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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2-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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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日本央行宣布将政策利率从0.50%上调至0.75%,这一30年来的最高利率水平,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广泛关注。网上不乏将此次加息解读为“美日联合金融收割”的阴谋论论调,但抛开片面定性,从经济学视角拆解日本利率政策的演变轨迹,更能看清发达国家低息时代的形成逻辑与当前调整的底层动因。
从1995年开启低息周期,到2016年进入负利率时代,再到2024年3月退出负利率、2025年持续加息,日本的利率变迁不仅是其国内经济状况的镜像,更折射出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高债务—低利率”均衡的共性困境与转型压力。
一、日本低息周期的核心逻辑:高债务与老龄化的刚性约束
日本长达30年的低息历程,并非主观政策选择,而是其经济结构与财政状况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其中高国债规模与深度老龄化构成两大核心约束。自1995年起,日本利率持续走低,2016年2月正式实施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降至-0.1%,核心目标是摆脱长期通缩、刺激经济复苏。这一政策选择的背后,是日本居高不下的政府债务压力——截至2024年,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已超过GDP的250%,而低利率环境能显著降低债务付息成本,维系财政可持续性。
从结构性因素来看,老龄化社会进一步固化了“高债务—低利率”的均衡格局。全球央行年会的研讨显示,老龄化不仅推高了养老金、医疗等刚性财政支出,还催生了对安全资产的强劲需求——养老金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为匹配长期支付负担,大量配置国债,形成了债务供给与资产需求的特殊匹配。日本的实践恰好印证了这一逻辑:即便债务规模突破GDP的250%,长期利率仍能维持在零附近,本质上是老龄化社会创造的稳定需求压制了风险溢价。
2024年以来的加息转向加息并非对低息时代的彻底否定,日本央行仍强调将维持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凸显其对债务付息压力的担忧——加息已导致日债收益率攀升至18年来最高点,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持续升温。
二、共性与差异:发达国家低息时代的形成与分化
日本的低息历程并非个例,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普遍进入低利率周期,这一趋势背后存在三大共性驱动因素。其一,债务约束的普遍强化——无论是美国的政府债务规模突破GDP的130%,还是欧元区主要国家的债务高企,都使得各国央行不得不维持低利率以降低融资成本,避免财政危机。其二,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与老龄化加剧——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技术进步放缓的问题,老龄化进一步抑制消费与投资活力,倒逼货币政策宽松以刺激经济。其三,全球资本流动的同质化影响——在SWIFT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下,资本的跨境流动速度极快,单一经济体若贸然加息,可能引发资本过度流入与本币大幅升值,损害出口竞争力,因此形成“竞争性宽松”的默契。
但在共性之外,各国利率政策的调整节奏存在显著差异,这源于经济基本面与制度设计的不同。以美日为例,美联储虽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其政策仍需在通胀、就业与财政约束间动态权衡,2025年的降息操作主要是为应对经济疲软与就业市场冷却。而日本的加息则是在通胀持续高企、工资增长形成支撑的背景下,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谨慎尝试,与美国的政策方向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分化本质上是各国经济周期差异的体现,而非主观的“政策协同”。
三、美日政策分化的全球影响:并非“金融收割”,而是不确定性加剧
关于“日本加息与美国降息将加速资本逃离美国、掀起全球金融收割”的阴谋论,缺乏经济学逻辑支撑。资本的跨境流动取决于利差、汇率预期、资产收益率等多重因素,并非单一利率变量所能决定。当前美国降息与日本加息形成的利差收窄,确实可能导致部分原本配置于美国国债的资本重新评估资产组合,但这一流动是市场自发的套利行为,而非“收割”的主动设计。
从实际影响来看,这种政策分化更多是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而非形成明确的“收割”格局。对美国而言,降息虽能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但可能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若全球对美元资产的需求减弱,可能导致美债拍卖难度上升,推高长期利率,反而加重财政负担。对日本而言,加息虽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稳定日元汇率,但将显著推高企业筹资成本,抑制民间投资,同时加重债务付息压力——债务/GDP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国债收益率可能抬升0.5个基点,若利率持续上升,可能引发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对全球经济而言,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分化将导致汇率波动加剧、资本流动更趋频繁,新兴市场可能面临资本流动波动加大的风险,但这并非“金融收割”的结果,而是全球经济失衡与政策协同不足的体现。
四、中国应对:在金融稳定与转型发展中寻求平衡
面对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分化与金融市场波动,中国应立足自身经济转型阶段,采取“稳防控、强内生、促转型”的应对策略。首先,坚持审慎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降低外部冲击风险。中国仍存在必要的金融管制,这为抵御全球金融动荡提供了缓冲垫,但需重点关注香港、澳门等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传导——如2008年金融风暴的经验所示,需提前完善风险监测体系,在必要时通过准备金调节、跨境理财通机制优化等工具,稳定资本流动与汇率水平。
其次,持续强化内循环的稳定性,夯实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一方面,利用自动化与智能化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避免产业空心化——如在汽车、电子等优势产业推广智能制造,提升生产效率与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大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持力度,通过政府引导基金、专项债等政策工具,推动数字经济、研发服务等观念产业发展,促进资本向创新领域集聚,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最后,理性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适配经济转型需求。中国近年来的LPR持续下行、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标志着逐步进入低利率周期,这是经济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与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的低利率政策需兼顾稳增长、调结构与防风险的多重目标,避免盲目跟随国际利率节奏,而是以国内经济基本面为锚,稳步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为经济转型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
五、低息时代的调整,而非终结
日本2025年的25基点加息,并非“金融阴谋”的体现,而是其在通胀企稳、工资增长支撑下,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谨慎尝试。从全球视角来看,发达国家的低息时代并非偶然,而是债务约束、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放缓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的政策分化是各国经济周期差异的必然产物。
未来,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利率政策仍将呈现“总体宽松、局部调整”的格局,低利率的核心约束(债务高企、老龄化)并未根本消除,因此低息时代尚未终结,调整更多是阶段性的政策适配。对中国而言,无需被阴谋论裹挟,而应立足自身,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稳步推进经济转型与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强化内循环与培育新质生产力,在全球金融动荡中把握发展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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