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1岁，雇39岁男保姆。他说：“姐，我身体扛不住，我想回家！”

我叫林素芬，今年六十一。

做完膝盖手术出院那天，我女儿夏月，非要给我找个保姆。

“妈，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她一边给我削苹果，一边在手机上划拉着家政公司的页面。

我靠在沙发上，腿上盖着薄毯，膝盖里像有根生锈的钢针在搅，一阵阵地疼。

“我还没到不能自理的地步。”我嘴硬。

“你看看你，现在下床上个厕所都费劲，还嘴硬。”夏月把一瓣苹果塞我嘴里，甜得发腻。

我不喜欢吃苹果，她知道。

她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我，现在，我得听她的。

家政公司的人来了几个，我都不满意。

第一个太年轻，毛手毛脚，看着就不牢靠。

第二个太老，走路比我还慢，我怕我到时候还得伺候她。

第三个是个女的，看着倒是麻利，可是一张嘴，那股子香水味差点把我送走。

夏月有点不耐烦了，“妈，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

我也烦，“我不想找！”

我们俩僵持着，谁也不说话。

最后，中介领来了卫东。

他一进来，屋子好像都暗了一下。个子很高，一米八得有，皮肤是那种常年晒出来的黑，看着敦实，甚至有点木讷。

三十九岁。中介介绍。

我上上下下打量他。

一双眼睛倒是很沉静，看人的时候不躲不闪，但也没什么情绪。手上都是茧子，指甲剪得秃秃的，很干净。

男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

“男的怎么伺候人？”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中介陪着笑，“林老师，您别看小卫是男的，力气大呀！您现在行动不便，上下楼、去医院复健，有他搭把手，比谁都方便。而且小卫以前在老家照顾过瘫痪的老人，有经验，人特别老实。”

夏月眼睛亮了，“这个好。妈，就他了。”

她拍板了，就像小时候我给她决定穿哪件衣服一样，不容置喙。

卫东站在那儿，没说话，像一棵沉默的树。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一个六十一岁的老太太，一个三十九岁的壮年男人，共处一室。

这事儿怎么想，怎么别扭。

但我的腿，我的膝盖，在一下一下地提醒我，我需要一个人。

“试用期一个月。”我最后松了口，语气里带着不情不愿的审视。

“好嘞。”夏月立刻掏出手机准备付钱。

卫东对我，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我没应。

我把脸转向了窗外，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叶子，黄了一半。

秋天了。

卫东住进来的第一天，我几乎一夜没睡。

家里突然多了个陌生男人的气息，我浑身不自在。

我把他安排在朝北的小房间，那是我从前的书房。

他行李不多，一个半旧的帆布包，一个看着就很沉的蛇皮袋。

我给他立了一堆规矩。

“进屋必须换鞋，地是我刚擦的。”

“卫生间用完要马上擦干，我怕滑。”

“做饭少油少盐，我不吃辣。”

“晚上十点以后，不要在客厅活动。”

……

我一条一条地说，他一句一句地听，偶尔“嗯”一声，算是回应。

那感觉，就像我退休前给刚入学的学生训话。

可他不是我的学生。

他是我的保姆。

我花钱雇来照顾我的人。

这个认知让我心里更不舒服了。

第一顿晚饭，他做了三菜一汤。西红柿炒蛋，炒青菜，还有一个排骨汤。

卖相一般。

我尝了一口西红柿炒蛋，淡了。

再尝一口青菜，也淡了。

我皱了皱眉，没说话。

他好像看出来了，有点局促地站在一边，“林姐，是不是不合胃口？我下次多放点盐。”

他叫我“林姐”。

这个称呼让我愣了一下。

听着比“林老师”亲近，又比直呼其名多了点尊重。

“还行。”我放下筷子，没什么胃口。

晚上，他帮我做复健。

医生教的动作，要把腿慢慢抬起来，再慢慢放下。

我自己使不上劲，膝盖疼得钻心。

他蹲在我面前，一双大手托住我的脚踝和小腿。

他的手很粗糙，但很稳，很有力。

隔着薄薄的睡裤，我能感觉到他掌心的温度。

一股热流从脚底板一下子窜到我脸上。

我活了六十一年，除了我那过世的老伴，从没跟一个男人有过这么近的肢体接触。

我很不自然，想把腿抽回来。

“林姐，别动，不然没效果。”他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任何杂念。

我只好僵着身子，任由他摆布。

十分钟的复健，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结束的时候，我额头上全是汗。

他倒是很平静，给我倒了杯温水，“林姐，喝点水。今晚要起夜就叫我。”

我没理他，接过杯子，一口气喝完，把杯子重重地放在床头柜上。

夜里，我果然想上厕所。

我试着自己下床，右腿刚一着地，膝盖就像被电钻钻了一下，我“嘶”地倒吸一口凉气，差点摔倒。

我咬着牙，不想叫他。

可是我没办法。

我清了清嗓子，对着门外叫了一声：“卫东。”

声音又轻又干。

我不知道他听没听见。

几秒钟后，他的房门“吱呀”一声开了。

“林姐，怎么了？”他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

“……我想上厕所。”我感觉脸在发烧。

他没多问，走过来，熟练地把我扶起来，半抱着我，一步一步挪向卫生间。

他的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肥皂味。

不是我用的那个牌子。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酸楚。

我，林素芬，一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中学高级教师，现在，却需要一个陌生男人抱着我去上厕所。

真是，老了。

日子就在这种别扭和磨合中一天天过去。

卫东是个沉默的人，但不是个没眼力见的人。

我说过一遍的事情，他都能记住。

我说菜淡了，第二天的菜就咸淡适中。

我说地上有头发，他每天早晚都用吸尘器吸一遍，再用湿拖把拖一遍。

我家的木地板，被他擦得能照出人影。

比我自己弄得都干净。

他话不多，但手脚很勤快。

除了照顾我，做饭，搞卫生，他还把阳台上我那些快要死了的花花草草给救活了。

我那盆养了三年的君子兰，叶子都黄了，他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些鸡蛋壳、烂菜叶，埋在花盆里，没过半个月，居然冒出了新芽。

我有时候坐在沙发上，看着他在屋子里忙来忙去的身影，会有些恍惚。

这个家，自从老伴走了，夏月嫁了人，已经很久没有一个男人这样走来走去了。

空荡荡的屋子，好像有了一点生气。

我们开始有了一些简单的交流。

大多是我问，他答。

“老家哪儿的？”

“河南的。”

“家里还有什么人？”

“媳妇，还有个儿子，上初二了。”

“怎么想起来做这个？”

他沉默了一下，手里的抹布没停。

“……村里发大水，地淹了，出来挣点钱。”

他的声音很平淡，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了一下。

每天晚上九点，他都会准时拿着手机去阳台。

我知道，那是他给家里打电话的时间。

我听不清他说什么，但他的声音会变得很柔软，跟白天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判若两人。

有一次我起夜，路过阳台，听到他压低了声音说：“……别舍不得花钱，给娃买点好的……我在这边挺好的，老板人不错，吃得好住得好……”

老板。

我就是那个老板。

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我给他的工资，在家政市场里算中上水平。但他自己的生活，却节俭到了极致。

他从来不买饮料，只喝白开水。

我吃不完的饭菜，他会留到下一顿自己吃掉。

他来的时候穿的那双运动鞋，鞋边已经开胶了，他用胶水粘了粘，还在穿。

有一次我让他在网上帮我买东西，无意中瞥见他的淘宝购物车。

里面只有一样东西。

一本初中数学的奥赛辅导书。

收货地址，是河南省一个我没听过名字的村子。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我靠在沙发上假寐。

卫东在厨房里剁肉馅，准备晚上包饺子。

那“咚咚咚”的声音，均匀，沉稳，富有节奏感。

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老伴也总是在周末的下午这样剁着肉馅，我和夏月就在一边等着吃。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赶紧睁开眼，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声音调大了些。

我怕他听见。

一个孤身在外的男人，一个独居在家的老人。

我们就像两只被生活搁浅的船，停靠在同一个屋檐下，各自舔舐着各自的伤口。

我开始习惯了他的存在。

甚至，有点依赖。

我的膝盖恢复得不错，已经可以拄着拐杖在屋里慢慢走动。

但他还是会跟在我身后，怕我摔倒。

我去医院复健，他背着一个大包，里面装着水、毛巾、我的病历本，还有他自己做好的午饭。

医院里人多，他总能用他高大的身子给我隔开一片小小的安全区域。

等我做完复健，满头大汗，他会第一时间递上温水和毛巾。

那份细致，连我女儿夏月都做不到。

我开始主动和他说话。

“小卫，今天新闻看了吗？那个……”

“小卫，晚上我们吃面条吧，我想吃你做的手擀面。”

他还是话不多，但眉眼间似乎柔和了许多。

有时候我跟他讲我年轻时当老师的趣事，他会停下手里的活，认真地听。

听到好笑的地方，他会咧开嘴，露出两排整齐的牙。

笑起来，其实挺憨厚的。

我发现，我开始把他当成一个可以说话的人，而不是一个单纯的保姆。

我叫他“小卫”，也越来越顺口。

但是，麻烦也随之而来。

第一个发现不对劲的，是住我对门的王阿姨。

她是个退休的居委会干部，热心肠，也爱八卦。

那天她端着一碗自己包的馄饨来敲门。

开门的是卫东。

王阿姨愣在门口，上上下下地打量他，那眼神，跟审贼似的。

“阿姨好。”卫东老实地打招呼。

“你是……？”王阿姨探着头往里看。

我拄着拐杖走过去，“王姐，这是我女儿给我请的护工，叫小卫。”

“护工？”王阿姨的调门高了八度，“男的？”

“男的力气大。”我把她请进来。

王阿姨把碗放下，拉着我的手走到一边，压低了声音：“素芬啊，你可得当心点！一个单身老太太，家里住个年轻男人，这传出去……”

她没说完，但意思我全明白。

我心里一阵火起，“王姐，你想什么呢？人家是正经来工作的，我女儿找的，知根知底。”

“知根知底也得防着点啊！人心隔肚皮！”王阿姨一副“我都是为你好”的表情。

我懒得跟她解释，端茶送客。

她走后，我看见卫东在阳台默默地浇花，背影有点僵硬。

我知道，他肯定听见了。

流言蜚语，像夏天的蚊子，嗡嗡地在我耳边响起来。

我去楼下花园晒太阳，以前那些凑在一起聊天的老姐妹，看到我，眼神都变得怪怪的。

她们不再拉我聊天，而是聚在远处，对着我指指点点。

我听不清她们说什么，但我猜得到。

无非就是那些不堪入耳的揣测。

“老不正经。”

“找了个小白脸。”

我气得手脚冰凉。

我林素芬，一辈子清清白白，教书育人，到老了，居然要被人这样戳脊梁骨。

有一次，我实在没忍住，拄着拐杖走到她们面前。

“你们在说什么？”我冷冷地问。

那几个老姐妹一下子散开了，像受惊的麻雀。

只有一个平时跟我关系还不错的李姐，尴尬地笑了笑，“没什么，没什么，就随便聊聊天气。”

我看着她们，心里一阵悲凉。

这就是我生活了几十年的社区，这就是我认识了几十年的邻居。

回到家，我一句话也不想说，晚饭也没吃。

卫东看出来了，他没问我，只是默默地把饭菜热了一遍，又端到我面前。

“林姐，多少吃点，不然胃受不了。”

我看着他那张朴实的脸，突然觉得很对不起他。

他只是来挣一份辛苦钱，却因为我，要承受这些无端的揣测和白眼。

“小卫，”我开口，声音有点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他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他摇了摇头，很慢，但很坚定。

“林姐，我不在乎别人说啥。我只要做好我的事，拿到我的工钱，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就行。”

他的话，像一股暖流，淌过我冰冷的心。

那天晚上，我女儿夏月来了。

她提着一堆水果和营养品，一进门就咋咋呼呼。

“妈，我给你买了进口的车厘子，可甜了！”

她把东西往桌上一放，看见卫东正在拖地，便理所当然地指挥道：“哎，那个谁，把这些水果洗一下。”

她的语气，就像在使唤一个酒店服务员。

卫东没说什么，放下拖把，拿起水果就往厨房走。

我心里那股火又上来了。

“夏月！”我叫住她。

“怎么了妈？”她一脸无辜。

“他叫卫东，不叫‘那个谁’。”我一字一句地说，“你跟他说话，客气点。他是来照顾我的，不是我们家的下人。”

夏月愣住了，她大概没想到我会为了一个保姆跟她这么说话。

“妈，你怎么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叫习惯了嘛。”她有点委屈。

“习惯了也得改。”我的态度很坚决。

夏月撇了撇嘴，没再说什么，但脸色明显不好看。

她坐了一会儿，跟我说了说她公司里的事，她儿子的学习。

卫东洗好水果端出来，草莓、车厘子，摆在晶莹剔셔的玻璃盘里，像一件艺术品。

夏月捏起一颗车厘子放进嘴里，含糊不清地说：“手脚还挺麻利的嘛。”

那语气里的优越感，刺得我耳朵疼。

她走后，屋子里又恢复了安静。

我看着卫东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心里叹了口气。

夏月不是坏孩子，她只是……被这个社会惯坏了。

她习惯了用钱去衡量一切，习惯了对服务她的人颐指气使。

她不明白，人与人之间，除了雇佣关系，还应该有最基本的尊重。

那天晚上，卫东接到了一个电话。

他在阳台接的，但我听见他声音不对，很急。

他很快就挂了电话，走进来，脸色发白。

“林姐，”他搓着手，嘴唇有点哆嗦，“我……我能预支点工资吗？”

这是他第一次跟我提钱的事。

“出什么事了？”我问。

“我……我娃……在学校跟人打架，把头给磕了，现在在医院……”他的眼圈红了。

“严重吗？”我的心也揪了起来。

“不知道，老师说要住院观察，让先交五千块钱。”

五千块。

对他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我没有丝毫犹豫，“你别急，我这儿有现金。”

我让夏月给我取的，本来是准备着万一有什么急用。

我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五千块钱，递给他。

“先拿去用，不够再说。”

他看着我手里的钱，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他伸出那双粗糙的手，接钱的时候，手指在微微发抖。

“林姐……谢谢你……”他的声音都变了调。

“快去给你媳妇打钱吧，别耽误了孩子看病。”我说。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转身快步走回自己房间。

那天晚上，他给家里打了很久的电话。

我听见他压抑的哭声，还有他安慰他媳妇的话。

“没事儿的，娃会没事的……钱的事你别担心，我借到了……”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想起了我的儿子。

如果我的儿子还在，现在也该是和卫东差不多的年纪了。

他也会是一个父亲，会为了自己的孩子这样焦心。

可惜，他不在了。

那晚之后，卫东像是变了一个人。

他干活比以前更卖力了，几乎到了拼命的地步。

地擦得一尘不染，饭菜做得花样翻新，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好像，他想用这种方式来偿还我那五千块钱。

我跟他说：“小卫，你不用这样，那钱不用急着还。”

他只是憨厚地笑笑，“林姐，你对我好，我都知道。”

我知道，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可我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脸，心里却越来越不安。

他太累了。

我的恢复期很长，膝盖的疼痛时好时坏。

天气一变，就疼得我整夜睡不着。

我睡不着，他也别想睡。

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上厕所，一会儿又要他帮我揉腿。

他总是随叫随到，没有半句怨言。

但我能看到他眼里的红血丝越来越多，他的脸色也越来越苍白。

他开始咳嗽，起初是偶尔几声，后来变成了一阵阵的，尤其是在夜里。

我劝他去医院看看。

他总说：“没事儿，林姐，就是有点着凉，喝点热水就好了。”

我知道，他是舍不得花钱。

有一天下午，我睡午觉，被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吵醒。

我走出去一看，卫东正弓着身子，咳得惊天动地，脸都憋红了。

我吓了一跳，赶紧过去给他拍背。

“小卫，你这不行，必须去医院！”我用命令的语气说。

他好不容易缓过来，摆了摆手，额头上全是冷汗。

“真没事儿，林姐，老毛病了。”

“什么老毛病能咳成这样？走，我让夏月开车送我们去医院。”我拿起手机就要打电话。

他一把按住我的手，“别，林姐，别麻烦夏小姐了。我……我歇歇就好。”

他的手很凉。

我看着他憔ें悴的脸，和那双布满血丝却还在强撑的眼睛，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巨大的无力感。

我能给他钱，能给他一份工作，但我给不了他健康，也无法替他分担生活的重压。

他就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橡皮筋，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断。

为了让他能多休息一会儿，我开始减少晚上起夜的次数。

睡前尽量不喝水，再疼也自己忍着。

我们之间的话，好像也变少了。

不是因为生分，而是因为一种沉重的默契。

我们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也都知道，有些事，说了也没用。

晚饭后，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一起看电视。

我喜欢看那些家长里短的家庭剧，他好像也并不讨厌。

有时候，我们会为剧里的角色争论几句。

“这个儿媳妇太不像话了！”我会愤愤不平。

他会一边削苹果一边说：“她也有她的难处。”

我们就像一对真正的家人，坐在一起，分享着同一束光，和同一个故事里的喜怒哀乐。

那段日子，很平静，但也很压抑。

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地堆积，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

终于，那场暴风雨还是来了。

我感冒了。

先是喉咙痛，然后开始发烧，浑身酸软无力。

对于一个正在术后恢复的老人来说，一场感冒，不亚于一场大病。

我彻底躺倒了。

那三天，是卫东的地狱。

我烧得迷迷糊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他要不停地给我量体温，用温水给我擦身子，喂我喝水，喂我吃药。

我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他就变着法给我做流食，米油，烂面条，鱼片粥。

我吃两口就吃不下了，他就再想别的办法。

夜里，我更是折腾。

每隔一两个小时就要醒一次，每一次醒来，都有新的需求。

而他，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衣服都没脱，随时准备着冲进我的房间。

我记得有一次，我半夜醒来，想喝水，叫了他一声。

他几乎是立刻就出现在我床边，手里已经端着一杯温水。

灯光昏暗，我看不清他的脸，只看到他疲惫的轮廓，和他那双因为严重睡眠不足而通红的眼睛。

“林姐，喝水。”他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我喝了水，躺下去，心里却像压了一块巨石。

我病了，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他的照顾，因为这是他的工作。

可是，他也是个人啊。

他也会累，会病。

我这场病，快要把他榨干了。

第三天下午，夏月来了。

她一进门，就闻到了屋子里浓浓的药味，立刻皱起了眉头。

“妈，你怎么搞的？怎么还感冒了？”

她看到躺在床上的我，又看到一边正在给我换毛巾的卫东，脸色更难看了。

她把卫东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那眼神，充满了嫌弃和怀疑。

“他没生病吧？是不是他传染给你的？”

她的声音不大，但在这安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

卫东的身体僵了一下，手里的动作也停了。

我气得差点从床上坐起来，“夏月！你胡说什么！是我自己不小心着凉了，跟小卫没关系！”

“妈，你就是心太软。你花钱雇他来是照顾你的，不是让他来添乱的。”夏月不依不饶，“你看他那病恹恹的样子，自己都照顾不好，怎么照顾你？你这钱花得值吗？”

“你给我闭嘴！”我用尽全身力气吼了一声。

夏月被我吼得愣住了。

卫东默默地放下毛巾，一言不发地退出了房间。

我看着他走出去时那微微佝偻的背影，心里像是被针扎一样疼。

尊严。

一个男人，离乡背井，做着伺候人的活，为的不过是碎银几两。

可夏月那几句话，把他仅剩的那点尊严，也给踩在了脚下。

夏月还在那儿喋喋不休，说着要换人，说着要去投诉。

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

我闭上眼睛，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那天晚上，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我的烧退了些，但心里比发烧的时候还难受。

晚饭，卫东还是做了三菜一汤，端到我床边。

我没什么胃口，但还是强撑着吃了几口。

他收拾碗筷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小卫，夏月她……她说话不过脑子，你别往心里去。”

我的道歉，苍白无力。

他背对着我，在水槽前洗碗，水流声哗哗地响着。

他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话。

我就那么看着他的背影，高大，却又显得那么孤单。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他关掉了水龙头。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冰箱低沉的嗡鸣。

他转过身，用围裙擦了擦手。

他的脸隐在厨房门口的阴影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姐……”

他突然开口，叫了我一声“姐”。

不是“林姐”，就是“姐”。

这个称呼，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亲近，和一种孤注一掷的恳求。

我的心猛地一沉。

他顿了顿，好像在寻找合适的词语，最后，还是改了口。

“林姐。”

他从阴影里走出来，站到我的床前。

客厅的灯光照在他脸上，我看到他那双总是很沉静的眼睛里，此刻，蓄满了水光。

他的嘴唇翕动着，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我身体扛不住了。”

他的声音很轻，很轻，像一片羽毛，却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

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滞了。

我看着他，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低下头，不敢看我的眼睛，声音里带着浓重的鼻音，和一丝压抑不住的颤抖。

“我想回家。”

这五个字，像五把尖刀，瞬间刺穿了我所有的伪装和自以为是。

我想回家。

他想回家了。

他想回到那个有他妻子和儿子的地方，那个虽然贫穷但却有温暖的地方。

他不想再待在这个窗明几净，却冷得像冰窖的房子里了。

“是……因为夏月说的话吗？”我艰难地问。

他摇了摇头。

“不全是。”

他抬起头，眼里的泪水终于滚落下来，划过他黝黑粗糙的脸颊。

“林姐，我知道你对我好，夏小姐……她也是担心你。”

“可是，我真的撑不住了。”

他说，他已经快两个月没有睡过一个整觉了。

他说，他每天神经都绷得紧紧的，生怕我夜里有什么事。

他说，他咳嗽不是因为感冒，是以前在工地上干活落下的毛病，累着了就会犯，现在越来越重。

他说，他想他儿子了。他儿子给他发信息，说期中考试没考好，问他什么时候回去。

他说，他觉得自己不像个人，像个机器。一个只需要干活，不需要休息，不需要有感情的机器。

“我才三十九岁，林姐。”

“我觉得自己快要废了。”

他哭了，一个将近四十岁的男人，在我面前，像个孩子一样，哭得泣不成声。

那哭声里，有疲惫，有委屈，有思念，有绝望。

我坐在床上，一动不动。

我感觉自己像个罪人。

我一直以为，我给了他一份薪水，我们就是平等的交换。

我甚至因为自己对他的一些“善意”，而沾沾自喜。

我觉得我理解他，同情他。

可我错了。

我从来没有真正站在他的角度，去感受他的痛苦。

我只看到了我自己的需求，我自己的病痛，我自己的孤独。

我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他用健康和尊严换来的照顾，却从未想过，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会痛会累的普通人。

夏月的话，只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真正让他崩溃的，是日复一日的消耗，是看不到尽头的劳累，是远在家乡的牵挂。

我该说什么？

说“我给你加钱”？

那是对他此刻痛苦的侮辱。

说“你再坚持一下”？

我有什么资格要求他再坚持？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干又疼。

过了很久，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小卫，”我说，声音沙哑得不像我自己的，“对不起。”

他愣住了，抬起头，满脸泪痕地看着我。

“是我……是我不好。”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太自私了，只想着自己。”

“你……想什么时候走？”

他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合同……合同还有一个多月。”他喃喃地说。

“合同是死的，人是活的。”我说，“你想走，就走吧。工资我按整月给你结，另外……再给你包个红包，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不，林姐，不用！”他赶紧摆手，“该是多少就是多少，我不能多要你的钱。”

“这不是钱的事。”我摇了摇头，“这是我欠你的。”

那一晚，我们聊了很久。

第一次，不是作为雇主和保姆。

而是作为两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人，互相倾诉，互相慰藉。

我跟他讲了我早逝的儿子，讲了我老伴走后这些年的孤单。

他跟我讲了他村里的事，讲了他和他媳妇是怎么凑钱盖的房子，讲了他儿子有多聪明，多懂事。

我们说着说着，天就快亮了。

窗外透进来了微光。

卫东的眼睛还是很红，但里面的绝望，似乎消散了一些。

“林姐，”他站起来，“我去给你做早饭。”

“别做了。”我说，“今天，我们都休息一天。”

我拿出手机，给夏月打了个电话。

电话一接通，我就开门见山。

“夏月，你昨天说的话，太过分了。你必须跟卫东道歉。”

“妈？你怎么了？我那不是为你好吗？”夏月在那头嚷嚷。

“为我好，就可以不尊重别人吗？为我好，就可以把人当牲口使唤吗？”我的火气又上来了，“我告诉你，卫东要走了。他被我们，被我，被你，给逼走了！”

“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夏月！他不是你花钱买来的一个物件！”

我冲着电话吼完，直接挂了。

我知道夏月肯定会再打过来，我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那天，卫东没有干活。

我也没有使唤他。

我们俩就那么静静地待在各自的房间里。

中午，我叫了外卖，叫了两份。

我们坐在餐桌前，默默地吃饭。

下午，夏月来了。

她一进门，就看到这诡异的场景。

她看看我，又看看卫东，脸上是前所未有的局促。

“妈……”

“你不用跟我说。”我打断她，“该跟谁说，你心里清楚。”

夏月站在原地，咬着嘴唇，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过了好一会儿，她走到卫东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卫师傅，对不起。昨天是我说话太难听了，请你原谅。”

卫东显然没料到会这样，赶紧站起来，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夏小姐，你别这样，我……我也有不对的地方。”他结结巴巴地说。

那一刻，我看着我的女儿，心里突然有点释然。

她也许被宠坏了，也许有些自私，但她的本性，并不坏。

她只是需要有人，把那些她视而不见的道理，狠狠地戳到她面前。

卫东没有立刻走。

他说，他要等我找到新的护工，交接好了再走。

我答应了。

那最后一个月，我们家的气氛，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我不再把他当成一个全天候待命的机器。

我坚持让他每天中午必须午休一个小时。

晚上，我没有特殊情况，绝不叫他。

我让他每周休息一天，可以出去走走，或者就在房间里好好睡一觉。

夏月也像变了个人。

她每次来，都会给卫东带点东西，有时候是几斤排骨，有时候是一箱牛奶。

她不再叫他“那个谁”，而是客客气气地叫“卫师傅”。

她会主动问他家里的情况，问他儿子的学习。

卫东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

他会跟我们讲他儿子在学校的趣事，眉飞色舞，满脸骄傲。

他也会跟我讨论电视剧里的情节，有时候我们意见不合，还会争得面红耳赤。

阳光好的下午，他会扶着我，到楼下花园里散步。

那些曾经对我指指点点的老姐妹们，看到我们，眼神又变了。

从揣测，变成了好奇，甚至有点羡慕。

“素芬，你这个护工真不错啊，看着就踏实。”李姐主动跟我打招呼。

我笑了笑，“是啊，是个好孩子。”

离别的日子，终究还是到了。

新的护工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姓张，看着很利索。

我让卫东跟张阿姨交接了一天工作。

他写了满满两页纸的注意事项。

我的药一天吃几次，每次吃几片。

我的膝盖喜欢用什么温度的热水敷。

我喜欢吃什么菜，不喜欢吃什么菜。

阳台上的哪盆花几天浇一次水。

……

他写得那么详细，那么认真。

张阿姨看着那两页纸，都愣住了，“小伙子，你可真细心。”

卫东只是笑了笑。

他走的那天，是个晴天。

我让夏月开车送他去火车站。

他还是背着那个半旧的帆布包，提着那个蛇皮袋。

来的时候是什么样，走的时候还是什么样。

他站在门口，换好了鞋。

“姐，”他看着我，又叫了我一声“姐”，“你多保重身体。”

“你也是。”我的眼眶有点湿，“回家好好看看病，别再拖着了。”

我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他手里。

“拿着。这里面，是你这个月的工资，还有我给你儿子的奖学金。他学习那么好，别耽误了。”

“姐，这不行，太多了！”他执意不肯收。

“这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我把他的手推回去，“也算是……我这个当老师的，一点心意。你别跟我犟。”

他看着我，眼圈又红了。

他没再推辞，把信封揣进怀里，然后，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姐，谢谢你。”

夏月在楼下按喇叭。

“快走吧，别误了火车。”我说。

他点点头，转身，拉开了门。

门关上的那一刻，屋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

只是这一次，那份寂静里，多了一丝空落落的感觉。

我走到阳台，看着夏月的车缓缓驶出小区，直到消失在街角。

卫东走了。

他回家了。

生活还在继续。

张阿姨是个不错的护工，手脚麻利，话也多，很会哄人开心。

我的膝盖一天天好起来，已经可以扔掉拐杖自己走路了。

夏月来看我的次数也多了。

我们母女的关系，好像比以前更亲近了。

我有时候会想起卫东。

不知道他的咳嗽好了没有。

不知道他儿子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

不知道他有没有用那笔钱，在他们县城里，付个首付。

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他就像一阵风，吹进了我的生活，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只是这屋子里的很多角落，还留着他的痕迹。

阳台上那盆被他救活的君子兰，开花了，是那种很淡雅的粉白色。

我那个用了十几年的老式遥控器，被他用胶带缠过的地方，还很牢固。

我的手机里，还存着他给我下载的几部老电视剧。

有一天，我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点开，是一张照片。

一个穿着校服的半大男孩，举着一张奖状，笑得牙不见眼。

奖状上写着“三好学生”。

照片下面，还有一行字。

“林姐，我是卫东。谢谢您。这是我儿子，他期末考了全班第一。”

我看着那张灿烂的笑脸，看着那行朴实的文字，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我把照片保存下来，然后回复了两个字。

“真棒。”

我抬起头，看向窗外。

窗外那棵老槐树，又长出了满树的新绿。

春天，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