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我爸单位分房，他却把名额给了战友，15年后，战友成了市长

我爸把红头文件夹放在胳肢窝，走路带风，1985年的秋天晒得人眼睛生疼。

他晚上回厂区的路口站了很久，我拎着小书包在旁边踢石子，我妈把围裙往腰上一扯，远远看他，一脸要爆炸的气。

“分了？”她问得干脆。

我爸笑了一下，那个笑挤得很平，像他车间里打平的铁皮，“分了。”

“在哪儿？”我妈步子往前逼，围裙上油渍亮亮的。

“在梁卫东那边。”我爸低了一点嗓子，像说一句诗，轻轻的，“我给了他。”

我妈愣住了，“你再说一遍。”

“房子我没要，名额给了梁卫东。”我爸把文件夹往腋下一夹，“他媳妇快生了，住在外面那间潮屋里，孩子咳嗽，医生说不行，得搬。”

那一刻我记得风里有啤酒瓶倒的声音，厂区门口卖啤酒的大爷打烂了一个空瓶。

我妈手抻着围裙，眼睛里红起来的光像火苗，“韩志成，你脑子坏了？”

我爸没躲，他只是慢慢把自己那顶旧军帽拨正，“名额有我，有他，其实都一样，房子总要有人的。”

“可是咱呢？”我妈那声“咱呢”像锤子落下，“你儿子呢？你老娘呢？你看我们的屋顶漏雨，你看冬天冷得手脚都是霉斑，你看不见？”

我爸站了非常久，他把目光从厂区的白桦树移到我脸上又移走，“我看得见。”他说，“我也看见梁卫东的脸，他跟我一起从林子里出来的那年的脸。”

我妈笑了，笑得特别干，“你看见的是你的光荣。”

我爸没再解释，他往里走，鞋底粘住了路边的糖水，啪嗒一声接一声。

那天晚上我们家像一口锅，锅里烧的是憋气，谁都不说一句话。

我妈把米饭盛得硬硬的，筷子一夹就断，我爸吃饭特别慢，头不抬，我想开口问，可我知道我只要一说话，碗就会砸到墙上。

果然，碗还是砸了，是我妈砸的。

“你要面子你去墙上挂，你不要家你去单位住！”她喊，嗓子破了，“你不给儿子留个躺下的地方你算什么父亲！”

我爸没起反应，他把碎瓷片一块一块拣起来，拿到水池边洗干净，“别伤到你脚。”

第二天梁卫东来，拿了一筐鸡蛋，鸡蛋上面压着一条红布，红布是喜字，鲜亮得像刚涂的油漆。

他站在门口，抬手就想叫“哥”，又把手放下来，“志成，嫂子，孩子。”

我妈没理他，低着头洗菜，菜叶在水里打旋。

我爸把人牵进里间，“坐吧。”

梁卫东坐下又站起来，站起来又坐下，最后站着说，“我媳妇昨晚喘了好几回，我怕她扛不过来。”

我爸点头，“房子赶紧搬吧。”

梁卫东的眼睛像被水冲过，“我都想不明白你为什么给我。”

我爸说，“我给的是今晚不喘。”

他这句话就像把门从破破烂烂的门洞里扶正，我当时不懂，只觉得大人总喜欢说怪话。

梁卫东走的时候，我妈终于出声，“你以后别来。”

她没有看他，她只是蹲下去捡一个滑到角落的青椒，那青椒滚到她指尖突然停住。

“嫂子，”梁卫东憋着说，“我欠你。”

我妈“呵”了一声，“欠在嘴上，便宜。”

我爸把门送到半掩，回头看我一眼，“去写作业。”

我是1985年生在筒子楼的，房子没有独门独户，走道长长，厕所公用，天一冷，一排人拿着盆站着，热气往上冒，窗子结霜像长了白毛。

冬天我们烧蜂窝煤，炉子外面套着铁圈，铁圈上面是老旧的茶壶，壶盖没了用碗盖着，水咕噜咕噜响，像一个人偷偷嘀咕。

我妈的嘴里也总嘀咕，她嘀咕的内容大多是我爸，“谁让你把名额给出去的？”

“谁让你当老好人的？”

“谁让你傻的？”

我爸不说话，他去厂里上班，回来的时候袖子上有铁锈，手指缝里的黑油怎么都洗不掉。

有一天他喝了一点酒，酒不多，只让他的眼睛潮了，他看着我，“夏子，房子不是啥，屋顶漏了拿盆接住，明天再换瓦。”

我不懂房子是不是啥，我只知道班里同学提到住新楼，会笑，会把书包在胳膊上晃，我也想晃。

学校挨着厂区的围墙，围墙上刷的是标语，标语掉了皮，露在外面的是黄灰的砖，砖上的砂粒一看就让人牙痒。

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被一个姓顾的同学嘲笑，他家住在新分的宿舍楼，三室一厅，厕所带瓷砖，他喜欢把“瓷砖”这个词念重音，每念一次就看我一眼。

我妈不让我怼回去，“三室一厅就三室一厅，你也不住。”

我爸就笑，“瓷砖得擦，擦不干净打滑，摔着了更不好。”

我妈拿眼睛斜他，“你还会说话。”

1987年梁卫东搬进了分到的楼，楼在厂区东面，靠近车间，白墙，蓝窗，楼道里挂了一个几块钱的长方形镜子，谁上班谁照一下，油头滑脸的人一照就变成了干净的人。

我妈偶尔会路过那里，走得很快，她看见那个楼就像看见一面旗，旗上写着“我不值”。

我爸就把她的手握着，“我们也能住。”

“什么时候？”她问，“下一次分房什么时候？”

我爸把目光抠进地面，“不知道。”

“那你还敢给出去？”她来劲了，“你连下一次什么时候都不知道你就把这个给出去，你是疯子。”

我爸一步不退，他像在讲战场上的故事，可其实他没讲战场，“他跟我一起扛过那夜，林子里有风，风里全是麻，”他说，“他发烧，我背他，我背了几十里，身上是汗，是他的汗。”

我妈把菜拍到案板上，“背了就要给房子？”

“背了就知道有时候命比房子大。”我爸说。

我妈也不接话，她把菜做了，盐重了。

梁卫东这个人，我小时候只记得他脸上有一道小疤，薄薄的，不看就看不到，笑的时候往上扯，有点像鱼鳞。

他每个月来一次，忙的时候就隔月，来带点东西，鸡蛋，白面，粉条，冬天是蘸糖的红薯，春天是他媳妇自己腌的萝卜干。

我妈都收，她说“不收就是假”，她收了，转身就把东西放到灶台一边，“吃是要吃的，欠是要记的。”

梁卫东拉着我爸去厂外的空地抽烟，他的烟杆细细的，烟灰掉到鞋尖上，“志成，等你再分，我帮你。”

我爸摆手，“不用，你忙你的，孩子管好，媳妇稳住，房子是石头。”

“石头能砸人。”梁卫东笑，“但也能压住地。”

他们说到夜里，天空黑得像后备箱，偶尔有星星伸个头出来看人，马上缩回去。

1990年，我爸的厂开始不顶事，订单少，工人多，工会开会，开会就发票子，票子换东西，东西用不了就堆着。

我爸的手变得粗糙，我妈的嘴变得更硬，她开始从筒子楼出来摆小摊，卖油条，卖豆腐脑，卖包子，卖一切能拿在手里走着吃的东西。

我帮她，半夜起床发面，面里加一小匙白糖，我妈说这样发得快，我点着头，眼里全是面粉。

我爸会在天亮的时候来，我们三个人站在摊前，我妈甩油条，我舀豆腐脑，我爸递塑料袋，他喊，“要辣子吗？”

有时候梁卫东过来，买两碗豆腐脑，他还拿着公文包，他的包看起来不便宜，皮子亮，角折的地方没有纹。

他单手提着公文包，另一只手端碗，站在这坑坑洼洼的路口不合适，但他站得很稳，他说，“志成，打碎我的碗也是你的。”

我爸笑，“你话比以前多。”

这些年梁卫东升得快，他先从机修厂调到街道办，又去区里，再去市里，走得像修好的路，一圈一圈往上。

我妈知道这些消息，她听邻居说，她不动声色，她倒水，“他一步步往上，你一步步往下。”

我爸不回嘴，他把杯子放在桌上，杯子底和桌子的油渍黏在一起，掀起来的时候“呲”的一声。

“你就等他回头看你。”我妈说，“你看他会不会。”

1999年冬天，我爸的脚踩空了，他在楼道里摔了一跤，他站起来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瞬间的白光，白光很短，像刀刃。

医生说他需要休息，他需要补钙，他需要不要再加班，我爸听着一点一点点头。

我那时候读高三，每天喝开水，背单词，单词在纸上走来走去，我头疼的时候就往窗外看，窗外是灰。

高三那年我认识了一个记者，市报的，他来学校采访“新一届高考生的压力”，他抽烟，把烟往窗外吐，他说，“孩子，记者不是什么好活，但能看见很多。”

我对“看见很多”很有兴趣，我不爱做数学题，数学题总给我两条路，左右，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只有这两条。

我最后上了本地的大学，我选的是中文系，老师知道后摇摇头，“你去读新闻吧，中文系是最后的温柔乡。”

我妈看着我，“你想当记者，你怕你爸？”

我不怕我爸，我只是怕他老，怕他站不起那一跤。

我大学时经常去报社实习，写些小豆腐块，今天这个市场涨价，明天那个公交线路改线，每天跑跑写写，回到家满脑子街上的灰尘。

2000年的春天梁卫东当了市长，这个消息像一个巨大的球，进到我们这个小巷里，所有的狗都叫了几声。

我妈坐在凳子上把围裙扯下来，她没笑，她也没骂，她把手在膝盖上摁着，“他是市长。”

我爸听着广播，广播里是声音，声音慢慢说，“梁卫东，市长。”

我爸把收音机小小的旋钮转了一下，“嗯。”

晚上他把他的那些旧军装翻出来，他把这个翻弄的动作做得很轻，像在摸一个老人的脸，“夏子，”他叫我，“你别四处说我们认识。”

我愣了，我以为他要让我去擦玻璃。

“你别说，”他说，“这个关系不是你的，谁知道谁看，他有他的路，别给他添东西。”

我点头，我不知道这叫不叫守口如瓶，我知道的是我爸突然像把自己扭成了一棵树。

我妈不服，她在旁边冷笑，“你怕什么？”

“怕跟着一起掉进坑。”我爸说，“这是人的本事，知道坑在哪儿。”

梁卫东当市长的第一周来了我们家一趟，他走进来了，他没有摆架子，他把门自己关上，“志成。”

我妈站着，她不坐，她的眼睛一眨，门后弹出来一点风。

“你们住哪儿？”梁卫东先问了这个，你能看见他还记住我们住的地方，他不好看着我们房子，却想看。

“这儿。”我爸笑，“你坐吧。”

梁卫东坐，椅子腿在地上挪，发出砂的声音。

他说，“我把房子还你。”

我妈站着，“你还怎么还？”她不客气，她就是这种人，直。

梁卫东手指敲桌子，“我可以安排你们去新楼，市里北边，离地铁站不远。”

“我们没有地铁。”我说了句愣话，全屋的人都看我。

梁卫东笑了一下，“以后有。”

我妈嘴角没有任何欢喜，她只是把一杯水放在梁卫东面前，“还，是不是欠？”

“是。”梁卫东把杯子拿起来，“我欠你们。”

“那你为什么不早欠？”我妈问，“那时候你拿房子的时候怎么不说欠？”

梁卫东低下头，他没有要在我们面前把所有的逻辑说得清清楚楚，“我那时候只想我孩子活下来。”

我妈看他，“现在你想什么？”

梁卫东说，“现在我想把这座城市弄好，让更多的孩子活下来。”

我爸在旁边咳了一声，他是那种会把自己的情绪一口一口咽的男人，他把这咳嗽扔到地上，“好了。”

梁卫东看他，“志成，我给你安排。”

“不用。”我爸说，“我们在这儿住得惯。”

梁卫东沉默了一下，“你一句话可以让我的工作难许多。”

我爸笑，“我一句话也可以让你轻松许多。”

他们的句子就是这么干，短，硬，像两块砖敲着对方的边。

梁卫东把杯子放下，水杯边的水印像一个窄窄的环，“有些事你不需要让。”

“有些事我不想让。”我爸把大拇指在桌子上蹭了一下，他的指甲边上有一点黑油，“你忙吧。”

梁卫东站起来，他把椅子挪回原位，他拿起他的包，他看我，“夏子，你现在做什么？”

“写东西。”我说，“跑街头。”

梁卫东点头，“写吧。”

他走之前在门口停了一下，他像在看门，他看了一眼门框的裂缝，他的眼里出现了一个柔软的东西，“志成，那夜你背我，我欠你。”

我爸没抬头，他用脚后跟把地面上的砂子挪开，“走吧。”

梁卫东走了，巷子口有一孩子在踢球，球滚到他的脚边，他低头给孩子踢回去，孩子叫了一声“谢谢叔叔”，梁卫东抬手，“踢准点，别踢到人。”

我妈看着门，“市长也说‘别踢到人’。”

我爸笑，“啊。”

2000年的夏天很热，热得墙皮往下掉，掉在地上拍，拍到桌子脚，我们家的蚊子成片，不叮我妈，只叮我爸。

我写稿子写到半夜，报社一群人打电话，“明天有个拆迁，你去看看。”

我戴着帽子去了，帽子太大，遮到眼睛，我拉拉帽檐，前面是一片老房子，房子有时候像人，一拆就露骨头，骨头里头还有旧衣服。

我看见一对夫妻抱着东西站在门口，男的说，“咱不走。”女的说，“走。”

我看见拆迁队的人把一块红布挂在门上，不是喜，是记号。

我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我眼里全是冒出来的灰，我突然想到当年分房的时候我爸站在厂门口的背影，那背影虽然瘦，但像石头。

我回来的时候，我妈在门口坐着，她把一把扇子扇，扇的是蚊子，“拆迁是拆人。”

我爸说，“拆命，不是拆人。”

我那次写了一篇稿子，标题很糟，“老城新梦”，编辑看了说好，我知道不好，这个标题像卖罐头的广告。

梁卫东给我打电话，这算是第一次他主动打给我，他的声音在电话那头不会变，他说，“夏子，你来市政府。”

我去了，市政府门口的树下停着一排车，车的屁股挤在一起，像人排队踢毽子。

梁卫东没有让我等，他直接出门迎我，他身上的衬衣不是白，是那种稍微有一点蓝的白，看起来稳。

他带我去他的办公室，他关门，他往我面前放了一个纸盒，纸盒里是一本书，“城市更新的哲学”。

他说，“你看这个书，写的时候别站一边。”

我看他，“我不站谁那边。”

“你站谁那边也都有理由。”他笑，“你写的时候，讲人。”

我把书拿着，像拿一个不太沉的砖，我心里其实在叹气，“你让我别骂你？”

梁卫东也不装，他把双手摊开，“骂我也好，骂得像话。”

“像话这东西，换给你就是话术。”我说了句话，我知道我有点带刺。

梁卫东不生气，他看我，“你爸呢？”

“在家看收音机。”

“我给他换一个。”梁卫东说，“听起来舒服一点。”

“他不要。”我说，“他喜欢转那个轮。”

梁卫东点头，“那就不换。”

我们聊了很久，我心里弄不清楚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像楼梯上的那一块纸条，我总忘了它上写的是“往上”还是“往下”。

我回家后我妈问，“他给你什么？”

“书。”我说，“他叫我写得像话。”

“你写就是写，你不用像话。”我妈说，“像话是别人说的，他说你像话就给他面子。”

我看我妈，“你关心‘面子’？”

她看我，“我不关心，他当市长的时候，你爸的脸就是扇子，扇得一点风也不能吹到他那边。”

我爸看我妈，“你少说两句。”

我妈把眼睛往上翻一下，“我说我自己。”

2001年我爸病了一场，胃出血，他弯腰的时候像一个错了的弓，弦松了，弓背变形，整个人都软。

我妈慌，她把他从床上抱起来，抱不动，她叫邻居，邻居来帮忙，抬到楼下，一辆出租车停在那里，司机半睡，他醒了，骂了一句“哎哟”，然后把车门打开。

我们到了医院，医院里像海，白床单一片一片地飘着，医生把我爸推进去，我和我妈在外面坐着，我妈抱着头，她不哭，她不许自己哭，她说，“哭是掉价。”

我打电话给梁卫东，我的手发抖，我掉价也掉了，我没有别的办法，“梁叔，我爸住院。”

梁卫东声音里没有任何上台面，“哪个科？”

我说，“消化内科。”

他说，“我马上过去。”

他真马上到了，他没有穿西装，他穿了一件夹克，他跑步，从门口跑到走廊，从走廊跑到病房前，他喘了一下，“在哪儿？”

我给他指，他去，他谈了五分钟，他出来，“床位解决。”

我妈第一次看他的时候眼里的东西不是针，不是钉，是水，她眼睛里有水，她叫了一声，“梁市长。”

梁卫东没承，他对我妈说，“嫂子。”

我妈不再叫他市长，她也不叫他梁卫东，她就叫他，“卫东。”

我爸在床上看着这一切，他无力但脑子清楚，他说，“麻烦你。”

梁卫东笑，“你背我，轮到我驮你。”

事情解决后，梁卫东没有多停，他也没有一句话变成镶金的，他很快走了，他在电梯口背对着我们挥了一下手，“你们把人看好。”

我妈一直看着电梯门，她看着黑色的摄像头，她的眼睛里挂着玻璃上的反光，“他是人。”

我爸对她说，“他一直是人。”

那天晚上我写了一篇东西，我没有写拆迁，我也没有写政策，我写了一个男人跑步进医院的动作，我写他喘的那个“呼”，我写他在门口说“床位解决”的那三个字怎么这么像几块石头落在地上的声音。

编辑说，“你写太私人了。”

我说，“城市也是私人。”

他想一想，“那就发。”

梁卫东把报纸剪了一条，打电话给我，“找个时间喝茶。”

我们喝茶的时候，我问他，“你怎么做得这么好？”

他没有马上回答，他看着茶叶在杯子里上下浮，“不见得好，”他说，“我也做了坏的。”

我看他，“什么是坏？”

“把人放到队伍里，”他说，“让他跟着我的节奏走，他就会被我踩到脚。”

我突然想起我们在工厂门口看发房名额的时候，门口挂着一张表，一列一列的名字，名字里没有情感。

我问他，“你当市长的时候会想起房子吗？”

他想了一下，“每天。”

“你还有欠？”

他举起杯子，“我一直欠你爸。”

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我爸，让他来，喝茶，我爸不来，他说，“我在家看收音机。”

“你就看那个轮你就好了吗？”我妈在旁边听，忍不住，“去见人家，他当市长，你当工人，天跟地也要见一次。”

我爸慢慢地说，“我当工人，天跟地一直见面。”

我妈转身去做饭，她嘴里唠叨，“你一个死倔。”

我大学毕业那年进了市报，我正式坐在那张薄薄的桌子后面，桌子上的木纹一条一条去想你能不能沿着它走出一个人，走不出。

我喜欢跑市场，跑城管，跑边角地带，我讨厌跑会议，因为会议里话太多，话多就没有人说话，只是声音。

有一天我被安排去写一个“市长调研某城建项目”的稿子，我去了，部门的人把我挡在那条黄线后面，“你就在这儿看。”

我看，梁卫东带同事们看图纸，看工地，看人，他的鞋底沾了泥，他不在意，他站在泥里让脚往下陷一点。

他侧脸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他脸上的那条小疤，我想起小时候，他在我们家的饭桌前坐着，白瓷碗映着他的脸，他那疤像一个小波浪。

他转头看了我一眼，我那一眼被抓住了，他笑，“夏子，还写吗？”

“写。”我说。

后来那篇稿子没署名，他管辖的东西太多，这样的稿子最容易被风吹散，吹到每一张报纸上只是一条细细的线。

2003年，我爸要退休了，他的退休证拿在手里不够沉，他走过厂门口的时候把自己停在那棵树下，说了一句小话，“好了。”

我妈在家里做了一桌子菜，菜是她能做的最好作品，她连那盘炒鸡蛋都做得像一幅画，蛋黄不散，四边微微焦，她给我爸斟了酒，“你可别再背谁。”

我爸笑，“我一辈子就背过一个。”

我妈哼了一声，她把酒杯拿到他手里，“你喝吧。”

桌子上的灯泡挂得低，光线晃得我有点眩，我看我的爸爸，我看他这一辈子没有房子，却有一张脸。

饭还没吃完，梁卫东来了，他没有打招呼，他把门一推，他不是那种被人欢迎时才会出现的朋友，他是有事要说的朋友，他站在门口，“志成，恭喜。”

我爸站起来，他把酒放下，“你来。”

梁卫东没有坐，他把手里拿着的一串钥匙递给我妈，“嫂子，这是你们的。”

钥匙上挂着一个小牌子，小牌子上写着“北苑二期32402”，字是蓝色的，蓝色是那种你在超市里买清洁剂的蓝。

我妈没有接，她看着钥匙，眼睛里有一个东西在浮，“这是什么？”

“房子。”梁卫东说，“你们的。”

我妈不动，她的手像贴在她自己的衣服上，她看我，“你看。”

我拿了钥匙，钥匙冷，我看着上面的字，我看了一眼我爸，他的脸上没有喜，他的脸上没有机，他的脸上只有一个平，平得你想受伤。

“我们不去。”我爸说，“我们在这儿。”

梁卫东也不劝，他把钥匙拿回来，“我不强。”

我妈忍不住了，她把筷子摔在桌上，“你不强，这是一句好话。”

梁卫东把手垂了一下，“志成，给你，我觉得我是在补一刀缝过的线。”

“你那线不用补了。”我爸说，“本来就是那样。”

梁卫东点头，他不再说，他转身出去了，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又转回来，“嫂子，我给你留了电话。”

“我不打。”我妈说。

他笑了一下，“你不打我就打。”

我爸坐下，拿起他的筷子，他的筷子在手里转了一下，像一根指挥棒，他最后夹了一块鸡蛋，“吃吧。”

我们没有搬家，我们没有拿钥匙去看楼，我们仍然住在筒子楼里，我们习惯了这条走道，习惯了每晚有人在厕所里唱歌，习惯了隔壁小孩从窗户里朝我们喊“叔叔好”。

但城市不习惯，我们的巷子列了入旧城改造名单，我们这一片要拆，我们要动，我们不想动，动也要动。

2005年，拆迁正式来，我们领到了一个厚厚的文件，文件里有各种名词，我没有理解，我妈也没有理解，只有“补偿”两个字有颜色。

开协调会那天我去了，我从记者变成了居民，我坐在台下，台上那人念文件，念到最后，念出了一个表，“名单上在第七，我家在第七。”

我妈在我旁边小声说，“第七是啥意思？”

我说，“先后顺序。”

她问，“我们在第七，能给我们一个子？”

我不敢答，我看着她的眼，无奈像一张薄纸贴在上面。

会散的时候我看见梁卫东，他没有来参加，他是从后门出来，走向他的车，我站在他的路上，他停了，他看我，“你来干嘛？”

“看我们家。”我说，“我们要搬。”

他点头，“我知道。”

“那你帮我们留？”我冲口而出。

“我不留，”他说，“我留你们，别人也要留，城市就不动。”

我那一刻很想骂他，我觉得他太像一个教科书，那本《城市更新的哲学》在他手里被掰出了声音，但他不是书，他是人，他说，“我只能让你们尽量不被刮伤。”

我们最终搬到了北边，那个钥匙后来还是用了，我们住进了温温的楼房，楼道有灯，灯是黄色的，晚上回来家门口会有一圈光，像有人把一个小太阳挂在你家门前。

我妈搬进去的第一天哭了，她没有让别人看见，她在厕所里哭，厕所很干净，干净得像一本新开的笔记本，她哭得像要把这本子弄脏。

她出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她看我，“你爸做了这么多，最后你看我们还是搬了。”

我想起我爸那句话，“不想让的事不让”，我突然觉得世界不是一条线，是一个圆，绕来绕去，你觉得你在左边，其实你在右边。

我爸适应得很快，他把收音机放到窗台上，窗外有一棵柳树，柳树的叶子轻轻打他的收音机，像一个皮手套，“夏子，”他叫我，“这儿有风。”

有风的地方人容易说话，我们家的气从此温了。

梁卫东仍然在他的位子，他忙，他的眼袋有了，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他没厚黑，他也不是神，他就是像被推着跑的一个人。

2008年那场大雪来了，我们楼下是一片白，白得像一个巨大的蛋糕，一个人从头到尾的祝福，我们在窗子里看外面，车在雪里慢，孩子在雪里叫。

我跑去采访环卫工，环卫工把雪扔开，扔开的时候像往第八月里扔水，他的眼里是干，不是湿，“我们干这个，就是怕雪把路压坏。”

我写了，他在那篇文章里不是一个名词，他是一个人，名字叫郭大军，五十岁，腰不太好，家里四口，他每天四点出门，他说他好像总是在凌晨。

编辑问，“你怎么总写人的名字？”

我说，“我只记人的名字。”

“那你记住你自己的。”他拍我的肩，“别糊。”

我越来越忙，忙到我经常没见到我爸，我爸老了，他不老到谁都看得见，他老到只有我妈能看见。

他开始走路慢，他开始吃饭慢，他开始把收音机调到同一频率，他开始说话不想让别人听见，他开始在晚上鼠标一样地动他的手指，他没有电脑，他动他的手指是因为他怕手僵。

他有一天对我说，“夏子，你写人是好事，你写什么人都行，别把人贴在纸上。”

“纸能把人带出去。”我说，“纸不坏。”

他笑，“纸并不是铁。”

梁卫东那几年遇到的事情我能写的都是版本，他站在那儿，接受采访，说一句不太像宣传的话，“城市是一条河。”

我问他，“你在这条河里，你是石头还是鱼？”

他看我，“我是一片沙。”

“沙怎么动？”我问。

“被水冲。”他说。

他慢慢看起来疲惫，但他的眼里仍旧有一点小亮，那点亮就是在我们家的那个门框上找裂纹，他一样去找裂纹。

2010年我妈给我看她的那张纸，纸是结婚证，结婚证的颜色老了，她说，“你看这纸，多少年，它没碎。”

我爸在旁边笑，“是的，我们没有碎。”

2012年，我强迫自己跑一线，跑到一个我们老城的街角，旧街，旧人，旧笑话，喝酒的人把酒瓶子放到地上，“大姑娘小伙子都看这城。”

我写一篇“老城的夜”，发出去，读者找到我说为什么你把我们的胡同写得这么好，我说我是从这胡同出来的，我没办法写不好。

梁卫东给我打电话，“你写得不错，写重了，但不错。”

“你以为我写‘不错’是给你面子？”我说，“我写你也不必管。”

“我不管。”他说，“我只是给你一个小建议，别把老城写成一个要被保护的祖母，它只是一个成年人，它走得动。”

“你变成了哲学家。”我笑，“市长的哲学。”

他笑，“一个人的哲学。”

那年夏天，他把我叫到市政府旁边的一个旧书店，他在书店里，拿着一本鲁迅，你看这对比，市长和鲁迅并排，像两个词放在一个句子里，“夏子，”他说，“你爸最近怎么样？”

“慢。”我说，“他走路慢。”

“让他吃药。”他说，“别让他装硬。”

“他装硬是他的性格，”我说，“装是他少数的忍耐方式，他不装别人就看见他软。”

梁卫东叹气，“你爸是我见过最硬的软。”

我把他的这句话记下来了，我把这句像一块小石头放在我心里，它轻，但它在。

2015年夏天，市里有一个风，风不是气象局的风，是人的风，谁谁谁出了事，谁谁谁没出事，谁谁谁被人说，谁谁谁被人看，我的电话像锅，水沸腾。

梁卫东也在这个大自然中，他不会躲，他站着，他配合，他写字，他带团队，他是一个人，他在这个时候仍然像沙。

我接到一个匿名短信，短信里对他不太好，说他当年在某某项目里拿了好处，我不是良心，我是职业，我去查，我能查的东西进到我的眼睛里，我把它们安装在我脑子里，我不敢动，因为我爸在客厅里看收音机，他仍旧在看那个轮。

我去找梁卫东，我没有绕，我直接把短信给他看，他看了一眼，“你肯定会来找我。”

我问，“你有没有？”

他把手放在桌上，像把一个苦东西放在嘴边，“我没有那种‘拿’，我只有‘压’，我压住了一次一件东西，我让它往我希望的方向走，这是我的罪。”

“罪？”我问，“你把东西往你希望的方向走，是罪？”

“如果那个方向不是大家的方向，是。”他说，“我知道这话像脸。”

我没有马上写，我回家，我看我爸，他坐在窗边，他的脸在夕阳里，他的眉毛的阴影像一条短路，“夏子，”他叫我，“你做你该做的。”

“我不想让你受伤。”我说，“我写他你会被别人看。”

“我不怕。”他说，“我背过他，我背的是我的选择，你写的是你的选择。”

他咳了一声，“我不教你。”

我爸不会教，他是在我每一个关键节点的时候把我往前推，他不会拽着我，他只是把手放在我的背上，然后手离开。

我写了，我写得很小心，我把每一个线头都拉出来看，我没有把他写死，我没有把他写活，我只是让我自己诚实，我写完以后我发给编辑，编辑说，“你这东西不算猛。”

我说，“我不是做猛。”

我妈在旁边看手机，她一边看一边对我说，“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写东西的声音像煎鸡蛋。”

梁卫东看了我的稿子，他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谢谢。”

“你谢什么？”我问。

“谢你没有把我变成你的仇人。”他回。

我笑，我给他发一个“嗯”。

那一年我爸又病，他这次不是胃，是心，他的心像一个旧机器，被人用了一辈子，最后主轴开始松，他坐在床上，手握着被子的角，“这世界很暖。”

我在床边看他的那一句，“你暖了就好。”

他看我，“你妈暖了。”

我妈在厨房，合着锅盖，她在哭，她容易哭，她的泪现在是对她自己的安慰，她做完饭出来，把碗一一放到桌子上，她说，“你看你爸的眼，眼里有你。”

“我也有他。”我说。

春天的时候柳树抽芽，我们窗外这棵柳树和我们一起老，我伸手的时候能摸到叶子，叶子次数多了会粘在手心。

我爸在这个时候离开了，他走得极其简单，他没有任何剧烈，他只是闭眼，他的嘴角有一个很微的小动，像说“好”，他走了。

我妈哭了很久，这一次她不拧，她不说“掉价”，她哭，她哭得把世界都捂住，她哭完以后，她把水倒掉，她把碗洗干净，她把收音机放到盒子里，她把我爸的军帽放好，她把那些老照片叠好，她把门开开，她坐在门口。

梁卫东来了，他坐在我们家的地板上，他没有说什么，他看一张照片，照片里他和我爸，他年轻，我爸也年轻，他们站在工厂门口，我们家的这个城市还在远处一团，“志成，”他对照片说，“我欠你。”

我妈看他，“你欠我的也还了。”

梁卫东摇头，“不可能还完。”

他把手伸到桌子上，握住我妈的手，他不怕被别人看见他的握手，他没有顾忌，他只有这个动作，他的眼里也有水，“哥一直是哥。”

他走的时候不是一个市长，他走的时候就是一个朋友，我们家这个小屋里和他一起变成了另一个角度，一个不是分配表上的角度。

我把我爸的故事写了一篇长文，我没有发报，我写给自己，我写给我的孩子，我把这篇东西放在我们家的抽屉里，我想象这个抽屉哪一天被打开，有人看见那个人背着另一个人走在一条满是麻的路上。

城市在他的常态里继续，它的常态就是不停地翻旧账和新账，旧账是房子，新账是路，路是车，车是人，人的脚走在它上面像一个鼓点，一个接一个。

我仍旧跑，我跑新楼盘的交房，我跑老式菜市场的改造，我跑市里的母婴室，我跑地铁站的通宵，我跑你不跑的地方，我把我的笔放在每一个出来的气孔上，我按住它，或放开。

梁卫东慢慢离开了他的位置，他没有被敲掉，他是到了一个新的层级，名字变了，我们说起他的时候仍然叫“卫东”，我妈叫他“卫东”，我叫他“梁叔”。

他偶尔来我家，他仍旧会拿东西，他这东西不再是鸡蛋或粉条，他拿的是书，他拿的是一包茶叶，他拿的是一张旧照片，“这张给你们。”

我妈会拿起那包茶叶，她闻，她说，“还是那股味。”

我看那张照片，照片里他和我爸，照片是我爸那几年的一个点，我在马会上听人说“城市是人的身体”，我觉得这个比喻太急，城市不过是人的衣服，人是身体，你把衣服穿好也有可能冷。

有时候我会在夜里走到我们家窗前，开着窗，在那一片低低的风里听到我爸的收音机，我把一段老评书放出来，声音嗡嗡，嗡嗡里有他。

我见梁卫东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小饭馆，饭馆有四张桌子，一台电视机，一盆韭菜饺子，一杯小烧酒，他坐下，他说，“夏子，你还写吗？”

“写。”我说，“你还忙吗？”

“忙。”他说，“不忙也是忙。”

他问我，“你有没有想过你爸当年为什么那样？”

我说，“我想过。”

“你写过一个答案吗？”他问。

“写过，”我说，“我写的是：他喜欢把自己的速度放到别人的呼吸里。”

梁卫东笑，他拿着筷子敲一下碗边，“他是我见过的最适合当人类的人，他不会当领导，他也不会当老板，他只会当人。”

我点头，“我们家就是这个拉子。”

我们吃完饭，他把账结了，他拿着我的手，“谢谢你没把我变成一个坏人。”

“你也没有变成一个好人。”我说。

他笑得特别轻，“我知道。”

他走的时候我看了他一眼，他背影里有一个别处，他走在这个城市里，是一个分子，一个分子改变整个化学式的可能很小，但他仍然是。

这故事到这儿其实没完，它没有一个应有的高潮，它的高潮是一句你们都听见的话，1985年，工厂分房，韩志成把名额给了梁卫东，十五年后，梁卫东成了市长，这里没有改变，我讲的也不是改变，我讲的是人。

我讲的是墙上那一块裂缝，裂缝最后在新楼里也会出现，我讲的是那时候的豆腐脑，现在的白瓷杯里的茶，我讲的是你站在门口看到有一个人跑步进医院的速度，我讲的是一声“床位解决”，我讲的是一张照片里两个男人的半身照，我讲的是冬天的蜂窝煤炉子咕噜咕噜冒气，我讲的是夏天蚊子在灯下绕圈，我讲的是你坐在风里听收音机的那段嗡嗡。

我讲的是我妈把围裙扯下来，说“掉价”的女人，她最后哭的时候不管价，我讲的是我爸把筷子拿起来，说“吃吧”的人，他最后说“好”，我讲的是梁卫东拿着钥匙说“你们的”，最后把钥匙拿回去的人，他最后坐在地板上说“哥一直是哥”。

我讲的是我自己，属于城市的那个跑的人，我跑着，我写，我回家，我合上窗，我关灯，我在黑角里看见我爸的那一张脸。

我口里有一句话，话不是给别人，是给我自己，“一个人是这座城市每天的起承转合。”

起是他走出家门，承是他在街口看见另一张脸，转是他在人群里被人拉住或者推开，合是他晚上回到屋子里，把收音机关掉。

我把这句写在我的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我没有发给任何人，我也不会发，我把它放在那里，它会一直在那张旧纸上，有一天我的孩子会打开我的抽屉，他会看见这句，他会问我，“起承转合是什么？”

我会告诉他，“这就是你爷爷背人、你奶奶哭、我写、梁叔跑的每一个动作的名字。”

我们家现在在北苑那幢楼有一个角落，我妈把她的围裙挂在钩子上，她自从我爸走后做饭少了，她多在阳台养的两盆绿萝，把叶子擦得亮亮，她偶尔笑，“我也有我的房子。”

她笑的时候脸上的皱纹是一条短短的路，我走在这条路上，走到头，就看见我爸的后背。

我给我爸买了一台新的收音机，我把它分解了，我把它装好，我把它给他，他看着它，他笑，“轮不动了。”

我把新的收音机放到旧的旁边，它们两个在阳台上发出可从来不会一模一样的声音，我把这声音记下来，它会是我每一篇文章里的某一个句子，它可能只是一声“嗯”。

我妈挽着我的手去楼下，她说，“你爸把房子给了别人，最后房子还是在我们这儿。”

我说，“房子是房子，人是人。”

她说，“我知道。”

她抬头看天，天蓝得像一张轻薄的纸，楼下有人在遛狗，狗的链子发出小小的“咔咔”声，小孩子的笑声像滚出来的玻璃球，这城市在滚。

我偶尔会在公交车上听到有人说起梁卫东，声音不太好，好也不太好，都是口气，我把头靠在窗上，窗框冷，人们的提供在流，我想到的是我爸的那句话，“房子总要有人的。”

人们在公交车上往站牌里看，他们看见那几个字，下一站，他们会往前挪，往后退，伸手拉那条渺渺的扶手，我在这些动作里看见一个词，“等”。

我爸在那年秋天等到了他的人的一个晚上的平安，他给了一张房子的名额，他自己没有拿，他的这一步，是我们这个小家的起，他让我们承了很多，他最后在病房里转到了一个“好”，我们在北苑里合住着他的收音机。

我最后在我的笔记里写了一句不太喜欢的词，它是一个说烂了的词，“善良”，但我不写这个，我想写的是“选择”。

我爸的选择就是我们家的一面旗，这旗不在厂区门口，它在我们家的门框，它擦不掉，它也不亮，它就是在那里，像一个不能也不需要被解释的事情。

我把这面旗收进我的心里，每次我跑到一个新的路口，我把它掏出来，我不宣示，我只是看看，我知道要往哪边走，我知道有时候要背人走，我知道有时候你要把手从背上拿开，我知道这个城市里的人不都是石头也不都是沙，他们是菜，是豆腐脑，是茶，是收音机的轮，是我妈的围裙，是我爸的一句“吃吧”，是梁卫东的一句“床位解决”。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把它写出来，是因为它不会变成新闻，它只会变成我你他在每一天里的一口气，一口气吐出来之后，世界轻一点，我们的家也轻一点，风从窗台走过，柳叶轻轻敲收音机，嗡嗡，嗡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