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对越反击战，一个越南女兵没有杀我，20年后我在深圳遇见她

那一年，我十九岁。

天像个烧红的铁锅，倒扣在广西的群山和丛林上。

空气里不光有热，还有一种黏糊糊的、混着烂叶子和火药味儿的腥气。

我们管那叫“战争的味道”。

我是陈明，广西边境一个山坳里长大的娃，家里穷得叮当响。参军，是我爹能想到的、我唯一的出路。

他说，去部队，至少能吃饱饭。

我吃了两年饱饭，然后，饭碗就端到了越南。

对越自卫反击战。报纸上、广播里，这八个字说得铿锵有力，跟打雷一样。

可真到了这地方，雷声就在你耳朵边上炸。

每一天，你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变成那被雷劈中的一棵树。

我的班长，一个山东大汉，来之前刚结婚，照片揣在胸口最里面的口袋。他说，等打完仗回去，就让他媳妇儿给他生个大胖小子。

后来，他没回去。

我的战友，猴子，比我还小一岁，鬼精鬼精的，爬树比猴子还快。他说，等复员了，就去学修收音机，那玩意儿时髦，能挣大钱。

后来，收音机里再也没他的声儿了。

那天，我们排接到命令，穿插到三号高地侧后方，端掉一个敌人的暗堡。

又是丛林。

这鬼地方的丛林，跟我们老家的不一样。我们老家的山，亲切，树木都透着一股憨厚劲儿。这里的树，每一棵都像是憋着坏，张牙舞爪的，藤蔓像毒蛇一样缠着你。

地上永远是湿的，一脚踩下去，能陷半个小腿。蚂蟥、毒虫，无孔不入。

我们猫着腰，像一群幽灵，在林子里穿行。

不敢大声喘气。

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钻进眼睛里，又咸又涩。我眨眨眼，那股涩劲儿就从眼睛一直辣到心里。

快到了。

带队的副排长打了个手势。

所有人就地卧倒，枪口朝外，像一群被惊扰的刺猬。

我趴在一棵巨大的芭蕉树下，叶子宽得能当被子盖。我能闻到泥土的腥味，还有自己身上那股馊了的汗味。

心跳得跟擂鼓一样。

咚，咚，咚。

我对自己说，陈明，别怕，你是个兵。

可我就是怕。

怕得牙根都在发酸。

突然，一声尖锐的枪响，划破了林子里死一样的寂静。

“砰！”

不是我们的枪。

“妈的！有埋伏！”副排长扯着嗓子吼了一声。

他刚吼完，第二声枪响就跟了上来。

副排长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扭过头，看见他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眉心一个血窟窿，眼睛瞪得老大，好像还在奇怪，子弹是从哪儿飞来的。

乱了。

彻底乱了。

四面八方都是枪声，子弹“嗖嗖”地从头皮上飞过去，打在树干上，噗噗作响。

我们就像是掉进了一个编织好的口袋，敌人正在收紧袋口。

“还击！还击！”

我不知道是谁在喊，我也跟着喊，端起怀里的56式冲锋枪，对着前面一通扫射。

我看不见敌人。

我只能看见晃动的树影，听见子弹穿过树叶时发出的那种令人心悸的“嘶啦”声。

猴子就在我旁边，他换了个弹匣，冲我喊：“明哥！他们人多！我们得撤！”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一颗子弹就打中了他。

他“呃”了一声，整个人像一袋被戳破的米，软了下去。

血，从他胸口涌出来，染红了那身绿色的军装。

“猴子！”

我疯了一样爬过去，抱住他。

他看着我，嘴巴一张一合，想说什么，可涌出来的全是血沫子。

他的眼睛，慢慢地，失去了光。

那双昨天还在跟我吹牛逼，说要回家开铺子的眼睛，就那么，暗了下去。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都听不见了。

恐惧，愤怒，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绝望，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

我端起枪，站了起来。

“我操你妈！”

我冲着枪声最密集的那个方向，扣动了扳机。

子弹像冰雹一样泼洒出去。

我不知道自己打了多久，直到枪膛发出“咔”的一声空响。

没子弹了。

周围的枪声，也渐渐稀疏下来。

我像一根被抽掉了筋骨的麻袋，瘫倒在地上。

丛林里，又恢复了那种诡异的安静。只有几只被惊飞的鸟，在头顶上盘旋，发出凄厉的叫声。

我知道，我们完了。

这个排，估计就剩我一个活口了。

我听见有脚步声，在向我靠近。很轻，踩在落叶上，发出“沙沙”的声音。

是越南兵。

我挣扎着想去摸腰间的手榴弹，可胳膊像灌了铅一样，抬不起来。我的腿也中了一枪，钻心地疼。

算了。

我闭上眼睛，等着那颗结束一切的子弹。

等死的感觉，很奇怪。

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我爹抽着旱烟的模样，我娘在灶台前忙活的背影，还有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

脚步声，停在了我面前。

我能感觉到，一支冰冷的枪口，抵住了我的额头。

我甚至能闻到，对方身上传来的一股淡淡的香皂味，混着硝烟。

是个女的？

我费力地睁开一条眼缝。

逆着光，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到一个瘦小的轮廓，穿着一身不合体的军装，手里端着一把AK47。

她的枪口，稳稳地对着我的眉心。

她的手指，就搭在扳机上。

只要轻轻一动，我的脑袋就会像个烂西瓜一样炸开。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我们就这么对视着。

时间仿佛静止了。

我从她的眼睛里，没有看到仇恨，也没有看到嗜血。

只看到一种，和我一样的……疲惫。

还有一丝，犹豫。

她很年轻，可能比我还小。脸颊上沾着泥污，嘴唇干裂，但那双眼睛，亮得惊人。

像山里的星星。

她开口了，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越南话。

声音很轻，有点沙哑。

我没动，只是看着她。

我想，死在一个女兵枪下，也算不上太丢人吧。

她又说了一句什么。

然后，我看见她，慢慢地，把枪口，从我的额头上，移开了。

她没有开枪。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身边猴子那早已冰冷的尸体，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是怜悯吗？

我不知道。

她转身，没再看我一眼，瘦小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丛林的阴影里。

我愣住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不杀我？

这个问题，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脑子里。

后来，我被后续部队的战友救了。

我成了战斗英雄，因为我们那个排，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他们说我英勇，一个人干掉了七八个敌人。

我没有反驳。

我没法告诉他们，我最后的记忆，是一个越南女兵，和一个冰冷的、最终没有响起的枪口。

那会是我的耻辱。

战争结束了，我带着一条伤腿和一枚三等功奖章，回了家。

生活，像一辆吱吱呀呀的牛车，缓慢而沉重地往前走。

我娶了媳妇，生了儿子。

我学着忘记那片丛林，忘记猴子死在我怀里的温度，忘记那个女兵的眼神。

可我忘不掉。

每到深夜，我都会做同一个梦。

梦里，我回到那个潮湿的下午，那支AK47的枪口，永远冰冷地抵在我的额头。

我一次又一次地问，为什么。

梦里，没人回答我。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八十年代，我跟着村里人南下，去了深圳。

那时候的深圳，还是个大工地。到处是黄土、脚手架和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

我们这些从内地来的人，就像是撒进这片热土的蚂蚁，拼了命地想在这里建一个自己的窝。

我干过保安，看过仓库，后来用所有的积蓄，在城中村里盘下了一个小小的五金店。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好起来了。

我的腿，在阴雨天还是会疼，提醒我那段过去。

我的儿子，陈东，长大了，在深圳读了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外企，西装革履，说着我听不太懂的英语。

他说，爸，你这辈子辛苦了，以后享福吧。

我看着他，觉得那场战争，好像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

深圳，是个会把过去磨平的地方。

在这里，没人关心你从哪里来，没人问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大家只关心一件事：搞钱。

我的五金店，生意不好不坏。

我每天守着店，跟来来往往的工头、装修师傅打交道。他们叫我陈老板，递给我红双喜，跟我讨价还价。

我学会了广东话，学会了看报价单，学会了在酒桌上吹牛逼。

我以为，那个十九岁的陈明，已经被我埋在了这片钢筋水泥的丛林里。

直到那天。

1999年，夏天。

深圳的热，和二十年前越南的热，有点像。都是那种能把人骨头里的油都烤出来的热。

我的店里缺一批水管弯头，我得亲自去宝安一个工业区的批发市场拉货。

那是个巨大的、混乱的、充满了各种噪音和气味的地方。

货车喇叭声，工人的叫骂声，机器的切割声，混杂在一起，像一锅煮沸的粥。

空气里，是金属的铁锈味、塑料的焦糊味，还有廉价快餐的油腻味。

我跟相熟的档口老板谈好了价钱，让伙计帮我装车。

我站在档口门口，点了一根烟，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人。

他们大多穿着蓝色的工服，脸上带着和这个城市一样的、匆忙又疲惫的神情。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一个人。

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清洁工制服，提着一个水桶，拿着一把拖把，正费力地擦洗着市场门口的公共厕所。

她很瘦小，头发随便在脑后挽成一个髻，几缕汗湿的头发粘在额角。

她低着头，很专注地在干活。

我本来没在意。

这样的女人，在深圳，太多了。她们是这个城市最底层的螺丝钉，沉默，坚韧，毫不起眼。

可就在她抬起头，用手背擦汗的那一瞬间，我的心，猛地被什么东西攥住了。

是她的眼睛。

那双眼睛……

二十年了，我以为我忘了。

可在那一刻，那片潮湿的丛林，那支冰冷的AK47，那个十九岁的自己，瞬间，全部涌了回来。

不会的。

我对自己说。

怎么可能。

深圳这么大，中国这么大，怎么可能。

肯定是我想多了。

我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想把这个荒唐的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

可是，我的脚，却不听使唤地，朝她走了过去。

我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我的心跳，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那个频率。

咚，咚，咚。

她还在擦地，没有注意到我。

我离她越来越近。

五米。

三米。

一米。

我能闻到她身上传来的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和汗味。

我能看到她手背上，因为常年干粗活而裂开的口子。

我能看到她眼角的皱纹，那是被生活和岁月刻上去的痕迹。

她不再是那个年轻的女兵了。

她老了，跟我一样。

我站在她面前，挡住了她的光。

她感觉到了，抬起头。

当我们的目光，再次相遇时，我知道，我没有认错。

就是她。

那双眼睛，虽然被沧桑磨去了锐气，但那深处的、星星一样的光，没有变。

她也愣住了。

她看着我，眼神里先是茫然，然后是困惑，最后，变成了一种难以置信的惊恐。

她的嘴唇，微微颤抖着。

时间，又一次静止了。

就在这个嘈杂的、混乱的、散发着各种气味的深圳批发市场里。

周围的一切，都成了模糊的背景。

我的喉咙发干，像被沙子堵住了。

我想开口，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是她先开口的。

她说的，是带着浓重口音的、蹩脚的普通话。

“你……你……”

她只说了两个字，就说不下去了。

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话。

“你……还记得我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我，眼神里的惊恐，慢慢褪去，变成了一种深深的、化不开的悲哀。

她手里的拖把，“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水桶也翻了，脏水流了一地，浸湿了我的鞋。

我没在意。

我只是看着她。

“二十年前。”我说，“越南，三号高地，那片丛林。”

每说一个字，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一下。

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她往后退了一步，好像我是什么洪水猛兽。

“我……我不认识你。”她慌乱地摆着手，“你认错人了。”

她说完，转身就要跑。

我下意识地，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

她的胳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你别走！”我急了，声音也大了起来，“为什么？你告诉我，当年为什么不杀我？”

这个问题，我在梦里问了二十年。

今天，我一定要一个答案。

我的喊声，引来了周围人的侧目。

档口的老板，装货的工人，都朝我们这边看来。

她的身体，抖得像风中的落叶。

“放开我！”她挣扎着，“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

眼泪，从她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里，滚落下来。

我看着她的眼泪，心一下子就软了。

我松开了手。

我这是在干什么？

我在逼一个在公共厕所擦地的清洁工，承认她曾经是个杀过人的士兵吗？

我有什么资格？

她得了自由，立刻像一只受惊的兔子，捡起地上的拖把，头也不回地跑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瘦小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

心里，空落落的。

“陈老板，你怎么了？”档口老板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摇摇头，说：“没事。”

那天，货是怎么拉回店里的，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满脑子，都是她那张惊恐的、流着泪的脸。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丢了魂一样。

老婆秀琴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你这几天怎么了？跟人吵架了？”

我摇摇头。

“店里生意不顺？”

我还是摇头。

“那你到底怎么了？整天魂不守舍的！”秀琴有点不耐烦了。

我能怎么说？

难道告诉她，我遇到了二十年前在战场上放我一马的越南女兵，而她现在，在深圳扫厕所？

秀琴不会信的。

她会以为我疯了。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快疯了。

我忍不住，又去了那个批发市场。

我没去档口，就在市场门口晃悠，像个无业游民。

我看见她了。

她还在那里扫厕所。

她好像更瘦了，也更沉默了。她总是低着头，躲避着所有人的目光。

我不敢上前。

我怕再吓到她。

我就那么远远地看着。

看她吃着最便宜的盒饭，一个菜，满满的白饭。

看她在休息的时候，坐在台阶上，望着远处的高楼大厦发呆。

看她在下班后，走进市场后面那片混乱、拥挤的城中村。

我跟了上去。

城中村里，是另一个世界。

狭窄的巷子，永远是湿漉漉的。头顶上，是蜘蛛网一样乱拉的电线。两边的“握手楼”挤得密不透风，把天空切割成一条一条的。

空气里，混着饭菜的香味、下水道的臭味和廉价洗发水的味道。

这就是深圳的背面。

是无数个像她一样的人，栖身的地方。

她走进一栋楼。

那栋楼，连个楼道灯都没有，黑漆漆的。

我没再跟进去。

我在楼下，站了很久。

第二天，我又去了。

第三天，我还去。

我像个跟踪狂，一个怀着巨大秘密和困惑的跟踪狂。

我必须知道她的故事。

我必须知道，这二十年，她是怎么过的。

我必须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

终于，我鼓起了勇气。

那天，我等到她下班。

在她走进那条黑暗的巷子时，我叫住了她。

“等等。”

她听到我的声音，身体一僵，但没有回头。

“我没有恶意。”我说，“我只想……跟你聊聊。”

她还是没动。

“我叫陈明。”我自报家门。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理我。

然后，她用很轻的声音说：“我叫阿梅。”

她终究还是回头了。

巷子里很暗，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我们找个地方，坐坐吧。”我说，“我请你吃饭。”

她摇了摇头。

“我……我不想。”

“就当是……一个老乡，请你吃饭。”我胡乱找着借口。

“我们不是老乡。”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警惕。

“那就当是……一个被你救过的人，请你吃饭。”

这句话，我说得很艰难。

她又沉默了。

这一次，沉默的时间更长。

最后，她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点了点头。

“好。”

我们去了城中村外面的一家大排档。

正是饭点，大排档里人声鼎沸。

我们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我点了几个菜，又要了两瓶啤酒。

菜上来，她却不动筷子，只是低着头，双手绞着自己的衣角。

我给她倒了一杯啤酒。

“喝点吧。”

她摇摇头。

“我不会。”

气氛很尴尬。

我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最后，还是我先开了口。

“你……来深圳多久了？”

“五年。”她回答得很简洁。

“一直……在这里工作？”

她点了点头。

“为什么来这里？”我问。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很复杂。

“家里穷，孩子要读书。”她说，“听说这里能挣钱。”

多么简单，又多么现实的理由。

跟我当年，离开家乡来深圳的理由，一模一样。

“你是……偷渡过来的？”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没有否认，算是默认了。

我喝了一大口啤酒，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却浇不灭心里的那团火。

“阿梅。”我看着她，“二十年前，到底为什么？”

她握着水杯的手，收紧了。

“都过去了。”她说。

“过不去！”我的声音有点失控，“对我来说，过不去！这二十年，我天天做梦！我天天在想，你为什么不开枪？你明明可以一枪打死我！”

我的声音，引来了邻桌的侧目。

阿梅的头，埋得更低了。

“你走吧。”她说，“我不想说。”

“不行！”我固执地看着她，“你今天必须告诉我！”

她抬起头，眼圈红了。

“告诉你有什么用？”她反问我，“告诉你，你就能当那场仗没打过吗？你就能让你那些死去的战友活过来吗？”

我被她问住了。

是啊。

就算知道了答案，又有什么用呢？

猴子，还是回不来了。

班长，也回不来了。

那场战争，已经刻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骨头里，永远也抹不掉了。

“我只是……想知道。”我的声音，软了下来，“我不想稀里糊涂地……活一辈子。”

大排档里的嘈杂声，好像离我们很远。

我们就坐在这一方小小的角落里，被一种巨大的悲伤笼罩着。

阿梅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她缓缓地开口了。

“那天，在丛林里，我看到了你。”

“你很年轻，脸上还带着稚气。”

“你抱着你的战友，哭得像个孩子。”

“你站起来，像疯了一样朝我们扫射。”

她的叙述，很平静，就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后来，你没子弹了，倒下了。”

“我的任务，是清理战场。”

“我走到你面前，用枪指着你。”

“我看到了你的脸。”

她顿了一下，喝了一口水。

“你长得很像我弟弟。”

我的心，猛地一颤。

“我弟弟，比你还小两岁。他也是个兵。”

“就在那场战斗的前一个星期，他……没了。”

“我看到你的时候，就想起了他。我想，如果你死了，你的妈妈，会不会也像我妈妈一样，哭瞎了眼睛。”

“就那么一瞬间，我……下不了手了。”

“我对自己说，算了吧，就当是为我弟弟，积点德。”

她说完，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我呆住了。

这就是我追问了二十年的答案。

没有家国仇恨，没有政治立场。

只是因为，我长得像她的弟弟。

只是因为，一个失去了弟弟的姐姐，在一个长得像她弟弟的敌人面前，动了恻隐之心。

就这么简单。

简单得，让我觉得荒唐。

又真实得，让我心碎。

原来，在战场上，剥去那身军装，我们都一样。

都是别人的儿子，别人的丈夫，别人的兄弟。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你弟弟……”

“他叫阿山。”阿梅说，“他喜欢画画，他说，等战争结束了，就去当个画家。”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只能说：“对不起。”

“不关你的事。”阿梅摇摇头，“是战争。”

是啊，是战争。

这个该死的，吞噬了我们青春、理想和亲人的战争。

“后来呢？”我问，“你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战争结束了。我回家了。”

“我的家，在河内旁边的一个小村子。战争把村子都毁了，男人，死了一大半。”

“我嫁了人，一个和我一样，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兵。我们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日子很苦。越南也很穷。我们种地，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

“前几年，我丈夫的旧伤复发，瘫在床上了。家里欠了一屁股债。孩子要读书，到处都要钱。”

“我听人说，到中国，到深圳，能挣大钱。”

“我就……来了。”

她平静地讲述着她这二十年的经历，就像在说一部与她无关的电影。

可我知道，这每一个字背后，都是多少的血和泪。

那一晚，我们聊了很多。

我们聊战争，聊战后的生活，聊各自的家庭，聊这个既给了我们希望，又让我们感到陌生的城市。

我们没有聊仇恨。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没有仇恨。

我们只是两颗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渺小的尘埃。

那天晚上，我给了她我身上所有的现金。

不多，两千多块。

她不要。

“我不是为了这个，才跟你说这些的。”她说。

“我知道。”我说，“这不是施舍。这算……我还你的。你当年，还了我一条命。”

我把钱，硬塞进了她的口袋里。

“以后，有什么难处，就来找我。”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和五金店的地址，写在一张餐巾纸上，递给她。

她看着那张纸，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收下了。

从那以后，我们的生活，有了交集。

我没有告诉秀琴。

这是我和阿梅之间的秘密，一个埋藏了二十年的秘密。我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

我会隔三差五地，去那个工业区。

有时候，给她带点家乡的特产。

有时候，塞给她几百块钱。

我跟她说，这是我借给你的，等你以后有钱了，再还我。

我知道，这样她才肯收。

我还想帮她找一份轻松点的工作。

可她是“黑户”，没有身份证，正规的工厂和公司，没人敢要她。

她只能在那些最底层的地方，打打零工，挣点辛苦钱。

有一次，我去看她，发现她住的那个地方，被房东赶了出来。

她一个人，拖着一个破旧的行李箱，茫然地站在巷子口。

我把她带回了我的五金店。

店后面，有一个小小的储藏室，我把它收拾了出来，让她暂时住下。

秀琴当然发现了。

“她是谁？”秀琴叉着腰，站在我面前，像个准备战斗的母鸡。

我瞒不下去了。

我把秀琴拉到一边，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她。

从二十年前的战场，到二十年后的重逢。

我讲得很慢，很详细。

秀琴听完，沉默了。

她看着我，又看看那个在储藏室里局促不安的、瘦小的女人。

我以为她会大发雷霆。

我甚至做好了跟她大吵一架的准备。

可她没有。

她只是叹了一口气。

“作孽啊。”她说。

然后，她走进厨房，下了一碗面，卧了两个鸡蛋，端到了阿梅面前。

“吃吧。”她说，“跑了一天，饿坏了吧。”

阿梅看着那碗热气腾腾的面，愣住了。

然后，她低下头，用手捂住脸，肩膀开始剧烈地抽动。

压抑了很久的哭声，从她的指缝里，传了出来。

秀tqin拍了拍她的背。

“别哭了。”她说，“都过去了。到了这里，就当是到家了。”

那一刻，我看着我的妻子，觉得她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阿梅，就在我的五金店里，住了下来。

她不肯白吃白住。

她帮我们看店，打扫卫生，做饭。她手脚很麻利，什么活都抢着干。

她话不多，总是安安静静的。

但我们都知道，她的心里，有一片海。

那片海，曾经掀起过滔天巨浪，现在，终于渐渐平息了。

儿子陈东回来，看到家里的变化，很惊讶。

我也把事情，告诉了他。

陈东是新时代的人，他没有我们那么沉重的历史包袱。

他听完，只是说：“爸，你做得对。”

他甚至还尝试着，用他那蹩脚的越南语，跟阿梅打招呼。

阿梅会看着他，露出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

我想，她大概，又从我儿子身上，看到了她那个叫阿山的弟弟的影子吧。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

阿梅每个月，都会把她挣的钱，寄回越南。

她会去邮局，把人民币换成越南盾，小心翼翼地数好，装进信封。

每次寄完钱，她脸上的表情，都是满足的。

有时候，晚上关了店，我们会一起看电视。

电视里，放着关于改革开放的纪录片，讲着深圳日新月异的变化。

我们会看到那些高楼大厦，那些宽阔的马路，那些我们亲身参与建造的奇迹。

阿梅会指着电视说：“中国，发展得真快。”

我说：“是啊，快得都让人认不出来了。”

我们都不会去提那场战争。

那像我们之间的一个默契。

我们只是两个被战争伤害过，又被这个时代治愈着的老兵。

一个中国老兵，一个越南老兵。

我们曾经在战场上，以命相搏。

现在，却在异国他乡，成了最亲近的家人。

命运，真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2000年的时候，阿梅的儿子，考上了大学。

是河内最好的大学。

阿梅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哭了一整天。

那是喜悦的泪水。

她拉着我和秀琴的手，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谢谢”。

我和秀琴说：“这是你自己的功劳，跟我们没关系。”

可我们心里都明白，如果没有这场相遇，这一切，或许都不会发生。

阿梅想回家看看。

她已经五年没有回去了。

我支持她。

我说：“回去看看吧。看看你丈夫，看看你孩子。”

可回去，又是一个难题。

她是偷渡来的，没有合法身份，根本买不了票。

我找到了我以前在部队的一个老战友。

他现在在边防工作。

我请他吃饭，把阿梅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他听完，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喝了一杯酒，说：“陈明，你这事儿，不好办啊。”

“我知道。”我说，“可我不能看着她，一辈子回不了家。”

老战友看着我，说：“你小子，还是跟以前一样，一根筋。”

他最终，还是答应帮我想办法。

过程很曲折，我不知道他托了多少关系，找了多少人。

一个月后，他打电话给我，说：“搞定了。”

他帮阿梅，办了一个临时的通行证。

拿到通行证的那天，阿梅的手，一直在抖。

她看着上面自己的照片，和那个鲜红的印章，像看一件稀世珍宝。

我开车，送她到广西的边境口岸。

二十多年前，我从这里，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去。

二十多年后，我站在这里，送一个曾经的敌人，回家。

临别时，阿梅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用布包着的东西，递给我。

“这是什么？”我问。

“你打开看看。”

我打开布包。

里面，是一颗变了形的、生了锈的弹头。

56式冲锋枪的弹头。

“这是……”我愣住了。

“那天，从你身边捡的。”她说，“我一直留着。”

“我留着它，是想提醒自己，我曾经，差点亲手杀死一个，像我弟弟一样的年轻人。”

“现在，我把它还给你。”

“我们之间，两清了。”

我握着那颗冰冷的弹头，感觉有千斤重。

是啊。

两清了。

战争欠我们的，我们自己，还给了自己。

阿梅冲我挥了挥手，转身，走过了那道分割着两个国家的线。

她的背影，不再是二十年前那个瘦小的女兵，也不再是几年前那个惊恐的清洁工。

那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回家的，普通女人。

我看着她，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对面的热带丛林里。

我没有再见过阿梅。

她后来，给我写过一封信。

信是她儿子代笔的，用中文写的。

信里说，她丈夫的病，好了一些。她儿子学习很好，女儿也很懂事。

她说，她现在在家里，开了个小卖部，日子虽然不富裕，但很安稳。

信的最后，她说：

陈明大哥，谢谢你。

也替我，谢谢秀琴嫂子。

祝你们，一生平安。

我把信，和那颗弹头，一起锁在了我书桌最下面的抽屉里。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是会做梦。

但我不再梦到那片丛林，那支冰冷的枪口了。

我会梦到，深圳那个嘈杂的批发市场。

梦到，城中村里那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

梦到，阿梅站在口岸的另一边，冲我挥手告别的样子。

我知道，我的战争，终于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