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我爸单位分房，他却把名额给了战友，15年后，战友成了市长

那年我八岁，是1985年。

记忆里，85年的夏天好像格外长。

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煤烟和潮湿泥土混合的味道，那是我们那片工人新村独有的气味。

我们家住在一栋筒子楼的二楼，一间房，十几个平方，用一块打了无数补丁的蓝布帘子隔开，外面是爸妈的床，里面是我的。

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

我爸是红星机械厂的八级钳工，技术大拿，厂里无人不竖大拇指。

我妈是厂里的家属工，在车间里给人缝手套，一天下来，指尖总是又红又肿。

那年夏天，厂里要分新房了。

不是筒子楼，是真正的单元房，两室一厅，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

消息像一阵风，刮遍了厂里的每个角落。

我爸的名字，赫然在第一批公示的名单上，排在第三个。

我妈那天晚上破天荒地炒了四个菜，还给我爸烫了一小壶酒。

她脸上的笑，是我记事以来见过最灿烂的。

她拉着我，一遍遍地比划：“这么大一间，给你做卧室，靠窗给你放个书桌，亮堂！”

“厨房是咱们自己的，妈给你做红烧肉，再也不用跟张家婶子抢灶台了。”

我爸坐在小马扎上，端着酒杯，嘿嘿地笑，满脸的褶子都舒展开了。

那几天，是我们家最快活的日子。

我甚至开始跟院里的小伙伴吹牛，说我们家要搬新楼了，有自己的厕所，想什么时候上就什么时候上。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好日子板上钉钉的时候，陈叔来了。

陈叔叫陈卫国，是我爸的战友。

他来的时候，提着一网兜橘子，橘子都蔫了，看得出是挑最便宜的买的。

他比我爸看着要老相，人很瘦，背有点驼，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咳嗽起来像要把肺都咳出来。

他跟我爸在屋外的小院里，蹲在墙根下，抽了一下午的烟。

我隔着窗户，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只看到烟雾一圈一圈地升起来，又被风吹散。

我妈的脸色，从陈叔进门那一刻起，就没好过。

她手里的缝纫机踩得震天响，好像要把所有的不满都缝进那些粗糙的帆布手套里。

那天晚上，我爸回来得很晚。

他没开灯，就那么直挺挺地坐在床边，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

我妈停了缝纫机，屋里静得可怕。

“老周，你啥意思？”我妈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根针，扎破了凝固的空气。

我爸没说话。

“陈卫国他家什么情况，我知道，可咱们家呢？”我妈的声音开始发抖，“你看看这屋，这墙，下雨天漏得跟水帘洞一样！小昂都八岁了，还跟咱们挤一间屋，连个写字的地方都没有！”

我爸还是不说话。

我躲在帘子后面，大气都不敢出。

终于，我爸开口了，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我把名额，给他了。”

我妈“噌”地一下站了起来，缝纫机旁的顶针和线团掉了一地。

“你说什么？”

“我说，房子，给老陈了。”我爸重复了一遍，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接下来，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激烈的一场争吵。

我妈哭了，骂了，把能摔的东西都摔了。

那个我最喜欢的，上面印着一只大公鸡的搪瓷缸子，被她狠狠地砸在地上，豁开一道长长的口子，像一张咧开的嘴，无声地嘲笑着什么。

“周建军！你就是个圣人！你活该一辈子窝在这里！你对得起兄弟，你对得起我跟儿子吗？”

我爸始终没还口，就那么坐着，任凭我妈的哭喊和咒骂像暴雨一样砸在他身上。

最后，我妈哭得没力气了，瘫坐在地上，整个家，只剩下她压抑的抽泣声。

我从帘子后面钻出来，看到我爸抬起手，想要去扶我妈，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

他脸上的表情，我看不懂。

有愧疚，有痛苦，但更多的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决绝。

从那天起，我们家的天，就阴了。

我妈不再笑了，她的话变得很少，除了必要的事情，几乎不跟我爸说话。

那台老式缝纫机，成了她唯一的伴侣，吱吱呀呀的声音，从清晨响到深夜。

家里的气氛，压抑得像一块浸了水的海绵，拧不出水，却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院里的小伙伴再问我什么时候搬新家，我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最后只能落荒而逃。

他们在我背后起哄，叫我“吹牛大王”。

我开始恨我爸。

我觉得他是个傻子，是个为了外人，不顾自己家死活的大傻瓜。

陈叔一家很快就搬进了那套我们全家都魂牵梦绕的新房子。

搬家那天，他们请我们家吃饭。

我妈没去，说是不舒服。

我爸带着我去了。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单元楼。

干净的水泥地面，雪白的墙壁，亮得晃眼的电灯。

陈叔的老婆，一个病恹恹的女人，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说：“小昂，谢谢你爸，谢谢你爸……”

陈叔在一旁，一个劲地给我爸递烟、倒酒，嘴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老周，这恩情，我记一辈子。”

我爸只是闷头喝酒，不怎么说话。

那顿饭，我吃得味同嚼蜡。

看着陈叔家的两个孩子在新房子里兴奋地跑来跑去，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酸又涩。

那套房子，本该是我的。

那个亮堂的书桌，也本该是我的。

从那以后，我们两家的关系变得很微妙。

逢年过节，陈叔一家总会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来看我们。

我妈每次都客气地接下来，但等他们一走，就把东西往角落里一塞，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她说：“不吃他家的东西，我心里堵得慌。”

我爸会默默地把那些东西收拾好，有些留着自己用，有些，就悄悄地送给了院里其他更困难的人家。

我渐渐长大，上了初中，高中。

我们家，还住在那间十几个平方的筒子楼里。

墙壁因为潮湿，墙皮大片大片地脱落，露出里面斑驳的红砖。

房顶的裂缝越来越大，每到雨季，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锅碗瓢盆得摆一地。

我个子蹿得快，那张小床已经容不下我了，每天晚上睡觉都得蜷着腿。

我的书桌，就是一张钉在墙上的木板，一写字就晃。

青春期的自尊心，让我变得格外敏感。

我从不带同学回家，因为我怕他们看到我们家破败的样子。

我羡慕他们有自己的房间，有干净的厕所，有可以大声说话不用担心隔壁听见的客厅。

而这一切，我原本也可以拥有的。

对父亲的怨恨，像一棵藤蔓，在我心里越缠越紧。

我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

他问我学习，我用“嗯”“还行”来回答。

他想跟我聊聊厂里的事，我借口写作业，躲进帘子后面。

我知道，我的冷漠像一把刀子，但他从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抽更多的烟。

那几年，陈叔的境遇却越来越好。

他身体养好了，脑子活，在厂里搞技术革新，当上了车间主任。

后来，厂子效益不好，搞承包，他又第一个站出来，把一个半死不活的小车间盘活了。

再后来，他下了海，开了个小厂，生意越做越大。

他们家搬了更大的房子，买了小汽车。

我们两家的差距，像一道鸿沟，越来越宽。

我妈的嘴里，开始频繁出现一个词：“瞧瞧人家”。

“瞧瞧人家陈卫国，多有出息。当初要不是你把房子让给他，他老婆的病能不能好都两说，哪有今天。”

“周建军，你后悔不后悔？”

我爸通常会掐灭烟头，吐出最后一口烟，说：“有什么后悔的。”

然后就是我妈更猛烈的数落，和我爸更长久的沉默。

这样的场景，在我的少年时代，反复上演。

我考上大学那年，是2000年。

要去省城读书，学费和生活费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我妈把这些年缝手套攒下的钱都拿了出来，一张张毛票、一块块的，数了一遍又一遍，还是差一大截。

那几天，我爸的眉头锁得更紧了。

他到处找人借钱，昔日厂里的老伙计，如今也都过得紧巴巴，东拼西凑，还是不够。

一天晚上，我听到我爸在屋外跟我妈商量。

“要不……我去找老陈？”

我妈的声音一下子尖锐起来：“不许去！周建军，我告诉你，咱们家再难，也不能去求他！我丢不起那个人！”

“这不是求……”

“是什么？是去要饭！是去提醒他，他今天的一切，都是你给的！你让他怎么看你？让他怎么看我们家？”

我爸没再说话。

我知道我妈的自尊心，也理解她的不甘。

那个被我爸牺牲掉的机会，成了她心里一辈子的刺。

开学前一天，我爸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是厚厚一沓钱。

“够了，学费生活费都有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手上全是机油的味儿。

我问他钱哪来的。

他说：“你别管了，好好读书。”

后来我才知道，他把爷爷留给他的一块老怀表给卖了。

那块怀表，他一直视若珍宝，是他当兵走的时候，爷爷给他的念想。

我捏着那笔钱，心里五味杂陈。

对父亲的怨恨，在那一刻，似乎松动了一些，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力的悲哀。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

我拼命学习，拿奖学金，做兼职，我不想再给家里增加任何负担。

我只是想早点毕业，早点挣钱，早点把这个家，从那个破旧的筒子楼里捞出来。

毕业后，我留在了省城工作。

生活渐渐走上正轨，我把每个月一半的工资寄回家。

我妈在电话里总说：“够了够了，你爸身体还行，我也还能干。”

但我知道，他们过得很省。

2000年的秋天，我因为一个项目，需要回我们那个小市出差。

离家多年，城市的变化很大，高楼拔地而起，马路也拓宽了。

我坐在出租车里，看着窗外既熟悉又陌生的街景，心里感慨万千。

晚上，我在酒店的房间里看地方新闻。

当主持人念出一个名字时，我愣住了。

“下面，请看市长陈卫国同志到我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视察……”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一群人的簇拥下，正意气风发地指点着什么。

是陈叔。

那个当年穿着发白军装，一脸愁苦，提着一网兜蔫橘子上我家的陈叔。

他成了市长。

我们这个市的，市长。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我呆呆地看着电视，直到新闻结束，屏幕上开始播放广告，我都没有回过神来。

十五年。

从1985年到2000年。

十五年的时间，我们家，还困在那个下雨天会漏水的筒子楼里。

而他，那个接受了我父亲“馈赠”的人，已经站在了这座城市的权力之巅。

一股难以言喻的荒谬感和巨大的不公，瞬间攫住了我。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家里的号码。

是我妈接的。

“妈，你看电视了吗？”我的声音有些发抖。

“看什么电视，正忙着呢。”

“新闻，地方新闻。”

“哦，你爸在看。怎么了？”

我深吸一口气，说：“陈叔，当市长了。”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妈？妈你在听吗？”

“……看见了。”我妈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

“你爸，看见了，一句话没说，回屋睡觉去了。”

挂了电话，我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办完了公事，没有立刻回省城，而是买了一张回家的车票。

我必须回去看看。

回到那栋熟悉的筒子楼，一切都还是老样子。

楼道里堆满了杂物，空气中弥漫着饭菜和霉味混合的气息。

我家的门，还是那扇刷着绿色油漆的木门，漆皮已经斑驳得不成样子。

推开门，我妈正在纳鞋底，看到我，愣了一下。

“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想你们了。”

我爸不在家。

我妈说，他去厂里了。

厂子早就倒闭了，但他还保留着老的习惯，每天都要去厂区里转一圈，跟几个下岗的老伙行下下棋，吹吹牛。

屋里很安静。

我妈低着头，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

我知道，她在等我开口。

“妈，陈……市长的事，你们……”

我妈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

“知道了。电视上天天播，想不知道都难。”

“爸……他怎么说？”

“他能怎么说？”我妈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声音里是压抑了十五年的委屈和不甘，“你爸那个人，你还不知道？死要面子活受罪！就算心里悔得肠子都青了，嘴上也不会说一个字！”

她把手里的鞋底狠狠地摔在桌上。

“市长！他当了市长！他现在是什么人家？我们是什么人家？”

“当年，当年他要是但凡有点良心，就不该要那套房子！他明知道我们家多难！可他要了！心安理得地住进去了！”

“现在好了，他平步青云，我们呢？还守着这个破烂窝！我这辈子，就是个笑话！”

我妈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这是十五年来，我第一次看见她因为这件事，哭得如此伤心。

过去，她只是抱怨，数落。

而今天，陈叔的成功，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打在了我们这个卑微的家庭脸上，让她再也无法维持表面的平静。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

因为我心里的感受，和她是一样的。

荒唐，不公，愤怒。

我甚至有一种冲动，想冲到市政府，找到陈卫“市长”，指着他的鼻子问他：

你还记得十五年前，那套用别人的牺牲换来的房子吗？

你晚上睡在宽敞明亮的大床上，会不会偶尔想起，我们一家三口还挤在那个漏雨的破屋里？

我爸是下午回来的。

他看到我，也有些意外。

“事情办完了？”

“嗯。”

他洗了把脸，坐在桌边，给自己倒了杯水。

家里又恢复了那种令人窒息的沉默。

我看着我爸的侧脸，他的背更驼了，头发也白了大半。

常年的劳作，让他的手像老树皮一样粗糙。

他不再是那个我记忆中可以把我举过头顶的伟岸男人了。

他只是一个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固执地守着自己那点所谓“原则”的，普通的老头。

“爸。”我开口了，声音有些干涩，“陈叔的事，你知道了。”

我用的是“陈叔”，而不是“市长”。

我爸端着水杯的手，微微顿了一下。

“嗯。”他应了一声，眼睛看着窗外。

“你……没什么想法？”我追问。

他喝了一口水，把杯子放下，发出“嗒”的一声轻响。

“他有出息，是好事。”

“好事？”我几乎是吼了出来，“对他是好事！对我们家呢？十五年了！爸！你回头看看这间屋子！你看看我妈这双手！你觉得这是好事？”

我爸转过头，看着我。

他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让我感到一阵无力。

“昂，这是两码事。”

“怎么是两码事？如果不是你，他能有今天吗？当年他老婆病得快死了，家里一贫如洗，没有那套房子，他能安下心来搞事业？是你，是你给了他这一切的起点！”

“可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得到了十五年的漏雨和嘲笑！得到了我妈十五年的委屈！”

我的情绪彻底失控了，把积压在心里十几年的怨恨，一股脑地全倒了出来。

我爸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不辩解，也不生气。

等我吼完了，他才缓缓开口。

“说完了？”

我喘着粗气，胸口剧烈地起伏。

“有些事，你不知道。”他说。

“我不知道？我知道什么？我知道你为了一个外人，毁了我们这个家！”

“他不是外人。”我爸的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他是我兄弟，是能把后背交给他的人。”

说完，他站起身，走进了里屋，拉上了那块蓝布帘子。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

我在家待了两天，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第三天，我准备回省城。

临走前，我妈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个布包。

“拿着，里面是几件新做的内衣，你一个人在外面，别舍不得吃穿。”

她顿了顿，又压低声音说：“小昂，别怪你爸，他……他就是那么个脾气。”

我心里一酸。

我知道，我妈虽然怨，但她比谁都心疼我爸。

就在我准备出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我们这片老旧的工人新村，要拆迁了。

一纸公告，贴在了楼下的墙上。

消息传来，整个筒子楼都沸腾了。

大家奔走相告，脸上洋溢着兴奋和期待。

终于要告别这破地方了。

按照政策，我们家可以分到一套六十平米的回迁房。

虽然不大，但总算能有自己的厨房和厕所了。

我妈激动得好几天没睡好觉，开始计划着怎么装修新房子。

家里的气氛，似乎也因为这件事，缓和了不少。

然而，问题很快就来了。

我们这栋楼，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产权有些混乱。

开发商在测绘时，发现我们家这间房的产权面积，跟档案上登记的不符，少了两个平方。

别小看这两个平方。

按照拆迁补偿的规定，差了这两个平方，我们家就只能分到一套四十平米的一居室。

从两室一厅，变成一室一斤，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我爸拿着房本，跑了无数趟街道办、房管局，嘴皮子都磨破了，得到的答复都是一样的：一切以档案为准。

眼看着邻居们一家家都签了拆迁协议，高高兴兴地等着拿新房，我们家却卡在了这里。

我妈急得天天掉眼泪。

“这叫什么事啊！我们在这住了快三十年了，怎么就凭空少了两个平方？”

我爸也愁得整宿整宿地抽烟，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憔悴下去。

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在各个部门之间奔波，被那些年轻的办事员不耐烦地打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那个曾经在我心中无所不能的父亲，如今，连自己家的两平米都保不住。

我动了一个念头。

一个我之前无比抗拒的念头。

去找陈叔。

如今，他是市长。

这件事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句话的事。

我把这个想法跟我妈说了。

她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

“去吧。为了房子，妈这张老脸，不要了。”

我爸知道后，勃然大怒。

“不许去！”他一拍桌子，吼道，“我周建军还没到要去求人的地步！”

“爸！这不是求人！”我也火了，“这是我们应得的！是他们搞错了！我们只是去寻求帮助，让他帮我们把事情搞清楚！”

“他是市长，不是我兄弟！我不能给他添麻烦！”

“添麻烦？我们家都快没地方住了，你还怕给他添麻烦？”我气得发笑，“爸，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到底值多少钱？”

“这不是自尊心！”我爸的眼睛红了，“这是做人的底线！”

我们父子俩，又一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最后，我摔门而出。

我决定了，这件事，我必须去。

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我妈，也为了这个被他那该死的“原则”拖累了一辈子的父亲。

要去见一个市长，并不容易。

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只能去市政府门口等。

我请了几天假，每天像个傻子一样，在市政府大门外徘徊。

两天下来，连他的车影子都没见到。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机会来了。

我从一个保安那里打听到，陈市长第二天要去市里的一个公园，参加一个植树活动。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赶到了那个公园。

活动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围了不少市民。

我挤在人群里，伸长了脖子，终于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他被一群人簇拥在中心，拿着一把铁锹，正在给一棵小树苗培土。

他的脸上带着公式化的笑容，和电视上没什么两样。

我看着他，心里百感交集。

他离我那么近，却又那么远。

我该怎么冲过去，跟他说上话？

我正焦急，突然，我看到他的目光，朝我这边扫了过来。

只是一瞬间的对视。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认出我。

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随即又转向了身边的人。

植树活动很快结束了。

眼看着他就要上车离开，我急了，脑子一热，就朝着警戒线冲了过去。

“陈叔！”我大喊了一声。

保安立刻冲过来，拦住了我。

“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陈叔！我是周昂！周建军的儿子！”我用尽全身力气喊道。

正要上车的那个人，脚步顿住了。

他转过身，朝我这边看了过来。

这一次，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钟。

他挥了挥手，示意保安放开我。

他朝我走了过来。

人群中响起一阵小小的骚动。

他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着我。

十五年没见，我早已不是那个瘦弱的小男孩。

“你是……小昂？”他的声音有些不确定。

“是我，陈叔。”我的心跳得很快。

“长这么大了。”他笑了笑，笑容里带着一丝感慨，和一丝不易察 ઉ的复杂情绪，“你爸……你周伯伯，他身体还好吗？”

“不太好。”我直截了当地说。

他的笑容僵了一下。

“怎么了？”

“我们家要拆迁，房子面积出了问题，我爸跑了很多天，解决不了。”我语速很快，生怕他没有耐心听完。

他静静地听着，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走，上车说。”他指了指不远处停着的一辆黑色轿车。

我跟着他上了车。

车里很宽敞，也很安静，和外面的喧嚣仿佛是两个世界。

司机和秘书都很有眼色地没有跟上来。

“具体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他递给我一瓶水。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地说了一遍。

他听得很认真，中间没有打断我。

等我说完，他沉默了片刻。

“这件事，我知道了。”他说，“你放心，我会让人去核实的。如果是搞错了，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道。”

“谢谢你，陈叔。”

“应该的。”他看着我，眼神很深邃，“小昂，这么多年，委屈你们了。”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你爸……他是不是还在怪我？”他问。

我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他从没说过。”

他叹了口气，靠在座椅上，脸上露出一丝疲惫。

“你爸那个人啊，就是头犟牛。一辈子，就活在他自己的那个理儿里。”

他转头看向窗外，像是陷入了久远的回忆。

“其实，那套房子，我本来是不想要的。我知道老周家什么情况。可那时候，你陈婶的病拖不起了，医生说，再住在那种潮湿阴冷的地方，人就废了。我一个大男人，跪在他面前求他，他才答应。”

“他说，‘卫国，这不是我给你的，这是我欠你的。’”

我愣住了。

欠他的？

我爸欠他什么？

陈叔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他转回头，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小昂，有件事，你爸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告诉你。”

“当年在战场上，一颗炮弹在我们身边爆炸。一块弹片，是朝着我的脑袋飞过来的。”

“是你爸，一把推开了我，用他的后背，替我挡了那一下。”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那块弹片，离他的脊椎骨，只有不到一公分。医生说，再偏一点，他这辈子就得在轮椅上过了。”

“他救了我的命。”

“从那天起，我就跟自己说，我陈卫国这条命，是周建军的。只要他一句话，我上刀山下火海，绝不皱一下眉头。”

“所以，当他把分房名额给我的时候，他说他欠我的。我知道，他不是欠我房子，他是觉得，他救了我的命，就有责任让我活得好一点。”

“这是他那个犟牛的逻辑。他觉得，救人，就要救到底。”

车里安静极了，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一声比一声重。

我从来不知道，我那个沉默寡言、固执得像石头的父亲，身上还背负着这样沉重的过去。

我想起了他后背上那道长长的、狰狞的疤痕。

小时候我问他那是什么，他总是笑笑说，是跟狗熊打架挠的。

原来，那不是狗熊的爪印，而是一块几乎要了他半条命的弹片留下的勋章。

“这些年，我不是没想过帮你们。”陈叔的声音有些沙哑，“我生意刚起步的时候，就想拉你爸一起干，他不肯。我说给他一笔钱，让他把房子修一修，他把我骂了出来，说我是看不起他。”

“后来我当了官，更不敢了。我怕别人说闲话，也怕……也怕伤了他那份比天还大的自尊心。”

“我们是过命的兄弟，可这份情，太重了。重到我们俩，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彼此了。”

我沉默了。

这一刻，我心里积压了十五年的怨恨、不甘、愤怒，都像被戳破的气球，瞬间泄了气。

我终于明白了。

我爸不是傻，也不是为了所谓的“面子”。

在他看来，战友的命，比一套房子，比自己家暂时的安逸，要重要得多。

他不是在施舍，他是在完成一种在他看来天经地义的责任。

他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他心中最重要的东西——情义。

而这份情义，沉重到让他无法对任何人言说，包括我们这些他最亲的人。

他只是默默地承受着我妈的抱怨，和我的冷漠。

他一个人，把所有的苦，都咽进了肚子里。

从陈叔车上下来的时候，我感觉整个人都是飘的。

他让我留下联系方式，说事情一有结果就通知我。

但我知道，房子的事，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必须回家，回到我父亲身边。

我必须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我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爸和我妈坐在桌边吃饭，桌上只有一盘咸菜和两个馒头。

看到我，我妈愣了一下：“不是回去了吗？”

我没说话，走到我爸面前，站定。

我爸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些疑惑。

我“噗通”一声，跪了下来。

我爸妈都吓了一跳。

“小昂，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我妈赶紧过来扶我。

我没有起，我看着我爸，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爸，对不起。”

我爸愣住了，端着馒头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对不起……这么多年，我一直错怪你了。”

我把陈叔告诉我的话，断断续续地，都说了出来。

我说到那块弹片，说到那句“救人就要救到底”。

我妈在一旁，听得掩住了嘴，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我爸的眼睛，也红了。

他放下馒头，转过身去，用他那粗糙的手背，擦了擦眼角。

屋里，只有我们一家三口的哭声。

压抑了十五年的委屈、不解、隔阂，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滚烫的泪水，洗刷着彼此的心灵。

那天晚上，我爸第一次，跟我喝了酒。

他跟我讲了很多过去的事，讲了部队，讲了战场，讲了陈叔。

他的话不多，但每一个字，都像一块石头，砸在我的心上。

我这才真正认识了我的父亲。

他不是一个失败者，也不是一个傻瓜。

他是一个英雄。

一个把诺言和情义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的，真正的男人。

三天后，街道办的人主动找上了门。

他们带着图纸和档案，满脸堆笑地告诉我爸，说之前是他们搞错了，是我们家的面积没有错，可以按照两室一厅的标准进行补偿。

我爸只是平静地签了字，连一句谢谢都没多说。

他知道这是陈叔的功劳，但他什么也没问，我也什么都没说。

有些事情，男人之间，心照不宣。

搬家那天，陈叔来了。

没有秘书，没有司机，就他一个人，开着一辆普通的桑塔纳。

他穿着一件半旧的夹克，手里提着一瓶酒，一盒茶叶，就像十五年前那个来串门的普通战友。

我爸在楼下等他。

两个年过半百的男人，见了面，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拥抱了一下。

我看到，他们的眼圈，都红了。

我妈在屋里，忙着炒菜。

她嘴上没说什么，但脸上的笑容，是那么的真实。

那顿饭，是十五年来，我们两家人第一次，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团聚。

酒桌上，两个男人没有提过去，也没有提现在。

他们聊着部队里的糗事，聊着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时而大笑，时而沉默。

我看着他们，忽然觉得，那套房子，那个市长的身份，在他们这份过命的交情面前，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后来，我们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家。

我爸妈有了自己的卧室，我也有了一个可以安心看书写字的书房。

阳台上，我妈养了许多花，每天都侍弄得很好。

我爸的身体也好了很多，不再整天愁眉苦脸，开始跟着公园里的大爷们学着打太极。

我和陈叔也保持着联系。

他会偶尔打电话问问我爸妈的近况，我也会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带着老婆孩子去看望他。

我们从不谈工作，只聊家常。

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市长，我也不再是那个心怀怨恨的少年。

我们只是两个家庭的延续。

有一年冬天，我陪我爸去给他当年的老部队扫墓。

站在那些冰冷的墓碑前，我爸站了很久。

风吹起他花白的头发。

他对我说：“小昂，人这辈子，能活下来，不容易。能有几个交心的兄弟，更不容易。有些东西，比房子、比钱，金贵得多。”

我点了点头。

“爸，我懂了。”

阳光透过稀疏的枝丫，照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枪林弹雨中，用后背为兄弟挡住死亡的年轻士兵。

他的身躯不再挺拔，但他的脊梁，却永远是笔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