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风雨欲来

1960年，北京。

这年头，老天爷好像忘了怎么下雨，整个国家都勒着裤腰带过日子。

街上的风刮过来，都带着一股子饿肚子的萧瑟劲儿。

但总有那么些人，跟别人想的不一样。

3月18号，下午五点半，天色昏沉。

西交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楼里的人跟外头的天一样，没啥精神头，都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了。

这地方，搁现在那就是金融界的紫禁城，门口站岗的都是荷枪实弹的兵，寻常人别说进去，就是多看两眼都得被盘问。

“咚，咚。”

行长秘书室的门被不轻不重地敲了两下。

屋里的办事员小李正伸着懒腰，听见敲门声，还以为是哪个熟人来喊着一道下班。

他趿拉着布鞋过去开门，门一开，外头站着个人，来的是个高高瘦瘦的男人，得有一米七五往上，穿着件板正的灰色呢子大衣，头发是当时最时髦的偏分，梳得油光锃亮，一丝不乱。

这身打扮，在这灰扑扑的年代，扎眼得很。

最关键的是那股子劲儿，腰杆挺得笔直，眼神沉稳，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黄昏的光线从他身后照过来，人影被拉得老长，脸上看不真切，但那通身的气派，小李这辈子都没见过几个。

“您是？”小李的声音不自觉地就带上了几分客气。

那人微微点了下头，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腔调：“同志你好，我是国务院办公厅的。”

“国务院”三个字，就像一块大石头砸进了小李的心里。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全中国的神经中枢，从那儿出来的人，哪怕就是个送信的，那也得高看一眼。

“喔！那快请进，快请进！”小李赶紧把身子让开，做了个请的手势，态度比刚才恭敬了十倍不止。

那人迈着从容的步子进了门，也没东张西望，直接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到小李面前。

“厅里的急件，必须亲手交给曹行长。”

说完，他另一只手又利索地摸出一个紫红色封皮的发文本，翻到某一页，指着一个空栏对小-李说：“同志，麻烦在这儿签个字，这是我们的流程。”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就像排练过千百遍一样。

小李被这股子专业劲儿给镇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照做”这一个念头。

他拿起笔，在那人指定的位置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行了，就这样。务必，一定，要交到曹行长手里。”

那人强调了一句，熟练地收起发文本，拎上公文包，转身就走，步履稳健，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消失在走廊尽头。

小李看着他的背影，心里直犯嘀咕：乖乖，不愧是国务院的干部，这办事效率，这气场，真是没得说。

等他回过神来，手里那个沉甸甸的信封仿佛在发烫。他不敢耽搁，赶紧拿着信去找行长。

小李的运气不太好。

他跑到行长办公室，才被告知，央行第二任行长曹菊如同志，恰好外出公干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这下可把他给急坏了，国务院来的急件，点名要给行长，现在人不在，这可咋办？

他只能把信交给了值班的行长秘书，一个姓张的年轻姑娘。

张秘书接过信封，一眼就看到了上面用钢笔写的几个大字：“速送，限5点40分送到”。

“速送”两个字下面，还被人用笔重重地画了两个圈。

她心里一紧，这必定是要紧得不能再要紧的事了。

可现在已经快六点了，她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秒针“咔哒咔哒”地走着，每一下都像是敲在她的心上。

情急之下，她也顾不上什么规矩了。

行长不在，要是真耽误了国家大事，她可担待不起。

她咬了咬牙，决定拆信。

信纸展开，几行苍劲有力的字迹映入眼帘：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

而在信纸的左侧，是龙飞凤舞的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20万元。

落款，是那个全中国人民都无比熟悉的名字。

更要命的是，在签名旁边，还有几行用红笔标注的特别说明：

为防止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2.要拾元票； 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以前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看完信，张秘书感觉自己后脖颈子“嗖”地一下冒出了一股凉气，额头上的冷汗大颗大颗地渗了出来。

20万！

在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累死累活干一个月，工资也就三五十块钱。

这20万，无疑是一笔巨款。

但是，这是主席的嘱托，总理的批示，还涉及到国际影响，关系到国家的脸面。

这事儿，太大了！

可这么大的事儿，给的时间怎么就这么短？

现在已经快六点了，离要求的七点，只剩下一个小时！

张秘书擦了擦汗，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疑虑从她脑子里冒了出来：不对啊！国务院需要资金，按照雷打不动的规矩，应该先通过财政部，再从国库拨款。怎么会直接下命令给人民银行呢？

这完全不符合程序！

这……这太违反常规了。

但下一秒，她又立刻说服了自己。

那个签名，她见过无数次，那独特的笔锋，那潇洒的气韵，错不了，绝对是总理的字迹！

总理的签名，总不可能是假的吧？

她又联想到，最近国家对西藏的统战工作抓得特别紧，广播报纸天天都在报道当地的宗教活动，请活佛，开大会，向全世界展示我们党的民族政策。

这么看来，肯定是事发紧急，所以国务院才特事特办，走了特殊程序。

她再一看表，六点已经过了……时间不等人啊。

张秘书深吸一口气，心想：行长不在，自己今天就必须把这个大梁给挑起来！

她当机立断，抓起行长办公室那部红色的电话机，直接摇给了货币发行局：“喂！发行局吗？我这里是行长办公室。现在有一个紧急的政治任务，需要你们马上准备20万现金，要旧钞，面值拾元的。务必要快，上级只给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电话那头的人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指令搞蒙了：“20万？还要旧的？这……这么大一笔钱，我们得从分行筹啊……再说，小张，你这手续也不全啊，我们不能凭一个电话就……”

“你注意！这是政治任务！”

张秘书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地说道，“总理的批示！请立刻执行！”

她怕对方不信，又补了一句：“手续的事你放心，计划研究局马上就会下达正式通知！”

挂断电话，张秘书片刻不敢停歇，拿着那封信敲开了值班领导——计研局王兰副局长的门，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汇报了一遍。

王兰是个老成持重的人，他没说话，接过那封信，戴上老花镜，盯着那张薄薄的信纸，足足看了有五分钟。

办公室里安静得只剩下墙上挂钟的摆动声。

良久，他才推了推眼镜，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张秘书：“确实没有过这种先例……还特别叮嘱要旧钞，这用意是……”

他琢磨了一会儿，又缓缓说道：“不过……这个签名，这笔迹，的确像是总理的。”

就在王兰也陷入犹豫和挣扎的时候，他桌上的电话“铃铃铃”地响了起来。

王兰拿起电话，听筒里传来一个沉稳的男声：“喂，是人民银行的王兰同志吗？我是总理一号办公室。关于那笔给西藏的紧急拨款，总理很关心这件事，想问一下准备得怎么样了？请务必准时办好。”

王兰心里最后一丝疑虑，被这通电话彻底击碎了。

他赶紧对着话筒保证道：“哦……哦！请总理放心，我们正在紧急备款，7点前一定会准时送到！”

这通来自“总理一号办公室”的催促电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挂了电话，王兰再无怀疑。

他也立刻给货币发行局打去了电话，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命令道：“老朱吗？我是王兰。那笔20万的款子，你们要克服一切困难，必须在限定时间内，把旧钞现款打包好！藏工委的同志应该已经在民族饭店候着了，别让人家久等！”

02 偷天换日

计研局领导的亲自确认，就像一道圣旨。

货币发行局那边再也不敢有半点耽搁。

“快快快！都动起来！”发行局的值班科长朱科长急得满头大汗。

20万拾元旧钞，不是小数目，总行的金库里一时间都凑不齐这么多。

“只能去北京分行看看了，他们的库存应该够！”

时间紧迫，朱科长当机立断，开上局里那辆专门用来执行重要任务的“东风CA71”黑色轿车，带上两个最得力的专员，一路鸣笛，直奔北京分行。

车子冲进分行大院，三人跳下车就往金库跑。

厚重的大铁门被缓缓打开，略一清点，还好，钱够。

几个人也顾不上别的了，从钱箱里搬出一捆捆的拾元大钞。

这种在当时被称为“大团结”的纸币，是市面上流通的最大面值。

而现在，他们要处理整整两万张这样的“巨款”。

他们飞快地清点着，每100张一捆，用纸带扎好，然后小心翼翼地装进两个干净的麻袋里。

终于，20万整，一分不差。

两个麻袋被扎紧了口，抬进了小轿车的后备厢。

朱科长看了一眼手表，指针已经指向了六点四十。

“走！去民族饭店！”

民族饭店，是为了庆祝国庆十周年，专门用来接待少数民族贵宾的场所，刚开业不到一年。

此刻，华灯初上，饭店大堂里灯火辉煌，一切都显得崭新而气派。

但因为刚开业，宾客并不多，大堂里显得有些空旷。

朱科长带着两个科员，一人一边护着两个麻袋，走进了大堂。

他环顾四周，大堂里零零散散坐着几个人，哪个才是那位“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呢？

朱科长让两个科员原地看好麻袋，自己快步走到前台。

“同志，你好，我们是人民银行的。请问，有没有一位叫赵全一的同志在这里？”

前台的女服务员长得盘靓条顺，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喔喔，赵同志呀，您找他？”

她抬起手，往大堂角落的沙发区一指，“那位就是！就那儿。”

朱科长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身材高瘦的男人正坐在沙发上，身上穿着一套藏青色的呢子中山装，显得格外精神。

他似乎也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不等朱科长走过去，就主动站起身，迎了过来。

“您好，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他伸出手，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

朱科长和他握了握手，一边说话，一边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对方。

这人相貌周正，仪表不俗，说话不疾不徐，眼神里透着一股自信和沉稳。

关键是，那一身干部的气场，太足了，让人一看就觉得信得过。

“同志您好。我们是人民银行总行的，这是总理安排的款子。”朱科长侧了侧身，指了指身后的两个麻袋。

赵全一的目光扫过麻袋，笑着说：“还是总行的同志厉害，效率就是高。时间这么紧，居然都筹齐了。”

恰在此时，大堂里的自鸣钟“当、当、当”地敲了七下。

“多亏了我们发行局的同志加班加点，总算没耽误总理交代的事儿。”

朱科长脸上也挂着笑，但他的手，却始终没有离开麻袋的袋口。

这是职业习惯，钱货两清之前，不能有半点松懈。

“哎哟，您瞧我这记性，差点忘了这茬……”赵全一像是恍然大悟，从中山装的内兜里掏出一份折叠好的文件，递了过去，“这是总理办公室的介绍信，您过目。”

朱科长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

此致

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

落款处，端端正正地盖着一个鲜红的印章：“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章”。

无论是介绍信的格式、措辞，还是那熟悉的仿宋印刷字体，都和平日里见到的文件如出一辙。

再加上那枚红得发亮的公章，朱科长心里最后那点疑虑，也基本烟消云散了。

“那……您给写个收条吧。”朱科长说。

“好，应该的。”

对方爽快得很，从兜里掏出一个黑皮笔记本，撕下一页纸，从上衣口袋里拔出钢笔，唰唰几笔就写好了：

今收到人民银行送来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赵全一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

朱科长接过收条，又看了一眼，心里总觉得还缺点什么。“同志，要不……这收条也给加盖个公章吧？”

赵全一听了，笑了笑，显得有些无奈：“总理那边急着用钱，这要是再回去盖章，一来一回，怕是就赶不及了呀……”

他摸了摸下巴，似乎在替朱科长着想，“这么着吧，你要是不放心，就把这封介绍信也带回去。信上有公章，你们回去正好可以入账，两全其美。”

朱科长想了想，觉得这个办法也行，有公章的介绍信在手，回去也算能交差了。

于是，他点了点头，示意两个科员把麻袋转交过去。

两个麻袋，每个都沉甸甸的，足有一百多斤。

“您开车了吗？要不我们给您直接搬上车？”朱科长客气地问了一句。

“不劳您麻烦了。车在外面等着，我一会儿自己处理就行。”赵全一摆了摆手，镇定地说道。

“那行。那我们任务完成了，就先回去了。”朱科长收好收条和介绍信，带着两个手下转身离开了民族饭店。

当他们走出饭店大门，踏上复兴门内大街时，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长长舒了一口气。

“可算是完成任务了！”

只是，他们谁都不会想到，几乎就在同一时间，那位气度不凡的“赵全一”同志，正一个人费劲地扛着那两个装满巨款的麻袋，从饭店的后门溜了出去，绕进了一条漆黑的胡同。

胡同的阴影里，静静地停着一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

他把两个沉重的麻袋分别挂在自行车的龙头两边，右脚往脚蹬子上一踩，身子一挺，便晃晃悠悠地骑走了，很快就消失在了浓稠的夜色之中。

03 举国震动

送走了那笔“烫手”的巨款，王兰副局长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剩下的问题，就是这20万该如何入账。

然而，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整整五天过去了，人民银行总行没有接到任何来自国务院的补充文件或者入账通知。

到了第六天，3月24日，王兰终于觉得，这事儿实在是不对劲了。

他左思右想，最终，他拿起那部红色电话，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拨通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答复，让他瞬间惊得大汗淋漓，后背的衬衫都湿透了。

“拨款20万？给西藏修寺庙？”

对方的语气充满了困惑和震惊，“王兰同志，你是不是搞错了？总理最近根本没有下达过这样的批示啊！”

王兰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他知道，出大事了。

经过工作人员紧急核对，那封所谓的“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从纸张到内容，完全是伪造的！

上面那枚鲜红的公章，也是一枚刻得足以乱真的假章！至于那个气度不凡的“西藏工委赵全一”，更是查无此人！

此时此刻，王兰和所有经手此事的银行工作人员才恍然大悟——有人用一套伪造得天衣无缝的文件和一场影帝级的表演，从国家银行的总行，骗走了20万巨款！

消息很快上报到了中南海。

周恩来总理听闻此事后，这位一向以儒雅和涵养著称的共和国总理，当场就拍了桌子，罕见地暴怒了：“岂有此理！胆大包天！”

要知道，这正是国家最困难的大灾之年，国库本就捉襟见肘，多少地方的百姓连饭都吃不上。

可居然有人敢假冒总理的名义，从国库里骗走20万！

这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如此性质恶劣、手段离奇的诈骗大案。

总理的怒火，迅速传达到了公安部。

他亲自致电公安部长谢富治，下达了死命令：动员所有力量，限期破案，挽回损失，严惩罪犯！

获悉此案的来龙去脉后，部长谢富治和副部长杨奇清都大为震惊。

尤其是杨奇清，这位被誉为“共和国之盾”的传奇人物，决定亲自挂帅督办此案。

“万隆会议上想搞暗杀的国民党特工我都抓得，一个小小的诈骗毛贼，还能让他从我眼皮子底下溜了？”

杨奇清立下了军令状。

一张针对惊天巨骗的大网，在北京迅速张开。

杨奇清亲自坐镇指挥，他冷静地分析了案情，决定兵分三路，同时出击：

第一路，由侦查员直扑人民银行总行，从门口的警卫，到传达室的办事员，再到行长秘书室和计研局，把所有跟嫌犯接触过的人，一个不落地进行详细询问，力求通过每一个细节，拼凑出罪犯最精确的侧写画像。

第二路，火速赶往民族饭店，走访前台服务员和其他可能的目击者，获取嫌犯取款时的体貌特征和行为举止，并摸排他进入饭店和携款潜逃的路线。

第三路，也是最关键的一路，将那几份伪造的公函、介绍信和收条，立刻送往公安部技术鉴定办公室，让全国最顶尖的物证鉴定高手们，用显微镜一寸一寸地寻找任何可能存在的蛛丝马迹。

为了防止嫌犯携款外逃，公安部还立刻向全国各大城市的火车站、码头、交通要道发出紧急协查通报，根据目击者初步描述的画像和体貌特征，进行全面布控排查。

这还不够。

为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公安部还特意将此案公之于众，通过报纸、广播向全北京市民通报案情，发动群众力量，鼓励大家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这一招，直接让整个北京城都沸腾了。

老百姓们既震惊于骗子手段之诡异、胆子之肥硕，又一个个摩拳擦掌，义愤填膺，想要为抓捕这个国贼出一份力。

一时间，“抓骗子赵全一”成了街头巷尾最热门的话题。

然而，即便是1960年，偌大的北京城也有740万常住人口。

要在茫茫人海中锁定一个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的嫌犯，无异于大海捞针。

不过，很快，第一条好消息传来。

通过比对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室和民族饭店相关目击者的证词，再加上刑侦专家根据描述画出的嫌犯画像，有一件事基本可以确定了——那个自称来自“国务院办公厅”去送信的灰大衣男子，和在饭店对接取钱的所谓“赵全一”，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此人约莫三十来岁的年纪，身高一米七几，身材很瘦，眼睛细长，说话是标准的北方口音。

“真是一个人唱了一出好双簧啊！”

就连见多识广的杨奇清，也忍不住对这个骗子的胆识和演技啧啧称奇。

但是，单凭这些模糊的外貌特征想要找到他，难度还是太大了。

希望，寄托在了那间灯火通明的技术鉴定办公室里。

公安部技术鉴定办公室里，全国最优秀的文检专家们围着那几张薄薄的纸，已经不眠不休地工作了好几天。

他们很快发现了第一个重要信息。

那个送交人民银行的牛皮纸信封，经过反复检验，居然真的是国务院办公厅的专用信封！

只不过，这是个被人用过的旧信封，上面的原始字迹，被人用一种极其高超的手法小心地刮除了。

这个发现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难道这个“赵全一”，真的是国务院系统内部的人？

或者，他有渠道接触到这个级别的内部物品？

专家们尝试用显微镜和当时最先进的红外技术，来还原信封上被刮掉的字迹，但遗憾的是，骗子手法太高明，没能成功。

接着是那枚伪造的“总理办公室”印章。

经过鉴定，这是用蜡纸雕刻后，沾上红色印油盖上去的。这种手法在当时很常见，无法追查。

然而，在那张看似普通的收条上，专家们却发现了两条意外的线索。

第一，收条上的署名“赵全一”，如果仔细看，会发现那个“全”字，被写成了“金”字，成了“赵金一”。怎么会有人把自己的名字都写错？只有一个解释：“赵全一”必定是个假名！骗子在写下这个假名时，内心极度紧张，以至于出现了笔误。

第二，收条上“人民币”三个字，用了一种非常罕见的连笔写法。中间的“民”字被直接省略了，“人”和“币”连在了一起，看起来像一个带人字头的“巾”字。

这种写法，在那个年代，普通人根本不会用，只有常年与钱款打交道的财务人员或者会计出纳，为了图省事，才习惯用这种简化的连写。

这两个线索，虽然还不能直接锁定罪犯，但却像两束探照灯，照亮了侦查方向：这个骗子，极有可能从事过财会类工作！

而决定性的证据，也很快浮出了水面。

侦查人员仔细检查了那封伪造公函的信纸，发现这是一种十五行的横红格纸。

更特殊的是，这种信纸的中缝处，有一些加粗的横线，行话叫作“鱼尾纹”，是专门用于文件装订的标记。

根据档案记录，自从1956年以后，国家就再也不发行这种带有“鱼尾纹”中缝的公文纸了。

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只有少数国家机关的仓库里，可能还存留着一些当年的旧纸。

这样一来，侦查的目标范围就从全北京，一下子缩小到了数百个国家机关单位。

可数百个机关，又该从何查起呢？

杨奇清当机立断：“去国务院档案室！碰碰运气！”

那里存放着北京所有中央机关单位上报的材料，拥有最全的公文纸张样本。如果能找到与之匹配的纸张，就能顺藤摸瓜！

于是，数十名侦察员一头扎进了堆积如山的档案库里，开始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大排查。

一天深夜，一个年轻的侦察员忽然兴奋地叫了起来：“有了！找到了！”

这一声喊，把所有熬得眼睛通红的同事都吓了一大跳。

他手里拿着的，是一份对外贸易部打给国务院的报告。那份报告所用的文件纸，无论是纸张的质地、印刷的字体、排版的格式，还是那独特的“鱼尾纹”，都和那张伪造的公函一模一样！

难道说……敌在外贸部？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另一条来自群众的线索，也奇迹般地佐证了这一点。

当时，“抓骗子”运动在京城掀起高潮，公安部收到的举报线索多达一千八百多条。

3月底的某一天，一位公交车售票员来到了公安局。

“同志，我跟你们反映个情况。今儿上午，我车上来了个男的，鬼鬼祟祟的，特别可疑。”

她描述说，那个男人一上车就找了个角落坐下，一直低着头，用帽子压着脸，不敢和任何人有目光接触，神情高度警惕。

这引起了这位售票员大姐的注意，她偷偷打量了好一会儿，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这人的年龄、瘦高的身材、细长的眼睛，跟警方公布的嫌犯画像简直如出一辙！

“后来他到站下车，走得也慌里慌张的……”售票员回忆道。

“他在哪站下的车？”办案人员急切地问。

“应该是王府井南口，我亲眼瞅着他下车后，急匆匆就拐进了长安街南边的一个机关大院里头。”

干警们立刻摊开地图一对照，那个位置的政府机关大院，只有一个——中国对外贸易部！

果然是外贸部！

两条独立的线索，在这一刻完美地交叉验证了！

杨奇清综合所有信息，果断推测：这个狡猾的惊天巨骗，就隐藏在外贸部，并且很可能从事会计或者相关的财会工作！

05 法网难逃

4月2日下午，公安部保卫处处长杜定华，带着文检组组长刘文以及另外八名技术人员，换上了一身朴素的干部制服，乔装成来外贸部办理协调事务的办事员，悄无声息地走了进去。

在外贸部领导的秘密配合下，他们以核对历史资料为名，调阅了所有符合嫌疑人特征范围的干部档案。

经过初步筛选，嫌疑人数量，被缩小到了20多人。

外贸部副部长亲自把这20多份档案，全都取了出来，送到一间偏僻的办公室里，方便办案组查阅。

这些档案中，都有本人亲手填写的履历表、思想汇报等材料，这给笔迹对比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技术专家们废寝忘食地进行着最后的比对，不放过任何一个字的笔锋和结构。

最终，文检组长刘文的目光，锁定在了一份档案上。

档案的主人，名叫王倬，36岁，在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担任科员。

他的笔迹，与那张写着“赵金一”的收条，以及伪造公函上的签名，高度相仿！

为了进一步确认，刘文他拿着一份文件，假装是来办事的兄弟单位人员，走进了王倬所在的办公室。

“同志们好，打扰一下。我这儿有份紧急收据需要签收，我们领导交代了，必须得有经手人签字。哪位同志能帮个忙代签一下？”他笑着说。

这份“无关紧要”的收据上，恰好有“全额人民币”等字样。

办公室里的人没多想，离他最近的王倬顺手就接了过来。

他拿起笔，刚要写，当看到那个“全”字时，笔尖有了一个微不可察的停顿。

接着，在写“人民币”三个字时，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就写出了那个独特的财会连笔字！

这个细节，让站在一旁的刘文心中雪亮。

专案组决定，暂不打草惊蛇，先从外围调查入手。

他们找到了王倬同办公室的同事董林。

当警员旁敲侧击地问起王倬时，董林竟一拍大腿，脱口而出：“哎呀！我早就怀疑是他了！”

原来，就在银行被骗案发的那天下午，王倬就请假没来上班。

第二天董林好奇地问了一句，王倬说是带他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去了。

可后来董林偶然得知，他的母亲那天根本就没出过门。

更蹊跷的是，案件在报纸上曝光后，办公室里天天都在议论。当大家聊到嫌犯的特征，说那人眼睛很小时，董林就开了句玩笑：“老王啊，我看你眼睛也特小，该不会这人就是你吧？”

没想到，平素里并不怎么较真的王倬，当场就炸了。

他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冲过来一把拽住董林的胳膊，就要往领导办公室拖：“你这人怎么诬蔑好人！你这是造谣！咱们去找领导评评理去！”

要不是同事们赶紧把两人拉开，差点就动了手。

董林当时就觉得特别奇怪：不就开个玩笑嘛，这王倬怎么生这么大的气？会不会……真的是他做贼心虚，被说中了要害，才恼羞成怒？

从那以后，董林就留了个心眼，他发现王倬这几天的状态很不正常，精神恍惚，就连最简单的填表工作，都能把数字填错。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杨奇清知道，没跑了。

技术部门很快给出了最终的笔迹鉴定报告，验证了那些伪造文件上的字迹，确实出自王倬之手。银行总行和民族饭店的相关目击者，在看了王倬的照片后，也纷纷指认：“就是这个人！就是他！”

所有证据，形成了完美的闭环。

4月初的这几天，北京市李广桥南街3号的居民们都觉得很困扰。

胡同里有一户人家，每天都从烟囱里飘出一股子奇怪的烧糊味儿。

“就算清明烧纸，也不带这么天天烧的呀……”

“他这味儿也不对啊，怎么还掺着一股子焦油味儿呢？”

邻居们没说错，这间屋子的主人确实在烧东西，只不过，烧的不是纸钱，而是真钱！

这异常的情况，早就被守在附近的侦察员打探到，并汇报给了负责抓捕行动的治安处处长刘汉臣。

刘汉臣是经历过战争考验的老公安，经验极其丰富。他下令：“不要轻举妄动，继续监视。大鱼就要进网的时候，越是冒进，反而越容易坏事！”

当天傍晚，守在胡同隐蔽处的刘汉臣，亲眼望见那户人家的烟囱里，还在冒着滚滚黑烟。

天黑时分，屋门开了，一个高瘦的男人走了出来，手里拎着好几个垃圾袋。

借着昏暗的路灯光一看，此人正是王倬！

他走到胡同口的垃圾站，故作镇定地把垃圾扔进去，眼神却像做贼似的时不时打量着周围。

等他走后，侦察员立刻现身，迅速从垃圾堆里把那几个袋子捡了回来。

袋子里，全是一堆一堆黑色的纸灰。

经过技术中心连夜检验，这些纸灰，正是拾元人民币被烧毁后的残余！

王倬已经察觉到了风吹草动，正在加速销毁赃款！

确认这一情况后，杨奇清当即批准：立刻抓捕王倬！决不能让他再这么焚烧国家的货币！

1960年4月5日，凌晨，夜色深沉。

刘汉臣亲自率领干警们，如狸猫般悄无声息地翻墙进入王倬家，直奔里屋。

正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眠的王倬，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就被从天而降的公安干警死死地按在了床上。

他的眼神里，没有太多的惊慌，反而是一种“该来的终于来了”的释然。

然而，在连夜进行的审讯中，王倬却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拒不交代。

“他抵赖，就搜他家！一定要拿出铁证来让他开口！”

王倬被带走后，他的母亲张可云还在家里负隅顽抗，像个泼婦一样撒泼打滚，包庇儿子，坚决不配合调查取证。

侦察员只能将她控制住，在屋里屋外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

很快，在一间衣柜底下，他们找到了很多碎呢子布料，后被证实正是王倬作案时所穿大衣的残片。

院子的角落里，还堆着一堆金属零件——正是那台被他拆散了的“永久牌”自行车。

可是，最关键的证据——那笔巨额赃款，却始终不见踪影。

刘汉臣心想：难道真的全被他烧光了？

就在这时，他敏锐地注意到，被控制住的王母张可云，眼神总是不自觉地、偷偷地往院子角落里搭的一个简易厕所瞟。

在那个年代，普通民宅普遍没有厕所，要方便得上公共厕所。

也有人图省事，在自家院里凿块地，搭个棚子当简易厕所。

刘汉臣心里有了数。他亲自提着铁锹，走到那臭气熏天的厕所边，一铲子一铲子地挖了起来。

果然，在恶臭的粪坑底下，他挖出来一个沉重的大木箱！

木箱被撬开，所有人都惊呆了——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的，全是一捆一捆的拾元大钞！经过盘点，共计十九万零三百多元。

回到审讯室，刘汉臣把一张现场照片扔在王倬面前，只讥讽了一句：“埋在那种地方，你不嫌臭吗？”

这一句话，像一记重锤，彻底砸垮了王倬最后的心理防线。

他明白，一切都完了。

他瘫倒在椅子上，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自己全部的犯罪心路。

原来，王倬本名王连升，辽宁人。

从小就不安分，脑子聪明但全用在了邪路上。

抗战后，他竟考上了东北大学经济系，解放后又参了军。

但他吃不了苦，竟伪造了一张路条，当了逃兵跑回北京。

那次成功的经历，让他第一次尝到了伪造公文的甜头。

后来，他进入外贸部工作，凭着聪明才智干得不错。

但看着外面的世界，他的心又活了。

他不满足于当一辈子小职员，一心想发大财。

而他的母亲张可云，从小就给他灌输一种扭曲的观念——“宁养贼子，不养痴儿。”

在母亲的“鼓励”和自己野心的驱使下，他想起了自己伪造路条的“天赋”，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中形成：伪造总理签名，诈骗国家银行！

为此，他精心准备了整整两年，临摹总理笔迹，学习公文措辞，研究国家政策，寻找作案时机。

他算准了行长外出、算准了下班前的混乱、算准了银行人员不敢违抗“政治任务”的心理，甚至算准了每一个可能出现的漏洞并提前准备好了应对方案。

这场堪称“偷天换日”的惊天骗局，每一个环节都堪称完美。

只是，他千算万算，唯独算错了一件事——他大大低估了一个新生的人民政权，捍卫国家财产的决心和能力；更低估了在那个红色年代里，人民警察和人民群众的力量。

拿到巨款后，他才发现，这20万远比他想象中烫手。

在国家机器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面前，他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最终只能选择烧钱和埋钱这种愚蠢的方式来逃避。

1960年7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王倬死刑，立即执行。

其母张可云，以包庇和帮助反革命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这场轰动全国的诈骗大案，从立案到破案，仅仅用了不到十天的时间。

王倬的聪明，最终把他自己送上了绝路。他的故事也成了一个时代的注脚：任何挑战国家法纪的“聪明才智”，在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铁拳面前，终究不过是螳臂当车，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