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古道尔：用共情写人类学，以一生护黑猩猩与希望

景点排名 2025年10月06日 06:42 1 admin

2003年春天，我跟不少人一样没去学校，被另一场病毒困在了家里，闲得发慌时翻茶几上的《读者文摘》，突然被一张黑白照片拽住了目光，满头银发的女士和黑猩猩并肩坐在野外，俩都张着嘴像在喊什么，猩猩还把一只手搭在女士肩上，那模样跟老熟人没两样。

说实话，这张照片当时就“击中”我了，它们之间的信任和快乐，没有半点虚的，特别直接，也是从那篇文章里，我才知道这位女士叫珍·古道尔，是个英国的灵长类动物学家。本来以为就是偶然看到个故事，没成想后来这名字，竟跟我的人生选择缠在了一起。

一张照片牵出的人生转向：我和古道尔的“隔空相遇”

后来我考上北大生物系，才算真正摸到了古道尔的文字，那时候我把图书馆里能找到的她的书全借了回来，翻到《和黑猩猩在一起》里写灰胡子大卫的段落时，还忍不住跟同学分享，“我马上就认出来了，这是只长着浓密白胡子的漂亮雄猩猩，我已经给他起了名字叫灰胡子大卫。他平静地爬上棕榈树吃果子，还自己拿走我准备的香蕉，一个月后再来，居然真的从手里接过了香蕉”。

这段文字比课本里的“灵长类行为特征”好懂多了，也暖多了，书里还写弗林特，六个月大开始学走路爬树，学着骑在妈妈背上而不是吊在肚子下，两个哥哥对他特别温柔，其他兄弟姐妹也不敢欺负他，因为妈妈弗洛会护着。还有1964年成了头领的迈克，个头不大，却捡了空煤油桶敲着冲向其他雄猩猩，硬生生把大家吓走，没打架就当了六年头领。

那时候人类基因组计划刚完成，生物系的课满是滴管、凝胶电泳和PCR，天天跟微观世界打交道。有时候对着培养皿里的样本，会觉得有点闷。这时候翻古道尔的书，看她写“月色迷人的野外，我呆在‘山峰’上，看银色月光照在树冠上，棕榈叶闪闪发亮”，就像暂时从实验室里逃了出来，躲进了她描述的冈比森林。

聊到古道尔的探究，就不能不提她在冈比的那些年，上世纪60年代，二十出头的她受雇于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被派去非洲冈比研究黑猩猩。也是在那，她观察到黑猩猩用“工具”钓食白蚁，这个发现当时让利基都感叹，“我们要么重新定义人类，要么重新定义工具，否则就得接受黑猩猩也属于人类”。后来她还通过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了好多黑猩猩社会行为的文字和影像，让更多人看到这些生灵的不一样。

那会儿我还没意识到，古道尔写的不只是黑猩猩，还有她自己对这些生灵的共情，她在书里说“我当时几乎没怕过野生动物伤害我，我相信它们能感觉到我没恶意，所以不会伤害我”，还说“从冈比回英国，两个世界的反差让我丧气，一个是宁静的森林，一个是物欲横流的西方社会”。这些话让我觉得，她不是个只会记录数据的研究者，更像个愿意蹲下来跟黑猩猩做朋友的人。

学界的“冷嘲热讽”：“动情”为啥成了人类学的“原罪”？

可这份对古道尔的认同，到我去美国读人类学博士时，却碰了一鼻子灰，我读的那个系里，全是有野外考察经历的同学，有人去南美热带雨林，有人去非洲草原，大家聊的都是荷尔蒙监测图和统计模型。有次我提刚上映的古道尔纪录片《Jane’sJourney》，一个同学边喝咖啡边狐疑地看着我：“我不确定她做的算不算是‘科学’”。另一个同学还笑着补了句：“她就是个popularizer（现在大概能翻译成‘科普网红’）”，还有人接茬：“你在提案里写‘看灰胡子大卫怎么搭积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能理你吗？”

那会儿教室里的哄笑声，现在想起来还挺刺耳的，后来上“科学”讨论课，老师也说像古道尔那样给动物起名、写情感化文字，就算不是学界的“大错”，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陋习，是为了讨好大众的“马戏表演”。

搞不清为啥学界那会儿对“情感”这么排斥，他们更认数据，比如有篇研究说“吃水稻的南方人更偏向合作，吃小麦的北方人更崇尚个人主义”，还发在了《Science》上。可在我看来，这种把人按“吃什么”分类的研究，看着“客观”，离真实的人类社会差得远，中国的历史学家不瞠目结舌才怪。

后来我才知道，不光古道尔，更早的玛格丽特·米德也遭过类似的质疑，米德写萨摩亚人的民族志，用了好多细致的描述，就算成了二十世纪公众影响力最大的人类学家之一，在学界还是受孤立。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甚至讥讽她的写作是“风掠过棕榈树沙沙作响派”。说实话，现在想起来，那些批评她的人，倒有点像“烟夹在指缝间滔滔不绝派”，总觉得自己的研究才够“正统”。

那几年我没再跟人提过古道尔，从国内带过去的纪录片光碟，也一直躺在行李箱里，直到博士毕业，对人类学的理解深了点，才慢慢回过味来，人类学的路，不是只有“客观数据”一条。

不过随着对人类学理解越来越深，我才慢慢明白，古道尔的“动情”根本不是缺点，古巴裔人类学家露丝·贝哈说“不让你伤心的人类学，就不值得从事”，这话一下点醒了我。古道尔在书里写老弗洛的去世，“1972年老弗洛死于过卡冈比河，她看上去很安详，我低头看着老朋友，知道没有她的冈比再也不是原来的冈比了”。要是没有对老弗洛的共情，她哪能写出这么戳人的文字？

而且古道尔早就不只是做研究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她就把重心转到了野生动物保护，1977年办了“珍·古道尔研究所”，1991年又搞了“根与芽”组织，专门推环保教育。2024年她还来中国做“希望之旅”，这已经是她第17次来中国了。说实话，这么多年，质疑的声音从没断过，可她该做的事一件没落下，这种坚持比啥都重要。

现在我在博物馆工作，好多同行跟我说，他们选人类学，就是受了古道尔的影响，大学里头，生态学家给动物起名也不再觉得羞耻，科罗拉多大学的MarcBekoff教授，还在写关于大象智力的童书绘本。原住民植物学家RobinWallKimmerer更厉害，把植物学知识、原住民的智慧和自己的经历揉在一起写了《编织甜草》，还拿了麦克阿瑟“天才奖”。

我这几年也帮着评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发现越来越多的提案里，能看到研究者的“影子”，那些带着共情的提案，反而更容易让人明白研究的意义。倒是有些设计得花里胡哨，却冷冰冰的实验，常常被全票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