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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05 0
本文与今日头条头条精选项目联合呈现,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对很多人来说,“人道主义危机”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当人们在新闻里听到这个词,可能只是想到,世界上有个地方又发生了一些不平静的事情。但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对身处其中的人而言意味着什么?人道主义危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危机?
10月10日,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正常的生活秩序并没有来到。此后几天,以色列数次开火,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理由包括他们涉嫌越过以色列军队控制区的“黄线”(但大多平民并不清楚“黄线”在哪)。期间,以色列与哈马斯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10月28日晚至次日中午,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新一轮空袭,造成至少10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包括46名儿童和20名妇女),此次袭击原因是1名以色列士兵遇袭身亡。
身处加沙的人们陷入了一种循环,绝望、未知、警觉,不再相信战争会真正结束。过去两年,漫长战争下的日常是什么样的?如何熬过每一个枪声、爆炸声和飞机嗡鸣声的夜晚?一个身处加沙的人,如何看待善恶?他是否想过,这个世界也许并不真的关心他们的命运?
9月初,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阿什拉夫,那是他来中国互联网的第五个月。
阿什拉夫37岁,来自加沙,是一名护士。他不时发布自己比着剪刀手的微笑自拍,但难掩疲态。注册中国社交账号的原因很简单,他需要帮助——几乎没有收入,物价高得离奇,援助物资也很难进入。他在Instagram等几个社交媒体求助过,没有得到什么回应。于是4月底,他来到了这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关心远方的遭遇。第一周,有人放下一张网图就走了,上面写着:人生建议,不要为距离2小时和8公里以外的事担忧。好在,这几个月里,他也收到了许多鼓励,还有每个月约两百美金的帮助。
被命令撤离、数次搬家,寻找食物、排队取水、捡木柴,忍受轰炸声、习惯死亡,是阿什拉夫过去两年的日常。人们总是这样安慰:战争会结束的,再坚持一下。可是,就像阿什拉夫一条帖子说的:谈论耐心是多么轻松,而我们要忍受它却是多么艰难。
过去两年,至少6.8万巴勒斯坦人因战争在加沙死去(其中有2万多名儿童),17万人受伤。刚刚过去的10月28日,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在联合国大会上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在加沙实施了四项种族灭绝行为,且以色列领导人曾“煽动实施种族灭绝”。
过去一个多月,我和阿什拉夫断断续续地在线上聊天,在不稳定的网络里隔着时差完成这个访谈。期间,轰炸在继续。9月底的一天,他醒得很早,在凌晨4点多回复了我的消息。他是被邻居家哭喊声惊醒的。“她刚刚得知她的家人被杀害了......现在她又开始哭了。”
阿什拉夫知道,这个世界有时并不真的关心他们。但他没有太多精力想这些,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太忙了,每天去医院上班、照顾伤患,下班为家人找食物、水和柴火,没有变化。他说自己就像机器人一样。
阿什拉夫每天五点就会醒来。他已经习惯早起,也一直相信,想要取得成功就得严格要求自己。这种自律或许是随了当老师的父亲,也可能是天生的。2008年他获得护理文凭后开始工作,2022年还取得护理学本科学位。
起床后,他洗漱、做晨祷,然后准备一杯咖啡或茶(如果家里有的话)。早餐在早上六点,通常是妻子做的面饼,一公斤面粉能做十个。他们有三个孩子,最大的15岁,最小的8岁。每人分半个或一个,面饼里夹一勺芝麻酱,要是没有,就用百里香粉,偶尔还能买到植物奶酪。有时候干脆什么都不加,只吃饼。
吃完,他步行三公里去医院上班,途中穿过可能随时被轰炸的地段。危险就在身边,有那么两三回,他正在下班路上,附近房子突然遭遇空袭,有次距离他只有约150米。
下班以后,阿什拉夫就得去给家人找吃的,掂量手头的钱还能买多少。帐篷间有一些小贩,大概五百米外还有一个市场。他曾用约177人民币买到五个番茄、两个茄子、两个土豆,还有每公斤约110人民币的芝麻酱。面粉甚至涨到过每公斤约160人民币,他实在是没钱买,那些定价完全“不顾任何道德和人性”。
烤面饼当早餐
阿什拉夫去过几个援助机构的物资分发点。在现场,人们争先恐后,一片混乱。当然也有和他一样乖乖排队的人,只是没多久,又变回乱糟糟的场面。他通常要等待一到两小时,才轮到他领取一袋面粉和一个食品箱:几瓶罐头食物、食用油、鹰嘴豆和大米,大概是一个家庭一周的食材。但不是每周都有,他有时三四个月才拿到一回。
可后来,这些分发点都没有了。今年5月底,以色列在切断援助通道两个多月后,变更了加沙的整个援助网络——和美国共同支持“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GHF),设立4个新的分发点,取代联合国主导的近400个分发点,理由是联合国援助物资被哈马斯挪用(该指控被联合国机构驳斥)。这个做法备受批评,多家人道主义组织也拒绝与GHF合作。
阿什拉夫没去过那儿,虽然很近,只有两三公里。但他不信任,说是“死亡陷阱”。在GHF运营的第一个月里,至少410名巴勒斯坦人在领物资时遭到以色列军方“炮击或枪击”。
阿什拉夫只能去所谓的“自行分发”点,在拉法(Rafah)附近的一个军队哨点,离他四五公里。今年夏天,联合国的两个组织被允许恢复向加沙运入有限物资,但卡车得停在靠近以色列军队的指定地点,让民众当场领取,而不是运往仓库后再分配。“自行分发”的后果,是人们被迫哄抢物资。
一次他到的时候,面粉早就被抢光了。阿什拉夫知道,有的人抢到后会转卖,以至于一公斤面粉被卖到过约700人民币。他觉得这太不公平了,像老人、女人、寡妇和他这样需要工作的人,因为没法到现场,而被迫和“这些小偷”购买。还有一次,他在那等待,但最终一辆援助车都没有来。
煮咖啡
物价正常时,阿什拉夫一家五口每月生活费是1500谢克尔左右(约3270人民币)。但战时,他至少要花350人民币,才能给家人勉强凑两顿饭,而且还吃不饱。
要问过去两年中最困难的时候,阿什拉夫觉得是2024年底到今年9月。他不擅长向人求助,觉得那样像乞讨。战争刚开始时,他就需要帮助,只是一直没有开口。直到他实在是挤不出钱来给家人买食物,他才下定决心。今年2月,他开始在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发内容,但浏览量不高。4月底,他下载了别人推荐的中国社交媒体,注册、发帖。那正是以色列全面封锁物资进入加沙的时期。
阿什拉夫的家原本在加沙的南部城市拉法。
他在那生活了三十年,石头砌的墙,铁皮和石棉瓦盖的屋顶。房子只有一层,被分成三套,七个房间,住着十五口人——他和妻子、三个孩子,父母、妹妹和四个弟弟,其中一个弟弟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如果要说他怀念战前的什么,那就是隐私。住在帐篷里,和露宿街头没有两样。帐篷挡不住热气和寒风,也隔不了声音。晚上睡觉时,能听到外头有人走动,还有老鼠、猫和狗的动静。浴室十五口人共用,也是他们临时搭建的,支起四根柱子,四周围上麻袋布,风可以轻易地随时吹进来。除了几户亲戚,他不太认识附近其他帐篷里的人,因为大多时候在医院值班。
过去两年,阿什拉夫搬过六次家,都是因为以色列军队的撤离令。接到撤离令的方式,有时是紧急短信或电话,有时是军方空投的纸质传单,上面用阿拉伯语写着“这里是危险战区,请前往XX等人道主义区”,比如汗尤尼斯(Khan Yunis)的马瓦西和中部地区。但阿什拉夫知道,“人道主义区”也会遭到袭击。2024年5月26日,拉法西部的特尔苏丹帐篷区遭到空袭,引发大火,至少45人死亡,这里正是以色列传单上的“人道主义区”。
拉法曾是许多被迫流浪者的暂居地。2023年10月,加沙北部100万人被命令在24小时内撤离,许多人来到这里避难。几个月后,2024年5月,以色列军队又命令拉法居民撤离,迫使逾140万人逃难。
阿什拉夫第一次搬家,就是在2024年5月离开拉法。孩子们带走了玩具、书包和笔记。他们花了约2000块人民币雇了一辆小卡车。大家都在后厢,和行李堆坐在一起,他们收拾了所有能带走的东西,包括厨具。
第一站,他们去了汗尤尼斯南部的一个村庄投奔亲戚,离法拉约八公里。
阿什拉夫花了以前一个月的生活费(约3270人民币)买了一顶帐篷。这是从那些领到了帐篷、但不需要的人那里买来的,长6米宽4米。每次撤离时他都带着,现在已经很破旧了。当时他父亲和弟弟们没买帐篷,只用塑料布和木头搭起各自的临时住处,后来才买。阿什拉夫很无奈,原本所有人都应该被分到帐篷,即使是还有房子的人,但总是“存在腐败”。
2025年2月停火期间,他们回到拉法,才发现家没了,被夷为废墟。房子是哪天被炸毁的,无从得知。
在坍塌的废墟中,阿什拉夫找到了以前的文件、读书时的笔记本、杯子和笔,还有一些玩具和破烂的衣服。废墟没办法完全清理完,只能推到一旁,然后就紧挨着它们,再次搭起帐篷。
很快,大概一个月后,他们又被迫转移。当以色列军队下令全城撤离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准备时间。阿什拉夫还在医院工作,家人们没收拾完,就在枪击中逃走了。他的一些衣服、毯子和床垫被留在原地。让人遗憾的,还有那些他在废墟里找回的东西,都没能带走。
那像是一场在围墙里的追捕游戏:加沙与外界的通道被封锁,而内部的轰炸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人们只是从一个被明确告知危险的地方,迁移到下一个祸福难料之地,不断循环。至于什么时候该撤离,这在接到撤离令之前,都是未知的。截止2025年7月,以色列已控制了加沙地带75%的面积。
阿什拉夫一家五口有时也借住在加沙中部的岳父家,离他工作的医院要坐两小时公车。岳父家暂时安全,但也很拥挤,住着五个小家庭,十五人,包括七个孩子。有时他会让妻子和孩子留在那,自己回汗尤尼斯睡帐篷(因为上班更近),再时不时回去看他们。路途颠簸,但和家人在一起,他觉得能忘掉所有疲惫。
今年5月的一天,阿什拉夫坐在几块破布和麻袋搭成的帐篷里。确切地说,是坐在一条铺在沙地上的花色毯子上。抬头是木棍、透明塑料袋和枝叶垒成的棚顶,耳边是侦察机扰人的嗡鸣。
他觉得自己那时或许是绝望了,才会写下那段话:“我们曾经生活在一堵墙后,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苦难。生活虽然艰难,但也有它的美好。如今我们住在几块布后,全世界都看到了我们的苦难,却没有人站在我们身旁。”
阿什拉夫家有过一天只吃一顿的时候,每人靠一块饼充饥。有次,他八岁的小女儿把自己的饼藏起来,想等到晚上睡前再吃。阿什拉夫问为什么。她说,这样她晚上睡觉就不会被饿醒。一个多月前,她在家门口从一辆送水车上摔下来,因为营养不良,脚轻微扭伤。
早在2024年1月初,战争开始三个月后,世界粮食计划署首席经济学家就在媒体访谈中提到一组数据——全球约有70万人处于最严重的饥饿状态,遭遇饥荒或灾难性饥饿,其中五分之四(57.7万人)在加沙。
这场发生在加沙的饥荒,已被联合国指出是一场人为危机,“将饥饿作为战争手段”。
战争开始两天后,加沙的电力、食物、燃料和水源供给就被以色列切断。两周后,援助物资才被允许进入加沙,卡车从10月25日八辆增加到11月28日三百辆。但战前,每天进入加沙的援助卡车数量是五六百。
援助物资必须接受层层审批和严格检查。“军民两用”的物资在禁运清单中:用来淡化海水的机器零件,电池、发电机、太阳能电池板和太阳能灯,担架和加热器等等。还有一些没有理由的拒收,比如一辆载有书籍和文具的卡车被拒四次。物资获得以色列当局多个部门批准后,会由以色列卡车送到过境点接受二次检查。卡车常在以色列一侧滞留数日,物资托盘被卸到加沙一侧后,也要等待多日才被加沙卡车运走。不少食品在这过程中腐烂。
战争开始几个月后,抢劫就在加沙蔓延。帮派横行,援助物资常在运输途中被武装团伙夺走。有援助人员看到过,有人爬上援助卡车、扔下面粉,寻找价值数万美元的香烟,或是用瓦砾堵塞道路,阻碍车辆通行;有的援助人员常常鼻青脸肿归来,甚至脑震荡。卡车司机会被武装团伙殴打或捆绑拘留,也有平民向援助卡车投掷石头,发泄不满。
到了2024年底,几乎没有物资能顺利运到仓库。援助组织和以色列的关系也在恶化,一些组织指责以色列阻碍物资分发,以色列则表示是援助机构能力不足。
援助通道经受着随时被关停的命运。今年3月2日,以色列在停火期间禁止物资进入加沙,之后继续开火,5月19日才允许联合国运入少量物资。同月28日,数百名饥饿的平民闯入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加沙中部的仓库。那是晴朗的一天,人们推搡、呐喊,从仓库里背走每袋25公斤的面粉。仓库大门被围个水泄不通,肩上扛着一两袋面粉的男人往外挤,两手空空的男人向里冲。那天混乱中四人死亡,两人被踩踏致死,两人死于枪伤。
从5月19日到7月14日,联合国提交给以色列审批的2600辆卡车中,只有2200余辆获准入境,最终只有1633辆抵达过境点检查,而进入加沙之后,物资还会被抢走。7月底,一个为联合国机构运送物资的卡车司机在媒体采访中透露,他每次过了过境点,都有长达一公里的人群包围卡车、抢走物资,还有人用刀或小型武器威胁他。
阿什拉夫和孩子在接水
至于加沙的水,大部分都被污染了。战争破坏了基础设施,也没有滤芯和消毒设备。因为缺水,人们会通过摩擦沙子来清洁双手。阿什拉夫领到过救助儿童会等组织提供的水,就在离他们帐篷约七百米的地方。有些时候,他就得花高昂的价格买水,去炼油厂,或是那些有井的人家。20升饮用水约11人民币,1500升生活用水约130人民币——在北京,1500升自来水约7.5元。
这两年,烧水做饭都得点柴,不像战前还能用煤气。阿什拉夫去过加沙干河(Wadi Gaza)捡木柴,当时捡的人还不多,但现在已经没有能捡的了。于是,人们把自家的房门拿出来卖,也有人砍掉自家的树,橄榄树、柑橘树、观赏树,一切能被点燃的植物,都砍掉来卖。9月,一公斤木柴8谢克尔(约17人民币),差不多是阿什拉夫家做一顿早饭需要的量,午饭要再翻一倍。
电网,在战争第一天就被切断了(但战前每天也只有几小时供电)。手机充满电要两三个小时,得先用太阳能电池板把电池充满,再用逆变器。医疗机构也依赖柴油发电机和太阳能电板。至于如何冷冻食物,阿什拉夫没有这个担忧,因为根本不用储存,都是现做现吃。
9月,晚上七点半左右天就黑了。阿什拉夫家没有蜡烛,要么待在黑暗中,要么用手机灯光或是安装电池的LED灯。
没有电的夜晚是什么感受?在加沙,无聊是一种奢侈,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去感受无聊,“黑暗意味着宇宙的寂静,但会被轰炸的恐惧和爆炸的闪光打断”。
阿什拉夫搬柴火
在加沙,人们会因各种非自然的理由死去。
饥饿、医疗资源短缺、恐慌发作,这些死因阿什拉夫都见过。他的一位亲戚因目睹别人被枪杀,内心无法承受,最后心脏骤停。
流浪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为有限的资源而争吵,帐篷位置(离得太近,人们就会想办法把别人推远些)、排队取水、领物资,都会带来矛盾。而有的争执也带来了死亡。一年多前,阿什拉夫的一位年轻同事在排队取水时,和另一名年轻男子打了起来,最后被对方枪击。双方家庭拒绝和解,直到现在,受害者家属仍想给孩子报仇。
援助卡车停留的“自行分发”现场,人们在争抢物资中被军队枪击,被卡车碾过,到手的物资可能被别人抢走,甚至被刺伤或杀害。阿什拉夫有次和儿子一起去,现场数千人,很多人已经饿了几天,后来远处驻扎的以色列军队突然向人们发射子弹。那天他们没能找到吃的,但幸好活了下来。
但阿什拉夫清楚,大多数死亡是轰炸造成的。
被炸毁的建筑内部
2023年底他们还在拉法家里时,小女儿在一次猛烈轰炸中躲进他怀里,过了一会儿她问:“爸爸,如果我长大了,战争还在,我还能躲在你怀里吗?”战争当然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阿什拉夫说,尤其是,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生活。
2024年6月19日早晨,阿什拉夫的弟弟被邻居发现倒在拉法的街上,当时已遇害约12个小时。那天,阿什拉夫在下班路上接到家人电话,才得知弟弟遭遇空袭。弟弟和一些邻居一样,只是从汗尤尼斯回到拉法家中去取些生活用品,因为当时军队不在那片区域。
他的弟弟出生于1991年,完成了基础教育,平常在农业、建筑业接活,哪里有活就去哪里。他也想过要去国外生活,但他死了,留下妻子和一对儿女。家人在医院为他举行了葬礼,把他安葬在汗尤尼斯医院旁的墓地。他女儿才一岁零一个月,现在已经会讲“爸爸在天堂”(أبي في الجنة)。
“死亡已经如此普遍,以至于几乎变得‘正常’......说实话,当我们怀念某个人时,我们常常会羡慕他们的离去,因为他们得到了安宁,不必像我们一样继续承受这场悲剧。”阿什拉夫说。
2025年5月13日,阿什拉夫任职的加沙欧洲医院遭遇空袭,至少28人死亡,医院停止运作。那之后,他转到纳赛尔医院上班。
在新生儿重症室,阿什拉夫负责喂养早产儿、给他们洗澡、换尿布,有时候忙到忘记自己,连续几小时不停歇。直到手开始发抖,注意力涣散,他才意识到自己也快成病人了。现在,他仍被背部疼痛和肌肉酸痛折磨。
9月中旬,他所在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共有约四五十个婴儿。大多都是早产儿,因为妈妈们营养不良、恐惧,或流离失所而无法定期检查,或因挑水、长途行走而造成身心负担。
阿什拉夫在新生儿重症室
两个多月前,阿什拉夫又多了一份工作,每周在战地医院的伤员帐篷里值一次24小时的班。于是,他开始两个医院轮转,每周工作59个小时:在战地医院值班24小时后,再回到纳赛尔医院上几天早班。
战地医院是因战时紧急需求而临时搭建的帐篷医院,主要收治有开放性伤口和烧伤的病人。阿什拉夫负责更换敷料、监测输液、插静脉针、监测生命体征。一次,他和一位同事一起照顾84名伤员,检查、换药、治疗,连续十多个小时,没有休息。
24小时轮班的夜晚,他不能睡下,只是在地上铺张床单,休息一会,根据病患需求随时起身。夜里能听到的声音很多:病人监护设备的滴答声、远处的枪声、侦察机和无人机的嗡嗡声、远处的炮击和爆炸声。到清晨六点,他重新起来工作,分发药物、测量生命体征、写护理记录。早上八点半,终于下班回家。如果有公交车,身上也有现金,他会花5谢克尔(约11人民币)搭车回家。但现金很短缺,银行取不出钱,只有兑换所,且手续费高达35%到50%,也就是说,支付1000块,只能换到500到650块现金。
阿什拉夫在车上拍摄的街景
阿什拉夫上下班的路上,空气中弥漫着工业柴油的燃料气味。他目之所及,是被毁的房屋,沙地上连绵的帐篷,取水车前排队取水的人,街头小贩,还有很多从北部开往中部和南部的车辆,上面坐着无家可归的人。帐篷多了,街道也变拥挤了。
上午十点,他到家睡下,两个小时后就继续去排队取水和买食材。第二天,又是新的一个工作日。
“现在没有隐私,没有安宁,没有未来,也没有当下。我们已经没有感觉了。死亡成了习惯,火药味和血腥味已经对我们没有影响了,我们变得像没有灵魂的躯体。”阿什拉夫说。
6月的一天,阿什拉夫在红十字会战地医院的候诊区帐篷上看到了一些字画。上面写着“咖啡就是生命”——而当时,250克咖啡要60美元(约420人民币)。旁边还写着:“地球能容纳你的梦想”。
从2008年开始工作到现在,阿什拉夫没有领到过全额工资,只能拿到50%至60%的薪酬。两年前,他仍然只拿到六成,约1800谢克尔(约3930人民币)。当时他已经工作15年了。
有段时间,他开始寻找海外线上营销工作来改善状况。但因身处加沙,支付方式成了一个问题。大多数线上工作都需要跨境支付平台,像PayPal、Payoneer和Stripe,而这些都没办法绑定巴勒斯坦的银行账户。也有一些办法能规避限制,但要是被发现,账户会被直接关闭,钱也拿不回来。
然后,战争又来了。阿什拉夫没了工资,他妻子是家庭主妇,也没有收入。有时每隔两三个月,他会收到800谢克尔的补贴(约1740人民币)。今年8月份他刚加入的战地医院,能支付他一半工资,时薪约75人民币,每周24小时。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收入。直到最近几个月,外界的人开始帮助他,情况才有所改善。他觉得,无论自己怎么感谢,都永远无法回报那些人。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人和他互动,支持和鼓励他,也有不少人给他捐款。只是渠道有些曲折——先微信转账给一位自愿帮忙的海外华人,再通过PayPal转给他的埃及朋友(巴勒斯坦无法使用PayPal),最终再抵达他手里。
有时他希望自己得创造些价值才行,用劳动换取报酬,于是几次询问:“我在考虑创建一个对人们有益的数字产品,并以象征性价格出售。建议我应该写些什么内容?”“如果您想从我这里购买一本电子书,您希望它是哪个领域的?”目前他还没找到最合适的渠道。
他甚至收到过“邀请”。一个认证过的企业账户留言:“我们是生产无人机厂家,可以生产作战无人机,欢迎合作,一起推广,一起挣钱。”阿什拉夫回道:“哈哈哈哈。我们是一群毫无防御能力的人民。我们希望和平地生活。我们厌倦了战争。”他在想,对方可能只是想推销自己的产品吧。
他知道也有人利用别人的名义募捐,账户里能攒到80万美元。但阿什拉夫没有这样做,他很高兴战争没有夺走他作为“人”的那部分。
阿什拉夫在清晨喝咖啡
阿什拉夫不记得自己对外界愤怒的时刻了。他太忙了,每天循环,醒来、上班、下班、找物资,忙到忘记关心自己。就像,他已经很久没有锻炼健身了。战前,他还有对未来的希望和热爱,有关于自由和旅行的想象,但这两年,他觉得自己变得有些“过于无所谓”了。他意思是,他没那么在意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了。
但阿什拉夫知道,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过去两年,电力、互联网不是他最在乎的东西,他最迫切的是水和面粉。不,现在连食物都不再是他最关心的事了。他最大的困惑,以及脑子里一直盘旋的,是他们该怎么生活——“未来”在哪里,孩子们去哪上学,如何改变他和家人的处境,边境会开放吗,以后要留在加沙还是离开。说实话,思考这些问题让他觉得自己还活着。只是他没有答案。
“在加沙,一部分我们甚至没法彻底死去。
每当炸弹袭击,每当弹片击中我们的坟墓,
每当碎石落在我们头上,
我们就会从暂时的死亡中苏醒一会儿。”
“别吃惊,当你看见
一朵玫瑰在家宅的废墟中
昂首挺立:
这就是我们活下来的方式。”
这两首诗,来自巴勒斯坦的年轻作家莫萨布·阿布·托哈(Mosab Abu Toha)。1992年,他出生于加沙西部的难民营,2023年底离开了加沙。凭借在《纽约客》发表多篇加沙纪实文章,他获得了2025年普利策评论奖。一次媒体访谈中,他这样说道:“一开始我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出生在难民营,因为难民营就是我全部的世界。”
阿什拉夫拍摄的加沙
10月10日,加沙停火。战争看起来结束了。只是,人们的生活没什么实质性变化,阿什拉夫兼职的战地医院还在正常运转。蔬菜确实降价了,每公斤约54人民币,除了番茄很贵(每公斤约86人民币)。肉类价格依旧很高,一公斤鸡肉约324人民币。
阿什拉夫知道,世界有在关心巴勒斯坦,无论是经济援助还是精神支持,包括那些全球性街头抗议。“但以色列有被阻止继续战争吗?有被阻止重新轰炸吗?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强迫以色列做它不想做的事吗?”
他还是相信人性,相信良善。在医院,他见过很多到加沙支援的国际医护人员。他也清楚,许多人站在他和家人这边,帮助他们。“我不知道每个人有多大的能力,但我认为他们已经做了他们能做的了。”
只是,阿什拉夫对他们的现状感到哀伤。他知道,真正的“战争”将会在战争结束后才开始:他们失去了家园(加沙九成以上的房屋在这两年中被损坏或炸毁)、没有足够的物资、没有收入,许多人经历家人离去,有的人身体残疾。
“现在这里大多数人根本不关心生活会把他们带向何方。”阿什拉夫说。
阿什拉夫8岁的小女儿的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参考资料:
作者———李洁琳
编辑——王天挺 顾问——王天挺
视觉——pandanap 插画——陈禹
运营——杏子 版式——日月
创意——Vicson
出品人/监制——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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