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一个老和尚摸了摸我的头，对我妈说：这孩子，将来要吃四方饭

88年，我五岁。

那年夏天热得邪乎，柏油马路在太阳底下直冒白烟，踩上去都粘鞋底。

我妈拉着我的手，去城南那座据说很灵的广济寺烧香。

寺里香火味混着老木头和潮气的味道，熏得人昏昏欲睡。

一个很老很老，眉毛都白得垂下来的和尚，不知道怎么就站到了我们面前。

他没看我妈，就盯着我。

那眼神，不像看一个小孩，倒像看一块石头，一棵树。

然后他伸出那只干得像枯树枝的手，在我头顶上轻轻摸了一下。

很轻，没什么温度。

他对捂着胸口，一脸紧张的我妈说：“这孩子，将来要吃四方饭。”

我妈当时就愣住了，半天，才从兜里掏出几张被汗浸得发软的毛票，哆哆嗦嗦地要往功德箱里塞。

老和尚摆摆手，念了句佛号，转身就走了，像一阵风。

“吃四方饭”。

这四个字，像一颗钉子，就这么钉进了我接下来三十多年的人生里。

我爸，李建国，一个国营机床厂的老钳工，听到这事儿的时候，正喝着二两散装白酒，拿筷子屁股蘸着酒，在饭桌上给我画零件图。

他“嗤”的一声笑了。

“封建迷信！”

他把酒杯重重往桌上一顿，溅出几滴酒。

“什么四方饭？我们老李家，三代工人，吃的是国家饭，铁饭碗！”

他瞪着我，眼神像淬了火的钢。

“你给老子好好念书，以后考个好大学，进个好单位，端一辈子铁饭碗！听见没！”

我被他吼得一哆嗦，赶紧点头。

我妈在旁边小声嘀咕：“庙里的师傅说的话，兴许……”

“兴许个屁！”我爸打断她，“你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听那些江湖骗子的！我儿子的人生，我说了算！”

那天晚上，我爸第一次没让我看动画片，逼着我多背了十个英语单词。

从那天起，“铁饭碗”和“四方饭”，就像两只看不见的手，开始在我身上掰起了腕子。

我爸是铁腕的。

他对我的人生规划，比他们车间的生产计划还精准。

小学上重点，初中上尖子班，高中必须进全市最好的那所。

他信奉的哲学简单粗暴：棍棒底下出孝子，分数底下出人才。

我稍微考砸一次，他的皮带就准时在空中呼啸。

他总说：“李诚，你脑子不笨，就是心野！得给你把缰绳勒紧了！”

我妈呢，就在我爸的“高压”和我骨子里的“野”之间，扮演着那个和稀泥的角色。

她会偷偷给我塞个煮鸡蛋，会在我爸发火的时候把我护在身后。

但她嘴里念叨的，永远是那句：“哎，这孩子，命里注定是要往外跑的……”

她越这么说，我爸的皮带就抽得越响。

他好像要用这种方式，跟那个看不见的老和尚，跟那个虚无缥缈的“命”，赌一口气。

我承认，我有那么点“野”。

我喜欢看我爸工具箱里那些叫不上名字的零件，但我更喜欢把它们拆开，再也装不回去。

我喜欢看书，但不是课本，是那些被我爸称为“闲书”的武侠和科幻。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攒够钱，买一张去大连的火车票。

我们这个内陆小城，离海十万八千里。

我想看看，海到底是不是跟书里写的一样，是蓝色的，无边无际。

这个梦想，在我爸看来，就是“心野”的最好证明。

“看海？看海能当饭吃？有那闲工夫，多做两道数学题！”

我的人生，就在这种拧巴里，磕磕绊绊地往前走。

我爸赢了前半场。

我没能挣脱他的缰绳，或者说，我没敢。

我考上了他期望的重点大学，虽然不是清华北大，但在我们那个小城，也足以让他请全车间的工友喝一顿大酒了。

专业也是他选的，机械工程与自动化。

他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才是爷们儿该干的事！”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他喝多了，拍着我的肩膀，眼睛发红。

“儿子，你比爸强！爸这辈子，就在这小厂里画圈了。你不一样，你要去大北京，你要给爸争口气！”

我看着他鬓角的白发，心里五味杂陈。

我知道，他是爱我的。

只是他的爱，太重，太硬，像他手里常年握着的冰冷铁钳。

大学四年，是我人生里第一次闻到自由的味儿。

北京太大了，大到我爸的电话遥控都显得有些无力。

我像一匹撒了欢的野马，逃课，泡图书馆，去听各种稀奇古怪的讲座，跟着一帮搞摇滚的穷学生在地下室里嘶吼。

我第一次见到了活的外国人，第一次吃了麦当劳，第一次谈了恋爱。

那个女孩叫林晓，北京本地的，长得白白净净，说话一口京片子，特别好听。

她带我逛胡同，吃豆汁儿，去后海滑冰。

她问我：“李诚，你毕业了想干嘛？”

我靠在后海的栏杆上，看着结了冰的湖面，茫然地摇了摇头。

“我爸想让我进国企，或者考公务员。”

她撇撇嘴：“没劲。你不像那样的人。”

“那……我像哪样的人？”

她想了想，说：“你像那种……会一直在路上的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

“四方饭”。

这三个字，像沉在水底的石头，被她这句话，又给捞了上来。

毕业，终究还是来了。

我爸动用了他所有的老关系，托人把我塞进了我们省城一家效益相当不错的国企设计院。

铁饭碗，金饭碗。

我爸在电话里，声音都在抖。

“儿子，稳了！这辈子稳了！”

林晓没跟我去省城。

她说：“我离不开北京，你也……不属于那个设计院。”

我们就这么分了手，和平得像喝了杯白开水。

我提着行李，回到了这个我拼命想逃离的省份。

设计院的日子，跟我爸描述的一模一样。

稳定，体面，清闲。

每天一张报纸，一杯茶，从上班看到下班。

办公室里的老同事，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二十年前的他们自己。

那种一眼就能望到退休的安稳，让我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慌。

我爸很高兴。

他隔三差五就打电话来，问我工作顺不顺心，领导有没有表扬我。

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好好干，别想那些没用的。单位就是你的家，这饭碗，端住了，一辈子饿不着。”

我嘴上“嗯嗯”地应着，心里却越来越空。

我开始失眠，大把大把地掉头发。

有时候半夜醒来，看着窗外漆黑的天，我会突然问自己：这就是我的人生吗？

那个老和尚，是不是看走了眼？

或者，我爸用他的皮带和规划，硬生生把我的“命”给改了？

转机，或者说，我主动寻求的“作死”，发生在我进单位的第三年。

互联网的浪潮，那时候已经开始席卷一切。

我迷上了写东西。

不是画图纸，是在一个叫“天涯”的论坛上，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帖子。

我写我们小城的故事，写我爸那帮工人的故事，写我在北京的见闻。

没想到，还挺多人看。

有个网友给我留言，说：“哥们儿，你这文笔，不去写小说可惜了。”

写小说？

这个念头，像一颗火星，瞬间点燃了我心里那片早就干得冒烟的荒草。

我开始疯狂地写。

白天在单位假装画图，脑子里全是故事情节。

晚上回家，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对着电脑敲敲打打，直到天亮。

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我感觉自己不是在打字，是在创造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里，我才是主宰。

我给我的主角起名叫“路远”，一个永远在路上寻找远方的人。

我把他身上，寄托了我所有不敢实现的野心。

一年后，我写出了一部长篇，投给了一家出版社。

三个月后，我收到了编辑的电话。

他说：“李先生，我们决定出版您的书。”

我当时正在办公室，对着一张枯燥的图纸发呆。

听到电话那头的话，我整个人都懵了。

我冲进厕所，把水龙头开到最大，用冷水一遍遍地泼脸。

我看着镜子里那个眼圈发黑，眼神却亮得吓人的自己，咧开嘴，无声地笑了。

书出版了，卖得不好不坏。

稿费到账那天，我看着银行卡里多出来的那五万块钱，不多，但那是我凭自己喜欢的事情，堂堂正正赚来的第一笔钱。

它不是“铁饭碗”里的米，是我自己从“四方”的天地里，刨出来的食。

我做了一个决定。

一个在我爸看来，惊世骇俗，大逆不道的决定。

我要辞职。

我先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我妈听完，沉默了很久。

“儿啊，你想好了？”

“想好了。”

“那……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不知道，妈。但我知道，再在单位待下去，我会死的。”

我妈又沉默了。

半晌，她叹了口气。

“你爸那儿……我不敢说。”

“我自己跟他说。”

我请了三天假，回了家。

饭桌上，我爸照例喝着他的二两白酒，心情很好。

他还给我夹了块排骨。

“在单位怎么样？你们那个张处长，是我当年一个师父带出来的徒弟，我前两天跟他通电话了，让他多照顾照顾你。”

我放下筷子。

“爸，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说。”

“我……想辞职。”

空气瞬间凝固了。

我爸夹着排骨的筷子，停在半空中。

他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变得像厂里那台老旧的冲压机一样，冰冷，僵硬。

“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辞职。我不喜欢设计院的工作，我想去写东西。”

“写东西？”我爸像是听到了本世纪最好笑的笑话，“写东西能当饭吃？你那两本书，赚了几个钱？够你交房租还是够你看病？”

“钱够不够是一回事，我开心。”

“开心？”

他猛地把筷子拍在桌上，排骨掉在地上，滚了一圈油。

“你跟我谈开心？我他妈供你上大学，托关系给你找工作，是为了让你开心的？我是为了让你有个安稳日子过！”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整个楼道都能听见。

“李诚！你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好好的金饭碗你不要，你要去端那个泥饭碗？你那是吃四方饭吗？你那是去讨饭！”

“讨饭也比在单位里等死强！”我也火了，积压了这么多年的怨气，一下子全冲了上来。

“你根本不明白我想要什么！你只想着你的铁饭碗，你的面子！你从来没问过我愿不愿意！”

“反了！反了！”

我爸气得浑身发抖，他站起来，满屋子找东西。

最后，他抄起了墙角那根落了灰的鸡毛掸子。

那是我小时候的噩梦。

我妈冲过来，死死抱住他的胳膊。

“建国！你干什么！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

“他有个屁的想法！他这是要把自己往火坑里推！我今天非打醒他不可！”

我站在那儿，没躲。

我看着我爸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突然觉得很悲哀。

我说：“爸，你打吧。你今天就算打死我，这个职，我也辞定了。”

他举着鸡毛掸子，手在抖，但终究，没有落下来。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愤怒，有失望，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恐惧。

他好像怕我真的就这么毁了。

毁在他亲手打造的安稳世界之外。

“滚。”

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你给我滚出去。从此以后，我没你这个儿子。”

我没说话，转身回房间，拖出了早就准备好的行李箱。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妈追了出来，往我手里塞了一沓钱，哭得说不出话。

我回头，最后看了一眼我爸。

他背对着我，坐在沙发上，肩膀塌着，像一座瞬间风化了的石山。

我离开了家，像一个被驱逐的叛徒。

那一年，我29岁。

我没有回省城，我去了上海。

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

我租了个很小的亭子间，白天出去找各种零活干，给人写软文，做枪手，翻译点东西，晚上就熬夜写自己的小说。

那是我人生中最苦的一段日子。

泡面是我最好的朋友。

有时候稿费接不上，连泡面都吃不起，就买两个馒头，啃一天。

最惨的一次，我发高烧，一个人躺在出租屋里，浑身滚烫，连下床倒杯水的力气都没有。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因为潮湿而发霉的斑块，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是不是要死在这儿了？

那一刻，我特别想我爸。

我想念他虽然严厉但热气腾腾的家，想念他骂骂咧咧给我做的红烧肉。

我拿起手机，想给他打电话。

但我按下了那个熟悉的号码，却迟迟没有拨出去。

我不能。

我还没混出个人样，我不能让他觉得，我后悔了，我认输了。

我咬着牙，从床上爬起来，喝了口自来水，吞了两片退烧药，又躺了回去。

第二天，烧退了。

我活过来了。

我对自己说：李诚，死不了，就得好好活着。

我开始更拼命地写。

我把我在设计院的压抑，把我在上海的孤独，把我对我爸的复杂感情，全都写进了书里。

我的文字，不再是以前那种飘在天上的风花雪月，开始有了烟火气，有了血肉感。

两年后，我的第三本书出版了。

书名叫《铁饭碗之外》。

没想到，这本书火了。

它戳中了很多像我一样，在稳定和自由之间挣扎的年轻人的痛点。

加印，再加印。

签售会，采访，各种活动接踵而至。

我第一次上了电视。

是在一个读书节目里。

主持人问我：“李老师，您当初放弃那么好的工作，选择成为一个自由作家，家里人支持吗？”

我对着镜头，沉默了一会儿。

我说：“我父亲，到现在可能都觉得我是一个不孝子。”

节目播出那天，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我妈在那头小声说：“你爸……他看了。一个人在书房里，关着门，看了一晚上。”

“他……说什么了？”

“啥也没说。就是第二天，我发现他把我藏起来的你那本书，拿出来放书架上了。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我开始真正地“吃四方饭”了。

我不再固定待在一个城市。

我去了大理，在苍山洱海边住了半年，每天就是晒太阳，写作，跟客栈老板喝酒。

我去了成都，钻进那些犄角旮旯的小巷子，吃遍了各种串串和火锅，把那里的市井生活写进了我的新书里。

我去了西藏，在珠峰大本营，看着漫天的星辰，感觉自己渺小得像一粒尘埃。

我甚至去了国外，在清迈的寺庙里听僧人诵经，在巴黎的塞纳河边喂鸽子。

我赚的钱，不算多，但足够支撑我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没有买房，没有买车。

我所有的家当，就是一个行李箱，一台笔记本电脑。

我走到哪儿，家就在哪儿。

我成了我爸最不希望我成为的那种人。

一个没有单位，没有根，四处漂泊的“浪子”。

我很少回家。

不是不想，是不敢。

我怕看到我爸那张失望的脸。

我怕我们的重逢，又是一场激烈的争吵。

我们就这样，隔着千山万水，别扭地维系着一种脆弱的父子关系。

我给他寄钱，他从来不要，都让我妈再给我打回来。

我给他买的衣服，他从来不穿，都压在箱底。

但我妈说，我写的每一本书，他都买了，而且是偷偷去离家很远的一家书店买的。

他怕被邻居和老同事看见。

他还是放不下他的面子。

一晃，我快四十了。

那天，我正在厦门鼓浪屿的一家咖啡馆里改稿子。

我妈突然打来电话，声音是哭着的。

“诚诚，你快回来吧。你爸……住院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买了最快一班的飞机，连夜赶了回去。

医院里，我爸躺在病床上，插着氧气管。

他瘦了很多，头发全白了，那张曾经充满威严的脸，此刻布满了皱纹和病容。

他得了肺癌，晚期。

我站在病床前，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好像睡着了。

我妈拉着我的手，在一旁不停地抹眼泪。

“医生说……时间不多了。你爸他……其实一直很想你。”

“他总是一个人看你的节目，看你的采访，有时候看着看着，就自己笑。我问他笑什么，他也不说。”

“前两天，他还能说话的时候，跟我念叨，说那个老和尚，还真他娘的准。”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手狠狠地攥住了。

疼得喘不过气。

我爸醒了。

他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

他想说话，但喉咙里只能发出“嗬嗬”的声音。

他挣扎着，想抬起手。

我赶紧握住他那只布满老年斑，因为输液而青紫的手。

他的手，冰凉，没有力气。

再也不是那只可以轻易挥动皮带，可以操控冰冷机器的大手了。

他看着我，嘴唇翕动着。

我把耳朵凑过去，才勉强听清。

他在说：“外面……好不好？”

我哽咽着，说不出话，只能拼命点头。

“好……就好……”

他的眼睛，慢慢地看向了窗外。

窗外，是这个小城灰蒙蒙的天空。

他看了一会儿，又转过头，看着我。

眼神里，没有了以往的严厉和固执。

只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柔软的东西。

像是……一种释然。

三天后，我爸走了。

很平静。

整理他遗物的时候，我在他的床头柜里，发现了一个上了锁的铁盒子。

我妈说，那是他的宝贝，从来不让人碰。

我找到了钥匙，打开了它。

里面没有存折，没有房产证。

只有一堆，被翻得起了毛边的……我的书。

每一本都有。

在最底下，压着一张发黄的报纸。

是我上电视那个节目的报道，我的照片被他用红笔圈了起来。

旁边，还有一张我大学毕业时的照片。

照片上的我，穿着学士服，笑得一脸灿烂，又带着一丝迷茫。

照片背后，是我爸的字，歪歪扭扭的。

“我儿子，李诚。”

我抱着那个铁盒子，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他的固执，他的反对，他的愤怒……都只是因为他害怕。

害怕我走上一条他完全无法掌控，无法保护我的路。

害怕我吃不饱，穿不暖，被人欺负。

他用他那套工人的逻辑，为我打造了一个他认为最坚固的堡垒。

而我，却亲手把它推倒了。

我没有对错，他也没有对错。

我们只是，活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里。

办完我爸的后事，我在家陪了我妈一个月。

我妈老了很多，话也少了。

我们俩，常常就是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一看就是一下午。

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诚诚，你走吧。”

我愣住了。

“妈，我不走了。我留下来陪你。”

我妈摇摇头。

“你爸不在了，这个家，也拴不住你了。”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那几张88年被汗浸湿的毛票，还有一张我去广济寺求来的平安符。

“那个老和尚说得对，你天生就是要吃四方饭的命。”

她看着我，笑了笑，眼角全是皱纹。

“去吧，别惦记我。妈知道，你的世界，不在这里。”

我走了。

临走前，我又去了一趟城南的广济寺。

寺庙翻新了，气派了很多，但香火味还是和三十多年前一样。

我找到了当年的那个大殿。

我问一个年轻的和尚，记不记得这里有个眉毛很长的老师傅。

小和尚说，老师傅十几年前就圆寂了。

我点了一炷香，跪在蒲团上。

我没有求财，没有求名，也没有求姻缘。

我就那么静静地跪着。

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那个画面。

88年那个炎热的夏天，一个干瘦的老和尚，摸着一个五岁男孩的头。

他说：这孩子，将来要吃四方饭。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那或许不是一句预言。

而是一句谶语。

它像一个种子，在我妈心里生了根，又通过无数次的念叨，埋进了我的潜意识里。

它给了我妈一份无可奈何的接受。

也给了我一份出走的勇气。

至于我爸，他用尽一生，想对抗这个“命”。

但他最后，也用他的方式，和我，和这个“命”，和解了。

吃四方饭，到底是什么？

是漂泊，是动荡，是没有根的孤独。

但也是自由，是经历，是无限的可能性。

它不好，也不坏。

它只是……我的人生。

我离开了家乡，继续我的旅程。

我依然在写作，在路上。

有时候，在异乡的深夜，我还是会想起我爸。

想起他拍在桌上的筷子，想起他高高举起的鸡毛掸子，想起他病床上那句“外面好不好”。

我总觉得，他没走。

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着我。

他变成了我书里的一个固执的父亲，变成了我笔下一个沉默的工人，变成了我心里，那座永远也走不出的，小城。

而我，带着这座小城，继续吃着我的，四方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