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直到牺牲都不知，她视若己出的继女阿菊，其实是个国民党特务

抖音推荐 2025年10月14日 23:22 1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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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赫海

编辑|赫海

《——【·前言·】——》

朱枫死前三天，还在请求组织安排撤离。朱枫不知暴露。不知已被盯上多日。不知她最信任的那个人，早已将她的行踪和底细交给了另一个阵营。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清晨。一串枪响之后，朱枫倒下，身中数弹。没有遗言，没有墓碑，火化，骨灰无人认领。三个月后，一封信抵达上海，信里说：骨灰已火化，如家属来认领，请与军法局联系。她的继女，收到这封信。

身份不明的继女

朱枫早年名贻荫，出生于浙江镇海一户小康人家。少年即入学上海中西女中，后参加反帝爱国活动，加入左翼文化阵营。

30年代，她辗转于上海与广州，出版进步刊物，结识了不少党的地下工作者。抗战爆发后，她转为从事地下联络与物资输送，逐渐形成情报系统的初步经验。

解放战争后期，朱枫被派往香港，协助整理华南地区的交通联络网。她不止一次冒险赴台湾，执行秘密任务。1949年秋，她再次被派赴台，担任交通要员，负责与华东局的接应联络。她用多个身份活动，自称做丝绸生意，常年居住于台北市郊的一个两层小楼。

随行的只有一人，继女阿菊。她并非亲生，朱枫早年与前夫离异，后再婚，阿菊是前夫与其他女子所生，后由朱枫抚养成人。

阿菊从十三岁起与朱枫共同生活，吃住在一起，叫她“妈”。她不识字，话少，听话，做事利索。朱枫待她视如己出，从未将她当外人。

朱枫带她一起上街、跑码头、进药房、寄信封。她帮着抄送口令、背诵地址、记忆联系人面貌。朱枫对外说她是自己亲侄女，远道来台依靠。

她是朱枫在台湾最亲近，也是最依赖的人。

1949年底，朱枫用的身份证名是“朱谌之”，报住在中山北路五段的一栋出租屋。租约、押金、登记全由阿菊出面办理。阿菊认识当地派出所的警员，说话熟络，每次户口验证都能顺利打发。朱枫常称她“有用”。

她们生活节俭。朱枫每日固定时间外出，去药房、南门市场或“香港商行”。阿菊则负责采买、料理饮食。偶尔朱枫晚归，她会提着灯等在门口。

她从不多问，但知得最多。每一封从香港带来的信，拆封、烧毁，全由她处理；每一笔路费、药品、印刷材料，采购地点、金额，她都了然于心。

她知道朱枫做什么，也知道她怕什么。有一回，有个穿蓝制服的中年男人敲门，说是市政厅调查户口。朱枫脸色骤变，躲入内室，是阿菊挡在门口打发走的。

之后朱枫沉默许久，过了几天，主动把一沓藏于衣柜底的钞票交给她保管。

她从不问那钱从哪来，也没问怎么用。朱枫安心。

就是这样一个被她寄予信任、交付生死的人，背后却在做另一件事。

潜伏与暴露

1950年1月14日，朱枫写信回报：“台中联络人确认，约有旬日可归。”组织以为她将按期返港。她却未走。

她继续在台活动，与一批尚未撤离的交通员密切联系。据事后资料推测，她负责将香港带来的新密码本分送给几个联络点，还搭建了新的人货转运线。

她出入频繁，白天走街串巷，晚上写信做记录。几次更换住址后，最后落脚在士林路一栋楼上。

她开始变得警惕。街头尾随者出现频率变高，有一次，她在巷口徘徊十五分钟后才敢回家。邻居问起，她说走错路。

阿菊照常迎接，不问缘由，只端茶送水。朱枫开始给她布置“备用路线”，教她识别安全信号与撤离口令。她应下，无异议。

2月8日，朱枫未按约定出现在永乐市场。那天，应有一位交通员交付一批军用药品标签，她未到，后联系中断。

同日夜里，台北警务机关突查数处民宅，抓获四人。押往警备司令部调查。外界不知原因，但从那天起，朱枫切断一切对外通信。

她最后一封信写于2月9日，称“目前周遭已不安，多有异常视线，恐久留致祸”。她准备离开。

但她没走成。

2月18日深夜，一辆无牌小车停靠在她所住巷口，两名便衣进入楼道。据目击者称，当时有女声高喊，随后沉寂。

朱枫被捕，押往军法局秘密羁押。未公开，未通报。三天后，军方内部通报："朱谌之，已控制。"

阿菊当夜未在家。她在警务所做笔录。

之后，她回到住所，继续生活，照常。屋内陈设未动，朱枫的行李原封不动。

她没有试图通知任何人。

后来证实，她的丈夫，也在同一警局任职。

行刑与骨灰

朱枫被捕之后，消息并未立即公开。她被秘密押往军法局所属看守处关押，编号封存，身份列为"极度机密嫌疑对象"。所有接触者皆为军情特派，不许留下笔录。

她没有审判记录，只有处置命令。没有辩护律师，没有庭审现场，只有一份军法局长签字的简短处决令："共谍主犯朱谌之，罪证确凿，依法正法。"

执行时间被定在1950年6月10日早6时30分。刑场设在台北马场町西北角的一片荒地。行刑前五分钟，她被带出羁押室，穿灰蓝便衣，双手反绑。走出长廊，眼神平静。

她没有挣扎，没有求情。四名宪兵随行，一辆黑色军车尾随。到达现场时，天刚亮，草地有露。

她站定后，没人给她最后发言的机会。执行命令一出，三名士兵举枪。第一枪命中右肩，第二枪贯穿腹部，第三枪中胸口。她仰倒在地，身子抽搐两下，静止。

整个过程不足三分钟。附近无围观者，无公告。

行刑后，军方立即将其送至附近火化场。根据当时台湾地区对“共谍”的处置惯例，尸体不得留存，骨灰不得外传。她被登记为"身份未明之犯"，编号处置。

火化当天下午，军法局出具一封信件，寄往此前登记住址。信封收件人署名“陈莲芳”，即朱枫继女。

三日后，阿菊前往军法局办公处，递交一份认领申请。申请中陈述其“家属关系”，并请求携带骨灰回家安葬。军方予以批准，通知其次日来领。

但她没有出现。之后也未再联系。骨灰柜中，登记编号为“贰零伍七号”的灰盒，至10月仍未认领。

按规定，三月期满无主骨灰将统一销毁。相关记录显示：10月23日，该骨灰被“例行处理”。盒上无铭牌，销毁时无任何亲属在场。

有人怀疑她是故意拖延。也有人说，她被警务机关警告，不宜与朱枫再有瓜葛。

此后，朱枫的遗物由房东上报台北市政厅，记录显示：房间仅剩衣物一套，旧式写字台一张，内有笔记本三本，信封若干。

阿菊曾在房东到场前短暂停留，收走部分纸张与一个小木盒。之后失联。

无法核实的忠诚

朱枫身后留下少量文字记录，多为任务备忘与交通路线图。但在其中一本笔记本后页，有几封手写信副本，是她打算寄往上海的。

其中一段写着：“阿菊虽出身寒微，行事缜密。多有相助，心甚慰。”又写：“与她同处，事半功倍。”

没有一句话表露疑心。她始终信任她。

她留下一张地址簿，其中部分联络人编号遭泄漏。追查后发现，那些被牵连入案者，正是被捕前两周，她托阿菊传递消息的对象。

这些人并无泄密迹象，却被精准捕捉。

朱枫是否曾怀疑？在遗物中找不到证据。她最后一次写下阿菊的名字，是在任务日志中：“钥匙、路线、药品账本由阿菊暂管。”

即便在风险升高时，她仍将最重要物品交给她。

再无人知她是否察觉异样。

阿菊的去向，直到数十年后仍无确切线索。有人称她改名换姓，隐居高雄，有人说她随丈夫调往金门，从此杳无音信。

她没进监狱，没接受公开审讯，也未受到清算。

朱枫的死，被归为一起“特谍案中的主脑击破”。办案单位报告中称“已斩断一主干线，潜伏人员失联达17人。”

但报告从未提到阿菊。

这是所有资料中最大的空白。

朱枫死得迅速，连确认身份的机会都没有。遗体焚毁、骨灰失领、遗物残缺。整个过程几乎无从还原。

唯一的“在场者”阿菊，从未发声。

几十年后，上海一家研究机构整理地下交通史，在复印件中发现一页纸条，上写：“枫已殁，骨无归，魂不得识。”无署名。

研究人员推测，那可能是她写的。

但她为何没去认领骨灰？她是否曾隐瞒身份？是否真的参与泄密？这些问题，没有人能回答。

朱枫，或许直到死，都相信她。

参考信源：
《在台湾就义的中共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 台盟网，2011年8月5日

《朱枫烈士在我家被捕》 —— 人民网党史频道，2013年3月21日

《朱枫：潜伏台湾被捕后英勇就义她的骨灰归来已是61年后》 —— 北京日报客户端，2023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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