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言万万没想到，和巍子离婚31年后，42岁儿子已成为了她的骄傲

在文艺界的发展长河中，个人对艺术理想的追逐与家庭情感的维系，时常会面临难以平衡的局面。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的人生轨迹里，往往藏着时代浪潮下的选择与无奈。巍子与夏立言的故事，便诞生于话剧舞台的聚光灯与生活的烟火气之间 —— 他们因对表演的共同热爱走到一起，却在事业奔波与地域分隔中逐渐疏远。这段跨越数十年的情感经历，不仅折射出老一辈话剧人对专业的执着，更勾勒出普通人在家庭与理想间的挣扎。如今，距离两人离婚已过 31 年，他们的儿子王紫逸已然成长为让母亲夏立言倍感自豪的存在，回溯这段往事，那些嵌在时光里的细节，仍能让人清晰触摸到岁月的质感与人生的厚重。

一、动荡岁月里的成长：巍子从银川少年到话剧新星的蜕变

1956 年的宁夏银川，一座充满西北风情的城市里，巍子降生在一个条件优渥的家庭。彼时的他，童年时光满是温暖的印记 —— 父亲是单位里的技术骨干，双手总能解决各类机械难题；母亲擅长针织，指尖翻飞间就能织出花纹精巧的毛衣；家里的书架上，整齐排列着《红楼梦》《战争与和平》等中外名著，书脊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每到周末，父亲总会从单位带回一包水果糖，剥开糖纸，甜意能在嘴里蔓延一整天。

这样的幸福，却在巍子十岁那年戛然而止。1966 年，“十年动乱” 的浪潮席卷全国，父亲因 “成分问题” 被卷入风波，在单位里遭到批斗，甚至被人殴打。那个下午，银川的阳光带着夏末的燥热，却驱不散巍子家门前的压抑。放学回家的他，刚拐进熟悉的胡同，就看到父亲坐在门槛上，深蓝色的工装上衣沾着灰尘，额头上缠着一圈白色纱布，暗红的血渍正从纱布边缘慢慢渗出，晕开一小片暗沉的印记。父亲手里夹着一支快要燃尽的香烟，烟雾缭绕中，眉头紧紧锁着，眼神空洞地望着地面，连儿子走近都未曾察觉。屋里传来母亲压抑的啜泣声，那声音轻得像羽毛，却一下下扎在巍子心上。

年少的巍子站在原地，胸口像被什么堵住，呼吸都变得急促。他猛地转身冲进厨房，一把抓起案板上的菜刀 —— 那是母亲切菜用的，木质刀柄被常年使用磨得光滑，刀刃在光线下闪着冷光。他攥着刀，一路朝着父亲单位的大院跑，鞋底敲击地面的声音在安静的街道上格外清晰，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模糊了视线，却没停下脚步。冲进大院时，不少人正围在中央议论，看到这个满脸通红、举着刀的少年，人群瞬间安静下来，有人下意识往后退，有人试图上前劝说：“娃，把刀放下，有话好好说。” 巍子却站在台阶上，把刀举得更高，声音因愤怒而颤抖，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倔强：“谁打了我爸爸？出来！我跟你们拼了！” 他的眼睛瞪得圆圆的，眼角泛红，死死盯着人群里的每一个人，直到父亲的同事快步走过来，轻轻按住他的胳膊，语气里满是担忧：“巍子，你爸没事，先跟我回家，啊？” 那只手的温度很暖，却没让巍子立刻松开刀柄，直到同事反复承诺会帮父亲讨个说法，他才慢慢放下刀，手指却依旧紧紧攥着刀柄，指节因用力而泛白。这件事，不仅让巍子 “火爆脾气” 的性子彻底显露，更让他在懵懂的年纪里，过早懂得了 “要用力量保护家人” 的道理。

1973 年，17 岁的巍子响应 “上山下乡” 的号召，离开熟悉的银川，被分配到宁夏农村插队。初到农村的他，对田间劳作一无所知 —— 拔麦子时，纤细的麦芒刺得他双手红肿，指尖甚至渗出血珠；挑水时，沉重的木桶把磨得肩膀又红又疼，第二天连抬胳膊都费劲；晚上躺在漏风的土坯房里，盖着的被子带着淡淡的霉味，冷风从墙壁的缝隙里灌进来，冻得他蜷缩成一团，常常在梦里想念家里的热饭和母亲织的毛衣。生活的巨大落差与现实的不公，让他成了村里有名的 “刺头”—— 只要遇到插队知青间的矛盾，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打架，拳头挥得又快又狠。村干部提起他就头疼，每次开会都忍不住念叨：“这娃就是个炮仗，一点火星子就能炸。”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次公社干部来村里开会，提到 “表现优秀的知青能优先返城”。这句话像一道光，突然照进巍子混沌的生活里。他看着远处通往县城的小路，心里突然有了目标：一定要好好表现，早点回到银川。从那天起，巍子像变了个人似的，彻底收起了火爆脾气。每天天不亮，他就扛着锄头往地里走，借着清晨微弱的光线开始干活；插秧、割稻、挑粪，无论多脏多累的活，他都抢在前面干。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旧的茧子脱落，新的茧子又慢慢长出来，最后变得又厚又硬，再也不怕麦芒和木桶把的磨损。

有一次，天气预报说傍晚有暴雨，为了赶在雨前把地里的麦子收完，巍子从早上一直忙到第二天深夜。正午的太阳最毒的时候，他没顾上吃饭，只啃了几口随身带的干粮，喝了几口凉水，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滴，落在滚烫的麦地里，瞬间就没了踪影；麦芒粘在脸上、脖子上，刺得皮肤又痒又疼，他却没工夫去挠，只是机械地挥舞着镰刀，把麦子一把把割下来，再捆成整齐的麦捆。到了第二天傍晚，麦子终于快收完了，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胳膊因为长时间挥舞镰刀而酸痛不已，连抬手的力气都快没了。当最后一捆麦子被捆好，他再也支撑不住，直接倒在柔软的麦堆上，麦秆的硬度硌得他后背生疼，却让他觉得无比踏实。夕阳的余晖洒在他身上，把麦堆染成了金色，他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嘴角还带着一丝满足的笑意 —— 他知道，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年底评选 “优秀知青” 时，全村人都投了他的票，他拿着红色的荣誉证书，紧紧攥在手里，感觉离返城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1976 年，20 岁的巍子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一位在宁夏话剧团工作的同学，趁着休假来乡下探望他。同学看着眼前 1 米 83 的巍子，身姿挺拔得像白杨树，说话时声音洪亮又有穿透力，忍不住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这条件，去当演员肯定行。” 当时的巍子，对 “演员” 的认知还停留在 “唱样板戏” 的层面，但一想到 “当演员能返城，能摆脱种地的苦日子”，心里就立刻动了心。他赶紧跟同学借了《演员的自我修养》，那本书的封面已经有些磨损，书页边缘也卷了边。每天晚上，他都坐在煤油灯旁翻看，昏黄的灯光照亮书页上的文字，虽然很多专业理论他都看不懂，却还是逐字逐句地抄在笔记本上，字迹虽然潦草，却写得格外认真。

不久后，宁夏话剧团公开招演员，巍子揣着抄满笔记的本子，忐忑地去了面试现场。面试的房间不大，墙上挂着几张话剧海报，考官们坐在长桌后，眼神里满是审视。轮到巍子时，考官让他表演 “看到亲人去世的悲痛”。听到题目，巍子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小时候爷爷离世的场景 —— 那天，爷爷躺在病床上，呼吸微弱，他握着爷爷的手，能清晰地感受到爷爷的体温一点点变冷。想到这里，他的眼眶瞬间就红了，没有夸张的哭喊，也没有激烈的动作，只是慢慢蹲在地上，双手轻轻捂着脸，肩膀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那种压抑到极致的悲伤，像一层薄雾，笼罩了整个房间。在场的考官们都沉默了，有人悄悄递了张纸巾，最后主考官轻轻点了点头说：“小伙子，很走心，明天来报到吧。” 就这样，巍子顺利被录取，成了宁夏话剧团的一名学员。

初入话剧团的巍子，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拼命吸收着与表演相关的知识。每天早上五点，天还没亮，他就起床去排练厅练声，“啊”“咿” 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他一边练，一边对着墙上的镜子纠正自己的口型；白天跟着老演员学习台词和动作，每一个语气的起伏、每一个手势的幅度，他都反复琢磨；晚上，其他学员都下班回家了，他却留在排练厅里，对着空荡的舞台琢磨角色，直到管理员来锁门，催了又催，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有一次，话剧团排练经典剧目《雷雨》，巍子被安排饰演周萍。这个角色的懦弱与内心的挣扎，让刚接触复杂角色的巍子犯了难 —— 他总是找不到角色的 “魂”，表演时要么过于生硬，要么显得刻意。为了找到周萍的状态，他把《雷雨》的剧本翻来覆去读了十几遍，在书页边缘写满了批注；晚上在宿舍里，他对着墙壁练习 “周萍与繁漪对话时的眼神躲闪”，一会儿皱眉，一会儿低头，反复调整眼神的角度和面部的表情，直到自己觉得 “像周萍了” 才停下。排练时，当他带着琢磨好的状态与饰演繁漪的演员对戏，眼神里的躲闪、说话时的犹豫，把周萍内心的矛盾与懦弱表现得淋漓尽致。导演看完，忍不住拍了拍他的肩膀：“巍子，这次对了，就是这种感觉。” 凭借着这份拼劲，巍子很快在话剧团崭露头角，成了年轻演员中的佼佼者。

二、话剧舞台上的爱恋：夏立言与巍子的相遇、相守与别离

在宁夏话剧团的排练厅里，巍子遇到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另一个人 —— 女演员夏立言。夏立言比巍子小两岁，出身于话剧世家，母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话剧演员。她从小在剧场里长大，舞台的灯光、演员的台词，早已融入她的生活，这也让她对表演有着天生的敏感度和独特的理解。当时，话剧团正在排演《骆驼祥子》，夏立言饰演泼辣强势的虎妞，巍子则饰演憨厚老实的祥子，两人在剧中有大量的对手戏，这段合作，成了他们情感的起点。

第一次合排 “虎妞逼婚” 的片段时，夏立言穿着蓝色的土布褂子，袖口卷起，露出纤细却有力的手腕，完全进入了虎妞的角色状态。按照剧本要求，她需要在情绪激动时推巍子一把。排练到高潮处，夏立言抬手推向巍子的胸口，力度比预想中要大，巍子没站稳，往后退了两步，后背重重撞到了身后的道具桌。“哗啦” 一声，桌上的搪瓷茶杯掉在地上，摔成了碎片，茶水溅到两人的裤脚上，留下深色的印记。巍子皱着眉，心里有点生气，觉得夏立言 “小题大做”，不就是排练吗，何必这么较真。他刚想开口说什么，夏立言却先皱起了眉，语气里带着专业的严谨：“祥子这里的反应不对，你应该更犹豫，更不知所措，而不是直接后退。你想想，祥子本来就怕虎妞，被推的时候，他会先愣一下，然后才会下意识后退，这样才符合他的性格。”

巍子当时没说话，只是闷着头走到一边，心里却在反复琢磨夏立言的话。他回想自己刚才的表演，确实把 “祥子的懦弱” 演得太表面，只有动作，没有情绪。第二天排练前，巍子主动找到夏立言，挠了挠头说：“昨天你说得对，我再试试，你帮我看看。” 这次排练，当夏立言再次推他时，巍子先是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然后慢慢低下头，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微微发白，肩膀也轻轻垮了下来，把祥子的委屈、无奈与胆怯，通过细微的肢体动作完美地展现出来。夏立言看着他的表演，嘴角慢慢上扬，露出了认可的笑容，眼神里带着暖意：“这样才对，表演要走心，要让自己真的变成角色。”

一来二去，两人在排练中越来越默契，私下里也常常一起讨论剧本。夏立言渐渐发现，巍子虽然脾气火爆，但心思其实很细腻 —— 他记得她不吃香菜，每次一起去食堂吃饭，都会提前跟打饭的师傅说 “不要放香菜”；她来例假时肚子不舒服，巍子会默默去小卖部买一包红糖，悄悄放在她的排练道具旁。而巍子则格外欣赏夏立言的专业与温柔 —— 每次他因为角色焦虑，对着剧本发呆时，夏立言都会坐在他身边，陪着他一起分析角色的心理，从人物的成长背景到情绪的变化，一点点帮他梳理，直到他想通为止。

1985 年，在话剧团同事的祝福下，巍子和夏立言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就在单位的食堂里举行 —— 几张圆桌铺着白色的塑料布，桌上摆着红烧肉、炒青菜、凉拌木耳等家常菜，没有华丽的装饰，却满是烟火气。夏立言穿着一件红色的连衣裙，裙摆到膝盖，领口缀着一颗小小的白色纽扣，显得格外温婉；巍子穿着一件新买的中山装，深蓝色的面料挺括有型，他站在夏立言身边，双手紧张地攥着衣角，脸上却满是藏不住的幸福。同事们围着他们起哄，有人喊 “新郎新娘喝交杯酒”，有人笑着说 “早生贵子”，食堂里满是欢声笑语，那一天的阳光，似乎都比平时更温暖。

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儿子王紫逸出生了。初为人父的巍子，激动得好几天没睡好 —— 每天排练结束后，他都会一路小跑冲回家，连鞋都来不及换，就冲到婴儿床前，小心翼翼地抱起儿子。他的动作有些笨拙，生怕不小心弄疼儿子，只能轻轻托着儿子的屁股，眼神温柔地盯着儿子的小脸，嘴里还会絮絮叨叨地跟儿子说话：“紫逸，爸爸回来了，想爸爸没？” 晚上，儿子哭闹着要换尿布，巍子会主动起床，拿着尿布在灯下摸索，有时候把尿布穿反了，儿子哭得更厉害，他就急得满头大汗，赶紧叫醒夏立言帮忙，看着夏立言熟练地换好尿布，他还会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笑着说 “下次我一定学会”。

那段时间，巍子在话剧团的事业也蒸蒸日上。他主演的话剧《桑树坪纪事》在全国巡演，场场爆满 —— 舞台上，他饰演的 “疯子”，从最初的隐忍到后来的爆发，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充满张力，让台下的观众跟着他的情绪起伏。1989 年，这部话剧让他同时斩获了 “梅花奖” 和首届金狮文华奖 —— 这两项奖项，是中国话剧界的最高荣誉。领奖那天，巍子穿着笔挺的西装，双手接过红色的获奖证书，指尖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他看着台下的夏立言和儿子，眼眶忍不住泛红。不久后，他参演的话剧《虎符》又让他拿到了首届全国话剧优秀演员奖。凭借这些亮眼的成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还给出了 “破格提升为国家一级演员” 的资格 —— 当时的巍子，成了全国最年轻的国家一级演员。

接到调令时，巍子既兴奋又犹豫。兴奋的是，北京人艺是无数话剧人向往的舞台，去北京意味着能接触到更专业的团队，登上更大的舞台；犹豫的是，去北京就意味着要与妻儿分居两地，他看着怀里熟睡的儿子，又看了看身边的夏立言，心里满是纠结。夏立言看出了他的心思，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语气温柔却坚定：“你去吧，这是难得的机会，别错过了。家里有我，我会照顾好儿子和爸妈，你放心。” 就这样，巍子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火车开动时，他趴在车窗边，看着站台上挥手的夏立言和被抱在怀里的儿子，心里满是不舍，直到火车转过弯，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他才慢慢坐下，拿出儿子的照片，反复摩挲着。

最初的日子里，两人每天都会通电话。巍子会在电话里跟夏立言讲北京的趣事 —— 比如人艺的排练厅有多宽敞，跟老艺术家合作有多学到东西；夏立言则会跟他分享儿子的成长点滴 ——“紫逸今天会叫爸爸了，虽然发音还不清楚”“他能自己扶着墙走路了，走得摇摇晃晃的，特别可爱”。电话两端的声音，成了彼此最温暖的慰藉。

但随着巍子的事业越来越忙，两人的电话次数渐渐减少。他每天要排练、开会、参加活动，常常忙到深夜。有时候夏立言想跟他多说几句话，电话那头却传来 “我在排练，晚点给你回” 的声音，然后就是匆匆挂断；有时候她打过去，听筒里只有冰冷的忙音。有一次，儿子半夜发高烧，体温升到了 39 度多，小脸烧得通红，呼吸急促。夏立言抱着儿子，匆匆往医院赶，冬天的夜晚格外冷，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她把儿子裹得严严实实，一路小跑。到了医院，走廊里挤满了人，她抱着儿子排队挂号，看着前面长长的队伍，又摸了摸儿子滚烫的额头，心里又急又慌。旁边有个孩子在哭，孩子的爸爸一边哄，一边给孩子递水，那画面让夏立言鼻子一酸，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她赶紧用手背擦掉，怕儿子看到。她拿出手机给巍子打电话，一次、两次、三次…… 都没人接。直到凌晨，她才终于给儿子看完病，抱着输完液的儿子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巍子的短信：“抱歉，刚结束排练，儿子怎么样了？” 夏立言看着短信，手指在屏幕上停留了很久，却没回复，只是轻轻拍着儿子的后背，看着儿子熟睡的脸庞，心里满是说不出的委屈与疲惫。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年。当巍子终于在北京站稳脚跟，租好了宽敞的房子，准备把妻儿接到北京一起生活时，却发现两人之间的距离，早已不止 “地理上的分隔”。夏立言来北京探班时，跟着巍子去参加剧组的聚会，看着他身边围绕着许多年轻演员，他们聊的 “影视投资”“剧本改编”“市场反响”，她根本听不懂，只能坐在旁边默默喝水；巍子跟她讲北京人艺话剧舞台的新形式、新理念，她也只能安静地听着，插不上一句话。两人一起吃饭时，常常陷入尴尬的沉默 —— 曾经无话不谈的默契，曾经围绕剧本的话题，都在日复一日的分离中，慢慢消失殆尽。

1994 年，巍子和夏立言在宁夏银川的民政局，平静地办理了离婚手续。那天的民政局，墙壁是灰色的，窗口的玻璃上蒙着一层薄尘，空气里带着淡淡的压抑。办理手续时，巍子主动提出 “净身出户”—— 他把宁夏的房子、家里的存款，都留给了夏立言和儿子，自己只带走了几件换洗衣物和话剧团的获奖证书。他看着夏立言，眼神里满是愧疚，语气低沉沙哑：“我对不起你们娘俩，这些年，辛苦你了。以后我会尽最大努力照顾儿子，每个月都会寄生活费回来。” 夏立言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离婚证，又接过巍子递过来的房门钥匙。钥匙上还带着巍子手心的余温，她攥在手里，指尖微微泛白。走出民政局的大门，巍子转身对她说 “多保重”，然后便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夏立言站在原地，看着他渐渐消失在街道尽头的背影，风轻轻吹起她的头发，她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望着那个方向，很久很久。她知道，这段始于话剧舞台的爱情，终于在现实的距离与时间的冲刷里，画上了句号。而她接下来的路，要带着儿子王紫逸，重新开始。

来源：抚资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