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个中国大家庭说出秘密

周俊森的父亲和母亲。（受访者供图）

周俊森望向镜子里的自己，陷入沉默。成都郊外，冬日的天空低矮而阴沉，镜子摆在河边的枯草中。

电影画框里的周俊森，一个腼腆的大男孩，用四川话娓娓讲述父亲的病和秘密，讲成长中需要像揭开伤口结痂一样，小心翼翼去探测的痛苦，还讲到一度被拐卖去北方农村的表姐。向他提问的人隐藏着，像告解室里没有面孔的倾听者，或者一个躲在摄像机背后的精神分析师。

提问的人是代坤，周俊森和他联合执导了纪录片《东方花园》。这部跨越十年的影片，原本更接近一部家庭私影像。周俊森很小就开始保持拍摄家人的习惯，有一次去父亲单位，他的同事开玩笑地说，跟拍记者又来了。家人们习惯摄像机的存在，起初是为了支持周俊森，慢慢地，时间给了这些素材让人始料不及的分量，沉重到拍摄的人自己接不住了，他向好友代坤求助，引入这个外部的支点，让作品完成。

2025年12月，在北京举办的第三届家庭影像展上，《东方花园》入围长片竞赛单元。而今年7月的第19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这部作品在西宁收获了纪录片评委会特别提及奖、观众选择荣誉奖两项殊荣。

银幕上缓缓展开周氏家族的谱系图，这个类似《红楼梦》人物关系网的家族树，密密麻麻标注着四代人的姓名和联结，还标上了周俊森的四只猫，唯独隐去了他的爷爷。映后交流时，周俊森解释，“我从未见过爷爷，他的形象只存在于长辈的描述中”，奶奶才是这座家族花园的根。他一度把自己的姓改成奶奶的“易”。

十余年的拍摄跨度，串起了被拐卖妇女的救赎、艾滋病患者的生存、原生家庭的创伤。周俊森曾考虑把片名叫作《阳光普照》，他希望大家都生活在阳光下，没有秘密。秘密并不会减轻痛苦。

周俊森从小就开始保持拍摄家人的习惯。（受访者供图）

姗姐：被抢走的时光

2014年，一个电话打破了周家的平静。失踪长达17年的姗姐找到了。姗姐是周俊森大姑妈的女儿，对这位表姐，他只有模糊的回忆。她并非主动联系家人，而是通过令人揪心的方式，在山西某个贫困村庄，恳请一位送家具的年轻人，帮忙联系上了老家四川巴中的妇联，将其解救。

姗姐的命运，是上世纪90年代众多被拐女性的缩影。1997年，她15岁时，因为与母亲关系紧张，负气离家，前往太原，先后在餐厅和醋厂打工。异乡举目无亲，她不久被人贩子骗走，蒙着脸抛到了山西某地农村，卖给农民孙某。在那里，度过了与世隔绝的十几年生活，生下三个孩子。

姗姐回来那年，周俊森20岁，从读大学的成都回到巴中，年龄相差十几岁的姐弟俩，似乎并没有隔阂。姗姐漂亮，开朗，告诉周俊森，她其实想把三个孩子接回四川，但没有地方给他们住，经济也太拮据。从黑暗的生活中连根拔起，在老家，她需要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首先要独立谋生，姗姐没有学历和技能，只能赚到微薄的薪水。在市里一家酒吧打工，被老板性骚扰，她愤而离职。“不是他把我炒了，是我把他炒了。”她的语气泼辣、刚毅。

对三个骨肉之亲的思念，对孙某的憎恶，两种情绪交织，有时，姗姐也会抱怨，回到家糊口好难，在山西她起码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周俊森决定去山西看看，即使不为讨回公道，他也想知道，这十几年姗姐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那时，家族里除了他，没人愿意深入这个时空的黑洞。

姗姐和现在的丈夫一起去墓地。（受访者供图）

跟山西本地的一位同学一起，周俊森上路了。位于太原附近的一个县城，在孙某亲戚的安排下，他见到了这个比姗姐大十几岁的男人，还有姗姐的三个孩子，大女儿已经十几岁。令周俊森震惊的是，孙某像一个受害者，诉说老婆被带走，遭遇这样的“磨难”，他大病了一场。孙某的亲戚不停为他开脱，说那个年代风气就是这样，孙某也不容易。

周俊森提出想去村里看看，被断然拒绝。他自己摸索了过去。村子只有一条土路，两边是土坯房，根据姗姐大致的描述，推开第三户房门，正是家徒四壁的孙某家。看到闯入者，他勃然大怒：“我昨天还把你当亲戚，你把我当什么？”一种仿佛部落时代的防御机制很快启动，屋里冲入两个一米八的壮汉。周俊森用价值仅650元的红米手机偷偷拍摄。仰拍画面里，孙某邋遢，忘了拉裤子拉链。手机镜头剧烈晃动，随后变成黑屏，只能听到激烈的争吵和肢体冲突的响动。

“那天是我21岁生日，也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姗姐十几年来遭受的恐惧。”周俊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院墙不高，他试图翻墙逃走，被抓回来继续打，不久，围殴的人又增加了几个。跟他一起前来的女同学也被扇了耳光，关在小黑屋许久。最让周俊森难受的是，他的小侄女，也即姗姐的大女儿就在旁边目睹这一切。被“教训”够了，放走之后，周俊森和同学出了村子，发现有辆小轿车跟着，开车的人下来，口音很重，叫他不要声张，赶紧离开。

姗姐曾告诉周俊森为什么没有反抗或逃走，“万一被打死，黄土一埋你就没了”。

剪辑纪录片《东方花园》时，周俊森完全无法面对山西这些素材，交给代坤来处理。暴力和威胁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他后悔见到孙某时，对方明明是“仇人”，他却太客气、礼貌。很长时间，他无力再面对姗姐，觉得自己帮不到她，很羞愧。

再次见到姗姐，已是七八年之后，这天，周俊森陪父母去吃饭，姗姐在火锅店做服务员，一个月两三千元工资。值得庆幸的是，姗姐跟一个待她不错的男人结婚了，生下一个可爱的孩子。

周俊森一直纠结，要不要去起诉孙某，买卖同罪，他本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跟姗姐多次交流后，他放弃了。姗姐的三个孩子还在那边，如果孙某坐牢，孩子们失去了母亲后，又会失去父亲。“她现在这点微小的幸福真的很脆弱，没有那么大的能量、那么多的时间，去承受主持正义的成本。”周俊森说，“如果去追究，获得了正义，但对姗姐可能造成二次伤害。”

父亲的病与爱

故事的时针，残酷地指向2021年1月。周俊森的父亲，在一次体检后，拿到了足以彻底改变家庭轨道的诊断书：HIV阳性。

父亲的病，对周俊森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但他似乎又早有预感。2020年，周俊森写了一部名叫《橙柜》的小说，故事以他的父亲和母亲为原型，两人没有成为夫妻，而是做了一辈子朋友。有一天，故事中的男人找到好友，告诉她：“我可能和别人不一样。”女人说：“没事，我不在意，只希望你注意一下，不要得这个病。”

父亲的人生，始终被孤独笼罩。因为是早产儿，爷爷怀疑他不是自己亲生的，从小对他十分冷落。父亲几乎像孤儿一样长大。在周俊森看来，爷爷因为缺乏对早产的科学认识，莫须有地怀疑奶奶，对大伯、大姑都很好，唯独不把父亲当自己的孩子。父亲因此特别需要在比他成熟的男性那里寻找父爱。

1990年代，周俊森的父亲和母亲结婚，不久，曾是国营罐头厂工人的母亲下岗。母亲摆过地摊，送过报纸，在乡镇集市上卖小百货，后来又去成都给人做饭，在超市打工。而父亲留在巴中工作，夫妻长期分居，他每个周末坐五六个小时大巴，去成都看望母子二人。从初中开始，周俊森便去了成都的私立学校读书，学费不菲。父亲自己没得到父爱，他想把最好的爱给到周俊森。

周俊森的父亲在弹琴。（受访者供图）

父亲确诊后，这个家庭瞬间被抛入巨大的震惊和不确定性中。恐惧、困惑、羞耻，还有一种微妙的、难以名状的尴尬，在空气里蔓延。然而，母亲的反应却出人意料的冷静，没有歇斯底里，没有指责质问，而是在短暂沉默之后，开始查阅资料，了解该如何护理，如何服药。这种平静，比任何风暴更令人心碎，它源自数十年婚姻生活中，那些早已被察觉却从未点破的微小裂隙和直觉。

父母两人的关系反而变好了，像老朋友，一起逛街，自驾游，每个月都出去散心。父亲定期服药、体检，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现在各项指标都很稳定。好在医保能报销大部分药费，每月原价1300多元的进口药，自己只需花200多元。

小说《橙柜》里，有周俊森从小在老家听说的一个故事：几个小孩玩捉迷藏，其中一个男孩躲进衣柜里，柜子合实了，里面打不开，也没人发现男孩，他窒息而死。死去的男孩有个妹妹。他们的父亲就把幸存的妹妹当哥哥一样养，后来她变得喜欢女孩。

小说里，这个女孩长大之后因为外界的压力和一些经历，抑郁了，回到老家，也躺进了哥哥当年窒息的柜子，吃了一点安眠药，她只想感受这个空间，并没想自杀。不料柜子再次意外合实，她在里面去世。

父亲为了让女儿能进祖坟，决定给他办一场阴婚。“你给自己在小说中安排角色了吗？”南方周末记者问周俊森。“我在小说里去大闹了这场阴婚。”

周俊森不想把父亲标签化为受害者或过错方。生活复杂，环境和时代带来身不由己。他相信，父母之间有过真正的爱情。两人一起来到西宁，作为纪录片的主角走上红毯，父亲戴着墨镜向观众挥手。周俊森陪他们看了影展里回春丹乐队的演出，还趁来西北，安排了一趟敦煌的旅行。

定剪之后，周俊森让纪录片拍到的家人都签了肖像授权，但他们还未看过影片。“如果将来给他们看，我也许会另外剪一个版本，去掉一些可能会刺激他们的地方。”周俊森说。

代坤在后期的加入，让周俊森从拍摄者变成了拍摄对象。代坤没有心理包袱，单独跟周俊森的父亲聊天，提一些更直接的问题。而周俊森的师姐庞博负责陪同和采访周俊森的母亲。这种方式为每个家庭成员都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全、可以坦诚诉说的私密空间。

“我是一个很阳光、健康的人，喜欢运动。”大学期间，周俊森就骑行去过西藏，最近也保持着在成都环城绿道骑车的习惯。西宁的一场放映后，一个观众是他的老乡，周俊森镜头下真率、勇敢的家族影像，冲开了这位观众的心防，两人抱在一起，哭了一个小时。

周俊森曾用“易小森”这个名字，在B站上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解读电影。成都郊外河边的那场漫长对话，与正片区别开来。纪录片的主体部分，成了这场自白不断剖开的材料。

奶奶的沉默

家族史的秘密，要上溯到周俊森的奶奶，“奶奶是这个家族的种子，我们都是她开枝散叶的结果。”周俊森说，“所以我想以奶奶为核心来组织这个故事。”在剪辑奶奶的片段时，周俊森第一次情绪崩溃，他拿出很多老照片，看到其中一张照片，奶奶站在石像旁，神情落寞，他突然忍不住哭了。

奶奶出生在巴中一个小地主家庭，她的父亲客死他乡，具体何因不知原委。奶奶的第一段婚姻很幸福，但结婚三年后，她从哥哥那里得知，父亲竟是死于她丈夫的父亲之手。两人在一起外出时发生矛盾，酿成杀祸。

奶奶决定离开第一任丈夫，没告诉他原因，也没问他知不知道。她爱着他，却无法再让杀父仇人的儿子做自己的爱人。她选择了沉默。在周俊森看来，奶奶只想一个人承担痛苦，不想把这个痛苦化成两份，因为如果另一个人知道了，他也会带着内疚，带着痛苦，带着无法表达的爱意过一辈子。

周俊森把奶奶的第一任丈夫也叫作爷爷，他是一位中学教师，解放前做过地下党员。和奶奶分开后，他们各自重新组建了家庭，他还会经常来关照奶奶的家人。

奶奶的第二任丈夫，这个周氏家族的男主人，于1991年去世。1994年，周俊森出生。2006年，他刚去成都上初一，错过了奶奶生前最后一面。

相比生活在农村的外婆，奶奶在周俊森的童年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周俊森的母亲并没有从外婆那里得到足够的关爱，倒是结婚之后，丈夫的母亲、她的婆婆，带给了她母亲般的温暖。奶奶把乐观、坚韧的品质传递到了周俊森母亲的身上。尽管，周俊森也并不是从奶奶口中得到的她的秘密。这段隐忍的前史，是奶奶的一个侄儿、周俊森的表叔在很久之后告诉他的。一个中国大家庭的秘密，往往是这样，以一种讳莫如深又心照不宣的方式流传。

周俊森的大姑父去世后，大姑妈正在修改他的裤子准备留着自己穿。（受访者供图）

现在，原生家庭成了一个热词，但在周俊森看来，并不是80后、90后、00后更脆弱，比上几代人更喜欢控诉家庭带来的伤害，伤害和秘密一直都存在，只是在过去，人们羞于启齿。痛苦不说出来，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周俊森甚至觉得，至少从奶奶开始，家族中存在着创伤的代际传递。有时候，被压抑的创伤、性格的阴暗面，会成为一种诅咒。

周俊森并没想好，自己要不要做一个父亲，但他常常带一位离异的表姐的小孩，陪他玩耍、读书，努力弥补孩子生命中缺失的父爱关怀。小侄子刚上初一，暑期在家，妈妈不让他玩手机，他气得“离家出走”，跑来找舅舅周俊森。

制片人查欣佶看到《东方花园》初剪的四小时版本，简直晕掉了，“剪得像盗梦空间一样，用了很多花哨的技巧，虚实相叠，时空交错”。一方面，周俊森连续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都未成功，感觉学了一身电影的理论和本领，想要展示出来。另一方面，他想建立心理的防御机制，用复杂的形式感和技术，来缓冲、回避内容带来的冲击。“他包裹着很多自我评述和解释，想要合理化一些过于刺痛的真实感受，”查欣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要做的事是让他不要去捂着，让自己的伤口亮出来。”

“东方花园”，是童年时代周俊森和父母在巴中居住的小区，一栋平平无奇的单元楼。如今，这所房子已经卖掉。影片制作到尾声时，周俊森做了一个梦，梦见父母没有送他来成都上学、生活，他们一直在巴中，住在日渐破旧的东方花园，他虽然三十岁了，但碌碌无为，还在不停抱怨父母，问他们伸手要钱，但是父亲母亲都健康、年轻。

采访结束一个月后，周俊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在朋友的劝告下，去看了一次医院的精神科，被诊断为中度抑郁，并不像他自认为的那样健康，但他没有惧怕，他想继续在阳光下生活。如今，周俊森有个目标，想存15万到20万元，给姗姐在巴中买套小房子。

为了避免片名的英文直译过于“自我东方主义”，周俊森和查欣佶商量，把英文片名叫作Ballad of the Warm Grave（温暖墓地的歌谣）。灵感来自纪录片中，家族里老老少少一起去给奶奶扫墓，父亲摸到墓碑热热的，那是照耀万物的太阳留下的温度。

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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