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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2-19 0
程炼(1965.8-2024.11),1998年毕业于美国莱斯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98-2009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10年起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并创办现代哲学国际班。主要研究领域为心灵哲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主要著作有《伦理学关键词》《伦理学导论》《思想与论证》,译有《现代性的隐忧》。于明志 | 摄
武汉东北近郊,一个向阳缓坡,疏疏落落地种了些青翠的树,还有齐腰的灌木。虽然早过了立冬节气,但天气煦暖,草木未凋。一望之内,栾树高大的树冠泛着微黄,还不大能看出串串小灯笼的样子。远远有些房舍,零零星星,一片田园牧歌景象。这难得的晴和,让人怀疑武汉人对气候的抱怨是扯谎。
我们一行人说说笑笑,缓步而行。转过一两个岔道,早看见程炼的弟弟在等候,靳老爷子和志林老师忙快步走上前问讯。程炼的弟弟神情舒展,笑意盈盈,不像去年在医院里见到时那般委顿。在他指引下,没走多远,就看见了程炼的墓碑,簇新的金色大字,在阳光下显得明亮耀眼。
这里安眠的,是《思想与论证:增补纪念版》的作者。这部作品的腰封上写着:“哲学是概念之学、论证之学。我们要用清晰的概念将思想清晰地表达出来,我们的思想要经得起推敲和论证,而不是愿望式的、跳跃式的、故弄玄虚的。”过去的二十余年里,这个表达常常被简称为“苏二条”(“苏”指苏格拉底),在大江南北口耳相传。
一切都不太真实。就像煦暖的阳光和飘落的叶片毫无联系,这墓碑和我熟悉的热烈生命也没什么联系。然而,身边一张张熟悉的脸庞,都开始悲伤。透过模糊的泪眼,能听见他们的说话声。“程炼啊,这地儿挺好,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啊。回头啊,我给你多烧些纸钱。”这声音一听就是靳爷,京腔京韵的,逗得人心里禁不住想笑。
几天后的寒衣节,靳爷果然在北京烧了纸钱。照片上看起来眉眼模糊,头发凌乱,不如往常一般张狂飞扬。这位喜欢用咸鸭蛋下酒,把刺向天空的麦芒画得纤毫毕现的艺术家,在寒冷的冬夜,终于没能抑制住自己的感情。
程炼的名字,有音韵上的美感,朋友同辈均直呼其名。他点名册上的学生,不管是北大教过的,还是武大教过的,都碍着情分,叫“程老师”。我们几个亲近的师侄辈,没大没小的,亲热的时候叫“炼叔”。
我书架上还有半瓶“张炜生”酒,那是从阿奇餐厅顺回来的。白瓷的酒瓶,仿佛透着诱人的醇香,是程炼爱喝的酒。我有时候会打开来,闻一闻,想象他手擎酒杯,一脸坏笑,或者豪情万丈的模样——“万事不如杯在手,喝起哦!”
人生的光景,像竹节一样,分成好多段。程炼的前几节人生,我不太了解。听过一些零星的趣谈,似乎能拼出一幅模糊久远的图画。听他弟弟说,程炼儿童时期是“外婆教大的”,上学了才回到在城关居住的父母身边;从小就是个要强的孩子,“和别的孩子打架,打不赢也要打”;高考的时候,考上武汉大学,“气得三天没吃下饭”。
1986年至1989年间,程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硕士研究生。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一些交情特别铁的朋友。在武汉大学举办的纪念会议上,吴国盛展示过一张有趣的合影。社科院的宿舍楼前,程炼、吴国盛、徐向东三位在雪地里昂首站立,身姿潇洒。他们的及膝长靴和不羁眼神,仿佛处处透着1980年代奔放热烈的时代特征;身后造型别致夸张的雪人,仿佛也思考过社会前进的方向,还嘶吼唱过“我曾经问个不休”。
从社科院毕业以后,程炼负笈美国,在莱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于1998年回国赴北大任教。再后来,他获得武汉大学的礼聘,和徐明一起创立武大的现代哲学国际班,为之努力了十几年,付出了生命最后的全部热忱。“我教的学生也许可以做出David Lewis那样的工作”,他如此期许自己。只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人,才能明白他在哲学教育上的投入;并不奇怪,不是每一个哲学教育工作者都理解这追求。
客观地讲,他们这一代人搭上了时代进步的列车。他回国工作后的时间,正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社会进步日新月异。尽管竞争的力量强劲,但市场已经为思想的冒险者和严肃的哲学学术留下了空间。因而,不管是在北大,还是在武大,程炼都吸引了不少愿意从游的青年学子。一些直接或间接受惠于他的学生,像葛四友、谭安奎、蔡蓁、梅剑华、何朝安、姚博凯等人,都在持续为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程炼九泉有知,想必会为之欣慰。
大卫·刘易斯是美国哲学家,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
我第一次见到程炼,应该是2007年或者2008年。那时候的广州,做外贸的生意人有忙不完的订单,灯红酒绿,一切都欣欣向荣。那时候的中大哲学系,像是哲学系理想的样子。教师不那么焦虑,学生不那么无助,老师和学生,在小北门或者鹭江站,聊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聊库恩和波普尔,聊着聊着,天就亮了,早茶还没有开市。
在广州温热的风里,兴许是五月,也或者是六月,我们终于见到程炼和邢滔滔两位。应张志林老师邀请,他们到中大做系列讲演。其时,他们的一些美谈,早早就传开了;一位蔫坏,“老装好人”,另一位以南海鳄神为榜样,“老装坏人”。不过,看到程炼的时候,我颇有些盛名难副的失望,因为他非但其貌不扬,眉宇间简直还带着几分粗糙鲁莽,毫无饱读诗书的学者风范,言语又过于平易俚俗,笑谈之间全无“君子气象”。
欢迎宴上,满桌人兴高采烈。程炼因为喝高了,第二天的讲座只好调整顺序,先由滔滔老师讲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还有哥德尔对存在来世的证明。有个不明就里的学生,也许错过了开场,一个劲夸奖“程炼老师好帅”。程炼听到这个夸奖后很得意,因为之前一直被朋友善意地调侃,认为“像香港电影导演”,或者是“搞装修的工人”。可惜,程炼的讲座内容我已经不大记得了,大概那时道行太浅,没听出妙处。不过,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思想与论证》,也似乎知道了哲学论证和哲学写作该有的模样,还获得几分找到榜样的喜悦。
这温热的晚风,后来在武汉吹过,在北京吹过,也在上海吹过。常常伴着幽默机智的趣谈、最欢畅的笑,最好的人、最好的酒。有人装好人,有人装坏人,但没有人愿意装孙子。有时候有主义,有时候没有主义,有时候忘记了最初争的是什么主义。有时候,夜深了,有时候,天就亮了。
年过四十,人生的短促和悲欢,我似乎认为自己一直都明白。其实这种明白轻飘飘的,没有根据。在程炼离世前,“死亡”对我是个生物学术语,不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促使人思考的过程,也不是个哲学概念。“友谊”则不一样,它早就不是个抽象概念,它很具体,它由志林老师和程炼、滔滔的交情所例示,由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构成,由一场场兴高采烈的会饮、一次次笑出的泪花构成。
浮生如梦,和炼叔的交往也已然像是南柯一梦。梦里有许多细节,有武大飘落的樱花瓣,有苏州的“吴山点点愁”。我还记得志林老师出去接电话的那个夜晚。回来之后,他表情严肃,那是一种我几乎从来没见过的复杂表情,混合着诧异和凝重,还有些慌乱。情绪的涟漪在房间里不可察觉地蔓延开来。定神了好久,他才低声对葛四友和我讲,潘磊在电话里哭,说程炼体检查出疾病。
我常常希望形而上学家告诉我,有这样一个真实存在的可能世界,只需要对它做出小小的修改,那个电话就可以根本不存在。
程炼著《思想与论证》。
成住坏灭的自然法则、职业精神的义务约束、趣味和追求产生的心理倾向,还有高悬星空的道德律令,都像些无形的枷锁,让所有人比自己所设想的要更不自由些。
程炼不是个自由的人,他似乎一直在反抗某些东西,他一直在“装坏人”。曾经历过的严格哲学训练培养了他的职业精神和哲学趣味,他不大看得上理智的平庸,厌恶拙劣的语言表达。他嘲笑同行的“武术套路”,打趣一些动机不良的人才培养模式,他用严格的国际学术标准要求学生,拒绝与现行教育和科研制度的不合理方面合作。他和假模假式的正经保持距离,希望自己“从不脱离低级趣味”。他甚至嘲笑找上自己的疾病。
“生命的意义在于事与愿违。”在聪明人看来,这些反抗大多徒劳,实在算不上成功。他常年一件帽衫或T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也实在算不上打眼。“身后功名慰寂寞”,这篇论文标题,像是说自己的心情和境遇。
不如意的人和不如意的事太多。表面随性不羁的程炼,像是一直在用他出色的幽默感和讲故事的能力保护着另一个严肃的自己。另一个人喜欢读书、喜欢威士忌、喜欢听黑胶唱片,是他们那一代见过世面的文青该有的模样。另一个人的办公室,满墙满墙的英文书排列分明,不知道把中文书都藏到哪里去了。
巴蜀文化将朋友间的聊天称为“摆龙门阵”。听张志林、程炼、邢滔滔几位摆龙门阵,简直是人世间最快乐的事。志林老师风趣健谈,亦庄亦谐,充沛的情感极具感染力。在中山大学哲学系最热闹的时候,饮宴之间,倪梁康曾微笑着感慨:“志林不在的话太冷清,他在的时候又太闹腾,要是来半个就最好。”程炼性情诙谐机智,好作戏噱语。不管是有趣的亲身经历,还是坊间流传的段子,讲起来绘声绘色、收放自如,包袱一个接一个、层层叠叠,或者在平常处又另开新枝,常常逗得听众笑岔了气。相比之下,滔滔老师则是“文梗”的风格,一脸严肃认真,节奏感极好,非得要等他抖出包袱,听众才明白他是在讲故事,恍然大悟之后方忍不住会心而笑。三位相聚的时候,欢声笑语、妙语频出,其他朋友常常插不上话,着急憋屈得抓耳挠腮。
程炼打趣滔滔“老装好人”,因为机缘使然从来没有暴露过本性,所以是“一辈子装好人”。他自己则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世人“装好人”者居多,所以他偏偏要“老装坏人”,宁愿像金庸笔下的南海鳄神,徒有“恶人”之名却从未干过一桩坏事,“装了一辈子坏人”。
因为出色的语言才能,程炼特别善于用雅致、风趣的汉语来讲哲学。哲学这个学问有点特殊。物理学家不会争论什么是物理学,化学家也不会争论什么是化学,但是,哲学家常常会争论究竟什么是哲学。因为在分析哲学传统里工作,程炼将这个传统的核心观念概括为“苏二条”;这个名称简洁至极,已经在年轻学人间广泛流传。
分析哲学传统对学术产品的质量控制要求严格,一般来说,既要求有“专属知识产权”的主张或理论,又要求有严格符合逻辑的论证。因而,程炼会打趣某些平庸的作品,说“这个论文既合理,又有创见,可是合理的部分没有创见,有创见的部分却不合理”。在哲学研究里,有一个抽象复杂的问题,即“关系”究竟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程炼支持外在关系论,因为外在关系也就是“裙带关系”,所以他理直气壮地主张“一切关系都可以还原为裙带关系”。
我译过一本题为《野兽正义》的书,请程炼作序。他嘲弄我的动机是“努力提高动物的道德水平”,说此前从未答应过作序之类的请求,因为“担心读者看过我的序言,就多半不再读原著了”。后来,在治疗见效的一段时间里,他不但提笔作序,还仔细考订译文、指出几处误译。在序言里,他揶揄“道德的物种相对主义”,说这是“通过降低贫困线标准来让更多人脱贫”的哲学方案。像他的笑谈所预言的那样,译著出版后,果然序言流传甚广,反而原著读者寥寥。
有一部俄罗斯电影让我印象深刻。讲一个天才芭蕾舞演员,因意外受伤只能教教学生度日,他开始酗酒、对人冷嘲热讽,性情变得让人难以琢磨。一个缺少才华的女演员希望得到他的指导,热情地跳了一段;他看完后,只冷冷地说道:“这不是芭蕾!”
不知道为什么,炼叔走后,我心里总是会把他和那位性情难以琢磨的芭蕾舞演员联系起来。翻开《思想与论证》,就仿佛看见他,在用他的机敏睿智和憨态可掬的笑容,跳着一曲曲思想的芭蕾。他有时候开玩笑,说自己“专注从事非学术活动”。我猜想,他真正的意思是“你们那才不是芭蕾!”
“妈的,程炼走了!”徐明老师说,程炼自己大概会希望朋友们以这种方式来谈论这件事,不要太板正。天不假年,愿炼叔在来世继续“从事非学术活动”。
刘小涛
责编 刘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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