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墨西哥“毒品之都”当警察

抖音热门 2025年12月30日 15:33 1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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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利亚坎位于墨西哥西部。图中人物为“五月帮派”首领赞巴达。（图源：西班牙《国家》报）

作者：刘潇

墨西哥锡那罗亚州的首府库利亚坎，如今是一座被枪声和恐惧笼罩的城市。这里的空气中，除了汽车尾气和街边小摊的油烟味，总是混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硝烟气息。自2024年9月以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武装冲突在这里爆发。这并非寻常的帮派火并，而是墨西哥最庞大的贩毒集团——锡那罗亚集团内部两大派系的公开决裂。曾经由“矮子”古兹曼与“五月”赞巴达联手打造的“毒品帝国”心脏，正在上演一场血腥的内战，而引擎的每一次轰鸣，都可能是一次死亡的序曲。

2019年7月，·“矮子”古兹曼在美国被判终身监禁。

这场分裂将暴力从偏远山区推向了市中心，曾经相对安全的富人区和商业街也无法幸免。根据西班牙《国家报》的报道，冲突爆发后，锡那罗亚州的凶杀案数量激增至前一年的三倍，达到1824起，另有超过2000人失踪，寻人启事被贴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然后被新的海报覆盖。市民在恐惧中生活，企业停摆，学校停课，整个社会秩序濒临崩溃。

美国调查记者维多利亚·迪特马尔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她曾在重型装甲车内采访过一个贩毒集团的低级“士兵”，那辆车里摆满了她从未见过的大口径武器。她说：“贩毒集团直接将暴力指向平民，以此来控制社会。”

以下是迪特马尔采访的一名警察的自述：

“我们假装在巡逻，他们在假装火并”

我的名字不重要，代号而已，我只是一个穿着制服，却早已不知正义为何物的旁观者。在这座城市里，一个名字可能就是一颗子弹的标记。我的搭档叫拉斐尔（化名），一个比我年轻十岁的伙子，刚从警校毕业时眼里还有光，现在只剩下疲惫和麻木。每天清晨6点，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库利亚坎，伴随而来的往往不是鸟鸣，而是枪声。那枪声有时像节日的鞭炮，密集而短促；有时又像沉闷的雷声，从城市的另一端传来，预示着又一场风暴的来临。

就像当地居民海蒂·马雷斯女士描述的那样，她和妹妹的早餐被密集的枪声打断，平静的生活瞬间被撕碎。我和拉斐尔开着那辆破旧的福特巡逻车穿过街道，看到的只有燃烧的车辆残骸和惊恐地趴在地上躲避流弹的市民。空气中弥漫着橡胶烧焦的刺鼻气味，我们摇上车窗，但那味道还是会钻进来，钻进我们的鼻腔，也钻进我们的记忆里。

我们曾接到一个报警，赶到一家美容院。那是在一个相对繁华的街区，曾经是太太们消磨下午时光的地方。我们到的时候，枪战已经结束。子弹从窗外射入，将墙壁打得千疮百孔，一面镜子碎裂在地，旁边是被打翻的脱毛蜡，蜡油混合着灰尘，在地上凝固成一滩滩污秽，整个屋子弥漫着下水道般的恶臭。老板和几名顾客蜷缩在角落，浑身发抖，眼神空洞。我们能做什么？拉起警戒线，拍几张照片，然后询问一些永远不会有答案的问题：“你们看到是谁开的枪吗？”她们只是摇头，恐惧让她们失语。我们都知道，这些子弹来自谁，但我们无能为力。这里的火力超出了警察的范畴。

相比之下，我们警局火力最强的武器，可能还不如贩毒集团的低级“士兵”的随身装备。我们手里的小口径手枪，在他们面前就像孩子的玩具。我们每天在街上巡逻，更像是在进行一场无人观看的表演。我们假装在维持秩序，而他们在假装进行一场“不会扩大化战争”。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平民的生命在冲突中一文不值。而我们，这些穿着制服的人，却无力保护他们，甚至无法保护自己。

“在垃圾场挖骨头的母亲”

最让我感到无力的，是那些失踪者的母亲。在库利亚坎，“失踪”是一个委婉的词，它几乎等同于死亡，一种没有葬礼、没有坟墓的死亡。官方数据显示，自1964年以来，墨西哥全国有超过13.3万人失踪，绝大多数发生在2006年之后。仅2024年，新增失踪人数就超过1.3万，创下历史新高。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一声声在深夜里无人听见的哭泣。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叫加芙列拉的女人。她的脸被库利亚坎毒辣的太阳晒得黝黑，眼神却像燃尽的灰烬。她的儿子19岁，在一家摩托车店里失踪，据说是因为拒绝了毒贩的强制招募。我们接到过报案，但这种案子，我们内部称之为“死档”。我们知道是谁干的，但我们没有证据，更没有能力去对抗他们。于是，加芙列拉跪在城市边缘那座巨大的垃圾山里，用双手扒开泛着腐臭气味的瓦砾，寻找儿子的骨头。那双手，本应是为儿子准备晚餐、整理衣领的手。

·四位墨西哥母亲站在荒野中，手持铁锹和探测杆，寻找失踪孩子的遗骸。（NortePHOTO）

迪特马尔女士曾陪同她一起寻找，她回忆：“看着那位母亲在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堆里翻找，希望找到她儿子的任何一丝痕迹，我的心也快碎了。”她问我，为什么现场一个警察都没有。我告诉她，那天是复活节，我们都在放假。但这只是借口。就算不是假期，我们去了又能做什么？我们无法给她一个公道，甚至无法保证她在那里的安全。那片垃圾场是另一片法外之地，盘踞着新的鬣狗。我们去了，可能只会让她更加危险。

·墨西哥军人在山区的罂粟田中执法。（法新社）

垃圾场的拾荒者从过去的几十人激增到现在的四百多人。他们大多是从山区逃难而来的村民，比如来自巴迪拉瓜托山区的玛利亚·皮娜。那里曾是“矮子”古兹曼的故乡，一个诞生了无数毒枭的“毒品帝国摇篮”，如今也被战火吞噬。玛利亚告诉我，一天，一伙武装人员冲进她的村庄“拉壮丁”，一个年轻人只是因为多问了一句，就被当场射杀。她说：“我们不敢看，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内心只有恐惧。”最终，整个村庄的人都逃走了。她生活了三十年的家园，“如今没人了”。而这些逃难者最终的归宿，就是这片散发着恶臭和绝望的垃圾场。他们在这里，靠捡拾塑料、金属、纸板为生，赚取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也养活着找到亲人遗骸的渺茫希望。

“我们是同谋”

外界或许以为我们是正义的化身，是黑暗中的一道光。但在库利亚坎，光明与黑暗的界线早已模糊，甚至融为一体。迪特马尔女士曾向外界透露过一个所谓的“共识”，一个我们和贩毒集团之间的默契，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们接到一个来自“线人”的电话，说某某街区有个“硬骨头”需要处理。我们心知肚明，“硬骨头”是贩毒集团内部的黑话，指那些不守规矩或者试图另立山头的成员。我们接到线报，全副武装，拉响警笛，冲到现场。表面上，这是一次雷厉风行的抓捕行动，是我们的“政绩”。我们把那个人按在地上，给他戴上手铐，在邻居们敬畏的目光中把他塞进警车。但事实上，这个人永远不会出现在法庭上，他的名字甚至不会进入官方的逮捕记录。他在被带回警局的路上，就会在一个偏僻的角落被“处理”掉。第二天，我们会向媒体宣布，在与匪徒的激烈交火中，成功击毙一名危险分子。贩毒集团借我们的手除去了异己，巩固了内部的统治；我们则用这些尸体换取虚假的破案率和政府的嘉奖。我们成了他们的刽子手，成了这个庞大犯罪机器的一部分，用国家的暴力，去维护犯罪的秩序。

我们中的一些人，比如我的搭档拉斐尔，或许曾心怀正义。我记得他刚来的时候，总是不解地问我，为什么我们不去追查那些真正的大毒枭。我只能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在日复一日的无力感和生命威胁下，我们选择了同流合污。因为反抗的下场，就是成为下一个被“处理”的“硬骨头”，或者，我们的家人会收到一个装有我们警徽的信封（暗示人已不在）。2006年，卡尔德龙总统发动了那场声势浩大的“毒品战争”，试图通过“斩首战略”摧毁贩毒集团。结果呢？权力真空导致了更疯狂的内斗和分裂，暴力事件像瘟疫一样蔓延。我们抓捕的头目越多，冒出来的小规模组织就越多，冲突就越惨烈。我们就像在扑灭一场森林大火，但我们用来灭火的，却是汽油。

·2024年9月，库利亚坎街头燃烧的车辆。（法新社）

联合国前安全问题顾问埃加尔多·布斯加利亚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解决墨西哥的毒品问题需要瓦解犯罪集团与政治的共生结构，需要加强法治和打击腐败。他说得都对，这些都是写在报告里的至理名言，是可以在国际会议上赢得掌声的漂亮话。但对于身处一线的我们来说，这些话就像从另一个星球传来一样遥远而空洞。当你的上司就是这个“共生结构”的一部分，当你的薪水甚至不够支付家人的“保护费”时，你如何去加强法治？

每天，我穿上这身制服，内心都充满挣扎。镜子里的我，眼神越来越浑浊。我们是执法者，还是这个罪恶体系的维护者？或许，我们两者都是。而像加芙列拉那样的母亲，她们在垃圾场里挖掘的，不仅仅是亲人的骸骨，也是我们这里早已腐烂的良知和正义。她们用双手在废墟中寻找希望，而我们，却在用双手将这片地方推向更深的深渊。

她们的搜寻不会停止，而我们的麻木和沉沦，也仍在继续。在这片被毒品浸透的土地上，每个人都在流血，只是方式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