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一线城市”扬州，如何被上海、青岛联手取代？

抖音推荐 2025年12月25日 08:16 2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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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长江沿线的城市格局，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沿江城市大多难以实现“南北共荣”，除武汉、南京等少数城市形成相对均衡的跨江发展格局外，绝大多数城市的大规模开发区域集中在长江某一侧——重庆、宜昌、荆州、安庆主要集中在长江北岸，岳阳、黄石、九江及皖江（长江安徽段）四城（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则侧重开发长江南岸。

不过也存在南北双城共生的例外，一处是湖北鄂州与黄冈，另一处便是江苏扬州与镇江。细究扬镇这对双子星会发现，扬州主城区并未紧邻长江，而是相距约10公里，这段看似微小的距离，恰恰蕴含着扬州城历史兴衰的地理密码。

长江岸线南移：扬州城“远离”长江的核心动因

将时间线拉回春秋末期扬州城（邗城）初建之时，邗城因军事需求筑于海拔较高的蜀冈之上，邗沟从其东南穿过，彼时蜀冈南面的大片低海拔平原（今瘦西湖以南）大概率仍被长江淹没。

从这里开始，长江江面向东逐渐拓宽，形成巨大的喇叭形入海口。汉魏时期，广陵潮频繁出现，由于江岸线靠北，此时的扬州城紧邻邗沟入江口，距离蜀冈南边不远。

如今的扬州主城区是在邗城基础上逐步扩大，并未更换城址，却与长江产生了距离，核心原因并非扬州城迁移，而是长江发生了大幅变动。

事实上，从先秦开始，扬州区域的长江岸线便在泥沙淤积作用下不断南移，江面随之缩窄，入海喇叭口也持续东移。

这种造陆运动虽为扬州提供了更多开发建设的土地，却给其江-海-运交汇的枢纽核心地位带来了双重负面影响。

双重负面制约：运河淤塞与海港条件丧失

第一重负面影响源于江岸线南移伴随的泥沙淤涨，导致邗沟及后续的大运河频繁堵塞，无法顺利通入长江，影响通航效率，需持续人为改造与疏浚才能勉强维持。

东晋时期，江岸线已南推至汊河、施桥镇一带，邗沟入江口果然堵塞。为保障通航与供水，朝廷将邗沟向西改道，以西南的仪征为新入江口，修筑欧阳埭，疏通30公里新河道连接邗沟末端，这便是今日仪扬运河的前身。

当时未选择直接向南打通，推测是因扬州岸线仍在南扩，新河道易再次淤积，而仪征背靠丘陵、紧邻长江，造陆空间有限，入江口更稳定。

不过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时，再次疏浚邗沟并直接向南打通至江口，在此建行宫，此处便是如今扬州城南著名的扬子津。

彼时该区域地理活动活跃，除江岸线南移外，江面上因泥沙淤积形成了巨大的瓜形沙洲，即瓜洲。瓜洲的存在使得江南漕粮从镇江经江南运河汇集后，无法直线过江，需向西绕行整个瓜洲，再经曲江或仪扬运河抵达扬州，多绕行30余公里，且江面风大、事故频发。至唐中期，瓜洲持续淤积并与北岸连成一体，其南岸成为扬州区域新的江岸线。

为保障漕船通航，润州（今镇江）刺史齐瀚在瓜洲开凿新运河伊娄河，直线连通扬子津，这也是鉴真东渡时所走的“新河”。

伊娄河开通后，运河线路恢复平直，新江口瓜洲渡与原江口扬子津并行发挥作用，仪扬运河使用率暂时下降。唐后期，每年300多万石漕粮经伊娄河转运北上，成为扬州繁荣的生命线。

但持续的泥沙淤积仍让运河通航负担沉重，巨大运量集中于一点也导致转运效率低下，为宋朝之后的真州（仪征）分漕埋下伏笔。

第二重负面影响是泥沙淤积成陆导致长江入海口持续东移。汉晋时期常见的广陵潮，到唐朝已鲜有记载。优良港口通常要求湾大水深的基岩质海岸，而长江每年携带近4万吨泥沙在此沉积，形成的泥沙质江岸水浅易淤，扬州逐渐丧失优良海船港口条件。

因此，宋朝重新布局全国外贸港口时，扬州未获得市舶司（类似于海关）设置资格，外贸中心地位丧失，漕运功能也被分流。

功能分流与重心南移：扬州的持续衰退与职能转变

宋朝时，扬州的衰退进一步加剧。北宋定都开封，政治与经济中心南北分离，且因文人士大夫群体庞大、薪资高昂，漕粮需求远超唐朝——初期江淮六路漕粮任务约400万石，祥符年间增至700万石，太湖平原、江西及江汉平原均为主要供给地。

巨大的漕粮转运压力超出扬州的集散极限，宋朝统治者遂启用仪征运河，实施真州分漕：江南东西路(皖南、江西)和荆湖南北路(湖北、湖南)的漕粮不再运往瓜洲，而是直接在新建的真州（仪征）转般入运河。

这一分工本质上将扬州原本的长江中下游经济腹地一分为二，真州分走大半；且真州腹地是淮盐重要市场，淮盐转运也以真州为中心。

数据显示，北宋设州仅50年后，原为扬州下属小镇的真州，城区商税额便超过扬州，盐额与扬州不相上下，扬州彻底丧失“扬一益二”的地位，在淮东区域也难以称雄。

更致命的是市舶司地位的丧失。宋朝商贸占经济比重超农业，外贸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15%，外贸依存度极高，且因陆上丝绸之路中断，外贸主要依赖海上，故在核心港口设置市舶司（类似海关）管理外贸。

因海港条件丧失，扬州未被纳入市舶司布局，唐朝时江南外贸中心的地位被秀州市舶司（驻今上海松江）取代；后宋朝又在青岛增设市舶司负责北方外贸，扬州的全国外贸中心功能被上海和青岛瓜分，彻底退化为内陆城市。

靖康之耻后，第三次北人南迁浪潮兴起，南宋定都杭州，南迁人口多越过扬州前往太湖平原和杭州湾，经济重心南向转移彻底完成，“南盛北衰”格局不可逆，流行语也从“扬一益二”变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扬州因政治与经济中心在南方重合，漕粮需求这一核心发展动力消失，地位愈发失意。

此时扬州的核心职能从经济转向军事：南宋与金以淮河为界，“守江必守淮”战略下，淮安、盱眙等构成第一道防线，高邮、扬州、滁州等成为淮河防线失守后的缓冲地带。

为适配军事功能，扬州城从唐朝罗城-子城的双层格局，调整为堡城-夹城-大城的三城格局——蜀冈之上的宝祐城为军事堡寨，南边缩水的罗城为生产生活区域，两者之间的夹城为军队驻扎地，形成相互呼应的城防体系，夹城外围的保障河即今日瘦西湖的前身。

元朝定都北京后，将大运河裁弯取直直达北京，但因缺乏水利工程经验，运河通航能力有限，漕粮以海运为主，扬州商贸功能未明显恢复。直至明清，扬州经济才因盐垄断的强化有所起色，但已不复昔日荣光。

长江岸线南移引发的一系列地理变动，叠加漕运分流、外贸功能丧失与经济重心南移，共同推动扬州从国际交往中心、东南第一城，逐步衰退为运河枢纽之一和江南区域中心，最终完成从经济重镇到军事缓冲再到区域城市的职能转变，其兴衰轨迹深刻镌刻着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互动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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