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道朝鲜直达北京，韩国统一部异想天开，要把中朝韩连成一条线

抖音热门 2025年12月21日 07:14 1 admin

高铁借道朝鲜直达北京，韩国统一部提出新的设想，要把中朝韩连成一条线。

近期，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泳在向总统李在明的工作汇报中，提出了一系列涉及朝韩交流合作的政策构想，包括连接首尔与北京的高速铁路项目、赴朝观光方案及新型对朝通商体系等。

然而，在朝鲜已多次宣布中断与韩国各类沟通、不再视两国为“同一民族国家”的背景下，这些构想的可行性引发广泛关注。

【政策构想的核心内容与推进思路】

郑东泳明确表示，落实李在明总统关于改善南北关系、打开突破口的指示，是当前工作的重要方向。为推动2025年成为朝鲜半岛和平共存元年，统一部正集中力量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而从现在到明年4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前的这四个月，被视为决定半岛和平命运与对朝政策成败的关键时期。尽管当前韩朝交流渠道几近断绝，但统一部仍计划顺应局势变化，为南北交流合作提供创意性支撑。

在基础设施联通方面，统一部提出的首尔至北京高速铁路项目备受瞩目。据郑东泳介绍，该项目最初由中方提出，契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及东北亚区域发展激活的需求，朝鲜在2018年南北首脑会谈期间也曾表达过相关期待。

若能获得中方积极斡旋，这一项目有望升级为大型合作项目，为区域互联互通注入动力。

观光交流领域，统一部规划了分阶段推进的赴朝观光方案。朝鲜江原道元山葛麻地区已建成一座拥有1万间客房的酒店，规模是金刚山酒店（600间客房）的16倍以上，该项目曾被金正恩国务委员长称为“人民的夙愿工程”，目前处于停业待运营状态。

统一部认为，朝鲜当初推进该项目时大概率将韩国游客纳入考量，因此计划先推动海外韩国侨民以个人游形式赴当地观光，后续逐步拓展范围。

同时，为进一步激活元山葛麻旅游区发展，统一部还构思了南北联运观光模式，一方面允许到访元山葛麻的中国游客入境束草后前往首尔，另一方面为抵达首尔的数百万中国游客开辟从束草前往元山的观光通道，而这一模式的落地离不开中方的斡旋与协作。

通商合作层面，统一部计划构建以朝鲜矿产交流为核心的新型和平通商体系。

具体机制为，朝鲜出口矿产、稀土等资源后，相关货款将存入资金中转账户，国际社会可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资金流向的透明监管，同时利用该笔资金进口朝鲜民生所需的医疗保健等物资，兼顾合规性与实用性。

此外，郑东泳还强调，根据韩国《政府组织法》规定，南北关系及对朝政策属于统一部的核心职权范畴，相关政策制定与推进应由统一部主导，这一表态也为此前外交部与统一部之间的争端划定了权责边界。

【政策背景与相关制裁措施争议】

此次政策构想的提出，还涉及韩国对朝自主制裁措施“5・24措施”的走向问题。

在非公开工作汇报中，李在明总统就该措施提出质询，郑东泳以事项非公开为由未正面回应，但明确表示“5・24措施已名存实亡”。对于是否推动解除该措施，他指出归根结底取决于时机，若发布相关声明将由统一部负责。

“5・24措施”是韩国政府为回应2010年“天安舰”爆炸沉没事件而出台的制裁政策，涵盖中断南北贸易、禁止朝鲜船舶进入韩国海域、禁止韩国公民访朝及限制与朝鲜民众接触等内容。

值得关注的是，即便该措施解除，韩国与朝鲜各类机构及个人开展的多数可产生经济收益的贸易活动，仍受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的约束。

同时，在朝鲜提出“敌对两国论”并宣布与韩国断绝关系的背景下，外界对解除“5・24措施”能否有效推动朝鲜重回对话谈判桌持质疑态度。

【韩国政府内部的态度与协调机制】

目前，韩国政府内部尚未就统一部提出的系列构想形成完全共识。韩国外交部长赵显在记者会上表示，个人认可这些构想的价值，认为其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但同时强调在具体实施路径上，外交部与统一部存在明显分歧，且这一观点已向总统传达并获得理解。

李在明总统在公开讲话中，既要求外交部积极主动履职，凸显外交工作的重要性，也鼓励统一部保持耐心，尽最大努力培育南北互信，明确统一部在相关工作中的核心职责。

此外，针对此前两部门因韩美对朝政策磋商引发的矛盾，双方已决定启动次官级沟通渠道，统一部次官与外交部外交战略情报本部部长将每月举行磋商会议，实现信息共享。

这一沟通机制并非首次建立，早在2005年郑东泳首次担任统一部长官期间，就曾以座谈会形式运行，此次重启意味着时隔约20年，两部门再次搭建起常态化对话平台，为政策推进中的分歧协调提供了渠道。

【笔者对本次事件的评价】

首先，这一提议显然是一种过时的民族主义想象，与个人政治路径的延续。

从政治思想与个人背景来看，郑东泳的相关构想，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韩国进步派，尤其是共同民主党内部长期存在的“韩民族民族主义”思维路径。

这一思维强调南北同属一个民族共同体，认为即便制度与意识形态存在巨大差异，只要通过持续接触与经济合作，终将实现关系缓和乃至统一目标。

然而，这种理念本身形成于冷战结束初期乃至更早的历史阶段，其基本前提，是朝鲜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南北“同一民族国家”的政治叙事，并愿意将对韩关系视为实现体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工具。

在当今国际环境与朝鲜自身战略选择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下，这一前提已不复存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在今年已多次公开提出“敌对两国论”，在意识形态层面系统性否认南北关系的特殊性，将韩国明确界定为敌对国家。

这一转变并非策略性表态，而是与其国内政治合法性建构和对外安全战略深度绑定。在此背景下，郑东泳仍试图以跨境高铁、联合旅游等高度依赖政治互信的合作模式作为“突破口”，实际上已接近一种脱离现实的政策想象，其难度几乎等同于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构想更多反映的是一位老牌左翼政治人物对既有政治信念的路径依赖，而非对当下半岛局势的冷静判断。

其次，朝鲜体制逻辑与大规模人员流动之间存在根本冲突。

从制度现实层面看，朝鲜本身特殊的、高度封闭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其对外部人员、尤其是来自韩国的大规模进入，始终持极端审慎乃至排斥态度。

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制度安排，都表明朝鲜不可能在短期内允许大量韩国游客进入其境内，更遑论将此作为常态化合作机制。

过去金刚山旅游项目的运行经验，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即便在南北关系相对缓和、政治互信尚存的时期，朝鲜对韩国游客的行动范围、接触对象与信息传播，均实施了高度严格的控制。而一旦政治环境发生变化，该项目亦迅速中断，最终成为南北关系恶化的牺牲品。

在当前朝鲜高度强调体制安全、防范“意识形态渗透”的背景下，大规模韩国人员进入，无疑会被视为对国内政治稳定的潜在威胁。这不仅涉及安全管理成本问题，更触及朝鲜政权对社会控制的核心逻辑。因此，无论是允许海外韩国侨民，还是以联合旅游为名推动韩方人员进入，其可行性都极为有限。

换言之，这并非操作层面的技术问题，而是朝鲜政治体制本身所设定的结构性约束。在这一约束未发生根本变化之前，任何基于人员自由流动的合作设想，都难以摆脱空转的命运。

最后，是韩国对中国有某种不切实际的期待。

从国际结构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郑东泳及韩国统一部相关构想中，隐含着对中国角色的高度期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视为推动南北合作的关键“外力”。然而，这种期待本身，忽视了中国在半岛问题上的核心利益与政策边界。

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始终围绕地区稳定、防止冲突升级以及维护自身战略环境展开。中国确实支持半岛局势缓和，也乐见南北关系降温，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有理由，或有动力，为韩国单方面的民族统一叙事承担额外成本。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首尔—北京高铁构想，还是以中国游客为枢纽的南北联动旅游设想，其最终政治收益主要指向韩国自身的统一议程与国内政治目标。

从中国角度看，这类安排并不构成明显的战略增益，反而可能在制裁问题、对朝关系平衡以及中美博弈背景下，引发不必要的复杂性。

因此，以郑东泳为代表的韩国左派将中国视为可以“积极斡旋并全力配合”的外部推手，本身带有明显的工具化想象色彩。这种想象忽视了大国行为的理性逻辑，也低估了中国在半岛事务中保持战略克制与灵活平衡的长期取向。

综合来看，郑东泳及韩国统一部提出的相关构想，在思想根源、制度现实与国际结构三个层面，均面临难以回避的内在矛盾。

其问题并不在于缺乏“善意”或“创意”，而在于过度依赖已经失效的历史经验与政治假设。

在当前半岛局势日益对抗化、国际战略环境高度复杂的背景下，这种政策思维若不能及时校正，恐怕难以转化为真正具有操作性的对朝政策。

文｜郑博源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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