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她的错》：不止于母职困境

热点资讯 2025年12月14日 12:57 2 cc

《都是她的错》剧照。（资料图）

想象一下，有一天你下班去接孩子，却被告知孩子并不在约定地点，你会是什么反应？故事开头，剧集主角玛丽莎就陷入到这种令人心慌的境地：下班后的她敲开新月窟1800号的房门，打算接5岁的儿子麦洛回家，房主太太却一头雾水，告诉她那里根本没有麦洛。

心慌之余，玛丽莎念出了来自儿子同学的母亲珍妮的短信。她告诉玛丽莎，她的儿子雅各想跟麦洛一起玩，她已从学校接走了他们，玛丽莎下班后可以到新月窟这一地点接回麦洛。然而，房主太太的疑惑再次让玛丽莎意识到，事情并不对劲——麦洛失踪了。

接下来，警察登门问询，让玛丽莎和丈夫彼得说出事件经过以及麦洛的特征。事情由此变得有趣起来，彼得只能说出麦洛是金色的头发，有着长长的斜刘海，其余的什么也描述不出来；玛丽莎却清楚地知道，麦洛当天穿的衣服颜色、图案等各种细节问题。尽管彼得一再安慰玛丽莎，让她不要自责，但在知道她没有确认珍妮的手机号时，还是忍不住出声责怪她，仿佛麦洛的失踪都是她的错。

但事实上，从麦洛出生起，他的一切事务几乎都是由玛丽莎负责的。在麦洛几个月大时，观众常常在镜头里看到的是，身为职业女性的玛丽莎经常要半夜起来照看麦洛，有时还要一边处理工作，而彼得通常在一旁呼呼大睡；当玛丽莎在学习育儿知识时，彼得则在看球赛，除了偶尔赏赐般地夸赞她一句“你无所不能”外，并未提供任何实际帮助。随着麦洛慢慢长大，找保姆、参加学校活动、带他去医院等任务都落在玛丽莎头上。

而令人感到不公的是，麦洛一失踪，包括彼得在内的所有指责的目光都向玛丽莎涌来。例如，在寻找麦洛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向玛丽莎提问，想知道她在麦洛失踪时期的下落（实际上她在开会），却没有向彼得提同样的问题。

种种细节都在指向同一个问题，即在大众眼里，孩子似乎天然地就仅是母亲个人的责任，一旦孩子出现问题，那就是母亲的错。社会对家庭分工的不同期待，使女性们常常陷入到母职焦虑中，而父亲应承担的育儿责任却往往被忽略。

同样的母职困境在剧中的另一位女性珍妮身上也有所体现。珍妮同样是一名职业女性，丈夫里奇是一名物理教师。里奇常以学校里有物理问答等借口为由，将照顾儿子的责任推给珍妮，但事实上，他口中的物理问答在上个学期就被取消。他只是在车上玩游戏，美名其曰自己需要独处时间。

照顾儿子对里奇来说似乎只是“临时责任”，每当珍妮回家，他会立刻抛下正在为儿子做的事情，自然地离开，让珍妮“接管”。而当珍妮雇佣的保姆凯莉涉嫌参与麦洛绑架案时，他却指责珍妮没有仔细核实保姆的身份和职业推荐信，引狼入室。

在剧集编剧兼执行制片人梅根·加拉格尔看来，育儿中的分工不平等一直深刻地存在着。“这种试图包揽一切的精疲力竭，以及女性心中日益积聚的愤怒——那种认为照顾好所有人的生活、快乐理所当然是她们职责的假设，”加拉格尔说，“而男性却不必承受同样的压力——这种现象如此真实与普遍，但电视荧屏至今仍未呈现其应有的程度。”

剧集在这一点上进行了尽可能多的呈现，但它并不局限于此，随着剧情的层层推进，故事的议题也在不断延展，借由“都是她的错”这一核心，指向了更为深层的社会真相。从表面上看，彼得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沉稳负责的人。他的弟弟布莱恩是位残障人士，妹妹莉亚有药物滥用问题，他们一直依靠彼得生活。

然而，随着麦洛失踪，彼得的秘密也在整个家庭的裂隙中慢慢浮现。原来，布莱恩的残障是彼得造成的，他将真相隐瞒了数十年。不仅如此，他还将这一过错推给妹妹莉亚，让她以为自己才是“罪人”、一直活在愧疚之中，她的药物成瘾也与之相关。在精神上，他也一直在打压莉亚，将她形容为一个难以控制自己情绪、无用的“废人”形象。

这里可以看出以彼得为代表的父权无处不在的巨大影响力，它表现为极强的控制欲与支配性，要求男性在家庭中必须拥有主导地位。于是，观众可以看到，彼得总以保护之名来掌控周围的人，让他们依附自己，进而树立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都是她的错”成为一个无需成本的借口或者谎言，被用来对某个具体的人进行归责，以掩盖父权压榨等更深层次的问题，莉亚的遭遇是这样，剧中另一名配角凯莉被责难也同样如此。

凯莉出身于一个贫困街区，父亲是赌注登记人，常干一些违法勾当，母亲对她漠不关心。她因“联觉症”从小被认为精神有问题，殊不知，在麦洛所在的富裕家庭里，这被看作是一种艺术天赋。凯莉后来遇上男友凯尔，怀了孕，生活又有了希望，但没想到，男友为了赚钱铤而走险，最后锒铛入狱，她的希望也随之破灭。更令她绝望的是，某次出车祸后，她的孩子被彼得调换，成为了麦洛。为了找回孩子，她只能以非法手段带走他。

凯莉的悲剧呈现了底层女性遭受的性别与阶级的双重压迫。在凯莉的成长过程中，如果社会系统能给予她更多精神及物质上的支持，也许她依旧能怀有希望。但有时候，系统正是造成个人困境的源头，而当这个系统暴露出问题时，常被推出来担责的也是个人，就像凯莉一样——真正的问题总被掩盖在“都是她的错”的表象之下。

剧集结尾，玛丽莎利用彼得大豆过敏这一弱点将他杀死。从现实上看，这是谋杀行为，但回到叙事中，玛丽莎的行为不应被这么简单地定义。当彼得做了一系列极恶之事，依然能逃脱法律的制裁，继续享受着他作为男性以及富裕阶层的“特权”生活时，不免令人感到不公，为了给麦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玛丽莎不得不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警察阿尔卡拉斯最后跟玛丽莎见面时，选择为她保守秘密，“我知道你被困住了，你无法告诉任何人真相，所以你做了这个选择”。他也曾和玛丽莎面临同样的道德挣扎。为了给残障的儿子争取在特殊学校的入学名额，他不得不利用职务之便替某个罪犯调换了关键证据。

梅根·加拉格尔这样解读这一结局，“玛丽莎在第八集中所挣扎的正是法律与正义之间的差异……法律与正义往往并非同一回事，”她说，“这两个角色都关乎是非对错、道德伦理。他们并非坏人，更非邪恶之人。但有时正确之事未必完全合法，我真的很喜欢他们都在为这个抉择而挣扎。”当法律无法完全捍卫正义与公平时，剧集中的这个结局至少能在沉重之外给予观众一些安慰，玛丽莎值得过上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南方周末记者翁榕榕

责编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