建军愿意，可持此信前来报到。虽是从学徒做起，但能学一门手艺，捧上铁饭-碗，将来若肯努力，也有机会参加成人高考，继续深造。万望大姐不要推辞，给我一个报答当年恩情的机会。”

信读完了，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我当时正为高中毕业后是去下乡还是去顶替姑父的班发愁，这两个选择，哪一个都看不到什么未来。而这封信，就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我灰暗的前途。

姑父王卫东，这个一辈子谨慎小心的男人，呆呆地坐在炕沿上，半天没动。突然，他抬起手，“啪”的一声，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他看着姑姑，嘴唇哆嗦着，说：“秀兰……我……我对不起你。我当年……我真不是个男人！我只想着自己，怕这怕那……你比我强，你比我有良心，有胆识！”

姑-姑擦了擦眼泪，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说：“卫东，你别这么说。你也是为了这个家。在那个年头，谁不怕呢？都过去了。”

这件事，成了我们家命运的转折点。我拿着那封被姑姑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的介绍信，坐上了北上的火车。范文清教授亲自到车站接我，他看起来比十年前精神多了，虽然依旧清瘦，但眼神里充满了学者特有的光彩。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孩子，以后就把这里当自己家。你姑姑是我的恩人，你就是我的亲侄子。”

我在工厂里从最基础的车工干起，因为肯学肯干，加上范教授时常给我寄来一些数理化的书籍让我自学，我很快就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三年后，我考上了大学的夜校，拿到了大专文凭，后来又被提拔成了车间主任。

我们家的生活，也因为我有了出息，一天比一天好。姑父退休后，我把他们老两口都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姑姑还是那个闲不住的善良女人，跟邻里关系处得特别好，谁家包饺子缺把葱，她都乐呵呵地送过去。

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炫耀过这件事。有时候，老家的亲戚来串门，羡慕我年纪轻轻就有了这样的成就，问姑姑是怎么培养的。姑姑总是笑着摆摆手，说：“哪是我培养的，是这孩子自己争气，赶上了好时候。”

但我心里清楚得很，我的今天，我的一切，都源于1969年那个寒冷的冬夜，源于那一碗热腾腾的红薯粥，源于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在那个扭曲年代里，所坚守的、最朴素的善良。

人们总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但在我姑姑赵秀兰身上，我看到的是，善良也许会被误解，会带来风险，但它就像一颗埋在冻土里的种子，只要你坚守，总有一天，它会冲破冰雪，开出最温暖、最动人的花。这份善良，不仅温暖了别人，最终也福泽了自己和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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