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男子借8万买下北京院子的厕所被全家反对，15年后意外发生

十五年。整整十五年，那间六平米的、曾经是公共厕所的小平房，就像一座墓碑，竖在我、我妻子刘芳，以及我们整个家庭的关系中间。它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提醒的。提醒我当年的“疯癫”，提醒刘芳错付的青春，提醒全家人为我的固执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直到那封盖着红章的拆迁文件被我从信箱里拿出来，直到文件上那一长串颠覆了我们后半生的数字，清晰地印在我的视网膜上时，这座压了我们十五年的墓碑，才终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块所有人都想来沾点光的功德碑。

可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功德碑上刻着的，不是远见，也不是胆识，而是十五年里，一个男人无声的煎熬，和一个家庭漫长的、几乎无法愈合的内伤。

故事，要从1991年的那个夏天说起。

第1章 一意孤行的疯子

1991年的北京，空气里还混杂着煤球、槐花和一种属于旧时代的、缓慢的气息。那时候的我，叫陈磊，在一家半死不活的国营工厂里当技术员，一个月工资一百二十块。妻子刘芳在纺织厂上班，比我能干，也比我挣得多，一百五十块。我们俩，加上四岁的儿子杨杨，挤在单位分的、位于筒子楼里的一间十二平米的小屋里。厨房是公用的，厕所是楼道尽头的，生活就像那条永远油腻腻的走廊，拥挤、昏暗，一眼望不到头。

改变这一切的“机会”，来得毫无征兆。

我从小长在东城的一条胡同里，对四合院有种刻在骨子里的亲切感。那年夏天，我听说我儿时玩伴“猴子”家所在的那个大杂院，要清理产权，有几间没正经户主的小偏房可以“处理”。其中一间，就是院子角落里那个早就废弃不用的老厕所，后来被当成了堆杂物的储藏间。

那间房，也就六个平米，没水没电，窗户破了一半，门一推就“吱呀”乱叫，里面常年弥漫着一股陈年的霉味和若有若无的氨水味。可它有一个致命的诱惑：它有独立的房契底子，能落户。

“处理价，八万。”猴子他爸，院里的老住户，悄悄对我说的。

八万。在1991年，这是一个能把普通工薪家庭砸晕的天文数字。当时北京二环边上不错的两居室商品房，也就十万出头。用八万块，去买一个六平米的、当过厕所的、破烂不堪的储藏间，这事儿听上去就像一个拙劣的笑话。

可我，像着了魔一样，动心了。我不是为了住，我只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觉得在北京城里，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哪怕再小再破的地儿，将来一定会有它的价值。这是一种近乎迷信的固执，我没法跟任何人解释清楚。

当我把这个想法在晚饭桌上，对着我爸、我妈、我哥陈强，还有刘芳说出来时，空气瞬间凝固了。

饭桌上那盘炒土豆丝的热气还在袅袅上升，可我感觉周围的温度降到了冰点。我爸的筷子停在半空，他那张一辈子没对我说过一句重话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我妈手里的窝头“啪”地掉在了桌上。

“你说什么？”我哥陈强第一个开了口，他是一家国企的小科长，一向是我们家的“明白人”。他看着我，眼神像在看一个精神病人，“陈磊，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八万块？买个厕所？你知道八万块能干什么吗？我们单位分的房子，自己再添八万块，都能买下来了！三室一厅！”

刘芳的脸已经白了。她没看我，而是死死地盯着桌上的那盘土豆丝，声音又轻又冷，像冬天窗户上的冰碴儿：“陈磊，你再说一遍。”

我心里发虚，但还是硬着头皮重复了一遍，并且试图解释我的“远见”：“爸，妈，哥，刘芳，你们听我说。这地方虽然小，但它在东二环边上，是正经的产权。现在看着不值，以后北京发展起来，这地方……”

“以后？以后是什么时候？”我爸终于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上，震得碗碟一阵乱响。他指着我的鼻子，手都在抖，“你一个月挣一百二十块！刘芳一百五！你们俩不吃不喝，要攒二十多年！你拿什么买？你去抢银行吗？！”

“爸，钱的事，我想办法……”

“你想什么办法？！”刘芳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已经全是红血丝，“你去借？找谁借？你让杨杨以后跟着我们喝西北风吗？陈磊，我们攒了快五年了，账上就八千块钱，是准备给杨杨上学、给你爸妈看病用的！你现在要拿八万块去买个没人要的破厕所？！”

她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几乎变成了尖叫，引得住在隔壁的邻居都敲了敲我们之间那层薄薄的墙壁。

那顿饭，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家庭审判。我是唯一的罪人。我哥陈强痛心疾首地分析着我的行为是多么愚蠢和不负责任，我妈坐在一旁不停地抹眼泪，嘴里念叨着“作孽啊，这是作孽啊”。我爸则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劣质烟，整个屋子乌烟瘴气，呛得人喘不过气。

刘芳从头到尾没有再跟我说一句话。饭后，她默默地收拾了碗筷，然后抱着枕头和被子，走到了客厅那张小小的折叠床边。

深夜，我躺在床上，听着客厅里传来她压抑着的、细微的哭声，心里像被刀割一样。我知道我错了，错在不该如此不顾及家人的感受。可那个念头，就像一棵疯狂生长的藤蔓，死死地缠住了我的心脏。我总觉得，如果错过了这次，我会后悔一辈子。

第二天，我瞒着所有人，找到了我最好的发小，李卫。他是我们这群人里最早“下海”的，倒腾服装，手里有点活钱。我把我的想法原原本本地跟他说了，准备迎接他的嘲笑。

没想到，李卫听完，沉默了半天，给我递了根烟，说：“磊子，这事儿听着是挺混蛋的。但是，我了解你，你小子从小就蔫儿有主意。你要是真看准了，哥们儿支持你。”

他不仅支持我，还把他准备进货的七万块钱，加上他自己的两千块私房钱，凑了七万二，全借给了我。剩下的八千，是我和刘芳的全部家当。

当我拿着那张写着我名字的、薄薄的房契回到家时，迎接我的，是刘芳一双绝望到空洞的眼睛。

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平静地看着我，说：“陈磊，这日子没法过了。我们离婚吧。”

第2章 八万块的重量

“离婚”两个字，像一颗子弹，瞬间击碎了我所有的侥恃和自我安慰。我慌了，冲上去抓住刘芳的手，她的手冰凉，像一块刚从冬天的河里捞出来的石头。

“芳，你别这样，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她甩开我的手，力气大得惊人，“解释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一家三口的活路给断了？解释你为什么宁愿相信一个八字没一撇的‘将来’，也不愿意看看你儿子身上打着补丁的裤子？陈磊，我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

那天晚上的争吵，是我们结婚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我们把所有能伤人的话都扔向了对方，像两只互相撕咬的困兽。最后，她哭了，我也哭了。一个四岁大的孩子，被我们的争吵吓得哇哇大哭，抱着我的腿，不停地喊着“爸爸妈妈别吵了”。

看着儿子那张挂满泪痕的小脸，我和刘芳都沉默了。

婚，最终没有离成。为了孩子，也或许是因为那份还没被现实彻底磨灭的感情，我们选择了最痛苦的一种方式继续生活——冷战。

从那天起，我们家陷入了一种令人窒ึง的沉默。刘芳不再主动跟我说话，我们之间唯一的交流，都围绕着儿子杨杨。她把家里所有的开销都列在一张纸上，贴在墙上，精确到每一分钱。我们家的伙食，从偶尔还能见到荤腥，彻底变成了一清二白。酱油不敢多放，盐也要省着用。杨杨有一次在幼儿园门口看到别的小朋友吃糖葫芦，眼巴巴地看了半天，拽着我的衣角小声说：“爸，我想吃。”

我摸遍了全身的口袋，只掏出两毛钱。一串糖葫芦，要五毛。

我蹲下身，看着儿子那双清澈又充满渴望的眼睛，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后，我只能骗他说：“杨杨乖，那个糖太甜了，吃了牙会坏掉，爸爸回家给你冲糖水喝。”

杨杨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可那失落的眼神，像一根针，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回到家，刘芳看到了这一幕。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走进厨房，我听到里面传来她压抑的抽泣声。那一刻，我痛恨自己的无能和固执。那八万块，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我们全家都喘不过气来。

我成了整个家族的罪人。回我爸妈家吃饭，饭桌上的气氛总是尴尬得能滴出水来。我爸从不正眼看我，我哥陈强时不时地就会用一种夹枪带棒的语气，说起他们单位谁谁谁又换了新家电，谁谁谁又买了摩托车，每一句话都像在抽我的耳光。

“哎，人比人，气死人啊。人家那日子，过得才叫日子。不像有的人，抱着个破厕所当宝贝，一家老小跟着喝稀饭。”

我只能埋头吃饭，假装听不见。刘芳则会立刻放下碗筷，冷着脸说：“我们吃饱了，先回去了。”

我知道，她是在维护我，也是在维护她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可这种维护，更像是一种无声的控诉。

为了尽快还上李卫的钱，我开始拼命地找活干。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就去蹬三轮车，帮人拉货。北京的冬天，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蹬几十里路下来，两条腿就像灌了铅。回到家，往往已经是后半夜。

有一次，我蹬车回来，累得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坐在楼道里，靠着墙，只想歇一会。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给我披上了一件棉大衣。我睁开眼，是刘芳。

她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这是我们家那段时间里，最奢侈的食物。

“吃吧，吃完早点睡。”她的声音里没有了往日的冰冷，带着一丝疲惫和不忍。

我接过碗，热气熏得我眼睛发酸。我狼吞虎咽地吃着，面条的汤汁混着我的眼泪，又咸又涩。我知道，她心里还是有我的。她只是被我那个疯狂的决定伤透了心，被这窘迫的生活磨没了所有的希望。

“芳，”我吃完面，鼓起勇气叫住她，“对不起。”

她背对着我，身子僵了一下，没有回头，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别说了。赶紧把钱还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我知道她说的“过去”，不是指原谅，而是指把那间厕所的事，从我们的生活中彻底抹去，就当它从来没有存在过。

那间被我寄予厚望的小平房，就这么被一把大锁锁着，静静地待在那个大杂院的角落里。我偶尔会骑车过去看看，隔着门缝往里瞧，里面还是老样子，堆满了不知道谁家的破烂，散发着一股尘封的味道。它就像我的一个秘密，一个罪证，我不敢对任何人提起，包括我自己。

还钱的日子是漫长的。我和刘芳省吃俭用，我蹬三轮车的钱，加上我们俩的工资，每个月除了最基本的开销，剩下的全部存起来。整整五年，我们像两只勤勤恳恳的蚂蚁，一点一点地搬运着食物，终于在1996年的秋天，还清了李卫的七万二千块钱。

还钱那天，李卫请我下馆子。我们俩喝了很多酒。我抱着他，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卫子，哥们儿对不起你，让你这笔钱压了五年。”

“说这屁话！”李卫拍着我的背，“钱还了就好。倒是你，磊子，你跟你媳妇，没事儿吧？”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一杯白酒灌下肚，火辣辣的感觉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没事儿，也……有事儿。”

钱是还清了，可我和刘芳之间那道因为这件事而产生的裂痕，却好像永远也无法弥补了。我们不再争吵，相敬如宾，却也客气得像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那间被遗忘在胡同角落里的小房子，成了我们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禁忌。谁也不提，仿佛一提，就会再次揭开那道血淋淋的伤疤。

第3章 沉默的岁月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也是最钝的锉刀。它能抚平最激烈的伤痛，也能磨掉最深刻的感情。

从1996年还清债务，到2005年，将近十年的时间，我和刘芳的生活就像一潭波澜不惊的死水。我们搬离了那个令人窒息的筒子楼，单位终于给我们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虽然面积不大，但好歹有了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儿子杨杨也从一个需要我扛在肩上的小不点，长成了一个比我还高半个头的少年。

我的工作没什么起色，国营厂在时代的浪潮下愈发艰难，我成了一个守着旧摊子、等着退休的中年技术员。刘芳的纺织厂效益也不好，她下了岗，靠着在社区里帮人做点缝缝补补的活儿，赚些零用钱。

日子不富裕，但总算安稳。只是，我们家始终有一种奇怪的氛围。我和刘芳之间，那种属于夫妻间的亲昵和热络，似乎在1991年的那个夏天就彻底死去了。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一起参加儿子的家长会，在外人看来，我们是再正常不过的一对中年夫妻。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之间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

我们很少有深入的交流。她不会问我工作上的烦心事，我也不会过问她和邻里间的家长里短。我们的对话，永远是功能性的：“今天买菜了吗？”“杨杨的学费该交了。”“家里的灯泡坏了，你换一下。”

那间被我用八万块买下的小平房，在这十年里，彻底成了一个被遗忘的存在。房契被我锁在抽屉的最深处，我几乎快要忘了它的存在。偶尔路过那片胡同，我会下意识地避开，仿佛那里藏着我前半生最大的一个笑话。

我哥陈强一家，则过得风生水起。他抓住了机会，从国企跳槽到了一家私营企业，当上了部门经理，买了车，又在北四环买了商品房。每次家庭聚会，都成了他的“成功经验分享会”。

“现在这社会，就得脑子活。光知道埋头苦干不行，得看准方向。”他说这话的时候，总会有意无意地瞟我一眼。

我爸妈对他的赞许溢于言表，对我，则是一种混合着怜悯和“恨铁不成钢”的复杂情绪。在他们眼里，我就是那个一辈子没出息、还因为一次冲动差点毁了整个家的反面教材。

有一年春节，全家人在我哥家吃年夜饭。酒过三巡，我哥大概是喝高了，拍着我的肩膀说：“磊子，别怪哥说话直。你看你现在，一个月千把块钱，弟妹又下了岗，杨杨马上就要考大学了，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你当初要是听我们的，把那八万块钱拿来买套房，现在起码也翻了三四倍了。守着那个破厕所有什么用？能下蛋啊？”

满桌的人都安静了下来，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我。刘芳的脸瞬间就白了，她放在桌下的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

我感觉一股血直冲脑门。十五年的压抑、委屈和不甘，在那一刻几乎要爆发出来。我多想把酒杯摔在他脸上，告诉他“我的事不用你管”。

可我最终什么也没做。我只是拿起酒杯，默默地喝干了杯里的酒，然后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说：“哥，你说得对。”

那一刻，我看到了刘芳眼中的失望。她失望的，或许不是我的窝囊，而是这十五年来，我始终无法证明自己当初的选择，哪怕只有一点点，是对的。我们被这个错误，牢牢地钉在了耻辱柱上。

聚会结束后，回家的路上，刘芳一直沉默着。到了楼下，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却像一把锥子，扎进我的心里。

“陈磊，你后悔过吗？”

我停下脚步，看着她被路灯拉长的影子。我知道她问的是什么。

我该怎么回答？说后悔？那等于承认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承认这十五年我们所受的苦难都毫无意义。说不后悔？在现实面前，这句嘴硬的话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我沉默了很久，久到以为她不会再等我的答案。

“不知道。”我终于开口，声音沙哑，“有时候觉得，要是当初没做那件混账事，你和杨杨，可能会过得好一点。”

刘芳没有再说话，径直上了楼。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第一次认真地思考，我到底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发财，那时候的我根本没有“房地产”这个概念。我只是源于一种近乎本能的、对土地的眷恋，一种想要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为自己、为后代，留下一点“根”的执念。可这个虚无缥缈的执念，却让我们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

也许，我真的错了。错得离谱。

第4章 墙上的裂缝

转机，或者说是一丝微弱的光，出现在2005年的秋天。

那时候的北京，奥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整座城市像一个巨大的工地，每天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拆迁”这个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街头巷尾的议论中。

一天，我那个发小李卫火急火燎地给我打来电话。

“磊子，你还记得你买的那破房子吗？”

“怎么了？”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听说，你们那片胡同，好像要规划成新的商业区了！有开发商在摸底了！你那房子，虽然小，但好歹是个独立的产权，说不定能有点说法！”

挂了电话，我的手心全是汗。十五年了，我第一次因为那间小平房，感到了一丝紧张和期待。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刘芳。她正在拖地，听到我的话，手里的拖把停顿了一下，随即又继续拖了起来，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

“别想太多了。那种犄角旮旯的地方，就算拆，也轮不到我们。再说了，就六平米，能给几个钱？别到时候空欢喜一场。”

她的反应，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我心中刚刚燃起的小火苗。是啊，十五年了，我们早就被现实教育得不敢再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我还是忍不住，第二天请了假，骑着我那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去了那条既熟悉又陌生的胡同。

胡同还是老样子，只是更破败了。墙上用红漆刷着大大的“拆”字，旁边还画了一个圈。院子里的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兴奋地讨论着补偿方案。我看到了猴子他爸，那个当年把房子“处理”给我的老人。他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热情地把我拉了过去。

“哎哟，是磊子啊！你可算来了！你那间小房，这回可值钱了！”

周围的邻居也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说着。

“可不是嘛，磊子当年多有眼光！”

“八万块买的，现在怎么也得翻几番吧？”

这些十五年前还在背后嘲笑我“傻”的人，如今的嘴脸，让我觉得有些讽刺。我没有理会他们，径直走到那个紧锁了十五年的门前。锁已经锈迹斑斑，我费了很大劲才打开。

门“吱呀”一声推开，一股浓重的灰尘和霉味扑面而来。阳光从破损的窗户照进来，形成一道道光束，能看到无数尘埃在其中飞舞。里面还是老样子，堆着一些废弃的家具和杂物。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个被我遗忘了十五年的“资产”，心里五味杂陈。它真的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吗？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什么。我拨开杂物，走到最里面的那面墙边。这面墙，和院子里的正房共用。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这面墙后面，是我爷爷奶奶的房间。

那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夏天，我常常躺在爷爷的凉席上，听他讲过去的故事。他总会指着这面墙，对我说：“磊子，你听，墙那边就是咱们家的根。这院子，是咱们祖上传下来的。以后不管走到哪，都不能忘了根。”

爷爷去世后，他住的房子几经转手，早已不属于我们家。我之所以当年会不顾一切地买下这个废弃的厕所，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源于这份深埋心底的执念。我想留住的，不仅仅是一间房子，而是那段回不去的童年，是爷爷口中那个听得见、摸得着的“根”。

这个秘密，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包括刘芳。因为我知道，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任何情怀和念想，都显得矫情和可笑。他们只会觉得我更加不可理喻。

我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那面斑驳的墙壁，冰凉粗糙的触感从指尖传来，仿佛能触摸到逝去的时光。墙上有一道很深的裂缝，从上到下，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这道裂缝，就像我和刘芳，和这个家的关系。十五年了，它一直都在那里，我们假装看不见，可它却越来越深，越来越长。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就算这次拆迁真的能给我们带来一笔巨款，又能怎么样呢？钱，能买回刘芳逝去的青春吗？能弥补杨杨缺失的童年吗？能修复我们之间那道深不见底的裂痕吗？

我不知道。

我走出那间小屋，重新锁上了门。阳光有些刺眼，我眯着眼睛，看着胡同口那些忙碌的身影，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近乎恐惧的茫然。我害怕的，不是希望落空，而是希望成真之后，我们却发现，失去的，远比得到的要多得多。

第5章 雨中的倾诉

拆迁的消息像一阵风，吹遍了我们家每一个亲戚的耳朵。最先有反应的，是我哥陈强。他破天荒地主动给我打了个电话，约我出去吃饭，而且特意嘱咐，不要带家属。

我们约在一家小饭馆，他点了我最爱吃的爆肚和几样小菜，要了两瓶啤酒。

“磊子，听说你们那片儿要拆了？”他给我倒上酒，开门见山。

“是有这么个说法，还没准呢。”我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

“什么叫没准儿啊，这事儿基本就定了。”他喝了一大口酒，压低了声音说，“我打听过了，开发商给的条件相当不错。按面积补偿，一平米……最少这个数。”

他伸出三根手指。

“三万？”我心里一惊。六平米，就是十八万。这笔钱，对我们家来说，依然是一笔巨款。

陈强摇了摇头，神秘地笑了笑：“你再猜。”

我不敢猜了。

“三十万！”他凑到我耳边，几乎是吼出来的，“一平米三十万！你那六平米，就是一百八十万！”

“轰”的一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一百八十万？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一切都那么不真实。

“哥，你……你没开玩笑吧？”我的声音都在发颤。

“我骗你干嘛！我一个哥们儿就在那家开发商公司上班，内部消息！”陈强拍着我的肩膀，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羡慕，有嫉妒，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磊子，你小子……这回真是撞大运了。守了十五年的破厕所，真下金蛋了！”

他接着说：“磊子，你看，你马上就要成百万富翁了。杨杨上大学、出国留学的钱都有了。不过呢，这笔钱数目不小，你和弟妹都没怎么管过大钱，别到时候让人骗了。这样，钱下来之后，你先放哥这儿，哥帮你做点投资理财，保证比放银行利息高。”

我看着他那张热切的脸，心里忽然一阵发冷。十五年来，他何曾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过话？他眼里的我，一直是个不务正业、拖累家庭的。如今，就因为这还没到手的“一百八十万”，我瞬间就从“”变成了需要他“帮忙理财”的“好弟弟”。

这顿饭，我吃得索然无味。陈强还在兴致勃勃地规划着那笔钱的未来，我却一句话也听不进去。我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席了。

走出饭馆，外面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我没有回家，而是骑着车，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晃荡。雨水打湿了我的头发和衣服，冰冷的雨丝顺着脸颊滑落，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最后，我鬼使神差地骑到了李卫开的服装店门口。

看到我这副落汤鸡的模样，李卫吓了一跳，赶紧把我拉了进去，给我找了条干毛巾。

“你这是怎么了？让人给煮了？”

我没说话，坐在店里的小马扎上，一口气喝完了一整杯热水。暖意从胃里升起，可心里的寒冷却丝毫没有退散。

我把和我哥吃饭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李卫。

李卫听完，冷笑了一声：“我当什么事儿呢。这不正常吗？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你那一百八十万还没影儿呢，牛鬼蛇神就都出来了。”

“卫子，我不是烦这个。”我看着窗外的雨幕，声音低沉，“我就是觉得……心里堵得慌。这十五年，我们家为了这间破房子，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刘芳跟我冷战了多少年，我儿子从小到大没穿过一件新衣服，我爸妈见了我没给过好脸色，我哥更是把我当成家族的耻辱。现在，就因为要拆迁了，所有人的态度都变了。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我顿了顿，继续说道：“我甚至觉得害怕。我怕钱真的下来了，我们这个家，就彻底散了。以前穷的时候，大家虽然有矛盾，但好歹还是一个整体。现在……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刘芳她……她会不会觉得，这十五年的苦，都是我一个人造成的，拿到钱之后，就跟我一刀两断？”

这是我内心最深处的恐惧，我从来不敢对任何人说起，今天，借着这漫天风雨，我终于倾诉了出来。

李卫给我点了根烟，自己也点了一根。店里很安静，只听得见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

“磊子，”他吐出一口烟圈，缓缓地说，“你想多了。也……没想多。”

“你嫂子，也就是刘芳，她是个好女人。这十五年，她要是真想跟你散，早散了八百回了，用不着等到现在。她心里有你，也有这个家。她恨的，不是你，是那种没盼头的穷日子。现在盼头来了，她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跟你散？”

“但是，”他话锋一转，“你担心的也没错。钱这个东西，最能考验人性。你哥这种人，以后肯定少不了。你们两口子，得提前有个章程，这笔钱怎么用，怎么分，都得商量好了。尤其是你，磊子，你得主动跟刘芳去谈。”

“怎么谈？”我苦笑了一下，“我们俩，已经快十年没有好好谈过心了。”

“那就从现在开始！”李卫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语气坚定，“你得告诉她，你当年买这房子，不光是为了赌一个未来，更是为了心里那点念想，为了你爷爷说的那个‘根’。你得告诉她，这十五年，你心里有多愧疚，多难受。你得让她知道，你心里有她，有这个家。磊子，夫妻之间，最怕的不是穷，不是吵，是心里的那堵墙。钱能拆掉外面的墙，但拆不掉心里的墙。心里的墙，得靠你自己去拆。”

李卫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心中混沌的迷雾。

是啊，我一直在逃避，在沉默。我用沉默来对抗外界的嘲讽，也用沉默来惩罚自己的固执。我以为只要我埋头还钱，努力生活，一切就会慢慢变好。可我忘了，刘芳也需要一个解释，一个道歉，一个拥抱。

我站起身，对李卫说：“卫子，谢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冲进雨幕，骑上车，拼命地往家的方向蹬去。雨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可我心里的方向，却前所未有地清晰。

第6章 那封红头文件

我回到家的时候，刘芳正坐在沙发上织毛衣，杨杨在自己房间里做作业。见我浑身湿透地进来，她皱了皱眉，站起身拿了条毛巾扔给我。

“下这么大雨，不知道躲躲吗？多大的人了。”语气里，是责备，也是关心。

我擦了擦脸，没有像往常一样沉默地走进浴室，而是站在她面前，深吸了一口气。

“芳，我们谈谈吧。”

刘芳织毛衣的手停了下来，抬起头，有些惊讶地看着我。

我把她拉到沙发上坐下，然后，我把我这十五年来，所有压在心底的话，都说了出来。我说了我为什么要去买那间房，说了我爷爷的故事，说了那个关于“根”的念想。我说了我还钱那些年蹬三轮车的夜晚有多冷，说了看到儿子想吃糖葫芦我却掏不出钱时心里有多痛。我也说了，我对我哥今天的态度有多心寒，对我未来的生活有多恐惧。

我像一个决堤的洪水，把所有情绪都倾泻了出来。说到最后，我这个四十多岁的大男人，忍不住红了眼眶。

“芳，对不起。这十五年，让你和孩子跟着我受苦了。我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爸爸。如果……如果这次拆迁款下来，你想……想离开我，开始新的生活，我……我没意见。钱，大部分都给你和杨杨。”

我说完，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等待着她的审判。

客厅里一片寂静，只听得见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过了很久，我感觉到一只温暖的手，轻轻地覆在了我冰冷的手背上。我抬起头，看到刘芳的眼睛也红了。

“陈磊，”她的声音有些哽咽，“你就是个傻子。”

她顿了顿，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下来。

“你以为我这十五年，等的是什么？是钱吗？我要是真为了钱，当年就不会嫁给你这个穷小子。我等的，就是你今天这番话。”

她反手握住我的手，握得很紧。

“你心里有委屈，有苦，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你把我当什么了？当成一个只会抱怨的怨妇吗？陈磊，我们是夫妻。夫妻，就是不管多难，都一起扛。你什么都自己扛着，你把我放在哪里了？”

那一刻，我感觉压在心头十五年的那座大山，轰然倒塌。我们之间那堵看不见的墙，也在这场迟到了十五年的谈话中，出现了第一道裂缝。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聊到了天快亮。我们聊起了刚结婚时的甜蜜，聊起了杨杨出生时的喜悦，也聊起了这十五年来的辛酸和误解。我们像两个迷路了很久的人，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从那天起，家里的气氛开始悄悄地发生变化。刘芳的话多了起来，脸上也多了笑容。她会主动问我工作顺不顺心，会在我下班回家时给我递上一杯热茶。我们开始像普通夫妻一样，讨论晚饭吃什么，周末带孩子去哪里玩。

虽然生活依旧清贫，但阳光，好像重新照进了我们这个家。

然而，拆迁的事情，却迟迟没有下文。日子一天天过去，胡同里的传言越来越多，版本也越来越离奇，可那份正式的文件，却始终没有出现。我哥陈强隔三差五地打电话来“关心”进度，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让我赶紧去开发商那里打听清楚。

我和刘芳的心，也跟着七上八下。我们开始害怕，这会不会真的只是一场空欢喜。

就在我们几乎要放弃希望的时候，意外，终于发生了。

那是200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下班回家，习惯性地打开了楼下的信箱。在一堆水电费单和广告传单中，我看到了一封牛皮纸信封，上面印着鲜红的抬头，写着“北京市XX区房屋管理局”，收件人是我的名字。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我颤抖着手，撕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

展开纸，第一行就是黑体加粗的大字：“关于XX胡同片区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正式通知”。

我迫不及待地往下看，寻找着关于补偿标准的那一条。我的目光扫过一行行密密麻麻的文字，最后，定格在了一个表格上。表格里清楚地写着，由于我那间小平房拥有独立的民国时期的老房契，并且在建国初期的户籍登记中，被错误地登记为“独立住宅单位”，因此，根据最新的拆迁法规，将按照“独立产权住宅”的标准进行补偿。

补偿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回迁房，一种是货币补偿。

我死死地盯着货币补偿那一栏后面的数字，反复地数着那一长串的“0”。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我数了三遍，才敢确认，我没有看错。

不是我哥说的180万。

而是，一千二百万。

第7章 一千二百万的滋味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上楼的。我的双腿像踩在棉花上，整个世界都在天旋地转。那张薄薄的纸，在我手里却重如千钧。一千二百万，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已经超出了理解的范畴，它更像是一个荒诞的梦。

我推开家门，刘芳正在厨房里忙活着，抽油烟机“嗡嗡”作响。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笑着说：“回来啦？今天买了你爱吃的排骨，马上就好。”

我没有说话，径直走到她面前，把那张纸递给了她。

“什么呀？”她疑惑地接过，随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上的油。

她的目光落在纸上，一开始是随意的一瞥，随即，她的眼睛越睁越大，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她举着那张纸，仔仔细细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尤其是那个数字，她用手指着，嘴唇翕动，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看了足足有五分钟，她才猛地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充满了震惊、怀疑，还有一丝……恐惧。

“陈磊……这……这是真的？”她的声音都在发抖。

我点了点头，感觉喉咙干得厉害：“真的。”

“啪嗒”一声，她手里的那张纸掉在了地上。紧接着，她两腿一软，整个人瘫坐在了地上。

我赶紧扶住她。她的身体在不受控制地颤抖，脸色苍白得吓人。

“芳，芳，你怎么了？”我急得大喊。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突然一把抱住我，放声大哭起来。那哭声里，没有喜悦，没有激动，只有十五年来所有委屈、辛酸和压抑的，一次彻底的宣泄。她像一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在我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也抱着她，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我们俩，就像两个在暴风雨中漂泊了太久的幸存者，终于看到了陆地，却在登陆的那一刻，被巨大的不真实感和后怕所击垮。

那一千二百万，带给我们的第一个滋味，不是幸福，而是虚脱。

这个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我们整个家族中炸开了锅。

第一个得到消息的，自然是我哥陈强。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开会，语气还有些不耐烦。当我把那个数字告诉他时，电话那头陷入了长达半分钟的死寂。

“多……多少？”他结结巴巴地问。

“一千二百万。”我又重复了一遍。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桌椅碰撞的混乱声，然后是他压低了却依然掩饰不住激动和震惊的声音：“磊子！你……你等着！我马上过去！”

半个小时后，我哥和我嫂子就冲到了我家。他们俩的表情，像是在看一个刚中了彩票头奖的陌生人。我哥拿着那份文件，翻来覆去地看，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的天……我的天……这……这怎么可能……”

我嫂子则拉着刘芳的手，亲热得像是失散多年的姐妹：“弟妹啊，你们这回可真是苦尽甘来了！我就说嘛，陈磊这人，看着老实，其实心里有大智慧！这叫什么？这就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

我看着她那张笑成了一朵花的脸，想起了过去十五年里，她对我那些毫不掩饰的鄙夷和白眼，心里觉得无比的讽刺。

紧接着，我爸妈也来了。我爸拄着拐杖，进门后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妈则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

“磊子啊，是妈对不起你，是妈当年没眼光，错怪你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那天晚上，我们家的小客厅里，挤满了闻讯而来的各路亲戚。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热情的笑容，说着各种各样恭维的话，仿佛我一夜之间，就从一个家族的“耻辱”，变成了整个家族的“骄傲”。

他们开始热烈地讨论这笔钱该怎么花。有的说应该在北京多买几套房，有的说应该投资开公司，还有的，开始旁敲侧击地提起自己家里的困难，儿子要结婚，女儿要上学，生意上缺点周转资金……

我和刘芳坐在人群中间，却感觉自己像两个局外人。我们看着这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听着这些嘈杂又刺耳的声音，心里没有一丝喜悦，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和荒谬感。

原来，钱，真的可以改变一切。它可以让鄙夷变成赞美，让冷漠变成热情，让亲情变得……如此功利。

送走最后一波亲戚，已经是深夜。家里一片狼藉，我和刘芳谁也没有心思收拾。我们俩坐在沙发上，相对无言。

“陈磊，”刘芳忽然开口，声音很轻，“我有点害怕。”

我握住她的手，说：“我也怕。”

我们害怕的，不是这笔从天而降的巨款，而是这笔钱背后，所折射出的人性的复杂和现实的残酷。我们更害怕，我们自己，会不会在这巨大的财富面前，迷失了方向，变成了我们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

那一千二百万的滋味，是甜吗？或许有一点。但更多的是涩，是苦，是让人惶恐不安的五味杂陈。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周围所有人的真实面目，也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最脆弱和最不堪的一面。

我们用了十五年的时间，去等待一个结果。可当结果真的到来时，我们才发现，这个过程，远比结果本身，要沉重得多。

第8章 梦想的代价

有了钱之后的生活，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没有立刻搬家，没有买车，也没有像亲戚们建议的那样去“投资理财”。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李卫请到家里，郑重地还给了他一张一百万的支票。

“磊子，你这是干什么！当年那七万二你早就还清了！”李卫把支票推回来，脸都涨红了。

“卫子，这不是利息，这是情义。”我把支票又推了回去，态度坚决，“当年，所有人都把我当疯子，只有你信我。没有你那七万二，就没有今天。这钱，你必须收下。不然，就是看不起我陈磊。”

李卫看着我，眼圈也红了。最后，他收下了支票，却只说了一句：“以后有事儿，还跟哥们儿说。”

处理完这件事，我和刘芳带着儿子杨杨，去了一趟我们能想到的、最贵的商场。我们给杨杨从里到外买了好几身新衣服，给他买了他念叨了很久的最新款的电脑和游戏机。然后，我们去了一家高档餐厅，点了一大桌子菜。

杨杨吃得很开心，可我和刘芳，却味同嚼蜡。我们看着儿子脸上那种满足的、久违的笑容，心里却一阵阵地发酸。我们意识到，钱能买到最好的东西，却买不回儿子那段被贫穷压抑了的、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

之后，麻烦接踵而至。

我哥陈强几乎每天都来我们家，名义上是“帮忙出主意”，实际上句句不离“合作投资”。他拿来一堆花花绿绿的计划书，说得天花乱坠，核心意思就是要我拿出几百万，跟他一起开公司。

“磊子，我们是亲兄弟，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钱放在你手里也是死钱，不如拿出来，让钱生钱！哥保证，不出三年，让你再翻一番！”

我看着他那张因为激动而微微扭曲的脸，想起了十五年前，他是如何痛斥我“败家”、“不负责任”的。我委婉地拒绝了他。

他的脸立刻就拉了下来：“陈磊，你什么意思？发达了，就不认哥哥了？你别忘了，当年是谁……”

“当年是谁说我脑子进水，买个厕所是作孽？”我没等他说完，就冷冷地打断了他。

陈强愣住了，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摔门而去。

从那以后，我们兄弟俩的关系，算是彻底降到了冰点。我爸妈也因为这件事，对我颇有微词，觉得我“为富不仁”、“不念亲情”。

各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也开始轮番上门，哭穷的，借钱的，求我帮忙给孩子安排工作的，络绎不绝。我们家，从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落，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充满了利益算计的舞台。

我和刘芳被折腾得筋疲力尽。我们终于明白，这笔钱，带来的不仅仅是富裕，更是无穷无尽的烦恼和人性考验。

在一个周末，我们办理了所有的手续，离开了那套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搬进了一套位于远郊区的、环境清幽的新公寓。我们换了手机号码，几乎断绝了和所有亲戚的联系。

新家的阳台很大，阳光可以毫无遮挡地洒进来。刘芳养了很多花，把阳台装点得生机勃勃。我们终于过上了那种曾经在梦里出现过无数次的、安稳平静的生活。

可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永远地改变了。

一天晚上，我和刘芳坐在阳台上看星星。她靠在我的肩膀上，忽然轻轻地问了一句：“陈磊，你现在……还觉得后悔吗？”

我知道，她指的不是买房子的决定，而是这十五年来，我们所付出的一切。

我看着远处城市的万家灯火，沉默了很久。

“不后悔决定，但后悔过程。”我缓缓地说，“如果能重来一次，我还是会买下那间房。但是，我不会再用那种蠢办法，不会再让你和孩子跟着我受那么多年的苦。我会跟你好好商量，我会更努力地去赚钱，我不会让我们家的生活，因为我的一个决定，而变得那么不堪。”

刘芳把头在我肩膀上蹭了蹭，像一只温顺的猫。

“都过去了。”她说。

是啊，都过去了。我们赢了这场长达十五年的豪赌，赢得了巨额的财富和看似美满的结局。可我们也永远地失去了某些东西——失去了淳朴的亲情，失去了和家人之间毫无芥蒂的信任，也失去了那段虽然贫穷但简单的岁月。

那间六平米的小房子，最终给了我一个交代。可为了这个交代，我付出的代价，又岂止是八万块钱那么简单。它是我和妻子十五年的青春，是儿子缺失的童年，是一个家庭漫长的、无法言说的内伤。

如今，站在这宽敞明亮的阳台上，我时常会想起1991年的那个夏天，想起那个固执的、一意孤行的、像个疯子一样的自己。我不知道，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一切，是会欣慰地笑，还是会无奈地叹息。

或许，人生就是这样。每一个看似风光的结局背后，都有一段不足为外人道的、布满荆棘的来路。而我们，也终将在得到与失去之间，学会与那个曾经的自己，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