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政上海40多年，后官至正国级，逝世8年后为何迁出八宝山？

抖音推荐 2025年09月08日 07:13 1 cc

那年头，谁信一个出生在上海老弄堂、穷得叮当响的孩子，最后能把上海这座城市推向世界舞台？大家都说上海起飞是改革开放的红利，其实背后有那么几位顶梁柱，有人把脚踏实地干了一辈子——黄菊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一辈子没什么官腔，做事跟工人一样老老实实，偏偏走到了正国级的位置。最让人咂舌的是，按理说这样的人，走了以后就该一直安稳地在八宝山长眠，他却在去世八年后“自己搬家”了。这背后的缘故，到底隐藏多少鲜为人知的往事？

讲到黄菊出生，他一开始就不是那种天之骄子。1938年的老上海，物价涨得飞起，战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家呢？几口人，还真就挤在一间巴掌大的里弄房里。父亲做会计，工资也就堪堪够吃饭。这日子紧巴得谁都不敢乱花钱，饭桌上能多省一颗大米都舍不得扔。但家里人，尤其他父亲，竟然还总琢磨着让孩子读些书，说“世道再难，脑子不能糊涂”；母亲偶尔偷偷攒点零钱，能给孩子买本小人书，能省点省点。

二战末尾，黄菊已经会走街串巷了。邻里相熟，小孩们没啥玩的，柴火堆里也能开辟出一块“实验田”。大人们盼着过一天算一天，小孩却总是有点希望——比如有回，弄堂里有个小伙伴攒够五分零钱换了一根糖葫芦，大家轮着舔一圈；邻居家收音机放响了，整栋楼都贴着耳朵听新闻。那时候黄菊跟着父亲捡废报纸回家，抄写上面的字，逐渐练出一手工整的钢笔字，还天天琢磨那些简单机械图。倒不是他生来就聪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钻牛角尖”，图个新鲜也图个不服输。

结果呢？别人孩子考学求稳，他反其道而行，最后挑了理工科路线。这是不是命中注定？或许每个人内心多少都有点自不量力的时候。等到1958年，他考到清华大学工机系，成了家里的骄傲。那个清华，不像今天遍地985、211，能混进去的人都是凤毛麟角。

可人都有点年轻气盛，大学生活没那么顺风顺水。黄菊经常为课题小组里一个机械问题跟老师杠半天。有人觉得他轴，有人说他实在。最难忘的一次，是大三那年暑假，他跟三四个同学硬是在实验室熬了十几个通宵——别说啥“科研精神”了，就是死磕到底，校工都看不过眼让他们回去歇歇。黄菊嘴上不说，实际上就是不服老天欠自己一碗饭吃。

毕业后，他被分到上海一家专做建筑机械的大厂。到了车间，黄菊这号人基本就是“手艺人”一个。师傅们递烟，他不抽，递锤子他倒是能舞好几圈。有回深夜突发停电，他一个人带着图纸和手电筒，把故障区来回爬了四遍，还真给他发现螺母座有裂痕——这种细节，外行觉得平平无奇，内行才明白啥叫一招制胜。

年代特殊，厂里风声最紧的时候，黄菊还敢站出来跟人讲“技术第一”。大家心里都佩服，私下却捏把汗。可他就是闲不住，遭到各种限制也没把肚皮怨气带回家。只要做事有意义，他不嫌脏、不怕累。慢慢地，身边人也就习惯了：有什么技术难题扔给黄菊，磨破嘴皮也能让事情过去。

等到“春天的故事”开唱，国家需要一批懂管理、能干实事的人才。他刚好顶上，被调去当冶金厂副厂长。别以为升官轻松，这时候老国企什么样？上班的是“铁饭碗”，效率却低得让人哭笑不得。黄菊新官上任头两个月，修改了车间奖励办法，让奖金直接和产量挂钩。老工人一开始是不服，骂他“破坏规矩”，可过了半年，车间产量一翻两番，有人自觉加班，厂里氛围都变了。制度是硬的，情分却是软的。谁请假，他自己顶班，出什么乱子都在第一排指挥，这才是真正把自己“搭进去”。

再往后，机会多了起来。改革开放刚起步时，能到国外考察的都是稀有人才。他被派到北欧，别看那时候英语不溜，有些厂房的自动化系统数据记得比陪同翻译都清楚。回来后就带头改生产流程，推行全新质量检测线，结果厂里合格率一次提了十几个点。

真正让黄菊打响名头的是后来搞城市制度创新。80年代末的上海，最要命是什么？不是没人干活，也不是政策没落地，而是地皮很紧、钱袋子更瘪。他琢磨着，凭什么国外企业能上市买地，咱们不敢试试？于是力主搞土地分期竞买。你别说，他在浦西某地段试点，结果吸引了第一批“下海”的投资者，用土地换来启动资金，给当地人打开眼界。

政策推行到后来，质疑声一波高过一波。有人骂卖地是“乱弹琴”，也有人担心蒸发掉老百姓的利益。黄菊挨家挨户做解释，带着干部在寒风里巡田埂、进写字楼，甚至蹲在夜宵摊点，让小老板们提建议。其实他心里也有疙瘩，不眠夜也不少，但终归信一个理儿：走新路，总有人骂你。有一回他在会议上自嘲：“不怕骂，怕的是几十年后没人记得你的努力。”话糙理不糙，多少干部听了都默默点头。

浦东开发那会儿，别以为一切都顺风顺水。初期进展缓慢，建桥跨江资金短缺，外资、合资公司进来也犹豫。黄菊带头搞“按项目挂钩责任制”，谁拍板谁上阵。有人戏言他“钢丝上跳舞”，他就真敢穿着工装鞋踩泥地，带着助手测楼盘尺寸。很难想象，如今万家灯火的陆家嘴，当年真就烂泥塘一片。

这些年临近退休，他逐步涉及更广的国家战略：比如在南方珠三角，他带着央企团队下工地，详细问一线女工的计件工资，还研究地方中小企业自生自灭的出路。有一年国企改革最艰难时，他拍板搞企业控股，让原本准备下海的小厂长重拾信心。东北那边，他打出政策组合拳，遏制了大厂倒闭潮。同时也开始真正关注西部三线建设，不吝冒着高寒进藏勘查，跟牧民聊经济，跟水利师傅谈基建。“有钱要花在刀刃上”，这得是拿命去做调研才敢说的扎心话。

经济大潮里最怕官员“站着说话不腰疼”，黄菊一直不是这种人。有回环保问题闹得凶，他不隔空喊口号，反倒数次夜访水厂，还真查出污水源头。他说政府不能整天开会拍桌子，关键时候要能“拧开化粪池的盖子”。有点糙，但这就是现实中国的精准表达。

到得晚年，有人说他工作压力大，常常瘦得脱相，但办公室桌上的业务笔记本几乎没有一天间断。最后几年，他还亲自过问保障房分配、公交票价调整。对年轻干部要求也特别低调：“多奔一线，别光抄书。”有好几次，一线小干部被点名表扬后红着脸跟同事嘀咕：“黄老实在不像官，倒像师父。”

至于为什么他会从八宝山搬出来，这事外人猜测多，有传言说“家属愿意落叶归根”，也有说是按照遗愿把骨灰迁回上海故地。民间说法不一。咱们实在人不懂里面多少关节，但从黄菊点点滴滴的一生看来，倒也能理解。有些人，生前敬业到极致，身后反倒没那么在意形式，那种“走得安安静静、回到老地方歇歇脚”的心境，或许才是真正的归属感。八宝山是荣誉，但上海才是他魂牵梦萦的家。

说到底，像黄菊这类人，几十年几乎都是扑在真正琐碎、扎实的改革里，鲜有什么光鲜亮丽的神话。他的故事未必家喻户晓，就像许多默默守护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人一样——他们最终只是想让家小日子好过一点，让未来路好走一点。若你有机会路过上海老弄堂，或者在徐汇、杨浦一带擦肩而过那些忙碌的人群，或许能在某个细节里，隐约触摸到那一代改革者的影子。世事如棋，英雄终难免归于平淡。但那颗踏实、倔强、琢磨实事的心，多年以后，没人会抹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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