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生产队分给我一个北京女知青，洞房夜，她哭着求我办一件事

我叫李根旺。

生在黄土坡，长在黄土坡，土坷垃里刨食的命。

1971年，我二十三，村里同龄的后生，娃都满地跑了，我还是光棍一条。

穷。

三间土坯房，风大点就哆嗦，一头老黄牛，瘦得能看见骨头。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媒人见了都绕着走。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跟黄土作伴了。

直到那天下午，队长把我从地里叫回来。

老队长吧嗒着旱烟，烟雾缭绕的，看不清他脸上的褶子。

“根旺，给你说个媳妇。”

我愣住了，手里的锄头差点砸了脚。

“啥？”

“北京来的女知青，叫温玉静。”队长吐了个烟圈，“身子弱，干不了重活，插队两年，年年倒扣工分。留在队里是个麻烦，让她嫁人，也算有个归宿。”

我的心，咚咚咚，像揣了只兔子。

北京来的？

女知青？

文化人？

那得是多金贵的人啊。

“队长，这……这能成？”我结结巴巴地问，觉得像在做梦。

“怎么不成？我跟公社书记都说好了。成分好，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配你，是她高攀了。”队长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就是人家娇气，你以后多担待点。”

我脑子一片空白，只会点头。

“明天就办。找两床新被子，买二斤水果糖，再扯二尺红布，贴个喜字，就算结婚了。”

事情就这么定了。

我像个木偶，被队长推着走。

回到那三间破土房，我来来回回地转圈。

媳妇。

我要有媳妇了。

还是个北京来的文化人。

我把家里仅有的十几块钱全掏了出来，跑到供销社，买了糖，扯了布。

看着那块鲜红的布，我的脸比它还烫。

第二天，温玉静就被人送来了。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两条辫子又黑又长，垂在胸前。

人很瘦，脸蛋白得像纸，那双眼睛，又大又亮，可里面一点光都没有，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古井。

村里人围着看热闹，指指点点。

她低着头，手指死死地攥着衣角，指节都发白了。

我看着心疼。

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被一群猎人围着。

拜了天地，进了洞房。

那其实就是我的卧房，一张土炕，占了半间屋子。

墙上贴着我用笨拙的字迹写的“百年好合”。

她坐在炕沿上，一动不动，像个泥塑的菩萨。

我给她倒了碗水，递过去。

“喝口水。”

她没接，也没看我。

屋里静得可怕，只能听见我粗重的呼吸声，还有她压抑着的、细微的抽泣。

夜深了。

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

我脱了鞋，盘腿坐在炕的另一头，离她远远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是个粗人，大字不识一箩筐，跟她，能说啥？

沉默像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

终于，她开口了。

声音很小，带着哭腔，像风中飘零的叶子。

“你……”

“嗯？”我赶紧应声。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你说。”只要我能办到，上刀山下火海都行。那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

她抬起头，那双大眼睛里蓄满了泪水，灯光下，像两颗星星。

“我想回家。”

我的心，咯噔一下，沉了下去。

“这里……不是你家吗？”我问得小心翼翼。

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滚落下来，一滴，一滴，砸在蓝布褂子上，晕开一小片深色。

“我想回北京，回我爸妈身边。”

她哭了，哭得浑身发抖。

“他们把我嫁给你，就是断了我的念想。他们说，成了家，就是这里的人了，一辈子都回不去了。”

“求求你，”她突然从炕沿滑下来，跪在了我面前，“你帮帮我。”

我慌了，赶紧跳下炕去扶她。

“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她的胳膊细得像根麻秆，我都不敢用力。

她不肯起，就那么跪着，仰着那张梨花带雨的脸看着我。

“你答应我，我们就做名义上的夫妻。我给你洗衣做饭，下地挣工分，什么都干。我不多吃你家一口粮食。”

“等哪天政策松了，有机会回城了，你就放我走。”

“行不行？”

她看着我，眼神里是绝望，是恳求，是最后一丝希望。

我看着她。

看着这个本该在几千里之外的城市里，被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姑娘。

她不该属于这片贫瘠的黄土地。

她的根，不在这里。

我心里那点娶媳妇的火热，被她冰冷的眼泪，浇得一干二净。

只剩下一点点，说不清的酸楚和怜悯。

我是个庄稼人，不懂什么大道理。

我就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我叹了口气。

“你起来吧。”

我把她扶起来，重新坐回炕沿。

“我答应你。”

我说。

她愣住了，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真的？”

“真的。”我点点头，“我不识字，但我说话算话。”

“从今天起，你睡炕上，我睡地上。”

“对外，我们是两口子。在屋里，你是你，我是我。”

“等哪天，你能回去了，我给你办手续，敲锣打鼓送你走。”

她怔怔地看着我，眼泪又流了下来。

但这一次，眼神里，好像有了一点点光。

“谢谢你……”她哽咽着说，“你是个好人。”

我咧嘴笑了笑，露出一口黄牙。

“睡吧，明天还要早起。”

我在地上铺了些麦草，和衣躺下。

土炕上，传来她压抑着的、长长的啜泣声。

我睁着眼，看着房梁上那块孤零零的喜字。

心里空落落的。

我知道，我娶回来的，不是一个媳-妇，是一个梦。

一个遥远的、一碰就碎的，关于北京的梦。

从那天起，我们开始了这段奇怪的“婚姻”。

白天，在人前，我们是夫妻。

我下地干活，她就在家给我做饭，缝补衣服。

她手巧，针线活比村里最好的媳妇都强。我那破了洞的褂子，让她缝补得平平整整，还绣了朵小小的、看不出样子的花。

村里人见了，都笑话我。

“根旺，你这媳妇娶得值！看把你收拾得多利索！”

我嘿嘿地笑，心里五味杂陈。

晚上，回到那间土屋，我们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一道无形的墙，把我们隔在炕上和地下。

她睡在热乎乎的土炕上，我睡在冰凉的地上。

夜里，我能听到她翻身的声音，轻轻的叹息声。

我知道，她没睡着，她在想家。

我也没睡着。

我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守着一个名义上的媳-妇，说没点想法，那是假的。

可一看到她那双清澈又忧愁的眼睛，我心里那点念想，就全灭了。

我答应过她。

李根旺说话，得算话。

她身子弱，队里的重活干不了。

队长看在我的面子上，给她派了些轻省活，比如去场院里晒谷子，或者去养猪场喂猪。

可就算是这样，她一天下来，也累得够呛。

每次收工回家，她都是一脸的疲惫，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我心疼。

第二天，我就跟队长说：“队长，以后玉静的工分，从我的工分里扣。她就在家做做饭，干点家务活就行了。”

队长瞪了我一眼：“你小子，娶了媳-妇就忘了本！你那点工分，够养活两个人吗？”

“够！”我拍着胸脯，“我年轻，有的是力气！我一天干两个人的活！”

队长拗不过我，只好同意了。

从那以后，我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回家。

别人歇晌的时候，我还在地里锄草。

我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换成白面和鸡蛋，让她吃。

她太瘦了，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

她不肯。

“根旺，你别这样。你答应帮我，我已经很感激了。我不能再拖累你。”

“什么拖累不拖累的！”我把一碗卧着荷包蛋的面条推到她面前，“你吃！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家！”

她看着我，眼圈红了。

她默默地吃着面，吃得很慢，很珍惜。

我知道，在北京，她肯定没吃过这种苦。

她开始教我认字。

就在那盏昏黄的煤油灯下，她拿着一根烧黑的木棍，在地上，一笔一划地教我。

“这个字，念‘天’。”

“这个，是‘地’。”

“这个，是你的名字，李、根、旺。”

我的手粗糙又笨拙，连根木棍都握不稳。

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像虫子爬。

她不笑话我，很有耐心地一遍遍教。

她的声音很好听，像山里的泉水，清清亮亮的。

闻着她身上淡淡的墨水香气，看着她近在咫尺的、认真的侧脸，我的心，又开始不争气地乱跳。

那段日子，很苦，也很累。

但我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

每天最大的盼头，就是晚上回家，能看到她。

能吃上她做的饭，能跟她学几个字。

虽然我们隔着一道墙，但我觉得，那墙，好像薄了一点点。

她开始跟我说话了。

不再是“谢谢你”，“麻烦你”这种客气话。

她会问我地里的庄稼长得怎么样，会跟我说她小时候在北京的故事。

她说，她家住在胡同里，夏天有卖冰棍的老爷爷，冬天有糖葫芦。

她说，她最喜欢去北海公园划船。

她说，她有个弟弟，很淘气。

她说的越多，我心里就越明白。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她的世界，是北海的白塔，是香甜的糖葫芦，是窗明几净的教室。

我的世界，是这片望不到头的黄土，是干裂的土地，是永远不够吃的粗粮。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守着我的承诺，等她回到她的世界去。

转眼，两年过去了。

她的脸色，红润了一些。

我的字，也认得七七八八了。

我们之间的那堵墙，好像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窗户纸。

有时候，她会给我讲书里的故事，《红楼梦》、《水浒传》。

我听得入了迷，常常忘了时辰。

有时候，我给她讲我们村里的笑话，她听着，会捂着嘴，笑得眼睛弯成一道月牙。

她笑起来，真好看。

像春风吹开了花。

村里人都说，温玉静变了。

不再是那个刚来时，冷冰冰的、见人就躲的北京娃娃了。

她会跟邻居大婶们笑着打招呼，会帮张家大娘穿针引线。

大家都说，是我李根旺有本事，把一个城里娇小姐，变成了咱们黄土地上本本分分的媳妇。

只有我知道，不是的。

她心里的那座城，从来没有倒下过。

每个月，她都会写信回家。

每次写信的时候，她都把自己关在屋里，很久很久。

出来的时候，眼睛总是红红的。

我知道，她在信里，一定没说自己过得好。

她怕家里人担心，也怕家里人忘了她。

我把信拿去乡里的邮局寄。

每一次，都像把她的一部分，送回了那个遥远的家。

我盼着她能收到回信。

那样，她就能高兴好几天。

可我也怕她收到回信。

因为信里，装着另一个世界。一个我永远也进不去的世界。

1975年的秋天，机会来了。

县里的工厂招工。

说是可以招一个知青返城。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天之内就飞遍了所有村子。

所有的知青都疯了。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离开这片土地的唯一希望。

温玉静也听说了。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没有教我认字。

她坐在炕沿上，看着窗外，一句话也不说。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想去吗？”我问她。

她回过头，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有渴望，有犹豫，还有一丝……不舍？

我看不懂。

“想。”她轻轻地说，“做梦都想。”

“那就去。”我说，“我帮你。”

要拿到这个名额，不容易。

全县几百个知青，就一个名额。

除了表现好，还得有“门路”。

我没什么门路。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求人。

求队长，求公社书记。

我把家里养了一年，准备过年卖钱的猪，杀了。

我提着最好的肉，揣着我所有的积蓄，一家一家地去送礼，去说好话。

我一个大男人，点头哈腰，陪着笑脸，把这辈子没说过的软话都说了。

队长看我可怜，答应帮我跟公社说说。

公社书记收了我的礼，只说了一句：“这事，难办。”

我知道，希望不大。

可为了她，我得试。

那几天，温玉静整个人都恍恍惚惚的。

她话更少了，常常一个人发呆。

有时候，我半夜醒来，还能看见她坐在炕上，借着月光，看着我写字的本子。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慌。

我希望她能走。

可我又不希望她走。

这种矛盾，快把我撕裂了。

结果出来了。

名额给了公社书记的亲外甥。

一个平日里游手好闲，从不好好干活的知青。

消息传回来的时候，我正在地里。

我一锄头砸在石头上，火星四溅。

我没敢直接回家。

我怕看到她失望的眼神。

我在山坡上坐了很久，抽了一袋又一袋的旱烟。

直到天全黑了，我才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家走。

推开门，屋里点着灯。

她坐在桌边，桌上摆着两个小菜，还有一壶温好的酒。

她好像知道结果了。

脸上没有失望，也没有悲伤，很平静。

“回来了？”她站起来，给我盛了碗饭，“吃饭吧。”

我没说话，坐下来，端起酒壶就往嘴里灌。

酒很辣，呛得我直咳嗽。

“别喝那么急。”她给我夹了口菜，“这事……不怪你。你尽力了。”

我看着她，眼眶一热。

“我对不起你。”我说，“我没本事。”

“别这么说。”她摇摇头，“根旺，你为我做的，我都记在心里。”

“这些年，谢谢你。”

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坐在一张桌子上，像真正的夫妻一样，吃饭，喝酒。

我们聊了很多。

聊我小时候掏鸟窝，聊她小时候放风筝。

好像要把这几年没说的话，都补回来。

最后，我喝多了。

我趴在桌子上，迷迷糊糊地，好像听见她在哭。

第二天醒来，我躺在地上，身上盖着我的被子。

她已经起来了，正在院子里扫地。

阳光照在她身上，像给她镀了一层金边。

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好像昨天的希望和失望，都只是一场梦。

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那层窗户纸，好像被捅破了。

我们之间，不再那么小心翼翼，不再那么刻意地保持距离。

她会很自然地帮我整理衣领。

我也会很自然地，把碗里最好的一块肉夹给她。

我们依然一个睡炕上，一个睡地上。

但夜里，我们不再是沉默的。

我们会隔着黑暗，说说话。

“根旺，你冷不冷？”

“不冷，睡吧。”

“根旺，你今天累不累？”

“不累，习惯了。”

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对话。

却像冬夜里的一盆炭火，暖着我的心。

我开始偷偷地想，如果，就这样过一辈子，也挺好。

北京，就让它成为一个遥远的梦吧。

我甚至开始嫉妒那个她心心念念的城市。

嫉妒那个可能在等她的，不知名的男人。

我知道，这种想法很自私。

可我控制不住。

我只是个凡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汉。

我想要个家，想要个媳妇，想要个热炕头。

而她，温玉静，就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女人。

1977年冬天。

一个消息，像一声惊雷，炸响在沉寂的中国大地上。

恢复高考。

凭本事，考大学，就能回城。

这个消息，比上一次招工，更让人疯狂。

知识，第一次，成了比出身、比关系更重要的东西。

温玉静听到消息的那天，正在给我缝衣服。

广播里，播音员用激昂的声音，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个新闻。

她的手，停住了。

针，扎进了手指。

一滴鲜红的血，渗了出来，染红了白色的布。

她好像没感觉到疼。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光芒。

那种光，炙热，明亮，像要把我点燃。

我知道，狼，真的来了。

那个要把她从我身边带走的，真正的机会，来了。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根旺。”她叫我的名字，声音都在发抖。

“我想……我想试一试。”

我能说什么？

我能说“不”吗？

我能把她锁在家里，让她一辈子陪着我这个土老帽吗？

我做不到。

我答应过她。

李根旺说话，得算话。

我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我帮你。”

从那天起，我们家变了。

变成了整个村子，最奇怪的一户人家。

我，李根旺，一个大男人，包揽了所有的农活和家务活。

洗衣，做饭，喂猪，挑水。

而我的媳-妇，温玉静，成了个“闲人”。

她唯一的任务，就是读书。

我把我们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托人从县城，从省城，甚至从北京，给她买各种复习资料。

那些书，堆在炕上，比枕头还高。

为了让她晚上能多看一会儿书，我跑遍了半个县，就为了多买几斤煤油。

那年冬天，特别冷。

我怕她冻着，就把家里能烧的，都拿去烧炕了。

我睡在冰冷的地上，常常半夜被冻醒。

但我只要一想到，她睡在热乎乎的炕上，在温暖的灯光下看书，我就觉得，值了。

村里人，开始说闲话了。

“李根旺真是昏了头了！让个女人骑在脖子上！”

“一个婆娘家，读那么多书有啥用？还能考上状元不成？”

“我看啊，等她考上了，翅膀一硬，第一个就飞了！到时候，李根旺就等着哭吧！”

这些话，像刀子一样，一句一句，扎在我心上。

我不在乎他们说我。

我怕这些话，传到温玉静耳朵里，让她分心。

谁要是敢当着我的面说，我就跟谁急眼。

我像一头护崽的狼，死死地守着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守着她那个摇摇欲坠的梦。

她很拼。

真的，我从没见过一个人，能那么拼命。

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吃饭的时候，眼睛都盯着书本。

走路的时候，嘴里还在念念有词。

她整个人，都瘦脱了相。

眼窝深陷，脸色苍白。

好几次，她看着看着书，就晕倒了。

我吓得魂飞魄散，抱着她，往村里的赤脚医生那里跑。

医生说，她是劳累过度，加上营养不良。

我回来，就给她炖鸡汤。

我把鸡肉撕成一丝一丝，喂到她嘴边。

“玉静，吃一点。求你了。”

她看着我，眼泪就下来了。

“根旺，我是不是很没用？”

“胡说！”我吼她，声音很大，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赶紧放缓了语气。

“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人。”

“你一定要考上。”

“考回北京去。”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心像被挖走了一块。

她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流泪，把头埋在我的怀里。

那是我们第一次，那么近。

我能闻到她头发上的清香，能感觉到她温热的眼泪，打湿了我的胸膛。

我僵着身子，一动也不敢动。

我怕一动，这个梦就醒了。

考试那天，我借了队里唯一的一辆驴车，送她去县城。

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

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我把身上最厚的棉袄脱下来，披在她身上。

她坐在车上，抱着书包，像个要去奔赴战场的士兵。

到了考场门口，已经站满了人。

一张张年轻的、紧张的、充满渴望的脸。

他们和她一样，都想通过这座独木桥，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进去了。”她说。

“嗯。”我点点头，“别紧张，好好考。”

她转身，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

“根旺。”

“嗯？”

“等我。”

她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进了考场。

我愣在原地。

等她？

是什么意思？

我不敢想，也不愿去想。

我就在考场外面，站着，等着。

从清晨，到日暮。

我像一尊雕像，看着人来人往。

心里，空空荡荡。

成绩，是在一个多月后下来的。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路喊着：“温玉静！北京来的录取通知书！”

整个村子都炸了。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把我们家围得水泄不通。

那张薄薄的、印着红字的纸，被人传来传去。

“天哪！真的考上了！”

“北京师范大学！乖乖！”

“咱们村，飞出金凤凰了！”

祝贺声，羡慕声，议论声，潮水一样涌来。

我站在人群外面，看着被簇拥在中间的温玉静。

她拿着那张通知书，哭了。

笑着，哭了。

我知道，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她自由了。

她可以回家了。

我也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模糊了视线。

真好。

的好。

送她走的那天，是个大晴天。

我去县城，取出了我们所有的存款，一共是五十三块六毛。

我把钱，塞到她手里。

“拿着。到北京，要花钱的地方多。”

她不要。

“根旺，我不能再要你的钱了。这些年，我欠你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让你拿着就拿着！”我把眼一瞪，“就当……就当我这个当家的，给你出的盘缠！”

她攥着那沓皱巴巴的钱，手抖得厉害。

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

沉默，像来时一样，又笼罩了我们。

只是，来时是陌生。

此时，是离别。

站台上，人很多。

汽笛声，叫卖声，乱糟糟的。

火车，快要开了。

“我走了。”她说。

“嗯。”

“你……多保重。”

“嗯。”

“按时吃饭，别不舍得吃好的。”

“嗯。”

“天冷了，记得加衣服。”

“嗯。”

我只会说一个“嗯”字。

我怕我一开口，说多了，就露馅了。

火车，鸣笛了。

她该上车了。

她看着我，忽然，踮起脚，在我粗糙的、满是胡茬的脸上，亲了一下。

很轻，很软。

像一片羽毛，落在我心上。

“根旺，等我回来。我办完手续，就回来接你。”

她说完，就转身，挤上了火车。

我站在原地，像被雷劈中了一样。

我摸着我的脸，那个被她亲过的地方，火辣辣地烫。

她说什么？

回来接我？

火车，缓缓开动了。

我跟着火车跑。

我看见她，在窗户里，拼命地向我挥手。

她的脸，被泪水淹没了。

我也挥手。

火车越来越快，越来越远。

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天边。

我站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

直到站台上的人都走光了。

直到太阳落山。

我才明白。

她不是在跟我告别。

她是在跟我，许下一个未来。

温玉静走了。

我的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一个人，一头牛，三间土坯房。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只是，家里，空了。

炕上，是空的。

桌边，是空的。

心里，也是空的。

我常常在夜里，点亮那盏煤油灯。

看着她留下的那些书，看着地上我用木炭画出的、歪歪扭扭的字。

仿佛，她还在。

还在灯下，皱着眉，看书。

还在我耳边，轻声说：“这个字，念……”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变了。

有同情，有嘲笑，也有敬佩。

“根旺，想开点。那种文化人，跟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

“就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哪还记得你这个窝里的土鸡？”

我不跟他们争辩。

他们不懂。

他们不懂温玉静。

我信她。

我信她说的每一句话。

她说，等我。

我就等。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她的第一封信。

是从北京寄来的。

信封上，是她娟秀的字迹：李根旺（收）。

我捧着信，手都在抖。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信，是托村里的小学老师念给我听的。

她说，她到学校了，一切都好。

她说，北京变化很大，跟她离开时不一样了。

她说，她很想我。

她说，让我照顾好自己。

最后，她说：根旺，相信我。

我把那封信，叠得整整齐齐，贴身放着。

睡觉的时候，都放在枕头下面。

从那以后，每个月，我都能收到她的信。

她给我讲大学里的生活，讲她的同学，她的老师。

她给我寄来了新书，让我继续认字。

她给我寄来了钱和粮票，让我买好吃的，做新衣服。

钱和粮票，我都没动。

我给她回信。

我口述，让小学老师帮我写。

我告诉她，家里一切都好，牛很壮，庄稼长得也好。

我告诉她，我学会了做她最爱吃的西红柿鸡蛋面。

我告诉她，我认了很多字，已经能自己看懂大半封信了。

我没告诉她，我每天都在想她。

我怕她分心，耽误了学习。

日子，就在这一来一往的信件中，飞快地过着。

春天，我把院子里的地翻了，种上了她喜欢的向日葵。

夏天，向日葵开了，金灿灿的一片，像一张张笑脸。

秋天，我把最好的葵花籽收起来，炒熟了，给她寄过去。

冬天，雪花落满了黄土坡。

我想，北京，也下雪了吧。

她穿得暖不暖和？

会不会，又冻着了？

四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我就这样，守着一座空房子，守着一个承诺，等着。

有人给我说媒。

说邻村的姑娘，人能干，屁股大，保证能给我生一窝小子。

我拒绝了。

“我媳妇，在北京上大学呢。她会回来的。”

他们都笑我傻。

也许，我是挺傻的。

可我乐意。

1982年夏天。

她大学毕业了。

她在信里说，她申请留校当老师了。

她说，她的户口，也解决了。

她说，她正在办手续，很快，很快就能回来了。

我的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

我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得一尘不染。

我把那两床结婚时的新被子，拿出来拆洗，在太阳下暴晒。

我把院子里的向日葵，一棵一棵，都伺候得精神抖擞。

我在等我的新娘，回家。

八月的一天，一辆吉普车，开进了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山村。

这可是稀罕事。

全村的人，都跑出来看。

车，停在了我家门口。

车门打开，一个人，走了下来。

是她。

温玉静。

她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头发剪短了，烫成了时髦的卷发。

四年不见，她变了。

变得更漂亮，更有气质了。

但那双眼睛，没变。

还是那么亮，那么清澈。

她看到我，笑了。

眼睛，弯成了月牙。

“根旺，我回来了。”

我也笑了。

咧着嘴，露出一口黄牙。

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向我走来。

在全村人惊讶的目光中，扑进了我的怀里。

紧紧地，抱着我。

“根旺，我好想你。”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滚烫的，大颗大颗地，落下来。

我等了四年。

我以为，我会等到地老天荒。

没想到，我真的，把我的凤凰，等回来了。

她没有食言。

她真的回来接我了。

她办好了所有的手续。

结婚证，迁户口的证明，一应俱全。

她说：“根旺，我们是合法夫妻了。跟我走，我们去北京，我们去我们自己的家。”

村里人，都傻眼了。

他们不相信，一个北京的大学老师，会真的要我这个乡下的泥腿子。

可事实，就摆在眼前。

我，李根旺，要跟着我媳妇，去北京了。

走的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我。

队长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

“根旺，你小子，有出息！”

我看着这片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黄土地，看着这些淳朴的乡亲。

心里，有不舍。

但更多的，是奔向未来的憧憬。

我坐上了那辆吉普车，坐在温玉静的身边。

她握着我的手，紧紧的。

车子，缓缓开动。

我回头，看着越来越远的村庄，越来越远的黄土坡。

我知道，我的人生，从今天起，要翻开新的一页了。

到了北京，我才知道，什么叫天，什么叫地。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

跟我那片黄土地，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像个傻子，看什么都新鲜，什么都好奇。

温玉静，不，现在我该叫她玉静了。

玉静拉着我的手，耐心地给我介绍。

“这是天安门。”

“那是王府井。”

“那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是学校分给她的一间筒子楼。

不大，但很干净，很温馨。

有独立的厨房，有抽水马桶。

晚上，我们躺在一张床上。

一张真正的，柔软的，弹簧床。

我紧张得浑身僵硬。

虽然我们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夫妻，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分房而居。

这是我们真正的，洞房花烛夜。

她感觉到了我的紧张。

她从背后，轻轻地抱住我。

“根旺，别怕。”

她的身体，很软，很暖。

带着一股淡淡的香气。

我转过身，看着她。

在月光下，她的脸，像一块温润的玉。

“玉静……”我叫她的名字，声音沙哑。

“嗯。”

“我……我配不上你。”

这是我的心里话。

她那么好，是天上的星星。

我呢？

我是地上的泥土。

泥土，怎么能拥有星星？

她笑了。

“傻瓜。”

她凑过来，吻住了我的嘴唇。

“根旺，你知道吗？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高最高的那座山。”

“当年，所有人都放弃我的时候，是你，给了我希望。”

“是你，一担一担地，把我从绝望的泥潭里，挑了出来。”

“是你，用你最朴实的善良，守护了我最珍贵的梦想。”

“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温玉静。”

“所以，不是你配不上我。是我，这辈子，都还不清欠你的情。”

我的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紧紧地抱住她，像是要将她揉进我的骨血里。

那一夜，我们成了真正的夫妻。

我才发现，原来，幸福，是这样的滋味。

在北京的生活，是全新的。

玉静要上班。

我就成了“家庭主夫”。

我学着使用煤气灶，学着去菜市场买菜。

我把我们的小家，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

我把她，照顾得白白胖胖。

可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我总觉得，自己像个吃软饭的。

我一个大男人，怎么能靠媳妇养着？

我跟玉静说，我想出去找个活干。

她不同意。

“你刚来北京，什么都不熟悉。好好在家待着，把普通话说好，把字练好。”

我知道，她是心疼我。

可我，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

我偷偷地，跑出去找工作。

我没文化，没技术，只能去工地上，干力气活。

扛水泥，搬砖头。

一天下来，累得像条死狗。

可我心里，踏实。

我能挣钱了。

我能养活我媳妇了。

我把第一个月的工资，三十块钱，交到玉静手里的时候，她哭了。

她抱着我，打我的后背。

“你傻不傻！你这个傻子！”

“你干嘛要去受那个罪！”

我抱着她，嘿嘿地笑。

“我不傻。我想给你，一个真正的家。”

后来，在玉静的帮助下，我去读了夜校。

我拼了命地学习。

白天在工地，晚上在课堂。

几年后，我拿到了高中文凭。

我找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在一家工厂里，当了名工人。

虽然还是辛苦，但我成了真正的，城里人。

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儿子像我，憨厚，结实。

女儿像她，漂亮，聪慧。

我们从筒子楼，搬进了单元房。

日子，越过越好。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我们都老了。

我的头发，白了。

她的眼角，也爬上了皱纹。

我们成了北京城里，一对最最普通的，老头老太太。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会去北海公园。

我给她划船。

她靠在我身边，给我讲她小时候的故事。

有时候，儿子女儿会问我。

“爸，你这辈子，最得意的事是什么？”

我想了想，告诉他们。

“这辈子，我最得意的事，就是在1971年，生产队分给了我，一个北京来的女知青。”

他们都笑了。

我也笑了。

我看着身边的老伴。

她也看着我，眼睛里，还是当年的光。

我知道，那个在洞房夜，哭着求我办一件事的姑娘，那个我用半辈子去守护的梦，最终，成了我这一生，最盛大，最圆满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