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舅子入股我公司赚了900万，他拿走900万一分没给我留，我没说话

银行大厅的灯是冷白的，地面光得发滑，玻璃反射我的脸，像没睡醒的。

我把转账单递给柜员，柜员低头打字，手指敲的节奏跟大厅的排队叫号声交错着，滴滴滴，像有意提醒我每一步都在走程序。

小舅子站在我左边，笑，下巴抬着，问柜员：“九百万，今天能到吗？”

柜员不抬头，声音很平：“对公转账，正常两个小时之内。”

他“哦”了一声，转脸看我，我没看他。

我拿着公章的手有点汗，红色印泥在盖章盒里厚厚一层，我按下去又抬起来，印泥在章上像一团凝住的血。

他接过收据，塞进他贴身的文件夹，黑色皮的，边角有点磨白，那文件夹我认识，是去年他在国贸买的，说便宜，一千多，不到两千，咱们男人只要干净利落，讲究点就好了。

我没说话。

他拍了拍我的肩，力道不重，但他手心也有汗。

我把章收好，塞回包里，拉链拉紧的声音喀哒一声，比大厅所有的声音都清晰。

我们走出去，他用那种近乎兴奋的语气说：“哥们儿，这一仗打得漂亮。”

我还是没说话。

风从银行门口的旋转门缝里钻出去，吹在脸上像刚洗完的瓷砖冷。

他打开手机，对着屏幕开始发语音：“妈，到账了，九百，我这边先拎走，放心哈。”

我听到“妈”两个字，左手不可抑制地攥了一下。

他收起手机，看着我：“我先走，晚上家里吃饭，姐说你别太晚。”

我点头。

他走很快，鞋跟敲在人行道的石板上，砰砰地像打点。

我站在门口，看着车水马龙，忽然就想起五年前我的破桑塔纳停在这里，空调坏了，夏天热得像蒸笼，我抱着一堆发票和刚买的税控盘，从税务局出来，心里想着“公司”这两个字，对我那时来说，是用手把愿望扣住的重量。

那时没有小舅子。

那时只有我和许岚。

她像现在一样把我从银行拉出来，把我丢到闹市里，用眼神告诉我：活下去，别丢人。

我的公司叫觅石，听起来像做珠宝，其实就是做智慧照明，给城管、园林、地产做LED改造、智能路灯和配套的系统。

我们用的是标准件，供应商就那几个，价格外头一问一堆，项目囤在那儿，你拿到合同，走完验收，收尾款，一点一滴。

一开始我们接的都是小小的公园项目，十五万、三十万，谈得像拉扯买菜价。

我记得第一个单子，雅郡花苑的小路灯改造，灯杆锈到握不住，我们拉电缆的时候，泥里有刚淋过的雨，鞋底吸着泥，我想：“我一定要把公司做大。”

那时侯，许岚在家，她辞了银行的工作，做了我的财务，拿着Excel表格，颜色分成不同的替换项，特在行。

她永远先问：“这个票能不能开，开多大，对公账户余额多少，保证金怎么处理。”

我说我想接一个三百万的项目，她说：“你到底要搞多大，你知道你自己现在人手、资质、现金流吗？”

我说我知道，就像我在黑夜里摸石头走路，许岚很现实，她比我更怕掉进坑里。

那时我们信任只有纸杯上的咖啡和白板上的粗线。

也就是在那个冬天，小舅子回来了。

他叫何川，二十七岁，上海读书，在深圳干了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穿着一件轻薄的风衣，风衣背牌子我不认识，他的鞋干净，头发边缘修得很利落，笑的时候露牙，牙挺直。

他是许岚的亲弟弟，小姑子是不存在的，我们只有一个小舅子。

他进门第一句话就是：“姐夫，创业很帅啊。”

我笑，说：“帅不帅不重要，先把账算清。”

他跟我讲他认识一些人，说可以帮忙对接一些城市更新的项目，说朋友的朋友在某个区的城管下面的公司，说熟悉招标流程，出设计，为我们加分。

我那时对所谓的资源持怀疑态度，谁都说自己有资源。

他拿出他的手机，微信里发了几个联系人给我，备注都很清楚：王工，城管某公司副总；李经理，某集团数字化项目经理；顾总，园林工程公司老板。

他跟人打电话，语气挺稳，前后遮掩，那种专业感出现的时候，我不由得觉得，是不是真的有门路。

我问他：“你想怎么参与？”

他笑，说：“我不想拿工资，我入股，拿股份。”

那时候觅石的股份就我和许岚，9:1，我是法人，许岚也是股东，为了家。

他提了一个方案：他出五十万，拿10%的股份，另外如果他拿到项目，他要拿项目净利润的提成，提成比例再议。

我听完想着他这种人肯定不会在办公室坐着算账，他想要的是蹭他的资源和能力直接转化成钱。

我说：“10%可以，提成按项目算，把握在一个合理范围，别把公司掏空。”

他说：“我懂。”

后来我们请了一个律师，草草地签了协议，那是我第一封公司内部的股东协议，白纸黑字写得清楚：何川以现金出资五十万元，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10%，公司以此为依据向工商办理变更；项目提成由董事会议决定，不得影响公司正常运营与现金流，具体比例由项目负责人与财务核算后确定。

何川说：“我希望有否决权。”

我说：“哥们，这事儿不行。”

他看着我，笑：“开玩笑。”

协议签了之后，他开始在朋友圈里频繁发我们的公司名字，发他跟客户在一起喝咖啡的背景，发和某某领导的背影，发大会议室里一排人的脚。

我不太喜欢这种风格，但一开始没说。

因为我们就是需要有人冲出去。

我记得那年底，他拿下了一个区里的路灯智能改造成本，投标我们标书写得很规范，几张蓝图把系统框架画得像真的很复杂，其实就是把旧的灯杆换成新的，外加智能灯控器和后台平台。

标的金额是八百万，合同条款里特别强调验收细则，分两段付款，完工验收后付70%，剩下30%一年内付清。

我们的供应商刘老板站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手插腰，说：“这个钱够你们做翻的。”

我知道八百万只是数字，现金流才是命。

我们启动了项目，从仓库发货，从另一个市的工地调车，现场统一做协调，工人一天三餐在工地旁边的小店里解决，小店的老板娘给我们各个队长记账，记在两个本子上，红皮黑皮。

王姐——我们的财务——开始忙着开票，税控盘像熟练的兵器，她将一张张发票打印出来，盖章，整理，分项目，我听到打印机咔咔咔的声音，心里每一张发票都变成现金流的逆风。

我每天六点半到公司，楼下早餐店有热豆浆，豆浆的表面总有一层薄薄的薄皮，像有阴影压在奶白上。

我拿着豆浆，跟工地的阿超说你今天把那一排灯杆的拆除注意一下，有地线。

阿超说：“我知道，昨天那个老路灯杆里面哪儿有线，脏得很。”

我说：“我们要快，不要出事故。”

他说：“放心。”

何川几乎每天都在跑客户，他发朋友圈的次数也更多了，他给每一个客户买星巴克的美式，给部门的小姑娘买奶茶，带领导午饭，时间卡得准。

我偷偷看他坐车去客户的样子，他把头靠在窗户上，眼神躲在某个方向，就像他在跟另一个他对话：“这单一定要拿下，一定要拿下。”

那段时间我跟许岚的吵架也更多，我们把厨房里那个破抽油烟机扯下来，她说得把这个破东西换了，我说按我现在现金流，换了它就不能按时给工人发工资了。

她说：“你给工人发工资是公司运转，该做；你让我在家用一个声音像拖拉机一样的东西做饭，是家庭运转，该做。”

我拼命笑，说：“我们先买个便宜的。”

她讲她的道理，我讲我的道理，最后她收拾收拾，把烟机又贴了个隔音条，拿胶带糊住一个缝，然后继续做饭。

她做的白菜炖粉条很好吃，粉条上充满汤味，咸淡刚刚好。

我们一边吃，一边看着外面风吹过楼下的梧桐，叶子抖动多，像谁在笑。

那时候我们也笑。

后来项目完工，验收顺利，我们拿到了第一笔大款，五百六十万进账。

我站在银行的柜台前，看着数字在手机网银里变，手心真的出汗，汗沿着纹路流到指尖，这是十五年的汗加在一起的重量。

我们用这笔钱还了供应商货款，还了两个工程队的劳务费，把两个新来的年轻人老马和小米的工资发出来，把库存再补了点，把办公室的窗帘换成了能遮光的，开了一个整理会，把白板上的计划从黑色换成蓝色，告诉大家我们的目标。

何川在会议上说：“这一单我们只用了十天拿下，项目执行四十五天完成，效率可以，我们后面要标准化。”

我听，点头。

他又说：“后面有一个大单，可能是上千万，这个是我们真正的机会。”

我看许岚，她的眼神告诉我：别狂。

我们安静地接着做。

上千万的那个单子，就是后来那九百万的。

它不是单纯照明，是城市步道的夜景系统，包含了灯带、投影、互动装置，还有一个小小的APP和后台。

我们团队没有APP开发，我们找了一家三方做，我们自己负责硬件和施工。

这个项目招标时有那种奇怪的定标结束后要公示，公示期一周，我们中标后，公示里有人匿名留言说我们资质不够，我和王姐花了一个下午把资质证书从仓库最底的箱子里翻出来，一张张拍照上传，终于把那个回复压下去。

何川在那段时间像一条上下跳的缆绳，说他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他找一个设计院出效果图，把方案环节卡牢，他对一个领导说：“这个我来，我来。”

我偏头看他，觉得他有劲。

项目执行中有一次出大状况，夜里下暴雨，小区老地下室水淹到膝盖，我们的电缆管线在地下室的那边，水像一条沉重的皮带，我们的电缆全湿。

阿超打电话给我，所谓的“哥，救命”，他叫得不动声，我叫醒许岚，穿上雨衣，开车过去，车灯照着雨像照着米粉，路上的水泼起来一层层。

我们去了现场，把全部电缆袋子包起来，拿塑料布把笔记本电脑盖住，工人们把水沟里堵住的树叶挖出来，用铁锹挖，雨水混着泥和叶子一起往外涌，像一条黑的河。

何川也来了，他穿着一个防水的黑外套，站在雨里，用手遮住眼睛，看着大家干活。

他走到我旁边，拍我的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公司。”

我转头看他，他的眼睛里有两个小小的光，我点头。

等雨停的时候，天微亮，我们靠墙坐着，抽烟，烟味跟泥味混在一起，像小时候煤炉子灭的时候的味道。

我说：“等这次收尾款，我们把那台抽油烟机换了。”

他笑出声：“你看恨它成什么样。”

我也笑。

这笑让我忘了项目这件事要钱。

等到验收结束，客户领导把合格盖章往验收单上盖，盖章那个蒸汽机似的声音又响起来，我只求顺利。

合同约定两周内付掉70%，剩下30%分三个季度付完。

王姐告诉我：“第一笔六百三十万，咱们到位。”

我站在办公室的窗边，看天，天是淡淡的灰，感觉像按了刷新键。

这笔钱到了，公司的账宽了一些，我们把之前压着的还有一个供应商的尾款也结了，把工程队的现场奖金付了，把税也买了，税控盘在王姐手里像她的另一个孩子，她耐心地跟税务局的人解释我们的情况。

这时候，何川跟我说：“提成事儿，该聊聊吧。”

我知道该聊，我们在律师的协议里写的是“项目提成由董事会议决定，不得影响公司正常运营与现金流，具体比例由项目负责人与财务核算后确定”。

我没打算赖账，我只是要算清泥浆中出来的钱怎么分。

我把王姐叫了过来，三个人在会议室坐着，玻璃隔板把我们的声音收在一个格子里。

王姐把项目的收入、支出一一列出，收入是那个数字，支出是那么多个，包含设备、劳务、运输、管理、税费，有一些隐性成本她也列出，比如办公水电和之前项目的挪用。

最后，净利润是九百五十万，王姐说：“按目前的数字，税后估计差不多九百，再一个季度把税清，利润到位。”

何川吹了一下口气，然后笑：“哥们儿，精彩。”

我在他用“精彩”的时候心里有一丝窒息，因为我知道“精彩”一个词背后，是要拿钱。

他提出他的比例：“我这次项目从拿下到执行，几乎全程协调，我刚才把我的工作梳理了一遍，如果把公司现有薪酬体系算我的工作，我拿提成35%，这不算我的股东分红。”

王姐看看我。

我算了一下，35%是315万，再加股东分红的10%是90万，总计405万，这个数字肯定不是游戏里的数字，是现实里可以把公司的运转拿走一大块血的数字。

我看到王姐的眼神在问我：你要怎么说。

我说了一句：“你贡献很大，但是采样要平衡，我们还有项目要做，咱们要一个方案，不要把公司掏空。”

他说：“我懂，我只是开个口。”

我们在会议室里继续谈，他往下拉，说30%，后来25%，我说在20%，最后我们定了一个比例：提成20%，加股东分红累计拿现金270万，另外有一部分拿持续分红配比。

他好像不太开心，也没不开心，他说：“行吧，哥们儿，这样吧，我要我妈开心。”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句话是关键。

当晚我们去他妈那边吃饭，就是我岳母。

岳母叫刘妈，五十六岁，头发染的黑有点蓝，她很精致，手指的指甲油永远是浅色的，她吃饭的姿势体面的，要把每一筷子的菜夹到碗里，不直接从盘子里往嘴里。

她见到我们就笑，说：“这次做成了，成事的人有福。”

她喜欢把“福”挂在嘴边，她觉得能把事情做成的人都是上天眷顾的人。

我端着酒杯，用小声说：“这都是大家的努力。”

她一直看着何川，眼神是那种母亲看儿子的火光，她说：“我儿子厉害。”

何川笑，白牙又露出来。

许岚看着我，用一秒钟给了我一个“别说多”的眼神。

饭桌上很热闹，聊到每个人的工作，聊到我的雀巢咖啡和他在青山口的客户，聊到许岚的高中同学这个周末来，聊到一个某某老家的菜怎样做，我们的话题是市井的，我们的笑是真实的。

饭后，何川拿出一个文件夹，说：“妈，给你，九百入账了，这里我先把我的部分拿走。”

刘妈看他，眼睛的光立刻变了，先惊讶后自豪，她问：“你拿多少？”

他说：“我的提成和分红270，其余公司分红我们商量了，我拿到的个人部分基本够。”

他把这句话说完，把一个转账记录截图给她看，刘妈缩了一下眼睛，笑：“交给你。”

那次我没说话，但我心里有一个紧箍咒，紧。

事情的转折在两天后到了。

王姐跟我说：“客户那边说要我们按合同把一个附加项做完，那个附加项这次招标没单独列出来，但合同里有约定要做，挡板加固和补光灯的维护费用，没计价。”

我知道这叫“附带义务”，是我们当时为了拿合同给出的条件，用其他项综合起来收的钱去覆盖一些东西。

这意味着还要花钱。

王姐问我：“公司现在账上还有一个多一点的余额，九百到了，我们结了大项，剩余还利好多小的，如果我们再做这个附加项，就要再垫四十万。”

我说：“做。”

她点头。

在这之后，何川突然发了一条微信给我，语气很直接：“我拿走九百。”

我坐在办公室，看着这两个字，九百，那不是他拿走的全部，那是公司进来的第一笔大钱和未来三笔的预言。

我给他发语音：“我们之前不是说好拿270吗？”

他回：“我重新算了，我出了资源、时间、人脉，这次公司能拿到这个项目就是我，哥们儿，这九百我先拿，后面再看。”

我沉默了四分钟，在微信里看着那个语音提示还在。

我没说话。

那种没说话的沉默不是我想不想，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孙子一点听起来很糙，但我知道如果我在这瞬间说了大话，我就变成不懂家的人。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桌上的木纹像一条条纹理在眉头间。

我打开窗子，下面的马路上报站器叫了一声。

我给王姐打电话：“把转账给他。”

王姐沉默，她问：“你考虑清楚吗？”

我说：“转。”

她说：“好。”

转账的时候，王姐的鼠标点击发出的声音像一粒小石子掉在玻璃上，清脆内心疼。

钱走了。

公司的账只剩下不到一百五十万。

我把我们开出的发票放回柜子里，感觉自己的手像拿了一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晚上回家，看许岚，她已经知道，她从她妈那边听到的，她眼神是平的，她问我：“你怎么不说话？”

我笑了一下，说：“我就不说。”

她说：“你就不说？”

我说：“嗯。”

她说：“你这不是大气，是习惯。”

她的这句话一下把事情放在一个我不属于的盒子里，我走过去抱她，她没有躲，她把头靠在我肩上，她的头发在我脸上有味道，像洗发水，但更多的是她自己的味道。

我们不说话。

我心里打一个念头：这钱就是他拿了，我们别爆，我们博一个未来。

未来不是漂亮的词，它有肚子，是吃人的肚子。

三天后，一个微信消息来，把我的念头扯下来。

客户发来一个通告，要求我们在一个时间点前做完一个调整，调整的具体内容需要我们供应商提供一个新的控制器，控制器的单价是之前的两倍，因为要加一个芯片做编码，供应商说：“这是最新的改版，不加我们后续没法接。”

我站在供应商的仓库里，仓库里味道像塑料和金属混合的味，那种味不算难闻，但也不舒服，我看着架子上一排一排纸箱，心里把每个纸箱都变成单位金币。

我问：“能不能按老价格？”

刘老板抱臂，笑：“你知道不能，老产品停了，我这不是为了坑你，我这就是市场。”

我说：“我知道。”

何川打电话过来，我抬手接。

他第一句话：“这个只是加价，我再帮你压压，我帮你打。”

我说：“公司现在账户余额不多，我不想压成债。”

他笑：“都什么时代了，还想不欠账做项目？”

我心里反问：这是你拿走九百之后的轻松吗？

我没说话，我说：“好。”

他说：“你看你这人，就是闷，我难受。”

我们继续操作，一个一个调整点位，工人们被雨淋了又淋，阿超跪在地上把一个角度调到“刚好”，刚好这个词是现场所有人最愿意听的词。

我们又花了四十多万，把这个附加项做完。

客户验收过了。

客户的财务说：“可以走款。”

我们拿不到马上，就像我知道我们不会马上拿到，这种公司的财务流程就是慢，他们叫我“理解”，我说“理解”。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家里厨房的灯黄，桌子上有几个菜，茄子油亮亮的，粉蒸肉的味是香的，我手指碰到那盘粉蒸肉的时候，就像碰到了一个把我拉回家的人。

我们坐下，许岚问：“何川拿走九百，你真的不说话？”

我说：“我想看看他要怎么用这钱。”

她笑出了一个小声，像叹气又像嘲讽，她说：“用什么，买房、改车、给妈买珠宝，或者去三亚。”

她说的每一个词都是现实，我这么十年的人生里最怕却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我们吃完，她洗碗，我擦桌子，我把桌子擦到角落，在角落里停了一秒钟，我想到我爸妈住的老房子，桌角上贴着一个小布，他们把不平的桌腿垫起来，他们在小县城里一直过，平人一个。

我妈会说：“你只要不亏心。”

我现在知道这句话里面有一个“亏心”的界限，很难。

接下来两个星期，我开始安排新项目，其他两个区有一个招标，我们资质线上提交，标书准备，王姐开始申请新的银行授信，公司的信用没有太多优势，我们才做了几个大单，但银行的额度还没开出来。

何川有了一个新的朋友圈，配文是：“人生第一次全款，春天是最好的季节。”

照片里是一个客厅的角，窗帘是灰蓝色，地板是柚木色，看起来很高级。

我没点赞。

刘妈发了一条微信给许岚：“沾儿子福气。”

许岚没回，我知道她心里有一团火。

我把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列了一个清单，拿一张纸，写了很多项，资金安排也在里面，我看着那张纸觉得它比电子表更真实，它像一个在我手上呼吸的朋友。

然后事情又转。

阿超用他的二手机给我打了电话，声音这次没有困难，他像不是一个人，在笑：“哥，找到了。”

我不解：“找到了什么？”

他说：“你认识的那位某公司副总假了一个单子，他让我们做一个超范围的小活儿，说后续预算补，我把他跟另一个包工头的聊天记录给你看，听起来像团伙做的，我怕，我们已经做了一点。”

我脑子嗡的一声，我知道这意味着有一个可能是“非法变更需求”的事情，而且这个人是谁，某公司副总，这人就是我们经常打交道的人之一。

我马上把王姐叫来，何川也被我叫来，他来得慢，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车堵。

他进门的时候烦躁，我摆手：“别吵，我们出事儿。”

我们盯着佚名阴影的聊天记录，里面写着：“我帮你清一下，你们这边就帮忙做一下挡板和下游灯，你们的钱我们后面补。”

这个语气很熟悉。

王姐说：“这个不能做，我们要按合同来，超范围就要重新签，这个联系的不是我们合同指定的联系人，这个是绕开的。”

我说：“停。”

何川拿起手机，打给那位副总，说他用的是平柔态，像一个儿童要糖吃一样温吞：“哥，这件事儿要按流程，我们这边处在一个危险的状态。”

那位副总在电话里说：“你们就做了，不会有人追责，我跟你们内部打好招呼。”

我看何川，他眼睛里有一瞬间的焦灼。

他结束电话，坐下，沉默。

我说：“停。”

他点头。

第二天对方给我们发了邮件，要求我们按合同做，但所有“口头要求”全取消，同时把所有“超范围”的点位转换成一个“新项目”，新项目要我们投标，专业性更强，且资质更严格。

这叫“被控”，我们被读懂，被控制。

我心里不慌，只是知道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东西。

按项目继续执行，我们就像一个网球，在球场上来回。

这时，我的岳父突然打了电话。

岳父叫许志，普通人，当了很多年的机修工，手上有茧，他少说话，他的眼神永远在观察别人，人很稳。

他问我：“你有没有要用钱？”

我慌了一瞬：“没有。”

他说：“你没有？”

他说的口气里面有一个不相信的空白，我知道他知道。

他说：“妈那边说你何川拿了九百，你没说话，你这个是啥意思。”

我说：“没啥意思，就是选择。”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用很慢的语气说：“你别把选择当成忍耐，把忍耐当成大度，这不是一个男人的解释，这是一个人的自我毁灭。”

我几乎要笑了，我要笑不是因为他讲得重，而是因为我听到了一个我自己不敢讲的那个声音通过他讲了出来。

我没笑。

他说：“我不懂你们这生意，但我知道钱的远近，你心里要有尺子，别让别人拿你当软。”

我说：“好。”

我放下电话，心里是一个荒野。

随后两天我做了一件叫“冷”的事。

我用公司的法定程序发了一个股东会议通知，按协议发在他们邮箱里，通知上写的很简单：拟定项目提成调整方案，请股东到会表决。

我们开了这个会。

我、王姐、许岚、何川，何川是股东，他坐下来，笑是勉强的。

我展示了公司现金流和未来三个月的项目安排，把账算清，直接讲了一个事实：我们要把提成改为分期支付，并且设一个上限，每个项目提成累计不超过净利润的20%，且不得在项目资金未全部回款前一次性支付完毕，必须在税费、供应商款项、劳务费、以及押金退回后进行。

这其实就是把我们那天讨论的东西固化成制度，我们之前的协议只有原则，没有具体执行方案，现在要写在纸上，面向所有项目，不仅仅是何川这个项目。

王姐说：“这能保护公司现金流。”

许岚说：“这能保护我老公不被榨干。”

何川笑了一下，他的笑像一个人要在舞台上演戏前突然忘了台词，他说：“你现在才想起制定这个东西，是不是因为我拿了九百？”

我点头，不装。

他说：“你这反应太慢了。”

我说：“是，慢，我们不是一个成熟的公司，我们就是几个人凑起来做事情，我们学习的时候不是在学校，我们是现场，我们总要边做边学。”

他沉默了一秒，然后他把手放在桌子上，声音压住：“我不同意。”

我说：“三票对一票，决议通过。”

他笑，笑的像哭，他站起来，说了一个句子：“好，现在开始我不再给你们拿项目。”

我说：“我知道。”

他说：“也祝你们好运。”

他走的时候手轻轻一推门，我听到那声音像一条把我们家门关上的风。

这就是转。

我不是一个神，我没有别的支撑，我手上只有手上这块白板和柜子里的发票，我们继续做下面几个小项目，但现金流已经紧了，我们把两个项目的预付款快用完，下一笔款还在路上，我们的员工在八月的时候拿到了一半工资，我让王姐带着他们解释，第二天他们都来了。

老马在门口说：“老板，我知道你不容易，但家里要吃饭。”

我看着他，心里不舒服，我说：“我们两周内补齐。”

他点头，他其实也没别的办法。

那天晚上，我把车卖了。

我的车不是好车，丰田卡罗拉，四年，白色，车况良好，我在闲鱼上挂了，来的人拉走，锁扣响，是一个结束。

我拿到一笔钱，用现金填一部分工资。

许岚看着我，她说：“你把车卖了你也不说。”

我说：“我说了你能怎么样？”

她说：“你让我骂你两句，我心里舒服。”

我坐在沙发上，笑，她挨着我坐，一句话不说，她的眼神很亮，她是为了不让我在黑里走。

我问她：“你怎么看我？”

她说：“你是一个把别人的感受看得比自己重的人。”

她说完又说：“你是一个把自己的感受压抑到别人看不见的人。”

她说的这句让我心里像被一刀划开。

我没说话。

接下来是更长的沉默期。

公司里安静，白板上的计划变成一些小的点，王姐开始把财政紧起来，她把每一个开支都拿我过目，我看一眼，点头，手指在纸上按着。

我有两个选择：第一，去找何川，第二，不去，硬着头皮。

我选择第二。

这不是勇敢，这是我不想让我的话变成乞求帮忙的样子。

我去找老客户，去拉小单，施工队小范围安排，跟供应商谈“先货后款”，他们不太愿意。

我去了市里一个光谷创业园的一个交流会，里面的人都是做类似的事，讲“技术赋能”，讲“短视频营销”，讲“城市夜经济”，我坐后排，看一些年轻人讲得很兴奋，我心里觉得他们很可爱。

有一个叫顾行的运营总跟我聊，他说：“你们这种公司现金流就是命。”

我说：“对。”

他看我的眼睛，问：“你遇到不公平的事了吧？”

我笑：“不公平这种词很高级，我们的生活是拧巴。”

他说：“别拧太紧。”

我们像两个拉拉链的人在一起找拉链的头。

另一个晚上，我收到了一个消息，是妈，就是刘妈，她问我：“你最近是不是在外面借钱？”

我说：“没有。”

她说：“别逞强，有什么事说出来，家里帮你。”

我在这句“家里帮你”上停顿了，很长时间，我结束的时候给她发了一个笑脸。

她给我发了一段文字：“你不是外人，是我们自己人。”

我把这句话放在我的心里，就像把一杯米饭放在粽子的叶里，包紧，它是亲人的诚意，也可能是亲人的要求。

我没去借。

我不想让我的让和我的要变成一团。

又过了两周，公司收到一个电话：一个科技园区的夜景升级项目，我们之前投了标，只是一个小包，做一个入口光带和提示牌，两百多万，款比较快。

我把这个单拿下来，执行的很快，某些事情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就是迅速，一张图，三条线，五个灯，三个风口，我们把东西装上去，工人们拿绳子吊着，晚上九点也干。

这中间何川没有出现，他在开他的朋友圈，他新家的设备很漂亮，他买了一个黑色的极简沙发，他说：“终于有一个自己的地方。”

我不嫉妒，我是不知道该嫉妒哪里。

一个晚上，我去找他，他在他的家，家里摆得很漂亮，灯光是暖黄的，他给我开门，笑。

我坐进他的客厅，猪肝色的桌子很光，他给我倒水，在杯子里水光很亮。

我说：“做个了断吧。”

他看着我：“你要怎么断？”

我把我写了一个股权回购计划拿出来，计划很简单：公司拟回购他手里的10%股份，价格按注册资本实际出资金额和最近一个财务周期的净资产值共同算出一个值，分期支付，另外他作为股东回购款前所拿到的项目提成不归还，公司不追溯，他不再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不在公司内部担任职位。

他听完，笑：“你这么坚定？”

我说：“我不想再把家和公司带在一条绳上拉，绳子不承重了。”

他突然很安静。

他坐在椅子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个一句：“如果你这么做，你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吗？”

我说：“我知道，是开始，是没有你也能走。”

他点头。

他说：“我不卖。”

我看着他，说：“为什么？”

他说：“我觉得你在道德绑架我。”

我差点笑出声，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的道德能绑架到他身上，我只是用公司的规则和家的人之间做一个分隔。

他看着我，很真诚地说：“你拿不住你公司，你不是那种狠人，你是那种看人脸色过日子的，你不会把公司做大，因为你怕别人不喜欢你。”

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心里一下子有一把火。

我站起来，看着他，有很想骂他的一个瞬间，但是我没。

我说：“好，那我们就这样，你把你手里的股权留着，你当一个股东，拿分红，我们做我们的事。”

他点了点头，“嗯”。

他送我到门口，手拍我的背，像我们在银行那天的那一拍，力道一样，但意义完全不同。

我下楼的时候看着楼道里的灯，灯一盏一盏，明暗有规律。

我先去楼下的超市买了一包烟，抽一根，我不吸烟，但今晚我抽。

烟味在肺里飘，像一个旧声音。

第二天，我把我们公司的名字在墙上写了一行字：“规矩先于感情。”

王姐笑：“这不就是原来你说的点吗？”

我说：“是，之前我没写出来。”

我们把内部制度完善，把项目审批流程收紧，把财务的出纳单严格起来，把票据的收集做严格要求，这一切其实就是把我们那种在室内的一堆散东西用一个盒子装起来，盒子不是漂亮，但是是坚固的。

我们开始跑更多小项目。

老马开始带两个新人，阿超稳住，他说：“老板，你不要管我，我帮你。”

我说：“谢谢。”

我们在这种长期紧的状态下过了一个季度，公司的账慢慢开始活，我们把两个工人的工资补齐，把王姐的奖金发了一个小额。

我们拿了一个市里的智能停车项目的子包，做那几个入口的灯带，也做得很快。

这中间，一个消息进来：税务抽查。

王姐像一个打了200分的学生突然遇到考试，她说：“不怕。”

我们把所有发票整理一个盒子，把合同、验收走到了别的办公室用一个折叠块打，税务的两个姑娘和一个中年男来办公室，他们看了一下，我们说明，我们当时那几个附带项没有计价，是合同约定，我们补充说明。

他们在我们白板旁边站着，看着那密密麻麻的字，问：“这都是你们在做的吗？”

王姐说：“是，我们都是做实际的。”

他们点头，离开，回去写报告。

两周后，我们收到一个通知：检查结果无异常，但建议加强发票管理。

我知道我们过了。

我们过了是一种没东西的重量。

不久，我在一个城市风貌改造的峰会上遇到一个人，他是何川之前发给我的联系人之一，顾总，他说：“你们那个项目做得不错。”

我说：“谢谢。”

他问：“你们最近还好吗？”

我边点头边说好。

他笑了一下，跟我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你知道你这个行业其实不是靠谁的资源，而是靠你们的执行力和良心，资源可以拿一次两次，但你要能做得细，这是你们的命。”

我把这话放在心里。

晚上回到家，许岚把一碗汤端给我，我坐下来喝一口，热。

她问我：“你今天心情好？”

我说：“好。”

她说：“你怎么一直不做极端的事，你这样不累吗？”

我说：“我不做极端的事是因为我有你和家，我不想用极端的方式把家变成单位，我不能把我们家那张木桌变成会议室那张玻璃桌。”

她笑了一下，她的笑是托住我的。

我们改变了。

我们把二楼的办公室布了一点软装，买了几个落地灯，灯很暖，很像家。

我们公司名字“觅石”这个字在白墙上显得很稳。

然后有一天，何川给我发了一条短短的消息：“我妈生气了，要你来。”

我心里咯噔。

我去他们家，家里人都在。

刘妈在沙发上坐着，她的眼神像一个要审问的人，她也很爱我们，她的爱是母亲的宽，但她这次的眼神是窄。

她说：“你为什么要把家和公司分开，你为什么要开股东会议决议，你为什么不告诉家里。”

我坐下，说：“这是公司要走的路，我要把它写成规则，这样我们所有人会更安全。”

她说：“家里人怎么会不安全？”

我说：“公司没有规则，我们就不安全。”

她说：“你是不是嫌我们拿钱。”

我说：“没有。”

她说：“那你就是不想让我们管。”

我说：“公司要按程序走，家里事情我们按家里的程序，好不好？”

她哼了一声，她把一个手帕扔到桌上，那手帕是她在乡下缝的，边缘有花，是她自己的。

她说：“你别忘了你是我们家的人。”

许岚坐在我旁边，她握我的手，她说：“妈，我们一直是你的人。”

刘妈慢慢把布拾起来，叹气，眼睛里有水，我心里也有水。

那天晚上，我回去，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觉得自己其实很容易把事情往极端走，但我没，我知道自己不是那种硬到底的人，但我也知道自己不会再软到没有边界。

第二天，公司收到一个好消息，我们投的一个新区的街区改造的夜灯项目入围了，我们要去做汇报，我把PPT做得更具体，把每一个细节都放在图片里，真实的场景，真实的灯。

汇报到一半，领导问：“你们之前的那个项目出过问题，你们怎么把风险管理做起来？”

我说：“我们把每一个步骤都拆出来，做了一个“流程表”，每一个步骤后面的责任人和时间线都有，出了问题，我们把一个卡拽出来处理。”

领导点头，说：“你们这个回答叫做水平。”

我笑，说：“谢谢。”

我们拿到了这个项目的试点。

项目开始，阿超又出现在夜里，拿着工具，脸上笑，他是我们的一线命，我很喜欢他。

我们做完，验收，款打下来，这笔钱像一个把我们立起来的木桩。

公司开始不那么紧。

我没有给何川打电话告诉他这个事，他也没有主动找我。

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家里人就是家里人。”配图是一个大圆桌，各种菜，很热闹。

我没有去那顿饭。

我晚上跟王姐在公司吃外卖，外卖是一个酸菜鱼，鱼片薄，我们拿一次筷子夹不住，要两次。

王姐看着我，问：“你真的不打算去？”

我说：“我不想这次去成一个要钱的人，这个事我们要隔着做。”

她点头。

我们就这么守。

又过了一个月，我收到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是银行的小张，她说：“我们看你们公司最近有资金进出，流水还可以，我们可以给你们做一个小额授信。”

我几乎要把手机抱住，我说：“谢谢。”

我们去银行又一次，在大厅里，人很多，柜员敲键盘的声音还是那个节奏，我心里松了一点。

办完，有一笔能用的资金，虽然不大，但能保护我们这阵子。

晚上回家，许岚拿出一个东西，是那抽油烟机的发票，她说：“我们买了。”

我笑，像一个被恩赐的小孩，她得意地看着我：“以后你不要说这东西像拖拉机。”

我抱她，她笑出了声音，厨房的灯照着她的脸亮。

就在这样一个看似要慢慢平稳的安排里，我收到了一条消息：那位副总被查了，连带以前的项目有些部分在检查中。

这意味着我们的某些场景可能要被问。

我们拿出我们的流程表，拿出所有资料，准备好对话。

审计的人来了，他很专业，他问：“你们有没有做超范围的工作？”

我说：“没有，我们按合同做，超范围我们停了，我们提出要求后对方把超范围转为新项目，未来另行招标。”

他点头：“你们停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判断。”

我心里鼓掌，王姐在旁边说：“我们有这个流程。”

这次，我们算是过了。

结束的时候那位审计的人看着我们说：“你们这公司不像小公司，像一个有规矩的人。”

我听到这个“人”字，就知道我们做对了。

那天晚上，何川给我发了一条长消息，一开始他没有说话，最后他说：“我把那天拿走的九百里的那部分，分期退给公司一半，我妈让我这么做。”

我坐在公司椅子上，灯光照在我的手背上，有一点的温度，心里也有温度。

我没回复。

我没回复不是因为我小气，是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回复，我内心的那种沉默并非高冷，是一种把事情放在合理位置上去看，不要让一时的温柔掩盖我的逻辑。

两天后，他打电话过来：“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我说：“没有。”

他说：“你老是没有。”

我笑。

他在电话里问：“你能不能来我家一趟。”

我说：“我看。”

他说：“我妈这两天老哭，你来安慰她一下。”

我说：“好。”

我去了。

家里还是那样，灯暖，人聚。

刘妈看到我就握我的手，她眼睛里是水，她把我的手握得很紧，她说：“你别跟他计较，他就是不懂。”

我说：“我没有计较。”

她说：“你就是不说话，我不懂。”

我说：“有些话不说比说更有用。”

她笑一声，她说：“你这孩子不会说话。”

我也笑。

后来我们坐在那张大圆桌旁，吃饭，喝一点酒，何川也在，他看我的眼睛，是那种想说又不敢说的。

我对他说：“项目做这件事，我们要把规则往前放，人的事，我们慢慢来。”

他点头，他说：“我明白了。”

饭后，我走出门，在小区的光道上走，灯是我们公司做的那个型号，我伸手摸了一下灯柱，这种被自己做的东西照亮的现实感让我很满足。

那一刻我懂了一件事：我没有因为不说话而失去声音。

不说话可能是我最后的刀，是一种让我能看见一个家庭的温柔和一个公司的边界。

我知道这个行业会一直这样，人走，人来，我们会一直做，做项目，拿票，盖章，交付，验收，走款，补款，这种节奏像是一个拼命舞的鼓点。

我也知道家会一直这样，饭桌，眼神，厨房烟，卧室静，母亲的手帕，父亲的沉默，小舅子的笑，妻子的靠，这些东西是我不是一个被谁塑造的人，而是一个被自己慢慢雕刻的人。

我回到公司，王姐给我看新的报表，那些数字就在纸上起伏。

她说：“我们在回来了。”

我说：“嗯。”

她又说：“你这人终于像一个老板了。”

我笑：“我一直是。”

她也笑。

我走到窗边看外面的车，车流像气泡，冒出，破掉，冒出，破掉。

我知道以后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会继续做自己那种不那么漂亮的选择，我会把家和公司放在不同的盒子里，我会把爱和规则的线理清，我会在人群里穿过，在银行大厅里盖章，在阴雨里喊人收线，在灯光下坐着把所有的钱算清，我会把一件事情做完，按下白板上的最后一个点。

我会在饭桌上不说话，但我不是不说话的人，我只是选择何时说，如何说。

我会给自己买一个车，不急，慢慢来。

我会把抽油烟机开最小风，听它安稳地运行，我会在厨房里把碗筷收齐，把桌角擦干净，我会爱许岚，爱这个家，爱我自己的公司。

我也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拉着阿超去工地，雨如果来，我们就淋，太阳如果来，我们就晒，我们是从泥里出来的人，我们从来就知道泥的宿命。

我还会再见何川，我们会在某个中午坐在小饭馆里，他会点一份水煮牛肉，我会点一份咸菜肉丝，他会说：“你看你现在更稳了。”

我会说：“你也更稳了。”

我们会笑，我们笑的不是和解，我们笑的是成年人的一路走来的那个“懂”。

如果你问我那九百万，我会说，那不是钱，那是一个照见我自己的镜子。

它让我知道我是谁，让我知道我做到哪儿。

它也让我知道，真正把我安稳住的不是这数字，是我在银行大厅看那冷白灯的时候，没说话的一瞬间。

那一瞬间，我把事情放进了我能拿稳的盒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