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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大清老百姓,大多缺乏“家国情怀”?|循迹晓讲

热点资讯 2025年11月01日 00:14 2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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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于1901年 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国人国家思想之弱点》的评论文章。 他从地理和历史出发,并结合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观点, 最终给出了“中国人不仅不知有国,而且不知国家为何物”的悲观结论。 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客观地说, 所谓“清代中国人有家无国”的论断,在当时是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作为“他者”的英国与日本人,也对“清代中国人不爱国”的现状,做出过较为深入的分析。 1 鸦片战争中的“怪现状” 鸦片战争的惨痛失利,让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须知,彼时的大清帝国,坐拥4亿人口与80万军队,居然完败于远涉重洋的2万余名英军。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清军遭遇完败?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认为,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是器利不如人和也”; 有学者更是悲愤地表示 , “腐败的清政府不仅是被英国侵略军击败的,也是被不忠的臣民——遍地活动的汉奸所击败的”。 鸦片战争主题绘作 不可否认,英军登陆之后,尽管遭受到了沿海和沿江民众的一些自发抵抗,但规模与烈度都比较有限;作为对比, 不少地方的中国民众,却是实打实地给英军做带路党,甚至帮着他们攻打清军。 1841年1月, 英军进攻沙角和大角炮台。根据《道光洋艘征抚记》当中的记载 ,“ 洋船炮攻其前,而汉奸二千余,梯山后攻其背”。 正是“得益于”当地人的“慷慨相助”, 两大炮台迅速陷于敌手。 电影《鸦片战争》中的英军官兵 2月,英军逼近虎门。 根据《夷氛闻记》与《道光洋艘征抚记》当中的记载,在英军正式发动进攻前,就有一些当地人主动“沿途探水,暗放小舟,四测水势”,使得“内河沙澳,尽为夷稍所悉”。 于是,英军 “ 分路深入,破凤凰冈营,进攻东西炮台、海珠炮台,尽扼猎得、大黄滘两咽喉矣。” 电影《鸦片战争》中的英国军队 8月15日,英军第二次进攻定海, 双方鏖战六个昼夜未分胜负。就在这一节骨眼上, 又有当地人主动为英军引路,导致清军防线迅速崩溃。 另外,英军 在进攻镇海等地时, 一些当地人甚至假扮乡勇,配合英军作战; 在攻克宁波以后, 英军不仅在当地停留了半年之久,还招募了大量当地人充当巡捕,维持地方治安。 电影《鸦片战争》中的英军官兵 对于上述“怪现状”,赶赴浙江统筹抗英事宜的 “扬威将军”奕经 在奏章中如是写道: 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 所有奴才等现在兵勇数目若干,营盘几处,某日行至某处,以及带兵官员,面貌姓名,莫不详细记认。至逆夷船坚炮利,向止于水路方便,而所有宁波一带,山势陆路,汉奸处处为之引导,反较我兵熟悉。 奕经(1791—1854),清朝宗室、大臣,满洲镶红旗人,乾隆帝曾孙 鉴于“汉奸”人众起到的作用过于“给力”,中英两国在签订《南京条约》时,英方特意要求清政府: 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往来者,或有跟随及俟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南京条约》原件 2 英国人的精准“预判” 实际上, 英国人在远征中国以前, 就已经做出 了 “中国民众在专制统治下普遍缺乏民族意识和爱国心,不会起来反抗外敌的入侵” 的判断。 一篇 发表于1836年8月,刊载在《中国丛报(英文版)》 的专题文章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论述: 在一切亚洲国家里,农民已被压迫到仅仅能够生存的境地。 这就使得他们无心去问谁是总督,谁是皇帝,无论骑在他们头上的是谁,反正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丢失,因为新的征服者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将不试图折磨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榨取出来的他们了,而且征服者的战利品——土地,非依靠他们的勤劳,是不会产生价值的。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所以,在一切变革与改朝换代当中,农奴和农夫们只是沉默地生活着。 他们的所谓“爱国心”,只是一种对他自己生长所在地方的一种爱家乡的感情,而不扩大到统治着国家的王朝;即使扩大些,它也不比对于自己家乡的感情更多些。 可以说,这是东方的大帝国所以很快地就被蚕食的秘密。只要迅速给这个国家的元首予以致命的打击,或粉碎了他的防御军队的战斗力,一切就都完了。 和平的农民和工人对于战争既全不为意,对于谁胜谁负也无所偏倚。 中国、印度、波斯的重复被征服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从此,我们也可以判断,中国的兵力既这么松懈,这么无能,它的被征服将比过去更为容易实现。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鉴于此, 基于减少损失和争取中国民众支持的双重需要, 英国政府向海军部下达的训令中 明确指示: 女王陛下政府特别希望你们,不要对中国人民采取任何不必要的暴力行动。 女王陛下政府的意愿是,如果没有必要或没有重大的挑衅行为,舰队司令官将不得进攻炮台,不得损害或破坏中国的城镇。除了他将要占领的那个岛屿或那些岛屿之外,不对任何部分领土采取任何积极的战争行动。 英国议会 1840年3月4日,即远征军开拔前夕, 英国政府再度向英国全权大臣、侵华远征军总司令懿律下达了这样的训令: 为了尽量防止中国人民方面,对于英国政府将要对中国政府采取敌对行动的原因和目的,产生不必要的惊慌和误解: 我不得不希望,当你们沿中国海岸前进的时候,应散发那些将要为该项目的而印成中文的传单,向人民简短地叙述和阐明英国政府抱怨的理由,以及已经采取的海陆军事行动的目的。 电影《鸦片战争》中的英国军队 因此, 英军在登陆后, 不仅高价购买中国人兜售的商品,还公开宣称, “发动战争的原因是受到了清政府的不公正对待,所以作战只对官不对民”, 甚至 在宣战书中喊出了“将为明季复仇“的口号。 英国人的 舆论战,显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英军在第二次占领定海后,城内的居民们 “好像很高兴的样子,不到三天就设起一个好市场,一切安然进行”; 在攻打吴淞时, “受到鞑靼官吏的搜刮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的当地民众,大胆起来反抗这些官吏的压迫,起誓说决不容许他们再回来”。 英国在鸦片战争时期发布的檄文 对此, 军官柏纳德在日记中 得意洋洋地表示: 这真的是战争中出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 在一个地方,我们和当地的老百姓做着买卖,在另一个地方,我们和他们交战。在一个地方,我们伸出右手和本地人谈交情,在另一个地方,我们竟用真刀真枪和他们打个你死我活。 电影《鸦片战争》中的英国军队 显然,这是由于我军作战的对手,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老百姓。我们希望将战争的痛苦加诸于中国政府方面的愈多愈好,而使中国老百姓所受战争的影响愈少愈好。 我们应该这样说,战争既然是残酷的,然而从全部欧洲战争史来看,我们还找不出一个先例,能和这次战争对比:它所加于老百姓的困苦是这样少,所给予他们的恩惠是这样多。 《南京条约》文本 3 近代日本学者的论断 进入19世纪末,不少日本学者结合古代中国朝代更替的历史,以及现实中民众对政府的不依赖、对官员不信任情绪 , 做出了“中国民众普遍缺乏国家认同感”即“不爱国”的论断。 当然,鉴 于 “统治阶层与各级官员大多只考虑自己的利益,顾及国家者少,顾及民众者少,毅然肩负国家重任而站起来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的现状, 使得 “政府、官员越来越失信于民”的观点,几乎是一致共识。 北京鼓楼大街,拍摄于1895年 比如 古董商人中村作次郎 在1898年游历北京时 发现,城内道路凹凸、下水阻塞、道路两侧都是积水。 后来他在询问中得知,道路之所以没有得到修缮, 主要是因为当地各级官员贪腐成风,以至于修整费用根本不够用。对此,中村在《中国漫游谈》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官吏不为人民谋利益,缺少对职务的诚意,官职用于谋取私利。偶尔举办事业也应该是可以中饱私囊的事业。因此,人民绝不依赖于官员的保护。 所谓“政府乃保护人民之组织”与“官吏乃给予人民便利者”等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官员只要不加害于民便已经非常好了。 晚清的北京城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 基于历史与文化角度, 做出了颇有见地的分析。 旅顺口战役结束后的1905年初, 以总司令部法律顾问身份 赶赴日俄战场前线的 法学家有贺长雄, 在《外交时报》的专栏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清国人的地方心强,缺乏包括中国整体的爱国心,这就毋庸赘言了。 现在位于庙堂或是处在地方掌握枢要的人,都以特定的地方为其权势根基,以之为立身之地,并为之出力。 即使是张之洞到了京畿,但他所专注的依然是南清;即使是袁世凯担任了直隶总督,但他的根基仍在山东,离开山东,就没有袁氏。至于其他的实力派,也是如此。 且以满洲为根据地、为满洲尽力的人除了亲王之外再无他者,看到满洲遇难而如同隔岸观火的人比比皆是。 1913年,有贺长雄受聘为袁世凯法律顾问 《国民新闻》的创始人 德富苏峰, 在发表于1906年的《七十八日游记》中特意开辟“中国无国论”一节,旨在讨论这一议题( 拓展阅读: 近代日本“爱国大V”的中国观:政治失败、喜好空谈、善于贿赂、生育力强 )。 在他看来,“有家无国,有孝无忠”,不会轻易相信和依赖政府,长期将官吏和仆役等“视为大恶”的 普通民众, 不仅没有爱国心和“公共心”,甚至还会产生“帝力于我有何哉”的思想”。 晚年的德富苏峰 学者宇野哲人 在发表于1907年的《中国文明记》中指出,与日本皇室的“万世一系”截然不同 ,中国的“易姓革命之政体”, 也是民众“国家观念淡漠”的重要原因: 于中国,孝重于忠,鼓吹国家主义者稀,鼓吹家族主义者不遑枚举。 我国以皇室为大宗,国民皆其支流,是所谓大家族主义。而中国则不然。此一点乃我国与中国相异之处。然此时中国易姓革命之政体使其然也。大有无可奈何之感。 晚年的宇野哲人(1875—1974) 教育家 佐藤善治郎 在发行于1911年的游记《南清纪行》中,做出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孔孟认可禅让放伐,认可易世革命,与其仅看作是一种迫不得已,倒不如说是认为这种做法为善。 基于这种国情,从拥戴万世一系的皇室、以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日本人来看,所有地方都充满异色。 100年前的珠江江畔 若一英雄、一民族崛起而征服海内并建国,大多数被征服者会畏惧其武力而退缩。换言之,因为是输给武力,所以一旦拥有力量就企图叛逆(在中国称此为大业,的确是大业)也算合理了。 即是说,叛逆的权利万民有之。很多人相信这个朝廷不知何时应该也会覆灭的。 还有肆无忌惮讲出口的。“下一个天子大概会出自湖北吧。”某位汉口的中国人说过。这样的事情是寻常有的。实际上,就连孔子也能满不在乎地讲出“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佐藤善治郎 (1870—1957) 一言概之, 在佐藤善治郎看来 , “中国历史多以武力改朝换代”, 这就使得民众大多是以“被征服者”的身份接受统治的。 所以 ,“中国人对新力量击败现有统治者的事实,有着很强的接受能力”。 4 尾声 有观点认为, 西方国家之所以率先进入现代文明,一个基本原因就是, 从海上到陆路的交通能力得到了极大改善,彻底改变了农耕条件下人群与人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 使得世界迅速变小,最终促成了社会生活城市化和人民归属国家化。 这就意味着, 生产力更为领先的地方,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相对更强,反之必弱。 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名人及发明 反观 晚清中国, 一直都是人均耕地面积有限、生产水平落后的农业国。 一方面,国家多半只是的君主、官僚以及社会精英阶层的寄身之所;另一方面,数量庞大的农民只有纳粮服役的份儿。这就意味着,“精忠报国”者,只有君、臣、士而已,普通民众对于朝代更迭之事,并不在意。 大臣跪拜乾隆皇帝,刊印年代1840年 更为可悲的是,即 便到了抗战时期,国人中“不知爱国”, 愿意充当伪职、伪军,甘于顺从、合作或发国难财者, 依然比比皆是。 可喜的是,我们迎来了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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