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全民社保”却有人不愿缴，如何化解社保信任难题？

景点排名 2025年08月18日 12:31 1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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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财新周信达

中国社保制度正经历着一场愈演愈烈的信用危机，面临公平和持续两大挑战，改革势在必行

江苏苏州，社保卡。图：视觉中国

【财新网】一条初衷系保障劳动者维权的司法解释，却并未如期获得劳动者一致赞誉，如潮的负面评价揭示了中国社会保险制度长期以来的公平担忧和信任危机。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间有关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无效，今年9月1日起，劳动者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时有权请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这被解读为“强制社保”“全民社保”，“强制”二字衬托了当事者的不情愿。

缴纳社保本就写入《社会保险法》和《劳动合同法》，不缴属于违法行为。从司法机关的职责看，出台这样的解释显得顺理成章。从监管角度，若能扩大参保人群，势必增加基金收入，让社保制度更为稳固。

但现实中确有不少签订“不缴社保协议”的案例，究其原因，当事人或更看重当期收益，或为谋求就业机会不得不妥协。据中国社会保障学会调查，职工养老保险遵缴率（缴费人数占参保人员的比例）从2011年的85.2%下降到2022年的80.8%，每年中断缴费的人数从2011年的2956万增长到2022年的6325万人。

劳动者“用脚投票”的选择背后反映出的是他们对制度难以形成共识和信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摸索前行三十年后，当前社保制度面临着两大结构性矛盾，一是公平性，又分为人群间和代际间，二是持续性。

作为一项法定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对劳动者的意义在于通过缴费扩面、风险共担实现收入再分配，收窄退休后待遇差距。比如设定社平工资60%的基数下限避免部分人群缴费很少“搭便车”，收入越高者缴费越多，但300%的上限则防范多缴费带来的过高养老金。

不过实践效果逐渐偏离。一路上扬的缴费基数涨幅普遍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甚至与低收入人群工资形成倒挂。以薪资水平最高的上海为例，2024年最低缴费基数7384元，最低工资仅有2690元。

即便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社保缴费负担也畸重。目前五项险种缴费额占职工工资的35%左右，用人单位费率达到27%左右。严格意义上讲，社保并不属于普通意义上的福利，想要享受权利必须付出义务。高费率之外，近年来征管又移交税务部门，性质上更接近税收。

痛点在于，多个研究揭示养老保险缴费存在累退性，即缴费额占实际收入的比例随着收入增高反而降低。相比低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的边际缴费率更低,这直接造成对个体劳动收入的“逆向分配”效应，甚至出现“劫贫济富”的极端情况。

不妨算一笔账。上海2024年缴费基数上下限分别为7384元和36921元，企业和个人在养老、医疗、失业等主要险种上的合计名义缴费率约为36%。一个月薪4000元的低收入者，社保总缴费占其缴费后实际收入的比例达82.4%。而对于月薪2万元的中等收入者和10万元的高收入者，这项负担占比为40.2%和13.8%。

另一重不公平横亘在城乡之间、体制内外，滋长多年且根基牢固。

养老保险制度最为典型。在中国，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城乡居民执行三套不同的缴费和待遇发放机制。机关事业单位过去长期不缴费，由财政承担，替代率至少达到80%，职工养老保险替代率则不过50%。

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离退休人员数（或“实际待遇领取人数”）计算，2022年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退休者月均养老金分别为6099.8元和3148.6元，城乡居民只有204.7元。

更引人担忧的是，机关事业单位缴费的合规程度与稳定性更好，缴费基数更高，“加餐”的职业年金强制覆盖，使得差距在并轨改革后反而进一步拉大。

“过去曾引发企业退休人员不满的养老金‘双轨制‘正以新的面孔再度出现。”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直言，应确定缩小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金与企业职工、城乡居民水平差距的时间表路线图，让群众对养老金制度的公平取向有清晰的预期，增强对制度的信任。

不仅如此，养老保险体制内外并轨改革虽在2024年9月完成过渡，但这笔涉及“老人”“中人”的历史欠账以及对养老金的压力仍需如今的在岗职工来负担。有学者在2016年建立精算模型研究，“老人”领取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和“中人”领取的过渡养老金组成了应由政府承担的转轨成本，2023年后逐渐下降，至2077年消弭。

养老保险的本质是在岗职工缴费供养退休老年人。但从制度设计上，退休职工养老金已保持21连涨，仍未建立科学调待机制，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在岗职工的获得感。退休职工也无需缴纳医保，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客观上也增加了现收现付制度下在岗职工的缴费负担。

“现行养老金调整机制与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相冲突，即早退休、早调待、缴费少的职工，其养老金水平反而高于晚退休、晚调待、缴费多的职工。”有专家分析，连年上调导致一些不公平结果，部分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甚至超过在职职工平均工资，同时拉大了职工和居民之间差距。例如按照国务院《基本养老金适度调整机制方案》，当上年度物价指数增长大于等于2%或全国全口径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实际增长率大于等于5%时启动调整，今年实际上未触发这一条件。

随着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许多年轻人对自己退休后能否领取到足够的养老金缺乏预期，这使得代际矛盾进一步放大。更有进城务工者认为缴纳社保是在为城市老人买单，家乡的父母每月却只能靠二三百元养老。

社保制度的可持续风险不可回避。包括《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的研究均指向，基于2020年的情况推演，如各种测算条件不变，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在2035年前后耗尽。

凡此种种，正说明这次关于社保的大讨论看似由司法解释点燃，实则是制度迈向深水区后必然会敲响的警钟，提醒决策者——改革应向制度内部求解。

在上述结构性矛盾尚未厘清的前提下，仅对劳动者和企业加紧催缴、拉高基数，不仅加重缴费负担，甚至有企业为维持经营而裁员、降薪，由最弱势的劳动者承担最终生存压力，对社保体系运转更无异于竭泽而渔。

社保是一场国家与个人达成的超长期契约，但承诺不能仅来自口头保证，监管者主动披露更多可信证据、透明账目，以及建立多元且独立的精算，接受参保人监督，方为重塑公众安全感的关键一步。

高缴费标准与广覆盖范围不可兼得，减负总比强制更有效，要吸纳更多参保者，不妨降低准入门槛。否则，即便企业严守规则缴纳社保，仍有可能采取报低缴费基数等“下策”来缩减成本，社保基金增收效果反而打上折扣。

有学者根据2007—2015年度国家税收统计调查数据库抽样分析，发现缴费率下降显著提高中小民营企业社保参保率约3.2个百分点、社保总缴费额约13.5%，同时大幅增加企业就业规模达到7.4％。

学界普遍呼吁，优化社平工资统计口径，比如扩大中小企业和灵活用工占比，以调低缴费基数，同时费率实现10个百分点左右的下降，并向部分行业和企业倾斜。

此外，可通过强化个人激励来增强制度吸引力。既然目前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缴费机制在平滑收入差距上的作用削弱，包括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内的学者着眼于结构性调整，主张扩大个人账户规模。比如在职工个人缴纳8%的基础上，从企业16%的缴费中抽出8%配给个人，一同进入个人账户。

这样一来，相较劳动者在统筹“大锅饭”中的不确定性，进入个人账户里的养老金能够让他们牢牢握在手中，也增加了一份安全感。

时至今日，体制内外的不平等受到极大关注，也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却因为一道体制沟壑，在社会保障领域面临着高昂的缴费成本、缺失的企业年金、更少的财政补贴、更微薄的养老收入，正在逐渐失去人才竞争力。

因此不仅要破除养老金形式上的“双轨制”，根本要破除精神上的“双轨制”，从征缴、投资、领取等制度的各环节向保障不足的群体倾斜，更好地为他们构筑起晚年的安心保障，也让社保更好展现其公平底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