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丨景凯旋读经典㉔

十大品牌 2025年11月19日 05:22 1 cc

群星闪耀的世界文学天空，莎士比亚是一颗巨星。然而，有一个作家却力排众议，站出来向莎士比亚挑战，他就是托尔斯泰，世界文学星图中的另一颗耀眼巨星。在75岁高龄写的一篇论文中，他直言莎士比亚是个糟糕的作家，其作品毫无是处，浅薄啰唆，东拉西扯，将与情节无关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塞进剧本。莎士比亚的剧情都是拼凑而成，不合逻辑，人物性格是不可信的，人物语言也不是实际生活中的语言。

总之，莎士比亚既没有刻画人物性格的能力，也没有写人物对白的能力。

最让托尔斯泰鄙夷的是，莎士比亚对人生采取的是看透一切的态度，没有值得一提的思想或信念，不讲道德和世界观，对社会和宗教问题不感兴趣，将不公正的社会等级视作天经地义。托尔斯泰搞不明白，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人喜欢莎士比亚？他得出的结论是，全世界人都被欺骗了！

托尔斯泰是个关心社会的人，所以他批评莎士比亚不关心社会公正。但是，他的此番言论却遭到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反驳，他认为托尔斯泰的论文是从道德而不是从审美出发。写出《1984》的奥威尔是一个参与实际政治的作家，因此，他对文学与政治的界限，应当比托尔斯泰理解得更加真确。奥威尔承认，按照托尔斯泰自身的逻辑，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莎士比亚的确不讲角色的一贯性，他也不是一个思想家，就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虽然有行为准则却没有世界观”。

奥威尔这句话说明了英国人的性格与政治的关系，他觉得没有世界观的英国人没有什么不好。正如英国学者赫斯勒特所言：“我们都是哈姆莱特。”但这种性格特点正是托尔斯泰最反感莎士比亚的地方，作为俄罗斯精神的代表，他强调世界观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莎士比亚却总是对一切事物都兴致盎然，正如托尔斯泰所指责的：“一种对实际生活过程感到谈不上愉快而只是兴趣的倾向。”

这里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伟大文学作品的标准？

莎士比亚（1564—1616），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诗人，英国戏剧之父，被誉为“人类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著有《哈姆莱特》《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等。

撰文 | 景凯旋

莎士比亚表现的是

“自然的真实”

托尔斯泰采用的文学标准是生活的真实，是通过痛苦得到灵魂的提升，这也是托尔斯泰那个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道德标准。比如，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伊里奇这个人物就发现自己活得不真实，所以他感到懊悔和痛苦。而在英国人看来，自然就是真实。如诗人约翰生所说，莎士比亚是独一无二的自然诗人，是共同人性的真正儿女，他认识到有节制的情欲会导致幸福，而过度的情欲会导致灾难，其人物都是受普遍的感情和原则影响的结果，这些感情和原则能够震动所有人的心灵。

就是说，托尔斯泰强调的是个性化的人物性格，每个人物各有各的个性。而莎士比亚的剧作表现的都是普遍的人性，如慷慨或贪婪、英勇或怯懦、诚实或狡狯、节制或野心。这是一种类型化的性格分类，由莎士比亚开始，一直到奥斯丁，都是如此。正如学者特里林所说，奥斯丁阐明了真诚和粗俗的含义，在乔伊斯、普鲁斯特、纪德等作家的小说中，其人物仍然分别具有这种基本的性格。

另一位气质接近盎格鲁-撒克逊的德国大诗人歌德也说，他只想和莎士比亚生活在一起，莎士比亚是个美妙的万花筒，没有比他的人物更自然的了，歌德在这里用的词语是“自然的真实”。的确，莎士比亚对生活多样化的同情，恰恰是出于自然的人性。正如奥威尔所说，莎士比亚的剧作并非没有中心主题，如《麦克白》写野心，《奥赛罗》写嫉妒，《李尔王》写权欲和背叛，《哈姆莱特》写思想与行动的关系，等等。

按照托尔斯泰的观点，莎士比亚的类型化人物不可能写出生活的本质。但是，即以托尔斯泰着重批评的《李尔王》为例，描写一个人放弃了权力，就必然会遭到佞臣的背叛，这完全符合人性的表现。因此，托尔斯泰评价莎士比亚的作品“不自然”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莎士比亚几乎写尽了人类的各种自然性格，就人类生活的伟大主题而言，如果托尔斯泰阐述的是历史的作用，那么莎士比亚表现的就是自然的真实。

描绘莎士比亚多部戏剧场景和人物的画作。

“行动还是不行动？”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拿《哈姆莱特》作为例证。丹麦王子哈姆莱特从出现在宫廷露台上的鬼魂那里得知，他的父王死于一个阴谋，叔父在花园里将毒药灌进熟睡的国王耳中，杀死了国王，然后篡夺了丹麦王位，并娶了自己的母亲。

哈姆莱特陷入复仇与亲情的矛盾中，因为他爱母亲，爱弑父者亲信波洛涅斯的女儿奥菲利娅。他不禁哀叹：“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作为丹麦王子，他面临重大的人生抉择，按照情理，他必须报杀父之仇，可他同时又犹豫不决，担心这是鬼魂在引诱他沉沦，犯下罪恶的行为。

霍拉旭、哈姆莱特和鬼魂。

他开始装疯卖傻，新国王派了亲信和哈姆莱特的朋友来窥探他，他对朋友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

这段台词可称是一篇人文主义的宣言：“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开始成为宇宙的中心。但是，哈姆莱特却对人类本身产生了怀疑。此时一群伶人要来宫里演出，哈姆莱特决定要让剧情来暴露叔父的内心。而新国王为了试探他，吩咐奥菲利娅和哈姆莱特见面，自己躲在旁边观察他的表现。在第三幕第一场中，哈姆莱特出场，说出了那段举世闻名的台词：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磨折，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

莎士比亚的英文原文是：“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对于英语国家的受众，哈姆莱特的这句话很容易明白，但对于汉语受众，就可能难以理解了。朱生豪先生译成“生存还是毁灭”，是一个无奈的处理。在英语中，be既有系词“是”的作用，还有“在”和“有”的意思，而英语这三个意思都体现在being这个范畴里。可以说，英语判断句的系词to be一直是西方一个重要的存在论范畴。

to be的本义是“起作用”，中文常将to be及发展而来的being译成“存在”。例如，笛卡尔的名言“Cogito ergo sum”（英文“I think therefore I am”），按照汉语习惯，“我思故我是”很难理解，所以中文一般译成“我思故我在”（参见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附录《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的“是”》）。实际上，准确的翻译应当是“我思，故我在起作用”。简言之，to be是一个比“存在”这一中文含义要丰富得多的词，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巴门尼德，这个问题在现代又被海德格尔重新提出，大谈存在者（是者）的本质是“去存在”（去是）。

中文当然可以将to be译成生存，不过我们应记住，“生”和“死”在英文中是有更加明确的词汇的。所以，我们别忽略了to be这个词包含的哲学含义。换句话说，莎士比亚是现代第一个意识到存在问题的作家，王后在此之前曾安慰儿子：“活着的人谁都要死去，从生活踏进永久的宁静。”而哈姆莱特这段台词可说是对王后的答复，是在宗教不朽的观念开始减退时，追问什么是存在？如何存在？

由于惧怕死亡，多少人一生含垢忍辱，委曲求全，活得十分窝囊，这难道就是生存？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就此而言，哈姆莱特的to be or not to be实则就是向自己提出的一个人生选择：“行动还是不行动？”

哈姆莱特无情的疯言疯语，使奥菲利娅伤心欲绝，他的叔父却察觉到他不是为了爱情，也不像是疯癫，于是打算在演出结束后派他去英国，借助英王之手加害他。与此同时，哈姆莱特告诉伶人，演戏切忌做作：“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这里，莎士比亚借着哈姆莱特，道出了他的自然文学观。

伶人遵照哈姆莱特的指示，在表演中演出了用毒药毒死国王一幕，引起新国王警觉，匆匆离去，他的慌乱行为暴露了他的阴谋。哈姆莱特不愿在叔父祈祷时动手，想要等待一个他彻底暴露恶行的机会。母后责备他得罪了新国王，波洛涅斯躲在帏幕后偷听，哈姆莱特以为躲在那里的是叔父，一剑将其刺死。

哈姆莱特误刺波洛涅斯。

悲伤而疯癫的奥菲利娅掉落进水里淹死了，哥哥雷欧提斯回来替父亲和妹妹报仇。墓地那一场戏是为了推动剧情发展，既是让哈姆莱特知道奥菲利娅的死讯，也促成了雷欧提斯跟哈姆莱特的决斗。哈姆莱特跟掘墓人之间的对话，阐述了关于死的世俗认识，人必须承受死亡如同承受其出生，唯有斗争意味着成熟，由此回答了To be or not to be的疑问。

哈姆莱特决心已下，答应与雷欧提斯决斗，却不知雷欧提斯的剑上已涂上了毒药。王后误服下新国王准备的毒酒，倒地死去。哈姆莱特和雷欧提斯互相刺中，后者临死前揭露了新国王的阴谋。哈姆莱特将叔父刺死，自己也中毒而亡。临终前，哈姆莱特对朋友霍拉旭说道：“我死了，你还活在世上；请你把我的行事的始末根由昭告世人，解除他们的疑惑。”

他留给朋友的最后一句话是：“留在这一个冷酷的人间，替我传述我的故事吧。”

溺亡的奥菲莉娅。

恶对于善的存在

是否不可或缺？

哈姆莱特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是一个怯于行动的典型。复仇的剧情本身并不具有复杂的含义，哈姆莱特的价值在于他的选择，对于言语还是行动，他最终选择了行动。在第四幕第四章，哈姆莱特有一段独白：“一个人要是把生活的幸福和目的，只看作吃吃睡睡，他还算是个什么东西？”这一质问正是基于人文主义的观念，此时的哈姆莱特已经解决了生存的意义，随着剧情推进，越来越表现出行动的勇气。

在现代西方，“行动”的概念具有重要的哲学含义，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指出人的三种生存状态：劳动、工作和行动。她认为，前两者都是单纯地生存，只有“行动”才能使人获得生命意义。现代人赞赏的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行动，歌德的浮士德是行动，加缪的西西弗是行动，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在经历一番犹豫后，最终同样采取了行动，这使得现代人至今仍喜欢阅读他们的故事。

《哈姆莱特》中掘墓人场景。

托尔斯泰反感的是莎士比亚的世俗性，可是他没有察觉自己作品的复杂与他的独断文学观是不一致的，也没有看到莎士比亚正处于现代的黎明时分，上帝的观念虽然尚未消失，但已经开始动摇，人发现自己面对一个没有彼岸的世界，必须依靠自身来解答存在的意义，解答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换句话说，哈姆莱特的时代已经开始了“精神的世俗化”（黑格尔语）进程。

这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然而，人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的主宰，仍然不能完全主宰自己的命运。此后几百年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实际上都是在这个前提下思考问题。莎士比亚通过哈姆莱特的选择，向我们揭示的真理延续至今，此后的文学大抵都是在针对哈姆莱特的问题，描写世俗化的人生，展现人的高尚、卑劣、喜悦和痛苦。

今天，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批评早已被人遗忘，但他的文学观点以及奥威尔的反驳，其实也显示了时代的嬗变。莎士比亚时代所珍视的幸福、美德、力量、智慧等价值，随着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潮流的兴起，变成了动机、真诚和心灵纯洁，以及具有鲜明的个性，由此造成了文学观念的变化。如果说，莎士比亚还是通过轻松幽默来告诉世人什么是真善美，那么，托尔斯泰则是俄罗斯的弥赛亚情结与西欧浪漫主义的结合，要通过痛苦来告诫世人什么是真善美。

自从席勒提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之后，文学家就大致可以分成两类。按照以赛亚·伯林的说法，一种文学家是刺猬，只对一个中心思想感兴趣的；另一种文学家是狐狸，对所有事物都感兴趣。托尔斯泰是前者，莎士比亚则是后者。用歌德的话说，莎士比亚告诉人们：“我们称之为恶的东西，只是善的另外一个面，对善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与之构成一个整体，如同热带要炎热，拉伯兰要上冻，以致产生了一个温暖的地带一样。”（歌德《莎士比亚纪念日的讲话》，《西方文论选》，457页）

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有一个更加明晰的划分，他认为欧洲观念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维模式，一种是牧师思维，认为事物背后存在着一个终极原因；另一种是弄臣思维，对一切终极原因都表示怀疑。托尔斯泰是牧师，莎士比亚则是弄臣。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牧师的绝对思维统治之后，弄臣的怀疑与反讽一度成为前东欧国家的文学主潮。而在西欧，后现代作品表现出的同样是终极价值彻底崩塌后的自我嘲讽。

由此看来，哈姆莱特的犹豫就不完全是性格上的弱点了，既不是歌德所说，“一件伟大的事业担负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的身上”，也不是柯勒律治所说，过多的“精力全花费在作决定上，反而失却了行动的力量”，而是哈姆莱特对现代人的生存境况提出质问：恶对于善的存在是不是不可或缺？必须袪除恶，还是承认恶的永久存在？

时间是检验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在哈姆莱特的“生存还是毁灭”中，包含了世俗化社会对于生命的根本疑问和选择。身处现代，我们当然不会再像莎士比亚那样去看待社会与政治，对待托尔斯泰也是一样。但是，他们都对人性的弱点有着深刻理解，同时对人类抱有希望。如果不是表现了永恒的人类处境，他们的作品不可能长存于世。

为此，我们应当既向托尔斯泰致敬，更要向莎士比亚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