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女生与洋男友同居，三周后持续高烧，检查结果让医生无奈

“薇薇，那个……那个外国年轻人，你们是认真的？”

电话那头，我妈的声音带着惯有的试探，小心翼翼地，像是在触碰一件易碎的瓷器。

我正用肩膀夹着手机，费力地把一盆刚换了水的绿萝搬回窗台，阳光透过叶片，在木地板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妈，他叫马克。我们住在一起了。”我直起身，轻轻吐出一口气，用一种尽量平静的语气，陈述了这个事实。

我知道，这六个字，对我妈来说，无异于一颗小小的炸弹。

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有十几秒，我甚至能想象出她此刻正坐在老家那张褪了色的布艺沙发上，眉头紧锁，手里无意识地搓着围裙的一角。

“住在一起了？”她重复了一遍，声音里听不出喜怒，但那种刻意压制住的波澜，我隔着一千多公里的距离都能感觉到。

“嗯，他租的房子到期了，我的地方大一点，就搬过来了。”我解释道，试图让这件事听起来像是一个顺理成章、经过深思熟虑的经济学决策，而不是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冒险。

“那……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

“妈，”我打断了她，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车水马龙，“我们才二十八岁，不着急。”

这是我和我妈之间永恒的拉锯战。她希望我走一条安稳的路，在合适的年纪，找一个知根知底的本地人，结婚，生子，像一棵栽在庭院里的树，安稳，妥当。

而我，选择了马克。一个金发碧眼，笑起来像加州阳光的美国男人，一个会在我画设计稿到深夜时，笨拙地给我煮一碗西红柿鸡蛋面，然后坚持要放芝士的家伙。

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新鲜、碰撞和一种脱离了传统轨道的自由感。我以为这就是我想要的稳定，一种建立在自我选择之上的、现代的、牢不可破的稳定。

挂了电话，马克正好从外面健身回来，脖子上搭着毛巾，额头上还带着细密的汗珠。他走过来，从背后抱住我，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看着窗外的晚霞。

“跟你妈妈打电话？”他问，温热的气息拂过我的耳畔。

“嗯。”

“她是不是又催我们了？”他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出“催”这个词，带着一种可爱的口音。

我笑了笑，转过身，捏了捏他的脸：“她说，让你下次做西红柿鸡蛋面，别再放芝士了。”

他夸张地耸了耸肩，一脸无辜。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拥有了全世界。我拥有我的事业，我的爱人，还有一个我亲手搭建起来的、与父母的期望遥遥相望，却自得其乐的小世界。

这个世界，看起来那么坚固，那么美好。

我从没想过，它会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开始出现裂痕。

最开始，只是喉咙有些不舒服，我以为是换季的正常反应，自己去药店买了点含片。

马克很紧张，给我冲了泡腾片，还用他从美国带来的额温枪，一个小时给我量一次体温。

“三十七度八，还好，多喝热水。”他像个蹩脚的中文老师一样，一字一顿地说。

我笑着把他推开，觉得他小题大做。对于一个从小在“小病靠扛”的环境里长大的中国孩子来说，这点温度，甚至算不上一场正式的“病”。

但事情很快就超出了我的控制。

第二天，温度升到了三十八度五。

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骨头缝里像是塞满了又湿又冷的棉花，沉重得抬不起来。我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却依然觉得冷，那种冷是从骨髓里透出来的，牙齿都忍不住在打颤。

马克开始慌了。他不再开玩笑，眉头紧锁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会儿给我端来温水，一会儿又用湿毛巾给我敷额头。

“薇薇，我们去医院吧。”他说，蓝色的眼睛里满是担忧。

“不用，就是普通感冒，睡一觉就好了。”我声音沙哑，坚持着我最后的倔强。

我不想去医院。不仅仅是怕麻烦，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不想让这件事升级。去了医院，就意味着我“病了”，不再是那个能自己搞定一切的独立女性。这会打破我一直以来维持的形象。

更重要的是，我不想让我爸妈知道。

他们要是知道我病了，而且是和一个外国男人住在一起的时候病倒的，电话肯定会立刻追过来，然后就是铺天盖e地的担忧和责备，最后很可能会直接买张机票飞过来。

那不是我想要的。我选择的生活，就必须自己承担所有后果。

马克拗不过我，只好去楼下的社区诊所，按照我的描述，给我开了一些退烧药和消炎药。

吃了药，出了一身大汗，体温似乎真的降下去了。

我松了一口气，马克也一样。他给我熬了白粥，一口一口地喂我。

“你看，我说没事吧。”我虚弱地对他笑。

他也笑了，揉了揉我的头发：“你总是对的。”

那个晚上，我们都以为，风暴已经过去了。

然而，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假象。

到了第三天夜里，我又被一阵剧烈的寒意惊醒。我摸了摸自己的额头，烫得吓人。

马克被我的动静吵醒，打开床头灯，拿过体温计一量，脸色瞬间就变了。

三十九度二。

“不行，我们必须去医院，现在就去。”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这一次，我没有再反对。身体的虚弱已经压倒了精神上的所有坚持。我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马克给我穿上厚厚的外套，几乎是半抱着我，把我弄下了楼，打车去了最近的一家三级医院。

急诊室里灯火通明，消毒水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混合着人们焦急的呼吸声。

医生是个很年轻的男人，戴着口罩，眼神却很锐利。他简单地问了问情况，听我说已经烧了三天，眉头就皱了起来。

“怎么不早点来？先去验个血，做个胸片。”他的语气很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忽视的专业压力。

马克跑前跑后地去缴费、排队。他一句中文也看不懂，只能拿着单子，一遍遍地指给导诊台的护士看。看着他高大的身影在拥挤的人群里显得有些无措，我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是感动，也是一丝丝的动摇。我一直强调的独立，在此刻显得那么脆弱。

验血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医生看着那张布满了各种箭头和数值的化验单，眉头皱得更紧了。

“血小板和白细胞都非常低，情况不太好。”他看着我，又看了看站在我身旁，一脸茫然的马克，“你最近有没有觉得身上容易出现淤青，或者牙龈出血？”

我愣了一下，仔细回想。

好像……是有的。前几天刷牙，牙龈总是出血，我还以为是换了新牙刷的缘故。胳膊上也有几块莫名其妙的青紫色印记，我以为是自己不小心在哪磕碰了。

我点了点头。

医生的表情变得更加严肃。他抬起头，目光越过我，对我身后的马克说：“你是她家属吧？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说几句。”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猛地沉了下去。

在中国，医生把家属单独叫出去谈话，通常只意味着一件事。

马克显然不明白这个“潜规则”，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询问。

我对他挤出一个笑容，说：“去吧，没事的。”

他跟着医生走了出去。

我一个人坐在冰冷的椅子上，周围是嘈杂的人声，但我什么都听不见。我的世界里，只剩下自己越来越响的心跳声。

几分钟后，马克回来了。

他的脸色很白，是我从未见过的苍白。蓝色的眼睛里，那片我曾经以为永远是晴空的海洋，此刻却布满了阴云。

“医生说什么了？”我问，声音有些发抖。

他走过来，蹲在我面前，握住我冰冷的手。他的手心很热，却也在微微颤抖。

“薇薇，”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语，“医生说……你的情况有点复杂，需要马上住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复杂？”我抓住了这个词，“什么意思？”

“他……他说怀疑是血液方面的问题，需要做……骨髓穿刺来确诊。”

骨髓穿刺。

这四个字像一根冰冷的针，瞬间刺穿了我所有的侥G幸。

我不是学医的，但也知道，需要做这种检查的，绝对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

“是什么病？”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问。

马克躲开了我的目光。

“医生没说，要等检查结果。”他小声说，“薇薇，别怕，我在这里。”

他说“别怕”，可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眼底的恐惧。

那一刻，我被迫做出了第一个痛苦的抉择。

我不能再瞒着我爸妈了。

这件事，已经完全超出了我和马克两个人能承担的范围。我一直引以为傲的那个独立的小世界，在“骨髓穿刺”这四个字面前，不堪一击。

我拿出手机，颤抖着拨通了我妈的电话。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妈欢快的声音传了过来：“薇薇啊，这么晚还没睡？”

我的眼泪，瞬间就涌了上来。我咬着嘴唇，不让自e己哭出声，可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薇薇？怎么了？说话呀？”我妈察觉到了不对劲，声音立刻紧张起来。

“妈……”我终于开了口，声音破碎得不像自己的，“我……我在医院。”

我爸妈是第二天下午到的。

他们坐了最早的一班飞机，风尘仆仆地出现在病房门口。我妈的眼睛是红的，我爸的脸上则是我从未见过的凝重。

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男人，沉默寡言，习惯把所有的情绪都藏在心里。从小到大，他对我最常说的话就是“听你妈的”。

可当他看到病床上虚弱的我，以及站在我床边的马克时，他的眼神，像一把淬了冰的刀。

没有争吵，没有质问，甚至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我妈冲过来握住我的手，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而我爸，只是默默地走到窗边，拉开椅子坐下，一言不发地看着我。

那种沉默，比任何激烈的言辞都更让我感到窒息。

马克显得手足无措。他试图跟我爸妈打招呼，用他那几句中文说“叔叔阿姨好”。

我妈胡乱地点了点头，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我爸则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仿佛马克只是一团空气。

病房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骨髓穿刺的检查安排在第二天。那是一种我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体验。冰冷的穿刺针刺入骨髓的瞬间，一种酸胀到极致的痛感传遍全身。

我咬着牙，没有叫出声。

我爸妈和马克都在外面等着。

等待结果的日子，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我爸妈接管了所有的事情。我妈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有营养的病号餐，汤汤水水地端到我面前。我爸则负责跑所有的流程，缴费、取药、跟医生沟通。他那不怎么会用智能手机的人，居然很快就学会了在手机上挂号和查报告。

马克的作用，被无限地削弱了。

他想帮忙，却发现自己什么都插不上手。他听不懂医生的话，看不懂中文的药单，甚至连医院的食堂在哪里都找不到。

他买来的鲜花，被我妈以“花粉可能引起过敏”为由，放在了走廊的窗台上。

他带来的西式快餐，被我爸用沉默的眼神拒绝。

他只能在我爸妈不在的时候，坐在我的床边，笨拙地给我削一个苹果，或者给我讲一些他公司里的趣事，试图让我开心起来。

可我们都笑不出来。

我们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无形的屏障。这个屏障，是语言，是文化，更是这场突如其来的重病。

我能感觉到，他正在慢慢地后退。

他的探望时间越来越短，理由总是“公司有急事”。他坐在我床边的时候，眼神也总是飘忽不定，不再像以前那样专注地看着我。

我们之间的话题，也从未来的计划，变成了“今天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按时吃药”这样苍白无力的问候。

我没有怪他。

我知道，这一切对他来说太沉重了。他只是我的男朋友，不是我的丈夫。他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一切。

他是一个习惯了简单和直接的美国人，而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中国式家庭，和一场足以摧毁一切的灾难。

他害怕了。

而我，连安慰他的力气都没有。

诊断结果出来的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

医生把我爸妈叫到了办公室。

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蓝天，心里却是一片灰暗。

十几分钟后，我妈回来了。

她没有哭，只是脸色惨白，脚步虚浮，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她走到我床边，坐下，握住我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爸跟在她身后，这个一辈子都挺直了脊梁的男人，此刻背影却显得有些佝偻。

他走到我面前，眼睛通红。

“薇薇，”他开口，声音沙哑得厉害，“医生说……是急性髓系白血病。”

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

这个名词，我只在电视剧里听过。它像一个来自遥远世界的恶魔，我从没想过有一天，它会降临在我身上。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我看着我妈惨白的脸，看着我爸通红的眼睛，心里忽然没有了恐惧，只剩下一种巨大的、荒谬的平静。

哦，原来是这样。

我人生的中点，竟然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到来的。

躺在病床上，我不再去想我和马克的美好未来，也不再去纠结于向父母证明我的独立。

那些东西，在“白血病”这三个字面前，都变得轻飘飘的，毫无分量。

我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我该怎么办？

我不想死。

我才二十八岁，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我的思考模式，从“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彻底转变成了“我该如何活下去”。

这个转变，来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

我开始主动地了解我的病。我上网查资料，看各种医学文献，尽管很多专业术语我都看不懂。我向我的主治医生提问，问治疗方案，问成功率，问副作用。

医生对我的冷静有些意外，也更耐心地为我解答。

化疗是第一步。

当护士把第一袋化疗药挂上输液架时，我看着那淡黄色的液体，一滴一滴地，顺着透明的管子，即将流入我的身体。

我知道，一场艰苦的战役，正式开始了。

化疗的副作用，比我想象中要猛烈得多。

恶心，呕吐，天旋地转。

我吃不下任何东西，闻到一点油腥味就想吐。我妈做的饭菜，从鸡汤、鱼汤，换成了各种清淡的流食，可我还是吃一口吐一口，最后吐出来的全是黄色的胆汁。

我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颧骨高高地凸起，眼窝深陷。

然后，是脱发。

最开始，只是枕头上多了几根头发。后来，是一把一把地掉。我洗头的时候，看着水盆里漂浮着的一层黑色的头发，手指穿过发间，就能带下一大撮。

那种感觉，就像是生命在随着这些头发，一点一点地从我身体里流逝。

我让妈妈找来一把剪刀，在我还有勇气的时候，亲手剪掉了我留了多年的长发。

镜子里出现了一个陌生的自己，苍白，憔悴，顶着一个光秃秃的脑袋。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没有哭。

我知道，哭没有用。

马克来看我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他每次来，都会带一束漂亮的鲜花，或者一些进口的零食。他会坐在我的床边，努力地找一些轻松的话题。

可是，当他看到我因为恶心而冲进卫生间呕吐，看到我光秃秃的头皮，看到我手臂上布满针眼的血管时，他眼里的那种不知所措和隐隐的退缩，是藏不住的。

我们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

他在他的世界里，谈论着工作、项目、周末的派对。

而我的世界里，只有白细胞、血小板、化疗和无尽的副作用。

我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

我人生的最低谷，在我第一次化疗结束后的那个星期到来了。

那天，我的身体极度虚弱，因为化疗药物的抑制，我的免疫力降到了最低点，引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

我发着高烧，呼吸困难，被紧急送进了ICU。

隔着厚厚的玻璃，我能看到外面我爸妈焦急的身影。我妈在不停地抹眼泪，我爸则像一尊雕塑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着，紧紧地盯着我。

他的眼神，充满了无能为力的痛楚。

我躺在ICU的病床上，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呼吸机发出单调的声响。

我感觉自己像一条搁浅的鱼，每一次呼吸，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那一刻，我感觉死亡离我那么近。

我所珍视的一切，似乎都在崩塌。

我的健康，我的事业，我的爱情……

我一直努力构建的那个独立、美好的世界，碎得一塌糊涂。

我甚至开始怀疑，我之前的坚持，是不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如果我没有选择来这个大城市，没有选择和一个外国人在一起，如果我安安分分地待在老家，听从父母的安排，是不是就不会有今天这一切？

绝望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这就是我的“灵魂黑夜”。

在ICU里待了三天，我终于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

转回普通病房的那天，我的身体依然很虚弱，但意识已经清醒了。

马克来了。

他站在我的病床前，手里提着一个果篮，看起来很憔悴，胡子拉碴的。

我们沉默了很久。

最后，还是他先开了口。

“薇薇，对不起。”他说，声音很低，“我……我可能要回美国了。”

我看着他，心里很平静，一点也不意外。

“公司那边有个很紧急的项目，我必须回去处理。”他解释着，眼神却不敢看我。

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借口。

一个让他可以体面地离开的借口。

我点了点头：“好。”

只有一个字。

他愣住了，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平静。他可能预想过我会哭，会质问，会挽留。

可我什么都没有。

“薇薇，我……”他还想说什么。

“马克，”我打断了他，“谢谢你。”

谢谢你曾经带给我的快乐，谢谢你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也谢谢你，让我看清了很多东西。

“你走吧，”我说，“路上小心。”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双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愧疚，有解脱，也有一丝不舍。

他把果篮放在床头柜上，转身，快步离开了病房。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

我知道，我们之间，彻底结束了。

我没有哭。

我只是觉得很累。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安稳，一直在做梦。梦里，我又回到了ICU，四周一片黑暗，只有呼吸机单调的声音。我拼命地想呼喊，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就在我即将被黑暗吞噬的时候，一束光照了进来。

我看到我爸，站在光里。

他手里端着一个保温桶，正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

我猛地从梦中惊醒，出了一身冷汗。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仪器发出的微弱的滴滴声。窗外，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妈趴在床边睡着了，手里还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我爸不在。

过了一会儿，病房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

我爸走了进来，手里真的提着一个保温桶。

他看到我醒了，愣了一下，然后走过来，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

“醒了？饿不饿？我给你熬了点小米粥。”他的声音带着一夜未睡的沙哑。

我看着他，看着他眼里的红血丝，看着他鬓角不知何时冒出的白发，看着他那张写满了沧桑和疲惫的脸。

我的眼泪，毫无预兆地，夺眶而出。

我爸有些手足无措。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情感的人，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一个哭泣的女儿。

他只是笨拙地抽出几张纸巾，递给我。

“别哭，别哭……医生说要保持好心情。”他翻来覆去，只会说这一句话。

我接过纸巾，擦掉眼泪，看着他打开保温桶，用勺子舀起一勺温热的小米粥，吹了吹，送到我的嘴边。

就像我小时候生病时，他做过无数次的那样。

我张开嘴，把粥喝了下去。

温热的米粥，顺着喉咙，一直暖到我的胃里。

也暖到了我的心里。

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

我一直追求的所谓独立，所谓自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多么幼稚的执念。我以为，远离父母的庇护，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就是成长。

可我错了。

真正的成长，不是斩断过去的联结，而是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能感受到那些最朴素、最深沉的爱。

爱，不是马克那种激情浪漫、却在风雨来临时不堪一击的“I love you”。

爱，是妈妈彻夜不眠的守护，是爸爸笨拙却温暖的小米粥。

是那种，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无论你飞得多高多远，只要你回头，他们就永远站在你身后的，沉默的、不求回报的付出。

他们从不要求我理解，他们只是用行动，来承担我生命中所有的重量。

而我，却一直把他们的关心，当成一种束缚。

我看着眼前这个为我操碎了心的男人，这个在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用他那并不宽阔的肩膀，为我撑起一片天的父亲。

我忽然觉得，自己以前是那么的可笑。

我对他说：“爸，对不起。”

我爸愣住了，拿着勺子的手停在半空中。

“说什么傻话呢？”他别过头，掩饰着眼里的湿润，“快吃吧，一会儿凉了。”

我点了点头，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

但这一次，不再是绝望的泪水。

我的顿悟，就在这碗平淡无奇的小米粥里，悄然降临。

我开始重新审视我和父母的关系。

我不再把他们的关心视为一种控制，而是学着去理解那份关心背后，深沉的、笨拙的爱。

化疗的间隙，身体状况好一点的时候，我会陪我妈聊天。她会给我讲我小时候的趣事，讲她和我爸年轻时的故事。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我的妈妈，也曾是一个爱美、爱笑的少女。

我也会主动跟我爸说话。

我教他怎么用手机支付，怎么在网上看新闻。他学得很慢，总是记不住，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烦。

我们会一起看电视，他喜欢看那些抗战剧，我以前总觉得又土又没意思。但现在，我能安安静静地陪他看完整整一集，听他讲那些他了解的历史。

我们之间的那层隔阂，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慢慢地消融了。

病房里的气氛，不再是压抑和沉重，反而多了一些久违的、家的温馨。

医生来查房的时候，都说我的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多了。

我知道，是我的心态变了。

我不再是一个孤军奋战的病人，我身后，站着我最坚强的后盾。

第二次化疗，比第一次要顺利一些。虽然依旧难受，但我都咬着牙挺了过来。

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在战斗。

医生说，我的病情得到了初步的控制，这是一个好消息。下一步，就是寻找合适的骨髓配型，准备进行移植手术。

这是一个漫长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但我已经不再害怕了。

出院回家休养的那天，我爸来接我。

他没有叫车，而是推着一辆轮椅。

“外面风大，你身体虚，坐这个。”他言简意赅地说。

我看着他，没有拒绝，顺从地坐了上去。

他推着我，慢慢地走在医院的林荫道上。秋天的阳光，透过梧桐树的叶子，暖洋洋地洒在我的身上。

他走得很慢，很稳。

我坐在轮椅上，看着他有些佝偻的背影，忽然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坐过的最安稳的车。

回到我租的那个小公寓，一切都变了。

马克的东西已经全部搬走了，房间里空荡荡的，只剩下一些我们曾经共同生活的痕f迹。

那盆我最喜欢的绿萝，因为没人浇水，叶子已经有些发黄了。

我妈一进门，就系上围裙，开始里里外外地大扫除。她把所有马克留下的痕迹，都一点一点地清理干净。

我爸则走进厨房，开始研究我那套看起来很高级、但他完全不会用的厨具。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为我忙碌的身影，心里被一种温热的情绪填满了。

这个曾经被我视为“独立堡垒”的地方，终于有了家的味道。

晚上，我躺在自己的床上，我妈睡在外面的沙发上，她说这样方便夜里照顾我。

我能听到她刻意放轻的呼吸声。

我拿出手机，翻看着以前的照片。

有我和马克在海边的合影，他把我高高地举过头顶，我们笑得像两个孩子。

也有我自己的照片，在各种网红景点打卡，画着精致的妆容，摆出自信的姿态。

这些，都曾是我引以为傲的生活。

我把那些照片，一张一张地，全部删掉了。

然后，我打开微信，把我爸妈的微信名，从“A-爸爸”、“A-妈妈”，改回了“老爸”、“老妈”。

这是一个很小的、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改变。

但对我来说，却像是一个重要的仪式。

它意味着，我终于和我那个执拗、叛逆的自己，和解了。

我不再需要用一个遥远的、看起来很美的世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我也不再需要用一种刻意的疏离，来维护我那点可怜的自尊。

我接受了我的脆弱，也接受了他们的爱。

故事的结局，不是我病愈了，也不是我找到了新的爱情。

故事的结局，是我找到了我自己。

一个全新的，不再漂泊的自己。

第二天早上，我被一阵饭菜的香味唤醒。

我走出房间，看到我爸正端着一盘刚炒好的青菜从厨房里出来。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给他镶上了一道金色的轮廓。

他看到我，笑了笑，露出两排被烟熏黄的牙齿。

“起来了？快去洗漱，准备吃饭了。”

我妈正把一碗碗熬得雪白的粥摆在餐桌上。

餐桌上，除了粥和青菜，还有一盘切好的苹果。每一块，都削得干干净净，没有留下一丝果皮。

我走过去，拿起一块苹果，咬了一口。

很甜。

我看着我爸，看着我妈，他们也正看着我，眼神里，是那种我曾经忽略了太久的，温柔的光。

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也很难。

但这一次，我不再是一个人。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