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预算案正在改写规则，这场税收风暴，真的会终结民主吗？

热点资讯 2025年12月25日 10:52 2 cc

英国财政政策正在发生一次非常危险、也非常现实的转向。工党政府即将公布的新预算案，核心内容已经基本明确：要通过一轮覆盖面极广的方式，把税收整体往上抬。

不是象征性的调整，也不是只针对某一个群体，而是通过一系列看起来零散、技术性很强的手段，让更多普通人承担更高的财政压力。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变化几乎避开了真正最富有的那一小部分人。

这件事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工党正是在“不会加税”的承诺下赢得选举的。现在，他们即将推出的预算案，却与当初的承诺形成了实质性的反向操作。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对普通选民预期的直接背离。

从目前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政府并不会直接上调所得税税率、雇员国民保险或增值税。这三项是英国税制中最核心、最容易快速筹钱的工具，但也是工党在竞选期间反复保证“绝不触碰”的内容。为了守住这条政治红线，政府选择了另一条路：通过数量众多的税制细节调整来实现同样的效果。

这意味着，预算案中很可能会出现二十多项不同形式的税收变化。有的来自税率边缘调整，有的来自费用和收费规则变化，还有一些来自税收制度内部的结构性设计。

其中影响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就是继续冻结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目前英国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大约在1.2万英镑左右，在通胀持续存在的情况下，这个数字长期不变，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隐性的税负上升。

现实效果很直接。即便你的工资只是跟着通胀略有上调，原本不需要纳税的那一部分收入，也会逐渐被纳入税收范围。对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来说，这种变化并不显眼，但长期叠加，影响非常真实。与此同时，预算案中并没有看到成体系、针对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税设计，这使得整体税负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向下传导”特征。

很多人不理解，工党为什么要在支持率本就不稳的情况下，选择这样一条风险极高的路线。从政治角度看，这几乎等同于自我消耗。但如果把目光从选民转向金融市场，逻辑就变得清晰了。

英国政府当前最敏感、也最忌惮的对象，并不是街头民意，而是债券市场。过去十多年，英国能够维持高债务水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长期低利率环境。2008年之后，政府借款成本长期维持在2%左右，新冠疫情期间甚至一度接近0%。在这种背景下，债务规模的快速扩张并不会立刻引发系统性风险。

但现在环境已经完全不同。英国长期国债的利率水平已经上升到4.5%至5%区间。与此同时，英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力并没有同步提升。过去二十年，实际经济增速大约维持在1%左右，通胀目标通常在2%到2.5%之间。也就是说，名义经济增长速度大致在3.5%左右，而政府债务因利息推动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这一水平。

这种结构意味着，如果不进行财政干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会持续上升。金融市场对此非常敏感，一旦判断政府的财政路径不可持续，就会通过抛售国债的方式进行反应，推高融资成本，进一步加剧压力。这不是假设，而是英国近几年已经经历过的现实。

特拉斯政府的倒台，就是一个清晰的例子。她提出的减税方案被市场视为财政纪律失控，结果导致国债价格下跌、收益率飙升、英镑承压，政治生涯迅速终结。工党对这一幕记得非常清楚。今年1月，市场已经对工党政府释放过一次明显的警告信号，如果不是当时公布的一组通胀数据暂时缓解了紧张局势，局面可能已经失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工党的选择空间被大幅压缩。与其冒着被市场“惩罚”的风险坚持竞选承诺，不如通过复杂的方式向下调整税负结构，先稳住金融市场。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财政政策，看起来更像是在向市场交代，而不是向选民解释。

问题随之而来：既然财政压力如此之大，为什么不直接向富裕阶层征税？答案并不复杂，但很少被公开讲清楚。

自新冠疫情以来，英国经历了一次规模极大的财富再分配。政府通过各类救助和宽松政策，累计支出超过1万亿英镑。粗略换算，相当于为全国每一位成年人提供了约2万英镑的财政支持。但现实是，大多数普通家庭并没有因此显著改善资产状况。

这部分资金，更多地反映在资产价格和财富端的膨胀上。房地产、金融资产、股权和债权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明显上升，而这些资产主要集中在原本就拥有大量财富的人群手中。结果是三件事同时发生：政府的净资产状况恶化，普通家庭的实际购买力被通胀侵蚀，而高净值群体的资产规模进一步扩大。

在这种结构下，政府债务的主要持有人，正是国内外的高净值人群和金融机构。政府每年支付的利息，本质上是持续向财富顶端输送现金流。如果不对财富本身进行征税，政府就只能不断依赖借贷，而一旦依赖形成，政策自主性就会受到根本限制。

更现实的问题在于，当前参与财政和经济政策制定的核心群体，本身大多处于财富分布的上层。政治高层、经济学界、智库体系、税务和金融专业圈子，在生活成本、公共服务削减和税负变化上的感受，与普通人存在明显差异。

这也是为什么在精英舆论中，经常可以看到对当前政策“稳健”“体面”“负责任”的评价，而在普通家庭层面，却是生活压力持续上升的现实。

当政策制定者的利益位置与大多数社会成员脱节时，政策结果自然会向既有结构倾斜。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财政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民主实质的结构性问题。

一个政党，在明确承诺不加税的前提下赢得选举，上台后却因为现实约束推行相反政策。如果无论选谁，政策方向都高度趋同，那么投票的意义就会被不断削弱。当土地、资产、企业和债权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政府的实际选择空间也会随之收缩，民主形式仍在，但实质影响力已经发生转移。

从趋势上看，如果这种路径不发生改变，税负压力只会不断向上蔓延。最先受到冲击的是低收入群体，其次是中产阶级。英国目前还能维持一个约30%人口规模的中产结构，这在历史上并不是常态。如果分配结构持续恶化，这一缓冲层也会逐步被侵蚀。

历史并不是没有给出过不同答案。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的债务水平比现在更高，但正是在那个阶段，国家医疗体系得以建立，公共住房和教育体系得到扩展。关键并不在于债务规模本身，而在于当时的政策选择是否触及了财富分配结构。

现在的预算案，本质上是一种信号。如果不愿意调整财富集中格局，那么维持国家运转的成本，就只能持续由更广泛的普通人群来承担。这种压力不会消失，只会不断转移。最终落到谁身上，取决于你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这条路径是否被及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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