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担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后出任海南省委书记，敢为人先成绩不凡

热点资讯 2025年07月13日 19:10 1 admin

滨海度假的标准答案，总有人会第一个想到海南三亚。其实，许多人没认真想过，要是在三四十年前，三亚不过是一片人迹稀少的沙滩和荒地。没人会认为，这个角落会突然一天成了中国“名片”。怎么会变成这样？真的只靠阳光和海滩吗？

讲到三亚崛起，绕不开一个人：邓鸿勋。网络资料铺天盖地，旧报纸、老照片层层堆叠。他那张年轻时的黑白照，不甚清晰，眉宇之间带着一点压抑的紧张气息。真正让人注意到他的，是他在过去几十年里几次起落，但又偏偏一次也没真正倒下。看了档案才知道，他进党的年月比大多数同龄人早许多。再往后翻，能发现他最先干的是情报和地下工作，那时候正是解放战争后期。你要说这算啥大事？也许还真不能说有多传奇，毕竟当时的“老革命”比现在的人还要年轻一大截。

战争结束，日子变得相对平静。1949年，他入大学深造，毕业后，又被派去了东北支援工业。东北当年可真不是一般的荒凉，工地寒风吹破脸，夜晚宿舍没有暖气。谁都能体会到，他在那样的环境里待几年，会变出怎样的工作能力。那些年的经验不是挂在嘴上的资历，而是日后干部体系里说一不二的硬通货。你懂技术你懂人情，谁都得让你三分。

可世道说变就变，哪怕当了干部，也一点都不能保证什么事都顺利。1957年前后，运动忽然开始，紧接着就是漫长的“落难”生涯。资料显示，1967年，他被划成“右派”，批斗、劳改、下放，样样都赶上。随便问问那一代人，没有不觉得那会儿的苦，说起来都要咬牙。

事情到了1972年才有转机，平反，复工。那些当年被踢下台的人，大部分都怨气满满，可邓鸿勋好像不是这样。他回去不声不响干活，很快在江苏的工厂升到高管岗位。据说，他那人就是喜欢自己问情况，从来不等别人拿材料，而是跑车间、下班组挨个问。这么一来，跟工人关系特别好，和上面有时反倒别扭，理由居然是“不走程序”。

后来呢？从档案里看得出，80年代后，他俨然成了“地方大员”，省委里面一把手的位置。人到了那个岁数，按规矩可以退居二线了。可偏偏，1990年，他59岁，上面本来批准他退休，却硬被留了下来。为什么？其实很简单。你说，现在的经济改革正是用人的时候，谁舍得让这样一个人轻轻松松离开呢？

中间有个细节，谷牧亲自与他谈过话，说海南缺个“带头人”。这事其实资料里很多渠道都说过，只不过，有些小道消息说，他其实开始不太想去，海南太远太苦，其实谁都不愿意临老漂洋过海。经历过“大风浪”的人，性子未必都洒脱。

到海南之后，琼岛各地经济差得离谱。海口资源吸纳了九成，其他市县守着蓝天大海，却人烟稀少。高楼盖得密，文昌、三亚荒芜一片。邓鸿勋到三亚一看，连出租车都没几辆，本地的官僚气极重，大家只等指示，没有自主跃动的劲头。他不打官腔，直接把一批反应慢、求稳守旧的领导干部调了下来，换了大批年轻人。提拔的标准很简单，谁敢干就让谁上。

从那时候起，三亚开始有了像样的动作。他下令重分资源，要求海口让利，用来发展其它城市。三亚的基建拨款直线上涨，新官刚上任，大家一天到晚地跑现场。你说这是不是破格做法？也许有点，不按部就班会被批评，但现实里并不那么重要。曾经有个干部跟他说“花钱要省着点”，邓鸿勋却直言，“钱不是省出来的，是用来挣回来的”。如果只会算小账，这一摊子事从头到尾都不会有进展。

有人也许会质疑，这么拼命的姿态会不会有风险？那几年，涉及土地性质变化、银行贷款、外部资本引入，哪件事不是有麻烦？有个旧政府人员私下吐槽，说“政令来得太快，手忙脚乱”，但这些反倒没有影响到根本的决策。邓鸿勋亲自跑了三亚无数次，每次都在现场一条条梳理流程，能砍掉的手续直接删掉。有段时间，光是基建审批流程就少了一半，有媒体后来发文统计，1991-1993年间，三亚财政支出和回报成倍增长。数据来看，1992年底三亚旅游收入首次达到了4亿，直接翻了整个海南的旅游盘子。

而广告推广开始全面覆盖，大巴士广告、旅游节、国际会议一窝蜂地扎向三亚。游客涌入，三亚彻底火了。新的酒店、高速公路、机场接连建成，从天涯海角到亚龙湾全都成了热土。那些原本在三亚本地做小本生意的人，转眼就找到新机会。有没有人后悔过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三亚？这个问题，档案里没人说出口，但事实上没人会怀疑。收益摆在那里，每年都有新纪录。你要是亲历那些年，看着马路边一辆辆新出租车和搬进新房的农户，才晓得什么叫“变样”。

其实，经济体制改革最难的不是谁不同意搞市场经济，最难的是在体制内如何说服更多人敢于问责、搭班子、敢当第一个试水的人。邓鸿勋就是这样的人，他甚至不太在意自个的升迁。他认为，必须有人顶在最前，不然永远做不成任何突破。

有人觉得这样的人太理想主义，还有人反对他说得容易做得难。但这样的矛盾，历史上一直存在。说实话，如果问到底是“制度优先”还是“个人魅力”推动了三亚的飞跃，答案也许根本没法统一。也有人说，三亚如果没邓鸿勋，换作别的干部或许也能一样飞起来。这点，未必。

临近退休时，他主动要求退下来，但中央就是不同意。表面看上去是压力，实际上未必不是种信任和无形的肯定。后来他调任国务院，最后一任在1998年正式退休。2019年去世，没有几个人记得他早年的悲欢离合，可三亚的发展还记得，地标立在那里，改不了。

有趣的是，当初那些支持逐步改革、强调稳健的人，现在看来也有一定道理。三亚的扩张催生了后来的地产泡沫与城市压力问题，快节奏布局和资源向南倾斜，不见得每一环节都考虑周全。也许如果慢一点，能避免后来的风险？但真要慢下来，谁知道三亚会不会还是落寞小城？

资料显示，三亚开放之初，外籍游客激增、海南全省旅游总收入连续刷新。三年累计投资超30亿元，涌入了大量外地资本，也带来不少社会管理新难题。这种激进方式，的确需要承担相应后果，有得有失。抛开这些不谈，目前三亚已经是全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之一，旅游相关行业带动了几百万本地居民就业。参考2023年旅游大数据显示，全国春节旅游人气排名三亚常年位居三甲，旅客量突破千万级。不光吸引了游客，直接带动房地产、金融、会展、文化娱乐等多个板块全盘腾飞。

从细节看，经济激增也带来矛盾。比如近年来因人口激增、房价水涨船高，部分本地人生活成本严重上升。甚至之前三亚部分老港口、村镇被开发后，原住民出现利益分配争议。这些小插曲，实际上也是三亚突飞猛进背后的“另一面”。发展光鲜，背后也许还有未解的烦恼，但这并未影响整体向前的趋势。

海南的故事，三亚的嬗变，邓鸿勋的经历，看似只是时代背景下的个人注脚，实则为整个中国现代化变迁提供了最直接的注脚。推动改革的人，打破旧有壁垒，形成新的活力与集体记忆。或者说，不是任何人都记得具体名字，但每个亲身经历过的海南人，聊起那十年，都会有一肚子想说的故事。

总归一件事，敢于试错，赶上潮头的人，并不一定保证一步到位，也许还会跌跟头。但无论如何，如今的三亚，不是靠等来的名气，而是拼出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