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OpenAI红色警报后的关键人物，30岁产品经理正成为ChatGPT的影子CEO

根据The Information的报道，当 Sam Altman 在内部敲下 “code red” 邮件时，OpenAI 全员都明白：ChatGPT 必须在最短时间内迎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跃迁。而要完成这场压力测试般的升级，能否冲出瓶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名字——Nick Turley，这位此前鲜为人知，却掌握着 ChatGPT 命门的 30 岁产品负责人。

Turley 三年前加入 OpenAI，之前在 Dropbox 和 Instacart 做产品。相比那些在技术概念、路线争论中占据话语权的明星研究员，他显得甚至有点安静。但正是这样一个低调的人，在短短几年内成为 OpenAI 内部最具影响力的产品领导者之一。他主导 ChatGPT 的产品形态、体验方向，也推动了大量落地性极强的功能迭代。从公司内部的评价来看：没有 Turley，ChatGPT 很可能不会在 2022 年那个节点上线。

OpenAI Labs 负责人 Joanne Jang 甚至说：“ChatGPT 当初能上线，Nick 是关键因素。”

但在另一面，OpenAI 研究团队中的不少人对他并不买账，认为他与模型训练、对齐研究等核心议题距离甚远，更像是靠长 memo 行事的人。某种意义上，这也折射了 OpenAI 内部长期存在的一条裂谷：研究派与产品派之间的张力。

可无论争议如何扩大，在 OpenAI 内部的现实是：Turley 已经是不可替代的节点人物。

他正在推动的方向，包括三个关键关键词：更强的个性化、更深的应用连接、更强的搜索能力。而在更长远的战略中，Turley 想把 ChatGPT 从一个聊天机器人，塑造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超级助理”——它不是回答，而是行动；不是工具，而是操作系统。

他在一次访谈中说：“未来人类第一次真正体验 AGI，多半不是通过研究论文，而是通过 ChatGPT。重要的不是触达更多人，而是让每个人获得超能力。”

这一句，也几乎成了他推动产品团队前进的信条。

最近几个月，OpenAI 也在不断引入重量级高管，这些人选也折射出公司试图走出“只做聊天机器人”的雄心。比如，前亚马逊零售业务掌门人的幕僚长 Torben Severson，已加入 OpenAI 负责全球业务拓展。

Turley 的另一个关注重点，是帮 OpenAI 打开广告这条新的收入通路。公司正在尝试将 ChatGPT 打造成一台能够与谷歌匹敌的“广告机器”。内部讨论的一种模式是：当 ChatGPT 基于对用户的深入理解推荐商品时，OpenAI 可以从产生的交易中抽取分成。

在那封“红色警报”备忘录中，Altman 表示公司会暂缓广告相关计划，把资源优先投入到核心产品上，但员工表示，广告产品线的工作其实仍在推进。

也许 Turley 最大的能力，在于他似乎找到了在高度动荡环境中生存甚至向上生长的方法。而这样的环境，已经吞噬过不少 OpenAI 的高级管理者。公司联合创始人 Altman 与总裁 Greg Brockman 长期以来都极力支持 OpenAI 的研究派，提出“打造AGI”这样的宏大目标——一种在智力能力上可与人类比肩甚至超越人类的 AI。

但与此同时，公司在打造一个能够持续高效推出并改进产品的组织上却屡屡受挫。某些时候，同类项目在不同团队内部被重复启动，资源被分散消耗。

这种张力在很多科技公司内部都存在：一边是负责发明未来技术的研究团队；另一边是被要求把研究转化为可商业落地产品的产品团队，而后者往往需要反复追着研究人员要成果。更复杂的是，Altman 本人似乎也不太擅长对新产品说不。从硬件设备到类人机器人，OpenAI 不断尝试新的产品类别，这加剧了公司资源和注意力的分散。

据多位与 Turley 共事过的人描述，他在这种多方拉扯之中，往往能找到一条可执行的路径。

Felicis Ventures 的合伙人、曾任 OpenAI 消费者产品副总裁的 Peter Deng 评价说：“Nick Turley 是 OpenAI 最被低估的秘密武器。他是硅谷下一位顶级产品负责人。”

从德国到湾区，从 Dropbox 到 OpenAI

Turley 在德国长大，后来赴美就读布朗大学，主修计算机科学与哲学。2017 年，他搬到旧金山湾区，在 Dropbox 做产品。2020 年 3 月新冠疫情暴发之初，他加入了 Instacart——正是那一轮“封城红利”最猛烈的时候，这段经历让他在高压增长环境下锤炼出极快的工作节奏。他在与新闻通讯作者 Lenny Rachitsky 的播客对话中曾回顾这一段经历。

2022 年加入 OpenAI 时，这家公司还没因为 ChatGPT 而声名大噪。他最初的工作，是负责面向开发者销售 OpenAI 的模型接口。但 Turley 几乎愿意做任何能帮得上忙的事，哪怕是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

比如，他后来向朋友 George O’Brien（Coco Robotics 产品副总裁）讲起过一件细节。OpenAI 工程师抱怨办公室的百叶窗有问题，导致屏幕上总有刺眼的反光。Turley 就真的去找保洁和物业，把这件小事处理干净。

他刚加入的前六个月几乎都在狂啃论文，用来补齐对 OpenAI 技术侧的理解。在那时，OpenAI 的大型语言模型主要是被开发者调用，要从开发者那里获得足够多、足够细的反馈，远远不如直接面对消费者那么高效。

在这种背景下，OpenAI 高层组织了一次内部黑客松，用 LLM 做了各种粗糙原型。2022 年感恩节前后，他们决定把其中一个原型推向公众——这就是后来成为现象级应用的 ChatGPT。当时的预期其实很保守：只是想上线一段时间，看看用户如何使用 GPT-3.5，然后再关掉。

结果完全出乎意料。Turley 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司法部针对谷歌反垄断案的证词中回忆：“本来只是觉得这是个 Demo，结果一下就火到停不下来。”

随着 ChatGPT 爆红，Turley 在 OpenAI 内部的“上升通道”被迅速打开，一部分原因是产品团队本身就存在较大的人事流动。起初，他向当时的产品负责人 Fraser Kelton 汇报工作；Kelton 在 2023 年离职，加入风投机构 Spark Capital。

随着 ChatGPT 的体量和影响力持续膨胀，Turley 的权限也随之扩大，包括对招聘和团队构成的更高决策权。同事回忆，他尤其擅长在产品出现问题时下潜到一线解决问题。

OpenAI 前首席研究官 Bob McGrew 曾与他一同参与 ChatGPT 项目，他说：“他真的会钻进那些细节里，搞清楚为什么行、为什么不行。他想知道的是‘正确答案’，而不是最方便的答案。”

随着 OpenAI 引入越来越多来自大厂背景的新员工——这些人习惯了“产品节奏以季度乃至半年计”的开发周期——Turley 则试图阻止 OpenAI 的节奏被“拖慢”。他经常问团队成员：“这是你们能做到的‘最快版本（maximally accelerated）’吗？”用这种方式不断逼问，推动团队拆除一个又一个阻碍上线的障碍。

据 Peter Deng 回忆，在 SearchGPT（OpenAI 内部搜索产品）筹备期间，Turley 也是用类似方式推进项目。关于搜索的产品形态，包括要不要做成独立应用这种根本性问题，OpenAI 内部意见非常分裂。Turley 通过每天的站会，把各种冲突压扁在时间和节奏之中，避免项目被拉扯到停滞。

在他的设想中，这种超助手要远远超出聊天机器人的范畴。搜索只是起点，真正的目标是帮用户完成动作。

Deng 形容当时的局面：“设计师想把界面做得极简，研究员对做具体产品没有太大动力，一些很有个性的工程师又有自己很强的主张。”最终，搜索功能作为 ChatGPT 的一部分上线，而不是变成一个全新的独立产品。

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Turley 所在团队保持了非常高的“出新频率”。OpenAI 上线了浏览器 Atlas，开放了 ChatGPT 连接 DoorDash 等应用以及 Slack 等办公工具的能力，他也深度参与了旗舰模型 GPT-5 的发布过程。

「Super Assistant」，把 ChatGPT 做成操作系统

与近 20 位 Turley 的现任与前同事的访谈呈现出一个颇为复杂的形象。在一些人眼中，他友好、决断；在另一些人口中，他则直接到有点生硬，甚至带着一点冷酷。他不怕在公开场合质疑甚至否掉同事的想法，这会让部分同事感到不适。

他的工作节奏极其紧绷。去年，有同事注意到他周末也常常泡在办公室，却突然翘班了几次，后来才知道那段时间他在筹备向多年的女友求婚。

他习惯通过文字来传达自己的思考和方向，比如每周在 Slack 上发布“Top of Mind”帖，或者撰写长篇策略备忘录。在一份作为谷歌反垄断案证据公开的备忘录中，他描绘了一个未来版本的 ChatGPT：它就像一个超级助”，其搜索能力与传统搜索引擎完全不同。用户只需要说“我想买一双这样的鞋”，它就可以帮你搜索、推荐替代选择，甚至直接帮你完成购买。

在 Turley 的设想里，ChatGPT 的终局更像一个操作系统。用户将通过各种 App 和 Agent 访问 AI：订机票、点外卖，也可以完成写代码等工作场景下的任务。

不过，一些 AI 研究人员依然批评他不够技术、对具体的 ChatGPT 技术问题参与不够深入。比如，在为 2024 年美国大选做内容安全策略时，一位与他共事的人认为他相对置身事外，没有真正下场帮助团队在复杂、敏感的选举问答策略上做艰难决策。

Jang 则为他辩护：“如果他没有技术能力，他不可能坐在现在的位子上。”Deng 也提到，Turley 会亲自写测试脚本来衡量产品的真实表现。

还有一位研究员提到，在与苹果就 ChatGPT 深度集成进入 iOS、macOS 等系统的合作中，Turley 在具体对接苹果诉求方面也显得不够投入。不过另一位研究人员则强调，他在制定苹果合作的策略层面是高度参与的。

尽管这些争议存在，Turley 在 OpenAI 内部的地位仍一路上升。随着 Kelton、Deng、前 CTO Mira Murati 等人离职，或者像 Peter Welinder、Kevin Weil 这样从产品负责人转向公司其他岗位，Altman 对 Turley 的信任反而愈发加深。如今，Turley 直接向负责 OpenAI 应用业务的 Fidji Simo（前 Instacart CEO）汇报。

有员工这样形容他现在的处境：“他是最后一个留在牌桌上的人。”

「Code Red」，在竞争对手咬住后腿时保住领先

Turley 面前最大的挑战，是在竞争对手紧追不舍的情况下，保持 ChatGPT 的领先地位。

近几个月，OpenAI 高层对谷歌 Gemini 3 在任务自动化、代码生成、图像生成等方面的进展愈发警觉。Altman 在 10 月曾对同事表示，谷歌最近的进步“可能会在短期内给我们带来一些经济压力”。本周一，他正式发布“红色警报”备忘录，表示将重新分配资源，优先改进 ChatGPT，并推迟部分其他项目。

对 Turley 来说，一个难题是：在追求增长的同时，如何不把安全阀门打开得过大，以至于用户与 ChatGPT 形成“不健康的关系”。OpenAI 引入安全机制的初衷之一，是防止用户在精神上过度依赖 ChatGPT，有人把这种风险称为“AI 精神错乱”。如果把 ChatGPT 的“人格”调得过于温暖、贴近，人们可能会忘记它只是一个程序；但如果调得过冷、过机械，用户又会流失到别的产品。

某些安全措施已经开始对增长造成影响。上月，OpenAI CFO Sarah Friar 在投资人电话会上提到，自从公司在 8 月起限制 ChatGPT 和 18 岁以下用户调情、以及拒绝与用户讨论自杀相关话题后，用户活跃度出现了放缓。公司正在推出年龄验证系统，让通过验证的成年用户可以讨论包括情色在内的敏感话题。

从 Turley 自己的说法看，OpenAI 非常重视用户增长以及用户是否会再次回访，但并不在意“用户在 ChatGPT 上花多少时间”。他在采访中说：“我们希望 ChatGPT 帮你实现目标，不管是健身、创业，还是学习新知识。”

不过，一些曾与他共事的安全团队成员对这种说法持保留态度。有三位前同事认为，在增长压力与安全考量发生冲突时，Turley 有时更偏向于优先考虑参与度和增长指标。

也有人持相反看法。一位现任员工表示，在过去一年里，Turley 也在内部支持加强安全措施，比如对心理、情绪脆弱用户屏蔽部分内容，即便这会拖慢周活用户的增长。他的直接下属、ChatGPT 产品负责人 Adam Fry 评价说：“Nick 很聚焦一件事——用户是否在安全地使用 AI，它是否真的帮到了他们达成目标。”

在未来五年的增长规划中，OpenAI 的一大关键是提升 ChatGPT 的周活用户数量，并把更多人转化为付费订阅者，包括把更多企业用户转化为付费组织。今年夏天，OpenAI 预计五年后 ChatGPT 的周活用户将达 26 亿，其中约 8.5%（约 2.2 亿人）会为一项目前定价为每月 20 美元的付费方案买单。

要实现这一目标，单靠聊天显然不够。Turley 认为，ChatGPT 目前的形态更像是 MS-DOS——80 年代那套简陋的、只有命令行界面的操作系统。

他在 8 月的一档播客里用了一句很有画面感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把 Windows 造出来。等我们造出来那一天，你会一眼看出来的。”

参考文献：

[1] https://www.theinformation.com/articles/chatgpt-product-chief-responding-code-red?rc=jn0p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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