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吸金超50亿镑，英国电影一直在被低估

随着疫情后全球电影产业格局的重塑，中英两国在文化产业层面的交流正进入新的阶段。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文学落地改编，到《初步举证》《麦克白》《地球脉动》《汉斯·季默与朋友们：沙漠之钻》等纪录片与舞台影像的引进，英国内容凭借独特的叙事气质与扎实的工业体系，再次引发了中国观众的兴趣。它们的冷静、克制、细腻，却又不失情感的力量，让人看见了另一种讲故事的方式。

过去几年，随着政策放宽与合作机制的升级，中英合拍、IP开发与类型创新都有了新的尝试。中国观众越来越重视作品的质量与文化深度，这也让英国电影在现实题材和社会议题上的经验，成为值得借鉴的样本。当然，跨文化合作永远不只是“把电影拍出来”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场漫长的对话，语言不同、市场逻辑不同，但对情感与人性的共鸣却是相通的。合作的过程往往意味着不断地“翻译”：在故事、语境与文化期待之间寻找平衡。正因为这种张力的存在，中英合作项目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它们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创作者重新思考“什么是故事的核心”，也让观众在熟悉与陌生之间，重新发现电影的魅力。

英国电影的魅力，还在于它那份“稳”。从《007》的经典间谍世界，到《侏罗纪世界》《碟中谍》《蜘蛛侠》等好莱坞大片的英国制作现场，英国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地方，更是全球电影工业的重要幕后中枢。完善的制作体系、专业的人才培养机制、灵活的税收政策与区域制作集群，让英国在全球影像生态中始终保持韧性。即使在流媒体重塑行业秩序的当下，英国仍然坚持在“工业效率”与“创作独立”之间寻找平衡。这样的体系，也让中英合作有了更稳固的基础。无论是合拍片、后期制作还是内容开发，英国的专业标准与创作开放度，都为合作带来新的可能。

如今，全球观众的观影方式正悄然改变，电影不再只是影院里的体验，而是一种跨媒介、跨文化的生活方式。英国内容之所以能在这个时代重新吸引注意，正是因为它始终坚信故事的力量。无论技术如何迭代，真正打动人心的，始终是情感与思想的共鸣。

值此2025英国电影季，我们特别邀请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参赞Dominic Stanton （中文名：沈栋明），从政策、产业、创作与市场的多重视角，带我们重新审视当下的英国电影生态，探讨中英合作的潜能与未来。

采访正文如下。

深焦：我注意到您之前在小宇宙做过一期关于英国足球的播客，感觉您对各个文化产业的兴趣都非常广泛。能不能谈谈您与电影的缘分？这次以英国大使馆参赞的身份参与英国电影季活动的举办，有怎样的感受？

Dom：是的，我其实不仅喜欢足球，也热爱音乐、电影、文学等各个文化领域。说到我和电影的缘分，其实记忆已经有点模糊了，但有一段印象特别深刻。那大概是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和哥哥去电影院，那天看的是在英国上映的第一部《星球大战》。那应该是1978或1979年左右。我们一人坐在父亲的一条腿上，灯光暗下，银幕亮起，一艘宇宙飞船飞过太空，随后镜头一转，一艘更庞大的飞船出现在后方追逐它，直到整个画面几乎被那艘巨舰填满。对一个小男孩来说，那是极其震撼的瞬间。影院里音响轰鸣，那种感官冲击让我从此爱上了电影。

我的很多观影记忆都与家人和朋友有关。我记得和谁、在哪家影院、看了哪部电影。只是近年来，我和电影院的关系疏远了许多。反而是这次英国电影季让我重新找回了那种久违的亲近感。过去几年我大多是在飞机上看电影，看得也多是老片，很少特意去影院。

如果你去过伦敦，大概知道一家叫 Prince Charles Cinema 的老电影院，它经常举办导演回顾展，比如大卫·林奇、王家卫之类的。前阵子我回到苏格兰，在爱丁堡的一家老影院 Cameo Picturehouse（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非常漂亮）看了希区柯克执导的一部1936年的电影《阴谋破坏》，那是一部至今仍充满力量的作品。若不是因为电影节的缘分，我大概不会再去看它。这次体验很特别，我重新被电影打动了。

也因为这次活动，我认识了不少电影行业的朋友，比如格拉斯哥电影节的Sarah。就在上周，我甚至在武汉见到了成龙。那种感觉很奇妙——看到一个自己十几二十岁时在银幕上熟悉的人，如今能面对面聊他的职业生涯，对我来说既兴奋又有点不真实。

伦敦Prince Charles Cinema

我们其实这次英国电影季也做过几场不同类型的放映。有一次是在英国大使官邸里放映我十几岁时最喜欢的电影《足球女将》，那是一部苏格兰电影。我们还和PAGEONE书店合作，放过像《傲慢与偏见》这样大家熟悉的作品，也放过一些非常小众的，比如导演尼克莱·舒曼（Nicolai Schumann）的长片首作《孤独的火枪手》。这部电影预算极低，却入选了2024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未来单元，是当年该单元唯一入选的英国电影，还获得了奖项。他对电影的热情非常感染人，那种热爱几乎能在空气中传递。和电影人或影迷在一起时，你能感受到他们对所关注主题的真挚投入，不管作品题材是什么——这正是电影最美好的地方。

所以我也希望这种热情能传递给观众。让他们重新燃起对电影的兴趣，重新走进影院，看一些新鲜的故事，或许是平时没机会看到的作品。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黑暗中共同注视银幕的那种体验真的很快乐。我自己曾一度失去了这种感觉，所以我很感激这次机会，也很高兴能在中国重拾它。

让我尤其惊讶的是中国观众的多样性和年轻化。许多观众非常年轻，却对我们带来的这些作品无论是老片、新片，还是冷门独立电影都充满兴趣。我们还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过一系列放映，作品都不属于主流商业电影，而是新导演或非类型化的作品，但依然收获了很多关注。整个过程让我非常感动。

中国电影资料馆-北京英国电影季开幕

深焦：想请您谈谈本次英国电影季的主题“梦与造梦者”。做这个主题的初衷是什么？

Dom：我一直觉得，最好的电影能让人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待世界，也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拿《007》系列来说，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观众对英国的想象，让英国从战后黑白时代走向彩色、现代、技术化的时代。突然之间，英国变得优雅、迷人、甚至有点危险，同时具备全球影响力。从1962年第一部上映至今，《007》已经走过六十多年，经历了不同演员与风格的更替，但它始终能吸引新一代观众。这种持续的生命力本身就非常了不起。

可以说，《007》确立了一整套现代电影的类型元素：特工冒险、动作特技、孤胆英雄，甚至西装革履、手握马丁尼的优雅形象。这些元素如今已经成为全球观众心中“英国”的象征。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英国电影季，向中国观众呈现英国电影遗产的多样性，不仅包括《007》这样的主流商业片，也包括更多细腻、独立、富有思考的作品。

其实，英国从电影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拍电影了。现存最早的一段动态影像，就是在我出生的地方——利兹拍摄的。那是1888年的作品，由一位法国摄影师在英国取景，记录人们在公园里散步的情景。如果回顾整个无声电影史，会发现很多全球最知名的电影明星其实都来自英格兰的西北部，比如查理·卓别林（Charles Chaplin）和喜剧演员组合“劳拉与哈台”中的斯坦·劳莱（Stan Laurel）等，他们后来都去了美国闯荡，在好莱坞成就了自己的事业。还有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好莱坞史上最著名的演员之一，也出生在英国；五六十年代美国最受欢迎的喜剧演员鲍勃·霍普（Bob Hope），其实也来自英国，后来同样前往美国发展。

而希区柯克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真正奠定电影语言体系的人。他对电影表达方式的贡献，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任何导演。从英国拍摄无声电影的年代，到二三十年代希区柯克前往好莱坞，拍出了《迷魂记》《西北偏北》《群鸟》等经典作品，他几乎奠定了好莱坞电影的诸多叙事与影像范式，比如镜头如何运动、悬念如何建立、节奏如何推进等等。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位导演没有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希区柯克的影响——要么模仿他，要么刻意与他背道而行。

因此，英国与电影的关系可以说源远流长。它制作了各种类型的影片，也在全球电影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英国电影季，把这种多样性带给观众，同时也让他们有机会看到一些平时在中国电影中不太能看到的故事。观察当下的中国电影，会发现它更多强调视觉奇观与大制作，故事往往聚焦于国家软实力的投射，或者借由历史题材、神话与传说来讲述当代精神。而我们带来的这些电影则完全不同——它们更小巧、更私密，也更关注个体与人性的层面，提供了一种“另一种观看”的可能。可以说，英国电影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世界电影史，它既包容多样类型，又持续影响着当代影像创作。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有机会通过活动和社交媒体等平台，把这些在中国院线不容易看到的作品带给观众。

至于“梦与造梦者”这个主题，它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我们希望观众了解英国电影产业的幕后力量，即那些在全球电影制作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英国技术团队。例如，就像王家卫的电影视觉风格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澳大利亚摄影指导克里斯托弗·多伊尔（Christopher Doyle）；科恩兄弟的御用摄影师罗杰·迪金斯是英国人，他与科恩兄弟的合作以及在《007：大破天幕杀机》和《银翼杀手2049》等电影中的出色表现，让人们重新理解光影叙事的魅力。这些“幕后英雄”让世界电影更加丰富。另一方面，“梦与造梦者”也象征着走进电影的幕后世界。

英国一直是电影教育的重要中心，拥有许多世界顶尖的电影学院，无论是导演、编剧，还是摄影、音效、视觉特效，都有许多国际电影人从这里起步。我们希望通过电影季，让观众不仅看到银幕上的故事，也能了解电影背后的创作过程；如果他们想进入这个行业，也能了解如何借助英国的资源与国际化环境，发展自己的电影事业。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深焦：您刚刚提到英国电影产业在历史上的一些定位和经典作品，那您会如何描述当下英国电影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定位？

Dom：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正是我最近和成龙聊天时谈到的一个话题。他提到，如今很多电影产业的格局，其实都是由政府激励政策和制作成本共同塑造的。过去几年，尤其是疫情之后，我们看到大量海外资本涌入英国影视行业。去年，英国电影制作的总体产值超过了50亿英镑，其中有超过40亿来自外国投资。

现在在伦敦拍电影，整体成本要比在洛杉矶或纽约低得多。部分原因当然是汇率和运营成本的差异，但更关键的是，英国政府有意通过政策吸引更多国际制作到英国来。举个例子，过去十几年最成功的好莱坞系列之一漫威电影宇宙接下来的三部作品《蜘蛛侠：崭新日》《复仇者联盟5》和《复仇者联盟6》，都会在英国拍摄。

成龙也跟我说过，他之前在伦敦拍过几部片子，最近甚至在北爱尔兰拍了一部。他觉得那里的条件非常好。一个只有180万人口的小地方，如今能和好莱坞竞争，吸引到世界级的大制作团队，这其实非常了不起。北爱尔兰的电影基础设施非常完善：有三座国际级影棚，还有几所大学专门培养电影专业人才。这些年轻人毕业后可以直接参与制作工作，就像成龙在武汉带出的一批年轻影像工作者一样，他们后来活跃在中国乃至国际的片场中。

Dom（右二）与成龙在武汉合影

深焦：我们确实经常能在很多好莱坞大片中看到英国电影的影子。不过似乎英国的商业电影是否会更多依附于好莱坞的产业体系？

Dom：你说的没错，其实欧洲电影整体都是如此。但确实，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没有人真正尝试建立一个像好莱坞那样的英国电影工作室。比如，有一个叫大卫·普特南（David Puttman）的人，他创办了 Goldcrest电影公司，目标就是挑战好莱坞，打造一个能够竞争的英国电影产业，但规模差距确实很大。

所以英国通常的做法是，引入外国资金来制作电影，但最终呈现的，仍然是大多数人眼中“英国电影”。比如《帕丁顿熊》系列，虽然不是所有资金都来自英国，但电影本身非常英国：故事、演员、幽默感、文化气质都是英国的。严格意义上，这些电影并不完全由英国投资方出资，但它们在其他方面都是英国的——英国故事、英国演员、英国幽默和文化感知。你在很多类型的英国电影里都能看到这种特质。我觉得，英国电影一直都是这样一个平台，让国际资金、创意和人才汇聚在一起，并在碰撞中产生优秀作品。

当然，英国电影产业的吸引力不仅来自政策。正如我刚才说的，英国电影产业一直拥有极其成熟的制作能力：大量经验丰富的制片人、摄影师、美术、灯光、后期和特效人员。其实，这种传统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存在。很多人以为《星球大战》是典型的美国电影，但实际上，它的大部分是在英国的派恩伍德（Pinewood）制片厂拍摄完成的。幕后团队几乎都是英国人——从特效艺术家到模型师，再到大量由英国演员饰演的配角，而美国演员只出演主角部分。这并不是全新的现象。真正的新变化，在于政策和成本结构的优化，使英国如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竞争力。

英国派恩伍德制片厂

Dom：英国既有多样的拍摄景观，又有丰富的人才储备，很多地方可以充当其他城市的“替身外景”。比如，伦敦一些街区就能拍出非常接近纽约的场景。此外，英国地理面积虽小，却能在不同地区形成电影产业集群：例如在北爱尔兰；或者在格拉斯哥，以支持苏格兰电影产业。伦敦周边有利夫斯登（Leavesden）、谢泼顿（Shepperton）、派恩伍德（Pinewood）等大型影棚，同时还能利用伦敦丰富的后期制作人才。所有这些都得到政府激励政策和机构支持，例如英国电影协会（BFI）提供资金和推广支持。威尔士也有自己的电视和电影制作基地。尽管面积不大，但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高质量、成熟的制作中心，这也是英国电影产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过去几年，这些政策和市场变化让英国成为国际制作的理想拍摄地，不仅吸引好莱坞大制作，也为独立电影人提供良好的创作条件。英国政府在提供税收减免和制作支持的同时，也强调产业多样性，确保独立电影人能从体系中受益。这也是英国电影生态独特且充满活力的原因之一。

深焦：不过感觉近年来，尤其是疫情之后，各国政府对独立电影人的支持似乎都有所减少。

Dom：是的。我觉得现在情况更困难一些，因为资金比以前少了。英国的公共财政目前正处于比较紧张的时期。像BBC这样传统上支持独立电影和新导演的机构，以前是独立电影的重要资金来源；一些商业电视台，比如第四频道（Channel 4），也曾资助过很多新电影。过去政府对艺术的资助总体也更多，因为钱相对充裕。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传统资金来源变得比较有限了。与此同时，一些新兴的流媒体平台快速发展，现在也开始资助大量“高端”影视作品，比如亚马逊和Netflix，它们现在以类似电影制片厂过去资助电影的方式来出资，同时也仍然支持一些低预算、独立制作的作品。

但我觉得，这个行业正在经历很大的变化。以前电影和电视产业被认为是很分开的，对待方式也很不同，但现在两者联系更加紧密，界限也变得模糊了。过去那些支持新导演和独立电影的资金来源，现在有些已经有所收缩，因为他们的资金不如以前充裕。不过，也有一些新资金进入，为这些项目提供支持。我在武汉的时候和一些英国电影学院和大学的人聊过，他们也担心一些特色独立小成本电影可能会被边缘化，因为这些作品并不符合大资金投资的兴趣方向。

另一方面，现在很多以前成本很高、需要电影工作室、摄制组、特效团队才能做的事情，现在用手机也能完成了。电影创作的门槛和成本大幅下降。虽然拍摄一部好莱坞大片仍然需要巨额资金，但一个拿着手机、拥有好创意的人，也可以拍出效果不错、有特效、有动画的电影——以前这些几乎不可能实现。随着技术和行业参与者的变化，进入电影创作的方式也会改变。

我们希望的是，即便在这种环境下，仍然能给那些只有想法的新导演和独立电影创作者留出空间，让他们找到合适的资金和支持，把作品呈现到屏幕上，让观众看到。如果失去这种机会，那将是很遗憾的。

深焦：是的。不过近几年还是有很多优秀的英国独立电影来到了全球观众的视野范围内，比如《晒后假日》。

Dom：我觉得《晒后假日》真的是一部很棒的电影，非常出色。不过，这不仅仅是英国电影的特点。女导演在影片中回顾了自己小时候与父亲的关系，把这种亲子体验深刻地融入到电影里。所以即便这是一部非常私人化的作品，它依然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不管观众的背景或经历如何不同。我觉得电影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它触及了共同的记忆和情感。你不必来自同一个地方，也不必经历同样的时代，就能理解那种情感——比如一个不可预测却深爱你的父亲，而回头看，你会发现他其实也是一个在生活中面对各种问题的人。这种感受只有时间才能让人真正体会到。即便电影的背景与你成长的环境不同，你父亲的职业或生活方式也不同，这种苦乐参半的亲子体验依然是普遍存在的：你深爱一个人，同时又能感受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种体验是共通的。

电影《晒后假日》剧照

我们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过一部叫《远方的声音》的电影，故事背景设在20世纪40、50年代的利物浦。对于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来说，这几乎是一个百年前的时代经历。但我希望他们能感受到电影所描绘的家庭关系，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以及他们面对的父亲——一个在生活中非常有支配力的人——和他们努力突破生活限制、追寻梦想的过程。我觉得，这种家庭压力以及想要逃离压力的渴望，是很多中国年轻人都能理解的。

影片中人物真正表达情感的方式，是通过歌声。他们会在酒吧或家庭聚会中唱歌，通过歌声传递希望、情感和无法直接表达的悲伤。所以即便故事发生在非常特定的地点和时期，它依然能够触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的观众。因为人就是人，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无论你身处何地，都能看到类似的家庭矛盾，或是女儿深爱父亲却难以处理复杂关系的情感。这种普遍性正是电影的力量所在——它可以把你瞬间带入一个陌生环境，却唤起你内心熟悉的感受。

我曾在一次北京五道口的放映会上和其中一位嘉宾叶谦（《番薯浇米》导演）聊过，他原本是时装设计师，现在是电影导演和制片人。他的故事讲的是两个少数民族女性的生活，背景在一个偏远或不为人知的地方。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在国际上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呈现了一些观众此前未曾见过的“异域”生活场景。但影片的核心其实是人际关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真实，带有他们所在社会里人们熟悉的那种情感。

我觉得，即便是看似平凡的事情，从外部视角来看，也会显得新鲜。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太熟悉了，所以很难看到它的独特性。而一些我们觉得普通、甚至陈词滥调的内容，对外部观众来说，可能是革命性的、有趣的、异域的，甚至令人惊讶的。你无法预料，除非把它展示出来，看看会发生什么。关键是把这些电影推向世界，让它们被看到，讲述有趣、多样化、值得被讲述的故事。希望这些电影最终都能找到自己的观众。

电影《远方的声音》

深焦：在中国，我们一般把电影节视作独立电影的窗口。如果独立电影或者艺术电影没有法进入电影节体系，在商业发行上就会相对更加困难，也更难得到政府相应的支持。英国也是这样吗？

Dom：我觉得是这样的。你的电影能够进入电影节，就能引起关注，被发行商注意到，从而有机会获得商业支持。获得电影节的认可后，你的电影就能“踏上阶梯”，开始吸引市场和发行方的兴趣。但说实话，作为独立电影创作者这条路确实很难走。

我们之前接触过一位英国纪录片导演，今年二月她拍了一部关于乌克兰战争的电影，讲述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时，被带走的儿童——总共2万名孩子被与家人分离，其中只有几百名最终与父母团聚。她记录了其中几位孩子重回家庭的过程。但她也说，要筹集资金、获得发行机会、引起关注，都非常困难，需要付出巨大努力。这也是电影创作大众化的一面——越来越多人觉得自己可以拍电影，也想去拍电影，所以进入电影节的竞争比十年前更激烈。

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非常有创造性，能找到新的运作模式。比如我们去过的武汉的成龙影视传媒学院，它得到了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的支持，不仅培养大量年轻人，还提供实用教育，让学生毕业后有就业机会。由归国学者程凡先生创办的武汉设计工程学院是一所民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其中成龙影视传媒学院是武汉设计工程学院与成龙集团联合设立的一所影视传媒类学院，由成龙先生亲任院长，并特聘一批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专业导师参与指导学院教育教学和艺术创作工作。成龙影视传媒学院积极采取影视教育与产业融合的新模式，学院很多老师本身也是电影创作者。

学院充分发挥个人资金支持、明星效应以及实践教育的优势，形成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为毕业生创造通过参与电影项目进入行业的机会。在英国也有类似情况。我上周见过来自兰开夏大学和曼彻斯特都市大学的代表团，很多授课老师同时也是电影人，他们拍短片、长片，努力把作品送进电影节。我在武汉听到的情况也类似，学校的教师无论是动画师还是短片创作者都希望作品能进入国内外电影节，这是让作品被看到、被分发的方式。毕竟如果你是创作者，你希望有人看到你的电影对吧？这是拍电影的意义，你有一个重要的故事，希望与大家分享。

所以我觉得中英两国都有一样呼声，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支持。理想情况下当然最好，但现实是，各国政府都有很多紧迫事务要处理，支持艺术往往不是最优先。电影创作者必须具备创业精神，他们天生富有创造力，非常渴望完成自己的电影，因此必须自己寻找方法。幸运的是，如果一件事对他们足够重要，他们总能找到办法。同时，市场也会创造新的模式，中国在很多社会领域能提出新方法，电影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

英国湖北影视产教合作交流会合影留念

深焦：是的，包括最近出现的电影逐渐短剧化的创作新形势。

Dom：对。我觉得，这里肯定有办法可行，但传统模式像大量依靠中央政府集中资助的模式可能难以在如今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继续生存。现在的变化不仅仅是电影本身，还有游戏、影视、各种动态影像形式。艺术与游戏、电视、电影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模糊。所以现在的行业环境完全不同，也意味着资助模式必须有所改变。

深焦：所以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您会觉得英国的电影产业和学术界、评论界，或者其他像您说到的文化艺术产业之间有没有形成比较深入的合作？这种互动对电影创作或者整个行业的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Dom：嗯，这还是要提到我之前在武汉参加的英国—湖北影视产教合作交流会，成龙先生也作为重要嘉宾启动本次交流会，然后在那次活动上我也遇到了来自英国多所高校的电影教育专家和院系负责人。总共一共有18位代表，来自八所英国大学和两所中英合办的院校，都是专注做电影教育的学校。像伦敦艺术大学、伯恩茅斯艺术大学这种全球顶尖的艺术院校也在其中，同时，还有在跨国教育合作方面经验丰富的院校，如中央兰开夏大学与河北大学联合创办的传媒学院，在推动中英电影教育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很多老师本身就是电影人、动画师，或者以前在电影行业工作过。我觉得在英国，学术界、影评圈和电影行业之间的界限其实挺模糊的，大家有很多交集。这种背景反而挺好，因为学生能从真正有实战经验的人那儿学到更贴近行业的东西。

还有一点挺让我惊讶的，就是英国各地都有很厉害的创意产业集群。伦敦周边不用说了，像曼彻斯特、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这些地方也都有。它们吸引了很多投资，也带动了当地的创意经济发展。举个例子吧，今年夏天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刚开业的“奥斯特影棚”（Studio Ulster），就是欧洲最先进的虚拟制作基地之一。它能支持各种制作类型，从好莱坞大片、高端剧集，到游戏开发和动画制作都行。这个项目是阿尔斯特大学联合北爱尔兰政府和贝尔法斯特市一起做的。而且它不仅仅是个影棚，它还会通过培训，去弥补英国电影制作和后期制作领域的人才缺口。现在整个行业对人才和培训的需求都远远大于供给。我觉得这种把公共和私人投资、学校、专业培训、产业、还有研发都结合在一起的模式，真的特别有意思，也特别有活力。

深焦：您刚刚其实提到的很多信息中关于维护产业多样性这一点我还挺想继续问的。因为最近在中国，关于电影工作者权益的讨论很频繁，像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编剧署名以及超长工时问题等。那么，英国电影产业是如何维护行业生态、保障电影人权益的呢？

Dom：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积累的结果。中国电影工业在历史上还算年轻。虽然早在20、30年代中国就有电影制作，但当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产业还比较新，还在不断发展和实践中。而英国电影产业已经有大约120年的历史，很多对从业者的保障无论是健康安全、工时还是劳动条件都是经过几十年慢慢完善下来的。所以，这一部分是时间的积累，另一部分则与英国社会的整体运作方式有关。举个例子，美国的医疗体系非常昂贵，依赖个人保险，而英国有国家医疗服务（NHS），对于电影制作来说，工伤或意外的治疗成本不会给制作方带来巨大负担，这使得英国在成本上比美国更具优势。

此外，行业本身也意识到声誉的重要性。现在人人都有手机，很多信息很容易被公开，如果对从业者不好，不仅可能被曝光，还会带来巨大的声誉风险。相比之下，在过去的制片系统中，比如说上世纪70、80年代成龙在香港拍电影时，通常是“干完活为止”，如果有人受伤，就直接换人，这类健康与安全、工作条件问题当时并不被重视。好莱坞体系也是类似，英国也可能是这样。随着行业的发展，这种情况会改变，因为声誉风险会越来越严重。

深焦：说到产业生态和合作，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去年有一部比较成功的中英合拍电影叫做《地球脉动：极境生存》，不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似乎没看到类似的中英合拍尝试。

Dom：嗯，觉得新冠疫情的影响不能忽视。它几乎中断了全球很多国家之间的合作，包括英中合作，大概三年多的时间没有新的合作。合拍片的筹备周期本身就很长，这类项目从谈判、开发、制作到最终上映都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我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这类合作重启。我认为，英国有一些国家间的联合制片条约，可以帮助推动和鼓励电影联合制作进入英国。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和中国达成类似的联合制片条约，我们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但还没有完全落实。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机会。

如果有合拍条约的话，部分流程会更简单，也更快。不过这类项目的长周期，以及在中国拍电影本身有一些复杂性，都影响了合拍的进展。对于英国公司来说，中国的制度和监管环境相对陌生，语言不同，政府角色也不同，相比在欧洲或美国拍片会更谨慎。但我认为，成功的合拍项目越多，就越能让其他制作方有信心，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关键是先让项目启动。我们当然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合作，因为它不仅有商业利益，同时也能把两国、两国电影工业的优势结合起来，创作出双方观众都能欣赏的作品。

电影《地球脉动：极境生存》中国全球首映礼

深焦：您会希望未来在大银幕上看到什么样的中英合拍内容呢？

Dom：我当然希望有各种合作的可能，但我也明白，中国的环境对它能讲的故事类型，以及希望世界了解中国的故事有一定的限制。显然，有些题材比较适合，比如讲地球、自然环境的故事，这类题材几乎没有问题。

不过我也不确定这样的制作周期会有多久。如果你打算投入时间、资金和情感去和中国合作讲故事，你希望最终故事能够面世、上映，让观众真的走进影院观看和欣赏。所以，这也会影响合作中可以选择的故事类型。我觉得这是现实问题，大家都希望对拍摄环境保持清醒认知。而且归根结底，这也是商业项目，制作方也希望从中获得一定收益。

深焦：当电影制作完成后，接下来就是发行环节了。现在中国电影在英国发行，以及英国电影在中国发行似乎也都不太容易，您怎么看？

Dom：哦，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曾经和中国的发行商合作过英国电影，比如和博纳影业合作，非常愉快也很成功。当然，他们能发行的电影必须先通过中国审查机构批准上映，所以这限制了我们能看到的英国电影类型，每年被允许进口和上映的外国电影数量也相对有限。至于中国电影在英国的情况，其实也有一个循环过程。英国观众对外国电影很感兴趣，但要让一部电影突破，需要有作品先打开市场，为其他电影铺路。

韩国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像奉俊昊的《杀人回忆》《老男孩》等，最初没人知道英国有这样的观众群体，但《寄生虫》之后大家意识到需求真的存在。英国观众其实对香港电影一直有兴趣，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邵氏电影，到成龙的动作片，再到王家卫的作品，都有一定影响力。九十年代的中国电影，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霸王别姬》，也对英国电影行业和电影人产生过深远影响。

如果新一代中国电影人能拍出有趣的作品，也可能再次打开市场。但关键是故事必须能够在中国之外产生共鸣。像《哪吒之魔童降世》，如果不了解原著故事，外国观众可能难以理解，也难以产生情感共鸣。韩国电影能够打入国际市场，很大原因是它们的类型片特质，像复仇片、黑帮片、恐怖片等等，外国观众容易理解和接受。中国电影也完全有机会做到这一点。过去已经拍出过很多优秀作品，未来同样会有，只需要一点运气、好时机，再抓住观众兴趣，就有可能成功。

深焦：这些市场机会其实也会影响到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对影视产业的看法。很多学电影和媒体专业的留学生毕业后会发现，想留在英国进入行业并不容易。

Dom：对，我觉得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我不会妄加揣测。但总体来说，在英国确实有很多机会：不仅能认识来自中国的同学，也能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同时，学校和行业网络也提供了进入影视行业的可能性。过去，毕业后留在英国确实比较难，但现在有一些途径可以让毕业生延长停留时间。我建议，如果条件允许，应该尽量抓住机会，多尝试、勇敢一些。刚离家时，很多人会倾向于只待在熟悉的中国学生圈子里，但走出舒适区、多和国际学生交流，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说实话，我自己在社交上也会有点尴尬。在任何活动里，我都会想：“天啊，我得去和别人说话。”而很多中国学生在国内非常主动，但到国外后，可能因为环境陌生而不太敢主动和非中国同学建立联系。所以我建议——尽量勇敢一点。最坏的情况也不过如此。同时要记住，这个行业竞争很激烈，你的同学里也有很多和你一样渴望进入影视行业的人。关键是抓住机会，坚持努力。

深焦：作为我们今天采访的收尾问题，还想问一下您觉得英国电影产业面临的最大困境或者挑战是什么？

Dom：我认为困境和挑战确实存在，但变化非常快，技术会以我们还不完全理解的方式影响行业。我猜，行业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将决定它的未来。就我目前看到的AI情况来看，AI生成的内容存在同质化现象。我的意思是，你可以一眼认出AI制作的内容，它们看起来很相似且具有同样的特征。随着AI变得更加复杂，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我最担心的是，它可能会把一切都变得千篇一律，由算法而非人来设计故事。

我希望行业不仅由资金和市场动态驱动，也能保留个人的创作视角，让创作者去讲大故事，也讲小故事。这点在音乐等其他创意行业也能看到：随着流媒体平台变得越来越强大，创作者和平台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变化，创作者很难通过自己的作品获得合理的收益。很多商业收益最终流向平台，而不是创作者本身。也许过去也一直是这样，但现在这种差距显得更明显。

我认为，需要关注的有几个方面：一是财务模式，确保创作者能够靠作品维持体面的生活；二是技术如何融入行业，并影响最终作品的质量和风格。此外，英国如果吸引大量外国投资作为主要资金来源，就会更加暴露于市场波动之中。例如，如果美国对非美电影征收高额关税，这将对英国电影制作产生重大影响。全球市场的这种波动性，以及贸易政策工具再次被广泛使用，对依赖国际市场的国家来说，是现代环境中新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