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我爸单位分房，他却把名额给了战友，15年后，战友成了市长

1985年的夏天，黏腻得像一块化不开的麦芽糖。

空气里混着潮湿的霉味、公共厕所的骚味，还有邻居家炒菜时飘过来的，呛人的辣椒味。

我们家，就住在这片味道的大杂烩里。

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屋，用一块布帘子隔开，外面是爸妈的床和一张吃饭的桌子，里面是我的小床和堆满杂物的箱子。

这房子不是我们一家的。

是和我爸厂里另一个师傅合住的筒子楼。两家人共用一个厨房，一个水龙头。

上厕所，要跑去五十米外的公共厕所。

我最怕下雨天。

屋顶的瓦片有几处是裂的，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

我妈会用家里所有的盆盆罐罐去接，叮叮咚咚，像一首绝望的交响乐。

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一个不用跟人抢厕所，下雨天不会漏水的家。

这个梦想，在那个夏天，眼看着就要实现了。

我爸的单位，国营红星机械厂，要分房子了。

崭新的三居室，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阳台能晒到太阳。

消息传来的那天，我妈一整天都在笑，眼角的皱纹里都盛满了光。

她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仔仔细细地数了一遍又一遍，盘算着要买什么样的窗帘，什么样的沙发。

我爸也高兴，喝了半斤白酒，脸颊通红，一遍遍地跟我说：“儿子，咱家要有新房子了！以后你就有自己的房间了！”

我用力点头，心里像揣了一只兔子，激动得快要跳出来。

我们一家人，就像在沙漠里跋涉了许久的旅人，终于看到了绿洲。

分房名单下来了。

我爸的名字，排在第三个。

稳了。

全家都沉浸在一种不真实的狂喜里。

直到方叔叔的到来。

方叔叔，我爸的战友，叫方卫国。

他来的时候，提着一网兜橘子，脸上挂着讨好的、局促不安的笑。

他和我爸在阳台上抽烟，一根接一根。

我妈的脸色，随着烟雾的升腾，一点点沉了下来。

我躲在门后，听见方叔叔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

他说他家里孩子多，老婆身体又不好，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比我们家还小的屋子里。

他说这次分房，他的积分就差那么一点点。

他说：“老周，我知道这事儿不该我开口，可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孩子们，总得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我爸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

最后，他掐灭了烟头，声音沙哑地说：“老方，你别说了，我懂。”

那天晚上，我爸和我妈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我妈把分房通知单拍在桌子上，眼睛红得像要滴出血。

“周建国！你什么意思？你懂？你懂什么！”

“你懂你儿子每天在学校怎么被同学笑话吗？你懂我每天下班回来，腰酸背痛还要排队接水做饭吗？你懂下雨天，咱们家跟水帘洞一样是什么滋味吗？”

“这房子！是我们的命！你不能给别人！”

我爸低着头，一言不发，像一尊石像。

我妈的哭喊，咒骂，像一把把刀子，扎在他身上，也扎在我心上。

最后，我妈哭得没力气了，瘫在椅子上，只剩下抽噎。

我爸才抬起头，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秀英，老方当年在战场上，替我挡过一枪。”

“那颗子弹，离我心脏就差三公分。”

“我这条命，是他给的。”

“一套房子，我不能不给。”

我妈愣住了，然后发出一声绝望的冷笑。

“好，好一个周建国！你了不起！你伟大！你是个圣人！”

“你为了你的战友情，就让我们娘俩跟着你喝西北风！”

“行，你去当你的圣人吧！这日子我不过了！”

那晚，我妈回了外婆家。

我爸一个人坐在黑暗里，抽了一整夜的烟。

第二天，他去了厂里，在所有人的惊愕中，在一张申请表上签了字。

他自愿放弃这次分房名额，并申请将名额转让给“更困难的同志”，方卫国。

消息传遍了整个大杂院。

邻居们看我爸的眼神，都像在看一个傻子。

背后那些指指点点的议论，像针一样扎人。

“听说了吗？老周把房子让出去了。”

“脑子有病吧？多好的三居室啊！”

“就是，自己家还跟个鸽子笼似的，倒学起雷锋来了。”

“他老婆都气回娘家了，这下好了，圣人不好当啊。”

我走在院子里，感觉那些目光和话语，像无数只黏腻的手，要把我拖进泥潭。

我恨我爸。

我恨他的“伟大”，恨他的“义气”。

从那天起，“圣人”这个词，成了我们家一个讳莫如深的禁忌。

我妈三天后回来了。

不是我爸去接的，是她自己回来的。

她没再提房子的事，也没再跟我爸大吵大闹。

只是，她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

我们家的空气，变得比梅雨季节还要压抑。

两个人可以一整天不说一句话。

饭桌上，只有碗筷碰撞的冰冷声音。

我爸变得更加沉默，下班后就一个人捣鼓他那些工具，修修补补。

我妈则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那台蝴蝶牌缝纫机上，没日没夜地接活儿，给人做衣服，补贴家用。

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成了我们家唯一的背景音。

那声音，像时间的脚步，也像我妈无声的控诉。

方叔叔一家，很快就搬进了那套本该属于我们的新房子。

搬家那天，他们请客，也请了我们。

我爸去了，我妈没去。

我爸带我去的，他让我穿上最好的衣服。

那是一套崭新的三居室，窗明几净，地板擦得能照出人影。

方叔叔的爱人，那个病恹恹的阿姨，那天气色特别好，拉着我爸的手，一个劲儿地说谢谢。

方叔叔喝多了，抱着我爸，哭得像个孩子。

“老周，这辈子，我方卫国欠你的！”

我爸拍着他的背，说：“说这些干啥，都是兄弟。”

我站在那间宽敞明亮的客厅里，看着方叔叔的孩子们在新沙发上蹦蹦跳跳，心里说不出的酸楚。

这里，本该是我的家。

那顿饭，我味同嚼蜡。

回家的路上，我爸问我：“儿子，怪爸吗？”

我没说话。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既怨他，又隐隐觉得，他好像没做错。

这种矛盾的感觉，像一根刺，在我心里扎了很多年。

日子，就在这种沉默和压抑中，一年年地滑了过去。

我们家依旧住在那个破旧的筒子楼里。

屋顶的裂缝越来越大，下雨天，接水的盆也越来越多。

墙壁因为潮湿，长出了一片片绿色的霉斑，像一张张狰狞的脸。

我长高了，那张小床已经容不下我的身体，每天晚上只能蜷缩着睡。

我的书桌，还是那张吃饭的桌子，上面永远堆着我妈没做完的活计。

而方叔叔家，却是另一番光景。

他因为工作能力强，又会来事儿，很快就从一个普通工人，被提拔成了车间主任。

后来，又当了分厂的副厂长。

他们家买了电视机，买了冰箱。

过年的时候，方叔叔会开着一辆黑色的轿车来给我们家送年货。

每一次他来，我妈都避而不见。

我爸会客气地跟他聊几句，但话里话外，总透着一股疏离。

方叔叔带来的那些高级点心和水果，我妈从来不碰。

她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我可不想嘴软。”

我懂她的意思。

那不是普通的年货，那是提醒，是施舍，是时时刻刻在告诉我们，我们家现在的一切，都是因为当年那个“伟大”的决定。

初中的时候，我因为营养不良，个子比同龄人矮一截，皮肤蜡黄。

同学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豆芽菜”。

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要交二十块钱。

我回家跟我妈要钱。

她正在缝纫机前赶工，头也没抬，疲惫地说：“家里没钱了，下个月吧。”

“可是后天就要交了！”我急了。

她停下手里的活，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

“我说没钱！你听不懂吗！”她突然冲我吼道。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爸从外面进来，看到这一幕，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二十块钱，递给我。

“拿去吧。”

我妈一把抢过钱，扔回给他。

“周建国！你哪来的钱？你是不是又去卖血了！”

我爸没说话，默默地捡起钱，塞进我手里，转身出去了。

我捏着那张带着他体温的钱，心里五味杂陈。

那次春游，我没去。

我骗老师说我病了。

那天，我一个人跑到河边，哭了一个下午。

我恨这个家，恨这种贫穷。

我开始怨恨我爸，那种怨恨，不再是小时候模糊的感觉，而是清晰的、尖锐的，像刀子一样。

如果不是他当年把房子让出去，我们家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也不会连二十块钱的春游费都拿不出来。

我不会被同学嘲笑。

我妈，也不会那么辛苦。

从那以后，我跟我爸的话越来越少。

我用沉默和冷漠，来表达我的反抗。

他跟我说话，我爱答不理。

他给我夹菜，我直接拨到一边。

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愧疚和无奈，但我视而不见。

我觉得，这是他应得的。

高中，我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重点中学。

学费和生活费，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我妈的身体越来越差，常年劳累让她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一到阴雨天就疼得直不起腰。

她已经不能再熬夜干活了。

家里的担子，几乎全压在了我爸一个人身上。

他在厂里上班，下了班就去外面打零工，去码头扛过麻袋，去工地搬过砖。

他原本挺直的腰杆，渐渐地弯了下去。

头发，也白了大半。

我知道他很辛苦，但我心里的那根刺，还是没有拔掉。

高考前夕，我需要买一套复习资料，要一百多块钱。

我犹豫了很久，还是跟我爸开了口。

他二话没说，第二天就把钱给了我。

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了给我凑这笔钱，把他最心爱的一块上海牌手表给卖了。

那块手表，是他退伍时部队发的纪念品，他戴了二十多年，每天都要擦拭一遍。

知道这件事后，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哭了很久。

我恨自己的无能，也第一次，开始心疼他。

大学，我考到了北京。

走的那天，我爸妈一起来送我。

在火车站，我妈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嘱咐我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别不舍得花钱。

我爸就站在一边，默默地抽着烟，一句话也没说。

火车快要开的时候，他突然走过来，把一个布包塞到我手里。

“穷家富路，在外面别委屈自己。”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厚厚一沓钱，大部分是十块的，五块的，还有一些一块两块的零钱。

我知道，这是他攒了多久的血汗钱。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抱着他，第一次叫了一声：“爸。”

他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用那双粗糙得像砂纸一样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背。

“好孩子，去吧。”

火车开动了，看着站台上他们越来越小的身影，我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混出个名堂，一定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我要把我们家失去的，全都挣回来。

大学四年，我拼命学习，拼命兼职。

我当过家教，发过传单，在餐馆洗过盘子。

我很少跟家里要钱，每个学期还能给家里寄回去一点。

毕业后，我留在北京，进了一家互联网公司。

从最底层的程序员做起，我没日没夜地加班，写代码，做项目。

我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退路。

我必须成功。

时间一晃，就到了2000年。

千禧年，新世纪。

我已经25岁了。

在北京工作了几年，我攒下了一点钱，但离买房还差得远。

那一年，我爸所在的红星机械厂，效益越来越差，开始大规模裁员。

我爸，因为年纪大了，又没什么文化，成了第一批下岗的工人。

他拿到了一笔微薄的遣散费，从此成了一个无业游民。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我爸一辈子都在厂里，工厂就是他的天。

天塌了，他整个人都垮了。

电话里，我妈的声音充满了忧虑。

她说我爸下岗后，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说话，也不出门，就是抽烟，喝酒。

身体也越来越差。

我心急如焚，请了年假，回了家。

再次回到那个熟悉的大杂院，感觉像穿越了时光。

这里的一切，好像十五年来都没有变过。

墙角的青苔，空气里的霉味，邻居们探究的目光。

推开家门，一股浓烈的烟酒味扑面而来。

我爸就坐在那张旧藤椅上，头发花白，满脸胡茬，眼神浑浊。

看到我，他只是扯了扯嘴角，算是打了个招呼。

那一刻，我心如刀割。

这就是我的父亲。

一个为了所谓的“义气”，牺牲了自己家庭幸福的男人。

一个被时代抛弃，潦倒落魄的“圣人”。

我妈拉着我，偷偷抹眼泪。

“你爸他……心里苦啊。”

我知道他苦。

可我心里的苦，又能跟谁说？

这十五年来，我们一家人吃的苦，受的罪，难道就白费了吗？

就在我们家陷入绝望的时候，一个消息，像一颗炸弹，在市里炸开了。

方卫国，当年的方叔叔，被任命为本市的代市长。

电视新闻里，他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主席台上意气风发地做着报告。

我看着电视上那个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再看看身边颓唐落魄的父亲，一种强烈的、荒谬的讽刺感涌上心头。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妈也看到了新闻。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看着我爸，说：“周建国，你现在后悔吗？”

我爸掐灭了烟，没有回答。

但我从他颤抖的手指里，看到了他的不甘。

“去找他！”我妈突然说，声音尖锐。

“他现在是市长了！他欠我们的！他必须还！”

“你去找他！让他给你安排个工作！让他给我们家换个房子！”

“我不去。”我爸的声音很低，但很坚定。

“我们不求人。”

“不求人？不求人你就等死吗！”我妈歇斯底里地吼道，“你清高！你了不起！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对得起谁？你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你儿子吗？”

“够了！”我爸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这是他第一次对我妈发这么大的火。

整个屋子，瞬间死寂。

我看着他们，心里那股压抑了十五年的怨气，终于彻底爆发了。

“爸，妈说的对。”我站了出来，直视着我爸。

“我们是该去找他。”

我爸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连你也……”

“对，就是我。”我打断他，“爸，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我不想再看到你这个样子，不想再看到我妈天天以泪洗面。”

“这十五年，我们家是怎么过来的，你心里不清楚吗？”

“你所谓的‘义气’，换来了什么？换来了我们一家人的痛苦！换来了你的潦倒！”

“现在，有一个机会摆在面前，一个拿回本该属于我们东西的机会，你为什么不要？”

“那不是求人！那是拿回我们应得的！”

我的话，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在我爸的心上。

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最后，他颓然地坐了回去，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

“随你们吧。”

他闭上了眼睛，两行浑浊的泪，从他满是皱纹的眼角滑落。

我没有丝毫的愧疚。

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

尊严不能当饭吃。

我必须要为这个家，争一口气。

第二天，我换上自己最好的一身西装，拿着我爸的资料，去了市政府。

市政府大楼，庄严肃穆。

门口的武警，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我跟门卫说，我找方市长，我是他故人的儿子。

门卫打了个电话，然后让我进去，去三楼的市长办公室。

我一路走过去，手心全是汗。

走廊里，来来往往的工作人员，都穿着整洁的制服，步履匆匆。

他们看我的眼神，带着审视和好奇。

我感觉自己像个异类，与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

市长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

一个年轻的秘书接待了我。

他让我稍等，方市长正在开会。

我坐在办公室外面的会客区，坐立不安。

大约半个小时后，会议室的门开了。

一群人簇拥着一个身影走了出来。

正是方卫gın。

他比电视上看起来要清瘦一些，但精神很好，眉宇间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他跟身边的人交代着什么，然后一眼就看到了我。

他愣了一下。

“你是……建国哥家的……小驰？”

“方叔叔。”我站起来，有些拘谨地叫了一声。

他让秘书先去忙，然后把我领进了他的办公室。

办公室很大，很气派。

红木的办公桌，真皮的沙发，墙上挂着一幅“为人民服务”的书法。

他亲自给我倒了一杯水。

“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他的语气很客气，但带着一种久居上位的距离感。

“刚回来两天。”我捧着水杯，感觉手心里的汗把杯子都浸湿了。

“建国哥……身体还好吗？”他问。

“他下岗了。”我直接说道。

方市长的手，端着茶杯，在空中停顿了一下。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

“什么时候的事？”

“就上个月。”

我把准备好的资料，放在他面前。

“方叔叔，我知道您现在很忙，我不该来打扰您。但是，我们家现在，确实是遇到困难了。”

“我爸他……下岗后，整个人都变了。我妈身体也不好。”

“我知道，当年那套房子，是我爸自愿让给您的。我们不该再提。”

“但是，方叔叔，这十五年，我们家过得太苦了。”

“我今天来，不求别的。就希望您能看在我爸当年的情分上，帮他一把。给他找个能糊口的工作，让他有点事做，别这么消沉下去。”

我说完，心里一阵轻松，也一阵悲哀。

我终究还是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

一个为了生活，不得不低头求人的人。

方市长沉默地看着那些资料，看了很久。

办公室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

我感觉时间过得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终于，他抬起头，看着我。

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愧疚，有感慨，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小驰，你先回去吧。”他说，“这件事，我知道了。我会处理的。”

他的语气很平淡，听不出喜怒。

我不知道这句“会处理的”，是承诺，还是敷衍。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离开了市政府大楼。

回到家，我妈急切地问我怎么样。

我把情况跟她说了一遍。

她听完，脸上露出了希望的光芒。

“他说了会处理，那就肯定没问题！他现在是市长，官大着呢！安排个工作，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我爸依旧沉默，只是抽烟抽得更凶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在等待中度过。

每一天，都像是在煎熬。

我妈每天都要问我好几遍，方市长有没有来电话。

我爸虽然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他也在等。

他会不自觉地，朝着电话机的方向看。

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

什么消息都没有。

方市长，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妈的希望，一点点变成了失望，最后变成了愤怒。

“我就知道！他当了大官，就不认人了！”

“什么战友情！都是骗人的！”

“白眼狼！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她开始在家里咒骂，骂方卫国，也骂我爸。

“周建国！你看到了吧！这就是你用我们全家的幸福换来的好兄弟！”

“你就是个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我爸的脸，一天比一天阴沉。

他重新开始酗酒，喝醉了，就一个人默默地流泪。

我心里也充满了失望和愤怒。

我觉得自己被耍了。

方卫国，他根本就没把我们家的事放在心上。

也许在他眼里，我们只是他成功路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

或者，是一个他急于摆脱的，不光彩的过去。

我决定，再去找他一次。

这一次，不是去求他，而是去质问他。

我要问问他，他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

就在我准备出门的时候，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

我妈一个箭步冲过去，接起了电话。

“喂？哪位？”

电话那头说了些什么，我妈的表情，从激动，变成了疑惑，最后变成了呆滞。

她放下电话，看着我们，喃喃地说：“是市政府秘书处的电话。”

“他说……让我们明天上午九点，去一趟市档案馆。”

“还说……让带上我爸的退伍证和档案。”

市档案馆？

去那里干什么？

我们一家人都懵了。

第二天，我们怀着满腹的疑问，来到了市档案馆。

一个姓李的主任接待了我们。

他很客气，给我们倒了茶。

然后，他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爸。

“周建生同志，这是您的档案材料，请您核对一下。”

我爸接过文件，手都在抖。

我也凑过去看。

那是一份关于我爸退伍安置的历史文件。

上面清楚地写着，根据当年的政策，像我爸这种在战场上立过三等功的战斗英雄，在退伍安置和住房分配上，都应该享受最高优先级的待遇。

李主任指着文件上的一处，说：“周同志，根据我们最近在整理历史档案时发现的情况，您在1985年的那次住房分配中，存在着程序上的不公正。”

“您当时虽然主动放弃了名额，但是，根据政策，您作为战斗英雄的优先权，是不能被转让的。厂里当时的操作，是不合规的。”

“这件事，我们已经向市里做了汇报。方市长对此高度重视，亲自批示，要求我们立刻纠正当年的错误，落实政策，补偿您应得的待遇。”

李主任顿了顿，从抽屉里又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们面前。

“这是根据现在的房价，对您当年那套三居室的价值进行的评估和补偿。另外，考虑到您目前下岗失业，生活困难，市里决定，为您办理提前退休，享受退休老干部的待遇。同时，市里的廉租房项目，也为您预留了一套两居室的名额，下个月就可以入住。”

我看着那个厚厚的信封，听着李主任的话，整个人都傻了。

我爸也傻了。

我妈更是捂着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像做梦一样。

我们走出档案馆的时候，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妈紧紧地攥着那个信封，哭得泣不成声。

我爸走在前面，他的腰杆，不知不觉间，挺直了。

我突然明白了。

方卫国，他不是不帮忙。

他是在用一种最妥帖，最周全，最能保全我父亲尊严的方式，来偿还这份情。

他没有直接给我爸安排工作，因为那是滥用职权。

他没有直接给我们家送钱送房子，因为那是施舍。

他选择从历史档案入手，以落实政策的名义，给了我们一个堂堂正正的补偿。

他不仅给了我们物质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给了我父亲一个迟到了十五年的“说法”。

他告诉我父亲，也告诉所有人，你当年的牺牲，不是愚蠢，而是政策没有落实到位。

你不是傻子，你是英雄。

这份用心，比任何直接的帮助，都来得更珍贵，也更沉重。

当天晚上，方卫国来了我们家。

没有带秘书，也没有坐公车，一个人悄悄来的。

他提着两瓶好酒，几样小菜。

像十五年前一样。

我妈第一次，没有给他冷脸。

她走进厨房，默默地开始炒菜。

客厅里，我爸和方卫国相对而坐。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就是喝酒。

一杯，又一杯。

喝到最后，两个年过半百的男人，都红了眼眶。

方卫国放下酒杯，看着我爸，声音沙哑。

“建国哥，对不起。”

我爸摆了摆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都过去了。”

方卫国看着我，说：“小驰，你知道吗？当年在战场上，你爸救过我的命。”

我愣住了。

我一直以为，是方叔叔救了我爸。

我爸瞪了他一眼，“提那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干嘛！”

方卫国却不理他，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那是一次惨烈的阵地争夺战。

他们所在的连队，被敌人包围了。

一颗炮弹，在方卫国身边爆炸，他的腿被弹片炸伤了，动弹不得。

所有人都以为他活不成了。

是我爸，一个人，冒着枪林弹雨，把他从死人堆里背了出来。

整整五公里。

我爸的后背，被弹片划开了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血染红了整个军装。

他硬是咬着牙，一声不吭，把方卫国背回了阵地。

“如果不是你爸，我早就死在越南了。”

“后来，又有一次，一颗子弹打过来，是我下意识地推了他一把，子弹打在了我的胳膊上。他总说我替他挡了一枪，其实，就算没有我，那颗子弹也打不中他。”

“建国哥，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别人对他一分好，他恨不得还人十分。”

“他把房子让给我，嘴上说是还我的人情。其实我知道，他就是看我家里太困难了。”

“这十五年，我不是没有想过要报答他。我给他送钱，送东西，他都不要。”

“我官越做越大，心里就越是慌。我怕，我怕我还不起这份情。”

“前几天你来找我，我当时就想给你爸解决问题。但是我不能。我是市长，我的一举一动，都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我如果直接给他安排工作，给他解决房子，那就是以权谋私。那样，不仅害了我，也侮辱了他。”

“我查了当年的档案，才发现了这个问题。用政策来解决，才是最好的办法。”

“建国哥，小驰，希望你们能理解。”

我听着方卫国的讲述，再看看我爸后背上那道狰狞的伤疤，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原来，我一直都错了。

我错怪了我爸。

我只看到了他的“愚蠢”，却没有看到他内心的坚守和善良。

我只看到了我们家的贫穷，却没有看到他用自己的脊梁，为我们撑起了一片道德的天空。

他不是圣人。

他只是一个有情有义，懂得知恩图报的普通男人。

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恪守着一个军人的承诺和荣誉。

那一刻，我对他所有的怨恨，都烟消云散。

取而代t之的，是无尽的愧疚和崇高的敬意。

我站起来，给我爸，也给方叔叔，深深地鞠了一躬。

“爸，方叔叔，对不起。”

那晚，我爸喝醉了。

他拉着我的手，反复说着一句话。

“儿子，人活着，不能只为了自己。”

“有些东西，比房子，比钱，更重要。”

我懂了。

我终于懂了。

一个月后，我们搬进了市里分配的廉租房。

两室一厅，虽然不大，但干净明亮。

阳台上，第一次洒满了阳光。

我妈在阳台上养了好多花。

她的脸上，重新有了笑容。

我爸办理了提前退休，每个月都能领到一笔可观的退休金。

他报了一个老年大学，学起了书法。

整个人，精神焕发。

我也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回到了家乡。

方市长没有给我安排什么好单位。

他只是推荐我去参加了市里组织的公务员考试。

他说：“路，要靠自己走，才踏实。”

我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

成了一名最基层的公务员。

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

平淡，却很安稳。

有时候，我爸会在电视上看到方市长的新闻。

他会指着电视，跟我妈说：“你看，老方又瘦了。”

我妈会一边择菜，一边说：“官越大，操心事越多。”

语气里，没有了当年的怨怼，只剩下老朋友间的关心。

那套房子，那段长达十五年的恩怨，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但它又像一道深刻的烙印，刻在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

它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情义，什么是坚守，什么是真正的尊严。

也让我明白了我的父亲。

他不是一个失败者。

他是一个英雄。

一个在平凡的生活里，坚守着自己内心信念的，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