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他从副总理变成工人，被罢免职务后安慰妻子：我不会自尽

景点排名 2025年07月27日 09:20 3 cc

1975年1月的北京，气温并没有因为一场大会而升温，可是会场里的目光却能汇聚成光。有些故事乍听只觉得惊奇，细细一琢磨，又似乎没什么道理。那么，这一年本应平淡无奇，偏偏有个39岁的年轻人孙健，和一位大寨农民陈永贵，一同出现在国务院副总理名单里。这是谁能想到的事？社会风风雨雨，连人们自己心里都没底。

孙健当上副总理，简历干净得像白面包，一本正经地写着1951年在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下地就是一辈子的活。苦活累活没一句怨言，翻砂、敲炉、灌模，灰头土脸的他靠一股狠劲干到班组长。再往上是车间主任，然后就是厂党委书记。干什么都快，没一项松懈。说到底，这种一路直上的速度不是常规的套路，背后有多少旧账新账，不好细数。

那个时代讲究“敢为天下先”，谁兜里没有几本毛选？热潮中，孙健成了机械局生产革委会副主任。组织派人查家访，发现孙健的家过得苦巴巴。父亲病着，妻子庞秀婷撑起一摊烂摊子，一边服侍老人，一边下地挣钱，家里只有一间分来的破屋，典型的旧社会遗留。调查人员回来跟上面说，这么难的日子，别指望一般人能扛住。话音未落，孙健家属才算终于调进天津，日子没富，却算团圆。

再后来，选拔工农接班人，孙健被破格提拔为市委书记。到1975年，就坐进了国务院副总理的椅子。他这人爱操心，官再大也不闲着，见院子有块空地都觉得浪费，带着秘书和工作人员一块种地，白菜、茄子还是大葱，亲自示范，种得比谁都认真。秘书们一边觉得这位首长没架子，一边腹诽“怎么连点体面活动都不带我们玩？”不能说，光做。

他有个小故事传了出去：有天在中南海散步，遇见另一个副总理谷牧。谷牧问，“你怎么还不让家人来北京？”他嘿嘿一乐，说自己“学徒期间不能带家属。”谷牧一愣，非常民间。看似云淡风轻，他心里却乱糟糟的。别人看他高高在上，他把自己当“苦学徒”，有点像掩耳盗铃，只不过铃响得谁都听见。

其实刚升任天津副书记没多久，孙健就犯了失眠的毛病，越官越大，觉越睡不着。那时他靠着翻砂工练出来的那股子骨劲，咬牙顶着，责任压得他喘不过气。就是人前一副没事人样，夜里却瞪眼到天亮。每个人看他好像泰然自若，只有他自己明白，压力到底有多重。

直到1978年夏天，个电话突然打来，北京那端说，让他停职检查。脾气好像也软下来了，他没有多话，接到命令，麻利地赶回去。当副总理那股劲瞬间散尽，什么都不剩。他被安排回天津机械厂，换了身份，从副总理变回工人。

见妻子一面时，孙健却还轮得到宽慰别人。“我不会自尽，对政策有信心，你一直是我的靠山，这回更靠你，照顾好孩子。”这种话，说轻松是假的，说沉重不敢。他可能自己都没底，但还是要装得有模有样。站在那种境况下，这几句话能出口，也算了不起吧。

他在机械厂反而像找回自己，做工人的日子有些意外的释然。严重失眠倒像没了影子，身体倒好多了。饭盒分量有讲究，早上一点点，中午分掉剩下的。下班时候，有时买点豆腐脑、拿四两大饼，最多两毛钱。有人问他怎么总吃这点东西，他坦然回，经济适用，还合胃口。跟那些讲究排场的人比，他衣着谈不上体面，生活倒是真实。

几年后，1985年转机来了。上头有了新安排，孙健当了机械厂一个项目的负责人。这年天津花五百多万美元，从德国买先进的摩托车生产线，新厂房缺人手，任务砸到孙健头上。天津市各级政府都盯着，他一头扎进工地，大到市里、小到包工队，小胡同、机械厂门口，经常能看到他灰头土脸赶工。“一天到晚脚不沾地，累得像掉进糖水缸出不来。”他自己形容的不连贯，却能想象画面。

一年多时间，三层主厂房拔地而起，设备全到位，这在当时是大新闻。后来工友们开玩笑说：“你呀，上去的时候是懵，下来的时候也没明白。”孙健听了，竟然自嘲，“糊涂到家就是明白。”他是不是真心这么想，鬼才知道。也许，正因为一直弄不明白自己这辈子到底抓了些什么，才活得没劲？又或者这是一种难得的糊涂。

这些年，天津工业的现代化不像账上的数字那样一帆风顺。市里头带头外购设备，技术引进和本地消化总是两难，厂区少不了各种风浪。生产线投产后，技术磨合出过两次大问题，设备卡住，临时解决方案就是让孙健带着技术骨干扎进车间手工抢修。有时候一晚上，紧急加班不管饭，他拿着豆腐脑就跟饭局一样自在，人却稳，乱中取静。

网上新资料说，90年代初机械厂一度转型遇挫，很多当年一起拼过命的工友转行。孙健却没离开，他那种不太在乎结果的态度，有人看不惯，也有人佩服。实际上，搞技术不是那么简单，外来的工程师有时看不懂中国厂区的节奏。不同的管理逻辑，孙健居中和稀泥，成效有时反而平平。可是，也许正是这种“平平”的状态，替一大批人挡住了更大的风浪。

按理说，孙健作为技术型干部，施展的空间比行政官员更宽阔，他能说会做从来不吹牛。可越是懂得变通，越显得不合群。天津摩托项目投产第一年底利润还不错，但后来政策变了，摩托产业外需锐减。厂里头纷纷裁员，他力保一线工人饭碗，有得罪人，真的。他并不是多高明的家长里短，只是没法眼看着一夜之间换掉一拨人的工作。

回顾他一系列转折，会发现同样的表现被两种人解读得天壤之别。有人说这才是干部本色，也有人讥他死脑筋不懂变通。后人要拿出历史数据——比如天津摩托产能1986增长达到20%，到1989遇上供大于求下滑——才能看到全貌。可是孙健那时未必真的在意这些数字，他关心的可能只是厂区那一亩三分地。

说他人生壮丽也罢，失败也罢，经历一层层的起落，孙健的个性和选择并不容易归类。有时候他神情严肃，别人却能感到他其实并不着急；也有时候他装作无所谓，但别人都替他捏把汗。真真假假之间，说不准哪件事对他影响最大，说到头来谁算得清。

他当年许下“不会自尽”的承诺，说到底也是无可奈何。人的情感拧在一起，强装潇洒，或许是时代造就的习惯，也可能只是保护自己的一层壳子。孙健最终转到天津开发区当上公司经理，管理的还是机械系统。他对外一句“手脚不闲”，背地里是不是仍有失落？说到底谁都不完全明白。人生被夹杂在政策、时代、组织、人情里，若想理个明白，怕是没人有这个本事。

写到这，不太愿意下定论。局里什么人都有，奇怪的事都能发生。这条路走到今天，风景好不好，要看谁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