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迎来“死亡高峰期”：一代人集体老去，人口天平彻底倾斜

抖音推荐 2025年11月01日 06:53 1 cc

文|青茶

前言

2022年，中国出现了自1962年以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这一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新出生人口仅956万，而死亡人数超过1093万，这种“死亡高于出生”的现象，在此后两年中持续上演。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的张震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的李强研究员指出：中国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期”。

这是由三股力量叠加造成的结果，婴儿潮一代集体老去、年轻人口断层加剧、慢性病带来的集中死亡效应。未来中国人口天平彻底倾斜！

“婴儿潮”一代集体老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中国经历了两次“婴儿潮”，这是导致当下“死亡高峰”的第一股力量。

第一次婴儿潮出现在1949年至1958年。新中国刚成立，社会稳定、医疗改善，人民生活逐步恢复，十年间迎来了超过1.8亿新生儿。

第二次婴儿潮则发生在1962年至1975年，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后，人们压抑已久的生育需求爆发，每年平均出生2600万人，1963年达到2954万的历史纪录，相当于如今几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和。

这两次婴儿潮构成了中国人口的“主体结构”，他们曾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如今却同步步入老年。1958年出生的人2023年已满65岁，1962年出生的人也超过60岁，这意味着上亿人口几乎在同一时期跨入老年阶段。

民政部数据显示，2023年底，全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97亿，占总人口的21.1%，即每五人中就有一位老人。

过去，老年人口少，离世者分散，不会显得突出。而如今，几亿人几乎同时进入“生命的下半场”，死亡人数自然会出现集体上升。

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正处于健康转折期。随着身体机能下降、慢性病增多，他们成为医疗资源消耗的主力人群。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等疾病的患病率在老年群体中不断上升，直接推动死亡总量的攀升。

农村地区医疗资源不足，老年人疾病防治能力更弱，死亡率显著高于城市。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农村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比城市高出17%，而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又以农村为主，这进一步推高了全国总体死亡率。

“死亡高峰”的出现，其实是时间的必然。两次婴儿潮叠加，意味着中国未来二十年都将持续面对老年群体密集离世的现实。人口学家形象地比喻：这是一场“静默的浪潮”，当年出生的“人口峰值”，如今正以“离世峰值”的形式回归自然。

年轻人越来越少

老年人越来越多，而年轻人越来越少，这是第二个关键因素。人口的“死亡高峰”，不仅来自老年的增加，更来自新生儿的持续减少。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历了长达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它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抑制了过快的人口增长，减轻了资源压力，让生活质量得以提升。但这项政策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年轻人数量的“断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多为独生子女。这一代人如今正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最适合生育的群体。然而，他们面临的经济与社会压力却让生育意愿降至历史低点。

房价高、教育贵、工作累，已成为“少生”甚至“不生”的主要原因。买一套房可能背负几十年的贷款，养一个孩子从奶粉、尿不湿到兴趣班、补课班，花费动辄百万。

更关键的是，城市生活节奏加快，年轻人工作强度高，加班成为常态，许多人连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更别提照顾孩子。

即使国家在政策上不断放开，鼓励二胎、三胎，甚至推出生育补贴，但效果有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仅902万，2024年略有回升至954万，但仍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1800万。

与此同时，老龄人口继续扩大，死亡人数持续上升。2022年中国人口减少85万，2023年减少208万，连续两年呈现“负增长”。这种趋势若不扭转，将对社会结构带来深远影响。

年轻人口减少不仅意味着新生儿少，更意味着劳动力减少、社会负担加重。一个年轻人可能要赡养两位老人、抚养一个孩子，家庭结构呈“倒金字塔”形，养老和生育压力叠加，让年轻人更不敢生。这种“内卷式循环”，正是人口危机的根源。

从宏观层面看，人口天平正在倾斜，一端是近3亿老人，另一端是数量减少的年轻人。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人口结构呈“老多少少”的倒挂态势。

而当劳动力供给下降、消费群体缩减，经济增长潜力也会被削弱。这场“人口负增长”，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国家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医疗越发达，死亡更集中

看似矛盾，却是事实：医疗越进步，死亡反而更集中。这是推动“死亡高峰”的第三个原因。

几十年前，人们的主要死因是传染病。天花、肺结核、霍乱、麻疹等疾病曾经肆虐，婴幼儿夭折率高达10%以上。但如今，这类疾病几乎被彻底控制。国家免疫规划能防控15种传染病，接种率超过90%，肺结核治愈率超90%，乙肝感染率大幅下降。

人类不再“早死”，但却“集中老死”。

建国初期，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如今已达78.6岁，预计2035年将超过81岁。这意味着多数人能活到老年，而死亡开始集中在生命的末段。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更多人能“带病生存”，这也使得慢性病成为主要死因。2023年数据显示，全国86.6%的死亡与慢性病相关，其中心脑血管病和癌症占了近八成。慢性病的特征是“治不死也治不好”，长期拖延、缓慢恶化，最终导致生命终止。

更值得警惕的是，慢性病正在年轻化。高油高盐饮食、久坐不动、长期熬夜、精神焦虑等生活习惯，使三四十岁人群成为慢病新高发群体。医院统计显示，30岁以上出现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的患者数量十年间增加三成。

这意味着，未来的“死亡高峰”，不仅是老年群体的结果，也包含中年健康危机的累积爆发。医疗进步延长了寿命，却也让死亡时间高度集中在某一阶段，表现为统计学上的“死亡密集期”。

这并非医疗的失败，而是医学进步的代价。现代医学延长了生命长度，却难以完全改变生命终点的规律。社会若不能在养老、健康管理、慢病防控上提前布局，医疗体系将承受更大的压力。

多个城市推行社区健康管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广“安宁疗护”与“居家照护”模式。例如广州的“红山模式”，通过家庭医生、社区护理和志愿者服务，实现重症老人的上门关怀与临终照护，减轻医院与家庭的双重压力。

同时，政策层面也在试图“托底”年轻人。多孩家庭贷款利率下调、托育补贴发放、个人所得税减免，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年轻人敢生、能养、愿生。

从长远看，中国社会必须同时面对两道题：如何让老人“活得好”，如何让年轻人“敢去生”。这两者相辅相成，决定了国家人口结构能否重新平衡。

结语

“死亡高峰”听起来令人焦虑，但从人口学角度看，它是一种必然的周期现象，是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婴儿潮老去、年轻人生育意愿低、医疗延寿效应叠加，共同塑造了这一趋势。我们看到的，不是衰退，而是结构转型。

面对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未来，社会需要在养老体系、医疗资源、家庭支持、教育成本等领域全面重构。

死亡不可避免，但生活质量可以提升；人口减少不可逆，但结构优化可以实现。中国正站在人口转折的门槛上，这场“死亡高峰”，或许正是迈向更成熟社会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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