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Fiction：新海岸

有趣灵魂说

战争过后，破碎山河间，一对相依为命的兄弟在临时定居点安顿下来。哥哥获得了一份记录流动人口的工作，弟弟则在废墟间游荡。当“新海岸”的火车开通，一个关于孤儿院的传闻，一次追寻姐姐下落的旅程，将揭开令人心碎的真相。在这片看似重生的土地上，每个人都怀揣着无法言说的失去，以各自的方式寻找着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保罗·尹用诗意的笔触，在废墟之上编织了一个关于记忆、身份与微小希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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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为原创，仅供个人学习使用

The New Yorker ｜Fiction

纽约客｜小说

The New Coast

新海岸

By Paul Yoon

保罗·尹 作品

Illustration by Evan M. Cohen

埃文·M·科恩 插画

故事发生在战争结束后。

那时我十二岁，快十三岁了。我哥哥比我大五岁。我们最终来到了这个国家中部的一个小城市，离西海岸不算太远。一条火车线路已经重建完成并开始运行，那年夏天，如果你有钱，就可以坐火车去海岸，只需要几个小时。

我想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随着火车线路开通的消息传开。

S太太有一天提到了这件事。"你们听说了吗？"她说，"我们现在能去海岸了。"

接着，其他人开始想象如今的海岸可能是什么样子，我们听到有人说："嗯，既然他们让我们去那里，那一切肯定都是新的了！"

然后另一个人把它叫做"新海岸"，这个名字就这么叫开了。

倒不是说我们中有谁自己能负担得起去看看的费用，但这总归是件可以谈论、可以想象的事情——那些新的建筑，新的房间，还有海滩。

我们都是住在这个城市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众多定居点之一的邻居，我们一直待在那里，等待一切重建完成。或者，至少官方是这么一直告诉我们的——让我们待在原地，这样他们才能开始修复这座城市。

但似乎没有人相信这座城市真的会被修复，这也是人们来来去去、寻找更好去处的一个重要原因。到那时，我和哥哥已经辗转了足够多的地方——我们在不同的定居点之间流浪了两年——知道这里的社区比大多数地方都要好。邻居们都努力做个好邻居。这里很平静。有充足的物资来修补屋顶。我们住在一个小山上，如果你放眼望去，越过瓦砾，能看到河流的景色，S太太说，在她看来，那条河和以前几乎一模一样。

S太太就来自这座城市。我们当然不是，但她从未因此区别对待我们，没有叫我们离开，甚至没有问过我们最初来自哪里或者我们的父母在哪里，因为她知道这些已经不再重要：我们无处可去，也无家可归。

我们到达的那天，她从她的棚屋里走出来，那是一位年纪大概和我们祖母相仿的女人。她的背有些驼，两只手腕上都戴着颜色鲜艳的编织手链。她自我介绍说是S太太（我们始终不知道她的全名），并告诉我们，如果这就是我们想待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应该对这里的人们好，重新开始。这对她来说就是顶顶重要的事。

我们保证会做到。然后她给我们泡了茶，并且列了一个清单，上面写着哪些东西可以让这个城市工作人员指派给我们的棚屋——一个空棚屋通常意味着有人离开或者死了——住起来更舒适一点。

我告诉我哥哥，第二天他上班的时候，我会去找点东西来当成门用。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眺望着河流，那里有人在洗衣服，接着视线又稍稍移远一点，S太太指出了她曾经住过的房子，那栋她出生的房子所在的位置，如今那里只有一截轰炸机的断尾从地里冒出来，像一棵巨大的、外星的树。

是一个士兵，在一天下午注意到我哥哥在笔记本上写字。那是在我们来到这个城市遇到S太太之前不久。我们正坐在几公里外一个军营小镇的围栏外，等待食物。这些年来我们学会了，只要有可能就去军营小镇，因为士兵们经常把食物留在垃圾桶旁边的箱子里，或者来到大门口分发肉罐头，偶尔也会有其他东西：一个笔记本，一支笔，备用衣服，一包香烟——这通常让我不舒服。

常常，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我哥哥会写诗，不过他从不给我看。我只知道他开始写诗是因为那是我们父亲在空闲时间，以及在他失眠的夜晚常做的事。在我们山里的村庄时，父亲会把他写的诗送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坚信我和哥哥会找到一首我们父亲写的诗——也许是在某个棚屋里的一张纸，或者夹在田野的草叶之间——想象着人们的物品可能也像我们一样移动，最终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别处。

我喜欢这样想象——那些年四处移动的不只是我们，而是所有的东西。

总之，在军营小镇的围栏外，我哥哥当时正在写诗；而我则在看着围栏另一侧的一群女人，她们在一家酒吧前闲逛，酒吧门口有一个闪烁的摩托车标志。其中有一个非常年轻，还是个少女，穿着深色纽扣衬衫，我使劲地看着，像往常一样，以防万一那是我们的姐姐，但当然不是。然而我继续看着她走近路过的士兵，触摸他们的手臂，偷走他们的帽子，笑得有点过于热情，不过这对那些男人似乎很管用：他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跟着那些女人进了酒吧。

我们听到了脚步声，转过身，看到一个非常高的男人正低头看着我们。令我们惊讶的是，他来自这个国家，或者说他的父母来自这个国家，他问我哥哥："你在写什么？"

我哥哥没有回答，但那个士兵似乎并不介意。我记得那个人眼睛很疲惫。他问我哥哥是否擅长写作，会不会做点算术，我哥哥点了点头。（确实，我哥哥擅长写作和算术，不过我相信在那一刻，无论那人说什么他都会点头，以为会有食物。）

然后那个士兵说，在附近的城市里，他们正在寻找会写字、会做些算术的人。他说了"工作"这个词，还提到了干净的衣服、一套制服，也许还有住处。他让我哥哥记下一个地址，实际上那更像是对街上某栋建筑的描述，那里的路牌可能在也可能不在，但那是城里少数幸存下来的建筑之一——我们不会找不到的。

然后士兵给了我们一袋食物就走了。过了一会儿，那个年轻女孩踉跄着从酒吧里出来，开始咒骂、吐口水。她光着脚，脸上开始浮现一块瘀伤，她的衬衫大敞着，露出一只乳房。她隔着围栏朝我们这边看过来，停了下来，看到我们在那里有点吃惊。

我嘴里塞满了食物，朝她挥了挥手。她擦了擦嘴，理了理头发，然后，也懒得扣上衬衫，她忍着痛笑了笑，也朝我们挥了挥手。

在城市里，我哥哥受雇做人口调查员。他是少数几个调查员之一，每人分配了不同的区域。他的工作是弄清楚有多少人进出各个定居点和棚户区：他们的姓名、年龄和来自哪里；有多少人还有尚未找到的家人；他们看起来健康还是生病，如果看起来病了，他需要描述他们的状况，以期弄清楚需要什么药品；最后，他们战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结果发现，这些调查不仅仅是人口普查的一部分——它们是国家开始建立全国数据库，试图重聚失散家庭成员的一种方式。它们也是一种按职业识别人员的手段，以便他们能帮助国家恢复。如果我哥哥在某个棚户区遇到，比如说，一个屋顶工，那么这名屋顶工的名字会被办公室里的其他人收集起来，然后送到别处的另一个办公室，那里的人可能知道所有需要屋顶工团队的地方。

我哥哥得到了一沓复写纸用来书写，一个曾经是邮差用的包，还有一套他可以天天穿的浅棕色制服，衣领和袖口那么干净挺括，以至于当他把它带回棚屋时，他甚至犹豫着不敢穿上身。

于是我们把那套制服在地板上放了一会儿，就让它叠放在阳光里，旁边是我们共用的碗和杯子，还有一堆我们在原本空荡荡的棚屋里找到的杂志，上面的图片褪色得我都看不出是什么了。

第一个星期，我哥哥的包就被人抢了。有人跑得太快，他没看清是谁，只感觉到一阵速度，然后包就不见了。办公室又给了他一个。第二个星期，我哥哥和一个年轻人打了一架，那人以为他包里有食物，我哥哥回到棚屋时眼睛周围有一圈瘀青，这比起我那天在军营小镇看到的那个年轻女孩脸上的伤根本不算什么。

我没有跟我哥哥提这个，但那个女孩开始出现在我的梦里，她的脸被涂上了各种颜色，混合在一起直到脸变得没有面孔——像一轮遥远的、明亮的月亮。

S太太打来些冰冷的河水，浸湿了一块布，告诉我哥哥只要布还凉就敷在脸上。我想靠近他，但他觉得难为情，叫我走开。

在河的对岸，两条流浪狗绕着那截飞机尾巴互相追逐。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哥哥从后面走了过来。

"我不想待在屋里，"他说。

于是我们下到河边再去弄些冷水。结果我们留在了那里，坐在河岸上。当我哥哥的手臂举累了，我就浸湿那块布，帮他敷在头上。我想告诉他我开始反复做同一个梦，这是我很久以来的第一个梦，但话一到嘴边就消失了。

相反，我问他我什么时候能像他那样工作，他笑了。他问我喜不喜欢这里，我明白，他这样问是在问我，我们是应该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还是像过去几年那样继续走下去。

我感觉我们好像已经走了太久，以至于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如果我们继续走下去，最终只会回到一个我们已经离开或逃离的地方。这就是我想告诉他的。

"我喜欢S太太，"我说。"我也喜欢那些狗。"

"你总是喜欢狗，"他说。

他又把布浸到河里，弄出很大的声响。风给我们带来了做饭的香味。

"你觉得她为什么让大家叫她S太太？"我哥哥问。

但我知道他并不指望我回答。

曾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常好奇于我们遇到的人，甚至动物：他们是如何幸存下来的，需要付出什么，以及一个人为了生存所做的一切。这是我们过去想知道的事情。但是，我们听得越多，看得越多，这种想知道的心情就消失得越多。

我们听到远处一声轰响。听起来像是一栋建筑的残余部分正在被拆除。我哥哥连头都懒得回。

"我也喜欢那个老太太，"他说。

"你总是喜欢老太太，"我说，然后接替他用手按住他头上的布，此时阳光在水面上变得暗淡，狗儿们吠叫着互相追逐上了山。

不知道这会不会让人惊讶，但那年我哥哥没有再打很多次架。也许是因为他的制服。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地区的人们能看出他构不成威胁，或者不值得麻烦。也许这要感谢S太太。也许人们觉得他们喜欢他正在做的事情，即使他们并不完全信任这个项目或者负责项目的人。

有几次人们不愿意向他提供任何信息，但也仅此而已。他继续做着这份工作，先是负责城市的一个区域，然后是另一个，每天早晨都走得更远一点，记下名字，所有信息。然后他会走回办公室，递交他的报告，拿到报酬。第二天他再重复这个过程。

除非S太太需要某种帮助——比如修补她的棚屋，或者去诊所看看那天有没有药品或食物——否则我就在残存的街道上闲逛，或者，至少是S太太告诉我可以去的那些街道。偶尔，我能听到扩音器大声播报着某栋建筑倒塌的消息，或是暴雨即将来临，或是夜间宵禁——但从没人遵守过。

我避开任何路过的车辆，紧贴着任何尚存的墙壁，为我们的棚屋寻找有用的东西。我在一条小巷里找到了一条羊毛毯，用来替换我们一直当门用的那条破毯子。我还找到了一个完好的茶杯和一个钩子，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钉在棚屋的墙上。我发现一只猫在玩一只鞋底还完好的靴子，我就坐在不远处的尘土里看着，直到那只猫最终觉得无聊，下到一栋倒塌建筑的废墟里，又拖出了另一只靴子。我又等了一会儿。

然后我拿走了那双靴子。在河里，我尽力洗掉了靴子上沾染的血迹，然后把它们留给我哥哥下班回来发现。靴子对他来说太大了，于是我们撕了些杂志页塞进鞋头，他说这样就行了；这比他一直穿的那双几乎完全没有鞋底的鞋子好多了。

S太太和我看着他在这定居点里来回走动，那时他的瘀伤早已消退，又一天日落时分，他显得很满意。

我喜欢让我哥哥高兴。一直如此。我也喜欢让我姐姐高兴，不过她知道我更崇拜我哥哥，她对此并不介意。

我是最小的那个。我不知道我姐姐在哪里。我们很久以前就停止寻找她了。

在我后来做的梦里，当月亮出现时，它会说"惊喜"，然后俯视着我，看着我游过河流，跑向那截飞机尾巴，因为我坚信我姐姐就在里面，活着，和她自己的杂志、碗、茶杯和靴子生活在一起。但是，无论我多么努力，金属划破了我的指尖，我却始终无法进去。

那年夏末，一天晚上，S太太坐在她的棚屋前，提到她听说有人去参观了新海岸。她在定居点里有个朋友，认识城里另一个地方的人，那人攒钱买了张火车票。那个旅行者原本期待找到一个度假小镇，或者沿海岸建起的新村庄，结果却只遇到了更多的残骸和瓦砾，更多的士兵和扩音器，更多的棚户区和军营小镇。

唯一的例外是一栋面朝水边的建筑。它是新的。或者被修缮得很好，看起来是新的。旅行者不确定它是否从一开始就打算用作孤儿院，但如今它确实是，里面住着一百多个年龄各异的孩子。他们上课，打理花园，在海滩上踢足球。

旅行者说，正是看到这些孩子才让这趟旅行值得。除此之外，还有所有在天空滑翔的鸟儿。

我正努力回想上次看到一群鸟是什么时候，S太太问我哥哥，办公室的记录里有没有这个孤儿院的信息。我哥哥毫不犹豫地说，他会去查清楚。自从我哥哥开始做人口普查工作以来，他一直在试图帮S太太寻找她的孙女，但一直没有成功。

所以我们并不意外她想让我哥哥看看是否对那个孤儿院做过调查。事实上，S太太第一次承认，她感觉她的孙女已经死了，但她说继续找找也无妨。

她说："谁知道呢？如果她的名字在某个名单上，也许我自己也会去一趟海岸。"然后她朝我眨了眨眼，好像刚给我讲了个笑话，试图让谈话轻松些。

事实是，我们从未见过她离开这座城市。这不是因为她年纪大了，也不是钱的问题——如果她开口，我哥哥会很乐意把他挣的一部分钱给她。仿佛没有她，山上的这个社区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或者至少她是这么觉得的——她不能就这么离开。她原本就来自这里，所以人们依赖她，敬重她。当他们寻求如何获取东西、该去哪里、该找谁打听时，都会来找她。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停地想，为什么她不亲自去那个孤儿院看一看，只是为了确定一下。她不用离开很久，一天就能往返。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俩并排躺在地板上，是我哥哥说出了那个愚蠢的问题："那样会更难。一无所知地去，结果却什么也没找到。"

我没有回应。我一直在想，如果S太太问我们是否在找什么人——她一次也没问过——我该怎么说。所有的话语在我脑海里变成了一块石头，来回滚动。

前一天，一个在这里住了多年的人死在了离我们棚屋不远的地方。我能听到一群人走过去，商量着如何分配里面的东西。有人认领了一个篮子；另一个人，一件衬衫。还有人为了谁该得到收音机而争吵。

然后，我哥哥，他睡着了，一定是在做梦，开始大声说出名字，那些他下午写在复写纸上的名字。

我听着。听着那些名字和外面的争吵，我抬头看着挂在墙上我们安装的钩子上的哥哥的制服。如果我使劲看，那制服就好像正在飞走，或者好像我正在坠落，好像我脑海里的石头和我正一起坠落。

我哥哥后来确实找到了西部海岸那所孤儿院的人员名单。但是S太太孙女的名字不在上面。然而，他找到一个名字，列在工作人员一栏里的，是我们姐姐的名字。

他没有立刻告诉我。如果换作是我，我可能也不会立刻告诉他。说实话，那很可能只是一个同名同姓的陌生人。这以前也发生过，在另一个镇子。我们偶然发现一棵树上刻着我们姐姐的名字，那棵树在一栋幸存下来的农舍前。我们在那里站了很久，凝视着，仿佛我们的姐姐变成了那棵树，直到一个男人出现，扛着步枪，向我们解释说那是他女儿曾经喜欢爬的树。

总之，在我哥哥看到名单之后，他在一天中午顺路来到定居点，告诉S太太她的孙女不在名单上。

S太太没有看他，拉了拉她的一只手镯，提起一篮要洗的衣服。

"嗯，"她说。"就是这样了。"然后下山去洗她和她邻居的衣服了。

我哥哥回去工作，重新走访了城市中他已经调查过的一个区域，看看有多少人是新来的，又有多少人已经不在了。

那天我和那两条狗待在一起。它们已经和我很熟了，一直跟着我走到河流的一个转弯处，我发现那里曾经有座桥，我跳上一个断裂的桥墩，这让它们很紧张，它们冲着我吠叫，叫我下来。

我下来了。沿着河岸原路返回时，我看到定居点里的一个石匠爬上一辆军用卡车，被带往需要他的地方。我找到S太太，帮她洗衣服。我把篮子提回她的棚屋，我们把衣服挂起来晾干，然后她叫我去帮一个正在修补屋顶的邻居，我就去了。

那两条狗从未离开我身边，我休息时它们就在我旁边休息，它们呼吸时胸膛起伏如同小小的波浪。

我不知道狗会不会梦见月亮。梦见天空。

令我惊讶的是，那天晚上我很快就睡着了，睡得很沉。没有做梦。当我醒来时，我哥哥躺在我旁边，眼睛睁着，手里拿着那个锡铁盒子，里面装着他攒下的一点钱，他一直把它埋在棚屋后面。早晨的光线从挂在入口处的羊毛毯的破洞中渗漏进来。

"有可能是她，"他说。

我还没完全清醒，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影子在外面经过，毯子上的破洞暗了又亮。我能听到某处有苍蝇在嗡嗡叫。

"有可能是她，"我哥哥又说了一遍。"在孤儿院。在新海岸。"

他张开又合拢双手，当我想到我们彼此说过多少次这样的话时，他告诉我他请了一天假，我们现在就要坐火车去。

亲自去看看。她是否在那里。

"就现在，"他说。

我揉了揉眼睛；苍蝇不见了。

"它并不新，"我说。

"什么？"

"海岸。它并不新。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这么叫它。"

我以为他会拍我的头，或者站起来叫我快点，但他什么也没做，只是躺在那里，锡铁盒子现在平放在他的胸口，他继续在空中张开又合拢双手，仿佛答案就在他的掌心里。

我想到我有阵子没看到他写诗了。

更多的影子经过。

然后一个孩子探头往里看。我能通过毯子的一个破洞看到那孩子的眼睛，我说："好吧，"然后站了起来。

旅程花了四个小时。我们快两年没坐过火车了。或者说，没坐过有座位、我们有票的火车。车厢几乎是空的。最那头有个老太太，展开一把扇子，凝视着窗外。附近有一对穿着制服的士兵，时睡时醒。我觉得左边那个或许就是当初告诉我哥哥城里那份工作的那个士兵，但我不再确定那个人长什么样了。

有些窗户开着，但还是热，我能看到汗水浸湿了我哥哥制服（他决定穿着它去）的领口。他不时抚平领角，看着车窗里自己的倒影。

我不记得我们在那趟旅途中说过话。我们穿过农田，田里有巨大的弹坑，我们看到一辆废弃的坦克，履带被炸断，炮口对着我们。我以为我看到有人从顶部爬出来，但接着火车转向，朝一座山驶去，车厢在我们开始绕行山脚时暗了下来。我哥哥低头看着自己的膝盖；我靠在车窗上，尽力往高处看，寻找天空。

最终，山脉豁然开朗，出现一个宽阔的山谷，那里散落着一堆堆巨大的石块，枯死的树木像尸体一样层层叠叠。我发现一些完好无损的房子，窗户开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抬着一个沉重的陶罐穿过草地，大笑着。

至少，我以为我能听到他们在笑。然后我意识到那只是风声和火车的吱嘎声。

我们在看到海之前就先闻到了它的气息。

然后我们确实看到了它，阳光下平坦广阔的海面，火车鸣笛减速，转向北沿着海岸行驶，我们接近了那个旅行者描述过的景象：透过车窗看到的和那座城市一样，全是废墟、建筑的残骸和毁坏的土地，只是这里明亮得多，阳光普照，海洋的气息也无处不在，飘进火车里。

没有车站。火车停在靠近马路的一个月台旁。马路的另一边就是海滩。我们是唯一在这个站下车的人。火车几乎没等我们下车就继续开走了，沿着海岸更往北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远处另一个定居点，在一个面朝水域的山坡上。

我记得我哥哥评论说，如果我们住在那里，视野该有多好。我也记得，周围空无一人。

我们穿过马路，朝海滩走去，突然被它吸引了，想要触摸沙子，我们也这么做了，把手插进沙子里，我哥哥咧嘴笑了。风吹着我们，他扔了一团沙给我，我也扔了回去。他喊叫着。我以为他要跑进水里，但他停住了。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向我身后的一点，看到一栋长长的、两层的混凝土建筑，有很多窗户。

我想就是在这一刻，在海滩上，一切似乎都最有可能。我们的姐姐还活着，就在那栋建筑的某个地方。

我们匆忙赶去。在里面，一个正沿着走廊走动的男人接待了我们。我们能听到人声的回音。我们告诉他我们在找谁，他说："稍等，"然后继续走开了。

我们等着。又有脚步声传来，一个年轻女人出现了，拿着一把拖把和满满一桶水。她穿着工装裤，头上系着一块头巾。她的脸上布满伤疤，好像被烧伤或被小刀割过。

她看着我们俩，带着期待。接着有什么东西从她眼中闪过，她放下拖把和水桶，双手紧握在一起，仿佛要开始背诵祈祷文。

我们根本不知道她是谁。

这个陌生人带我们进了一间空教室，让我们像学生一样坐在课桌前。前面有块黑板。桌子上有一个打开的盒子，里面装着剪刀和蜡笔，还有一叠蓝色的纸。从这里，透过宽大的窗户，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来的那个火车月台，以及远处山坡上的定居点。

她把一把椅子转过来，坐在我们面前。她有一会儿没说话。我觉得她可能比我哥哥大几岁，但因为伤疤很难判断。她坐在那里，不知道手该往哪儿放，我现在看到她的手上也有伤疤。

然后她开口了："你们是他的孩子，对吗？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我知道你们至少有一个会活下来，来这里找她。在我声称我就是她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了。你们必须相信我，这是他们唯一会让我留在这里的方式。这是唯一的办法。"

她说得很快但很平稳，并且避免看我们。我无法停止看着她。不是因为她的伤疤，而是因为她如此平静。

她继续说道："我来这里，想着或许他们能有我容身的地方。但我年纪太大了。所以我问有没有什么工作我能做。总有活要干，不是吗？我说只要让我留在这里，我可以免费工作。当然，问题是我不唯一一个这样请求的人。每天，都有人来请求、乞求。现在还是这样。我也乞求了。我走了太久。沿着海岸来回走。我无处可去了。我绝不回那里"——她指向窗外山坡上的定居点——"我永远不回那里。"

"所以我继续乞求。我哭了。然后这里工作的一个女人问我从哪里来，我就告诉了她。就在那时，那女人的眼睛亮了起来。她提到她知道那个地方，因为她认识一个来自那个地区的男人，他过去常去她的村子修屋顶。他是山里最好的屋顶工。有时候他带着他的孩子来，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帮忙。或者，如果他认为太危险，他们就待在地上看着，给他指挥。那女人说她记得他们的笑声。"

"你们知道我做了什么吗？我想都没想就对那女人说，'那就是我。'她说，'那是你？'我点了点头。然后她说了你们姐姐的名字，我说，'是的。'我不停地指着自己说，'是的，那是我。'"

陌生人在她的椅子上向前倾了倾身子。也许她是想站起来。走开。或者跑开。但她没有，她慢慢地拿起一把剪刀，然后变得如此静止，我能听到外面的潮声，我哥哥的呼吸声，以及走廊传来的脚步声，她是如此静止，除了她的眼睛，它们颤动着，盈满了泪水，这时我哥哥先站了起来，一言不发，碰了碰我的肩膀，我们便离开了。

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那天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谈论过她或那所孤儿院，我们也再也没有彼此大声谈论过我们的姐姐。不到一年之后，一天早晨，我哥哥穿上他的制服，出门继续调查城市的人口，包括所有不断涌入的新来者，然后，我哥哥就消失了。

我始终不知道是有人再次为了他的包打了他，伤害了他，还是他只是离开了。我不知道哪个更糟。

S太太活到了看见那截飞机尾巴被吊走的时候——结果发现另一半根本不在地下——土地被清理出来，准备重建她的房子和邻居们的房子。但是S太太无法证明那房子是她的。于是，一天下午，我扶她下到河边，这样我们就可以看着我在军营小镇酒吧外见过的那个年轻女人，搬进了原本是S太太家的地产。

"嗯，"S太太说。"就是这样了。"

她拉了拉我的胳膊，好像想回到山上去，但她没有动。

这是我对她最后的记忆之一。

我花了一年时间寻找我哥哥，坚信他只是离开了——去那所孤儿院的经历让他下定决心要继续寻找我们的姐姐。

我走得很远。我尽力重走了我们走过的路。我回到了海岸。那时，那个冒用我们姐姐名字的女人也走了。一条通往我们出生的山区的路线开通了，所以我也去了那里。结果发现我们村子附近的一个村庄被重建了，当我到达那里时，一位老人走过来对我说："你是那个屋顶工的孩子，对吧？"我告诉他是的。

"但你都长大了，"他说。

这话让我笑了。（那时我十五岁了。）我问他这些年来有没有见过我哥哥或姐姐，他摇了摇头。他说我是他认出的第一个来自我们村子的人。然后，见到很久以前认识的人所带来的冲击淹没了他——他把头埋在我的肩膀上哭泣，问我我们该怎么继续活下去。

最终，我回到了城市，不过那时已经有人占用了我和哥哥曾经当作家的那个棚屋。我搬进了另一个，令我惊讶的是，那里有一个S太太的手镯挂在一颗钉子上。我把它套在手腕上，然后想了想又觉得不妥，把它放了回去。

早上，我去我哥哥工作过的办公室，问能不能让我接替我哥哥的工作。

直到现在我还做着这份工作。我走访城市中正在缓慢重建的区域，收集姓名和信息，我也乘坐新的火车线路去往新的城镇，做同样的事情。我尽力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

我照顾我的邻居。我帮他们洗衣服。我给新来的狗留食物。

当我回想起那天和我哥哥在海边的时刻，我们站在离孤儿院有一段距离的海滩上，离火车月台不远。那是之后的事了。但在我的想象中，仿佛我们正要再次去拜访孤儿院，仿佛我们正要重新开始。手中的沙子。

我哥哥问我没事吧。我点了点头，即使我刚才在哭。

"你没那么坚强，"他说，我能听出他在试图让我笑。

我们还没有看对方。我们面朝海水，我哥哥穿着他的制服和靴子，他害羞地问我，有没有想过那样做。

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他看着别处说："她拿着剪刀的样子。对着她自己。"

然后我确实明白了。但我没有回答。

我看着流动的海水和远方的地平线。

我问那个女人没事吧，好像他会知道她是否没事似的，我哥哥说："她没事。"

"你不会说出去吧？"我问。

我的意思是他不会向孤儿院报告她冒用了我们姐姐的身份。

我哥哥摇了摇头。"我不会说出去的，"他说。

一阵宽慰席卷了我，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突然的冲动，想再见到那个女人，用我们姐姐的名字称呼她。这种感觉过去了，但如此强烈，让我为此感到尴尬。

我哥哥朝海水迈近了一步。就在这时，他拿出他一直放在衬衫口袋里的笔记本，打开，撕下里面的纸页，扔进了水里。

我记得我倒吸一口气，想要冲进海里。但我哥哥拉住我的手，让我待在原地，我安静下来，不是因为他刚才所做的事，而是因为我想不起上一次我和哥哥手拉手是什么时候。我想，自从那片漫长的田野之后就没有了，那时我们为了活命奔跑，在可怕的噪音和裂开的大地中，他一直对我喊叫，叫我不要放开我们姐姐的手，那时我也拉着她的手。他不停地喊，握紧你姐姐的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我正是那么做的。但后来我没有再握着她的手了，我没有握着他的手，我只是尖叫着，奔跑着，穿过一片在我脚下不断碎裂成最细小碎片田野。

潮水带走了纸页。然后我们听到了火车接近的汽笛声和远处的人声。我们转过身，看到一群孩子从孤儿院下来，到海滩上踢足球。

接着，片刻之后，我们看到了它们：所有沿着海岸滑翔的鸟儿。那么多，就在我们头顶，我数都数不过来。 ♦

作者简介

保罗·尹（Paul Yoon）

美国最受瞩目的新人小说家，曾出版短篇小说集Once the Shore，被《纽约时报》评选为最受瞩目新书，被《洛杉矶时报》《出版人周刊》、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评选为年度最佳首作。2013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异乡人》，迅速受到媒体和读者的关注，成为奥普拉八月首选图书，美国独立书商协会八月选书，《纽约客》最受瞩目新书，《新闻周刊》最热门图书。他也是包括《蜂巢与蜂蜜》（"The Hive and the Honey"）在内的多部作品的作者，并因此获得了2023-2024年度故事奖（The Story Pr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