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摊牌了！郭台铭做梦也没料到，中国市场赏饭吃的时代结束了

抖音推荐 2025年10月17日 00:57 1 cc

从 “赏饭者” 到躬身鞠躬：郭台铭与富士康的时代沉浮录

2025 年初春的郑州，寒风还带着几分凉意，富士康新规划的新能源工厂工地上，75 岁的郭台铭身着深灰色西装，领口系着规整的领带，在镜头前缓缓弯腰鞠躬 —— 这个姿态与二十多年前他公开宣称 “我给大陆赏饭吃” 时的张扬判若两人。此次郑州之行，他是为新工厂开工剪彩而来，而背后藏着的，是富士康与中国市场三十余年绑定中，一场关于时代机遇与企业选择的深刻变迁。

时间拉回 1950 年，郭台铭出生在台湾省台北市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当地警局的一名普通警员，每月薪水微薄；母亲则在家操持家务，靠着精打细算才能让一家几口勉强温饱。童年时的郭台铭常看着母亲在灯下缝补旧衣服，心里暗暗埋下 “不想一辈子受穷” 的念头。上学后，他读书格外刻苦，最终考上了台湾 “中国海事专科学校” 航运专业 —— 在当时，这算是能找到稳定工作的 “好专业”。毕业后，他进入一家航运公司工作，每天对着枯燥的货运单据，重复着核对、记录的流程。看着身边同事安于现状的样子，郭台铭总觉得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不甘心一辈子给别人打工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1974 年，24 岁的郭台铭做了一个改变人生的决定：创业。他硬着头皮向母亲借了 10 万元新台币 —— 这笔钱几乎是家里所有的积蓄，母亲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把钱交到他手里，只说了一句 “自己选的路，要走稳”。拿到钱后，郭台铭在台北郊区租了一间不足 50 平方米的小车间，墙面有些斑驳，地面是水泥地，下雨天还会漏雨。他拉上 3 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 “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最初的日子格外艰难，他们没有稳定订单，只能接一些小活 —— 做电视机上的塑料旋钮。几个人白天在车间里打磨模具、注塑成型，晚上就睡在车间角落的折叠床上，饿了就泡一碗泡面。郭台铭自己既当老板又当工人，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却从没喊过累。那时的他或许想不到，这个靠小零件糊口的小作坊，日后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更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会与大陆市场紧紧绑在一起。

1988 年，台湾地区的土地租金和人工成本开始大幅上涨，鸿海精密的利润被不断压缩。郭台铭在一次行业交流会上，听人说起大陆正在推进改革开放，各地都在积极吸引外资，不仅有税收减免、低价土地，还能轻松招到低成本工人。这个消息让他眼前一亮，他立刻带着公司仅有的流动资金，坐上了前往深圳的火车。抵达深圳后，他直奔龙华区 —— 当时这里还是一片农田，只有几条简陋的水泥路。但地方政府的热情让他吃了定心丸：不仅承诺前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还快速批下了一块 2 万平方米的土地，甚至帮忙联系当地劳务市场，解决工人招聘问题。同年，富士康在大陆的第一家工厂 —— 深圳龙华富士康科技园正式开工。开工当天，郭台铭站在空旷的厂房里，看着第一批 200 多名工人穿着蓝色工装走进车间，心里有了底气。

谁也没料到，这家工厂会开启富士康在大陆的 “扩张神话”。得益于大陆充足的劳动力、优惠的政策和日益完善的产业链，龙华工厂的规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大：第一年员工突破 1000 人，第三年达到 5000 人，到 2000 年时，已经发展成拥有 3 万名员工的大型工厂，生产线从最初的电视机零件，扩展到电脑机箱、手机外壳等多种电子配件。2007 年，富士康拿到了苹果 iPhone 的代工订单，这成为它发展的 “引爆点”。为了满足苹果的产能需求，郭台铭在大陆加速布局：郑州、成都、昆山、天津……28 个城市先后建起了富士康工厂，员工总数最多时超过 120 万。其中郑州工厂更是成为 “iPhone 生产重镇”—— 厂区占地超过 1400 亩，拥有数十条自动化生产线，每天能吞吐数十万部 iPhone 组件，成品从这里通过郑州机场的货运专线，发往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最高峰时一年能生产 4 亿台 iPhone，占苹果全球产量的 60% 以上。

那段时间，郭台铭迎来了人生最风光的阶段。他四次登上台湾地区首富的宝座，多次入选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每次出现在公开场合，身边都围着大批记者和企业家。或许是顺境太久，他的话语渐渐变得 “高调”。有一次在台湾地区的一场商业论坛上，面对记者 “如何看待富士康与大陆市场的关系” 的提问，郭台铭拿起话筒，语气带着几分傲慢：“没有我富士康，大陆多少人要失业？多少家庭没饭吃？北京要是不听我的建议，我明天就能把工厂搬走。” 这番话被媒体报道后，立刻在大陆社交平台引发轩然大波。有网友评论：“忘了是谁给你提供的廉价土地、海量工人和庞大市场了？没有大陆，哪来的‘代工大王’？” 也有企业界人士直言：“企业与市场是共生关系，把自己摆在‘施舍者’的位置，本身就是认知错位。”

热闹的背后，富士康的隐忧早已埋下。2010 年前后，富士康接连发生多起员工跳楼事件，将 “高强度工作”“严苛管理制度” 等问题推到公众面前。当时，媒体报道称，富士康流水线工人每天要重复数千次相同的动作，站立工作时间超过 10 小时，每月仅休息 2-3 天，工资却只有一千多元。事件曝光后，郭台铭亲自前往深圳工厂处理，一边宣布将员工基本工资从 1200 元涨到 2000 元，一边在厂房外围加装防护网。但这些措施更像是 “应急补丁”—— 他并未改变 “靠人力密集、低成本竞争” 的核心模式，而这种模式，在大陆经济快速发展的浪潮中，注定难以长久。

真正的挑战，来自大陆市场的深刻变化。近十年来，大陆人工成本持续上涨，郑州富士康的普通工人月薪从十年前的 1500 元左右，涨到了现在的 4500 元，即便如此，招聘难度依然越来越大。90 后、00 后年轻一代劳动者，更看重工作的灵活性和舒适度，宁愿选择送外卖、做直播，也不愿进入工厂忍受流水线的枯燥。与此同时，大陆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2010 年，深圳富士康就因废水处理不达标被环保部门查处，仅整改就花费了近千万元，生产线停工两周，直接损失超过 1 亿元。郭台铭曾经引以为傲的 “低成本优势”，正在一点点消失。

眼看在大陆的日子不好过，郭台铭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试图复制在大陆的成功。2018 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呼吁 “让美国再次伟大”，承诺给来美建厂的外资企业提供巨额补贴。郭台铭立刻心动了，他高调宣布：将投资 100 亿美元，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建设一座 “超级工厂”，主要生产液晶面板。特朗普甚至亲自出席了工厂的奠基仪式，在现场与郭台铭并肩而立，称赞这是 “美中合作的典范”。威斯康星州政府也给出了丰厚的条件：40 亿美元的税收减免，以及免费的土地和基础设施支持。

但现实很快给了郭台铭一记重击。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远超预期 —— 当地工人时薪最低要 30 美元，是郑州工人的 5 倍多，而且工人不愿接受长时间加班，生产线效率远低于大陆工厂。更麻烦的是环保审核：美国环保部门每周都会上门检查，哪怕只是废水排放指标轻微超标，就会开出高额罚单。原本承诺的 40 亿美元税收减免，也只兑现了不到 5 亿美元，后续款项迟迟没有下文。富士康自己也屡屡调整计划：先是说要建 10.5 代液晶面板厂，后来改成 6 代线，再后来又宣称要转型做研发中心。七年时间过去，威斯康星州的工地上只建起了几栋空荡荡的厂房，周围长满了杂草。当地居民调侃道：“那几栋楼白天看不到工人，晚上只有路灯亮着，比公园还安静。” 最终，这些厂房被微软租下来，改成了 AI 数据中心，富士康的 “美国梦” 彻底破碎。

美国受挫后，郭台铭又把目标转向了印度。他听说印度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比大陆还低，觉得这里能成为 “下一个深圳”。2019 年，他斥资几十亿美元，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买下了一块大面积土地，建起了富士康印度工厂，计划承接苹果的 iPhone 代工订单。但印度的情况比美国更复杂：工厂经常突然停电，有时候机器刚启动，生产线就被迫停工；印度工人缺乏专业技能，连贴手机膜这样简单的工序都做不好，郭台铭不得不从大陆派去几十名技术员，手把手教他们，一个简单的操作要重复培训一周才能达标。更让他头疼的是罢工 —— 印度工人动不动就因为工资低、食堂饭菜差、休息时间短等问题罢工，2023 年一年就罢工了 30 多次，每次罢工都会导致生产线停摆几天，造成的损失超过千万元。到 2024 年，印度工厂好不容易生产出 3000 万台 iPhone，仅占苹果全球产量的 13%，远低于郭台铭预期的 25%。后来，富士康干脆不再从大陆派技术员，转而派遣台湾地区的员工，明眼人都能看出，他对印度工厂的信心已经大不如前。

就在郭台铭在海外屡屡碰壁的时候，大陆的制造业格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大陆市场确实需要富士康这样的外资企业带来就业和技术，但现在，本土企业已经迅速崛起。以立讯精密为例，这家原本从富士康分包订单起家的企业，凭借更先进的技术和更灵活的管理，不仅赶上了富士康的水平，还在 2024 年抢走了苹果 iPhone16 高端机型的代工订单。数据显示，2024 年立讯精密的营收增长了 15.9%，利润率达到 8.2%，超过了富士康的 6.5%。

这些本土企业的崛起，并非偶然。国家推出 “中国制造 2025” 战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向高端制造转型；地方政府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围着外资企业转，而是把税收优惠、土地补贴等资源，更多地投向了比亚迪、华为、立讯精密等本土企业。富士康想在郑州拿新的项目审批，难度比以前大了很多 ——2024 年，它计划投资 10 亿元建设新能源总部，消息公布后，市场反应平淡，股价不仅没有上涨，反而因为投资者对项目前景的担忧，下跌了 3.2%。

郭台铭不是没有想过自救。早在 2011 年，他就提出了 “机器人代工” 的计划，宣称要在 2014 年在工厂部署 100 万台工业机器人，打造 “关灯工厂”—— 让机器自主完成生产，不需要人工值守。但到现在，郑州富士康的机器人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拧螺丝、搬运零件，像手机屏幕贴合这样的精细活，依然需要靠熟练工人手工操作。原因很简单：搞自动化需要巨额的研发投入，而富士康这些年的利润率不断下降，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大规模的技术升级。数据显示，富士康每年的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重不足 3%，而华为的研发投入占比超过 15%，仅 2024 年就申请了超过 1 万项专利。郭台铭还曾试图转型高科技领域，说要做人工智能、物联网，但做了几十年代工，富士康缺乏核心技术积累，在这些领域根本无法与华为、百度等企业竞争。

更让郭台铭头疼的是，他的政治尝试还影响了企业的发展。2019 年和 2023 年，他两次参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发表了不少不当言论，比如宣称 “大陆经济靠台湾”。这些话传到大陆后，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也让富士康在大陆的发展遇到了更多阻力。有一次，他想和大陆一家大型新能源企业合作，共同开发储能电池项目，对方负责人当着他的面直接拒绝：“我们欢迎真诚合作的伙伴，但不希望生意和政治搅在一起。” 就连他申请的一些政府补贴，审批流程也比以前严格了不少，最终很多补贴都没有获批。

如今，大陆制造业早已不是当年那个 “谁来投资都欢迎” 的阶段了。苹果公司的供应链数据显示，其全球近 1000 个生产基地中，80% 的零部件都来自中国企业；广东一个省就有超过 20 万名模具技术工人，能将零件精度控制在微米级别 —— 这样的产业配套能力和技术水平，印度、越南等国家再过十年也未必能赶上。2024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的海外收入增长了 11.6%，比亚迪的海外汽车订单突破 1200 亿元，立讯精密的海外业务收入也增长了 23%。中国制造业已经从过去的 “代工工厂”，变成了全球产业链中的 “硬核玩家”。

2025 年 2 月，郑州富士康新工厂的开工仪式上，郭台铭弯腰鞠躬的画面被媒体拍下，迅速在网络上传播。这次他计划在这里生产电动车零部件和储能电池，试图在新能源领域找到新的突破口。但市场对这个项目的反应并不积极 —— 有行业分析师指出，富士康在新能源领域没有核心技术，而且面临着比亚迪、宁德时代等本土企业的激烈竞争，想要打开市场并不容易。

站在郑州工厂的工地上，看着远处林立的厂房，75 岁的郭台铭或许终于明白：不是他给中国市场 “赏饭吃”，而是中国市场的改革开放浪潮，给了他和富士康崛起的机会。曾经的 “低成本红利” 已经消失，现在的中国市场，更看重企业的技术实力、创新能力和对市场的尊重。这碗 “饭” 还在，但吃法已经变了 —— 至于富士康能不能端稳这碗新饭，答案只能交给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