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时间贫穷」里的人：为什么我的时间总是不够用

许玲玲是英国杜伦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过去10年，她追踪访谈了上百位来自不同出身背景的中国青年，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优势背景总有充裕的时间，而弱势背景疲于奔命，总感到时间不够用？

调研的过程里，她看到了出身的差异如何通过「时间」传递到不同背景学生身上，又如何分化出不同的人生轨迹：弱势背景的学生不仅很少有余裕去做想做的事情，同时因为背负更多经济、情感、心理的「债务」，无法真正心安理得地使用时间。而优势背景的学生，不仅继承了来自家庭的机会与条件，还继承了时间，他们往往有更强的时间掌控感，遇到问题和瓶颈，也更有能动性和从容感去做出改变，她把研究写成《时间继承者:时间不平等如何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流动性》，这本书在2025年出版。

此前的十几年，许玲玲一直关注中国社会的教育流动问题。在她看来，时间从来不是个人的，更是社会的，结构的。比如我们常说「一生卡年龄的中国人」，指向的就是一种制度性的时间贫穷——从出生开始，我们的人生被各种时间节点追着跑，在这样的时间架构下，大家好像都没有空间去试错，也没有资源去缓冲。

这项研究也来自许玲玲的生命经验。她出生于南方一个约2000人的村庄。从表面上看，她的人生是一个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典型例证。但她的故事里还有一层隐秘的叙事：中学时期，她的成绩很拔尖，但因为不懂得如何填写高考志愿，前三个志愿都没能录取，最终不得不以高分进入一所211大学。之后，她获得奖学金去到香港学习。毕业后，她做了五年中学英语老师，帮家里还清了债务，才得以继续博士学业。很长时间里，她活在严苛的自我审视之中，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快，因此感到自卑，愧疚。对她来说，这项研究不止是一次理论的呈现，更是解开自己的过程。

9月，《人物》和许玲玲通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她的声音不大，带着家乡的口音，她习惯称呼对方为「您」，面对每一个抛过去的问题，她总是先表达肯定。她向我们详细地讲述了调研的经历，她所看到的不同时间处境与人生际遇，以及一路走来她自身的反思和改变。

她还特别提到女性所受到的多重时间压迫。调研中，她遇到过许多「长姐」，很小就被迫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即便获得了家庭的教育投入，她们在长大后也会更加不计时间成本地回馈家庭。对她们来说，时间的匮乏并不独属于一个特定时期，而是贯穿整个生命周期。正是因此，许玲玲说，如果这项研究有一点私心，她希望能把它献给更为家庭牺牲了自己教育的农村女性。在学术界，她们的声音很少被听到。

这也是她的使命感所在——研究能改变的或许有限，但它可以为更多人提供一种理解自身处境的新语言。「当你能命名它，它的力量就会变得小一点。」

以下是许玲玲的讲述——

文｜王青

编辑｜姚璐

「我感觉自己很失败」

这项研究的起点，我想从自己经历的一个小故事说起。

2012年，我正在剑桥大学念博士一年级。有一天晚上，在学生宿舍的厨房里，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聊着各自的经历，聊到年龄的时候，我没出声。回到房间后，有一位医学博士生K找到了我。

我记得很清楚，打开房门，他把护照的个人信息页贴到我面前，问我，你看到了，我是23岁，你到底几岁？我很窘迫，也无可奈何，只能小声说，30岁。他笑了出来，丢下一句，哇，你这么老？然后得意地走了。

K来自医学世家，父亲和祖父都是眼科医生、剑桥校友。来到剑桥之前，他毕业于英国最顶尖的私立学校，英语是他的母语。而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农村，父母都是初中学历，英语是我到初中才第一次接触到的语言。在通过奖学金来到剑桥大学之前，我花了几年时间工作，帮家里还清了债务。

但在当时，我对社会不公平的理解还很有限。在同学之间，大家对各自境遇的普遍解释还是你今天的成就，完全来自于你的能力和努力。和同学聊起来，我常常会陷入一种很羞耻、很无知的感觉，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快、不够年轻，感觉自己很失败。而我能做的就是拼命努力，来弥补我和他们之间的差距。

那时，我刚读博不久。最早我的研究兴趣是那些从内地去香港上学的学生，尤其是放弃清北复交、选择香港高校的学生，他们在香港遭遇的身份认同问题。后来因为去了剑桥大学读博士，我把调研的范围扩展到更多跨境和跨国流动的学生群体。

这也是我在那个阶段的困惑。我是我们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教育流动对我来说是真正意义上改变命运的工具。说来也挺讽刺的，其实我高考志愿填得不好，误打误撞去了第四志愿的大学。又因为这样，我成为当年学校大一新生里分数拔尖的学生之一。我记得参加完新生军训后，我突然接到通知，去开一个会，开会的过程里，我才知道因为我在新生中的排名靠前，有资格申请香港教育大学（当时叫香港教育学院）的奖学金。从1999年开始，香港各所大学每年都会到内地选拔一批高考成绩最优秀的大一新生，并提供全额奖学金。我是第四届获得这类奖学金的内地学生之一。

在香港教育大学学习的四年对我来说应该是一次彻底的转变。我接触到的教育资源是我以前完全无法想象的。比如一开始我的英文口语基础几乎为0，上完大一第一节大课，教授专门让我去语言中心找了一位美国受训的资深言语治疗师，每周教我学发音，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后来因为学校提供的机会，我去了加拿大的约克大学交换，很大地提升了我的英语能力和国际视野。

但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剑桥大学的那几年，我始终被一种困窘感包裹。K的故事只能算是那几年我经历的无数例子之一。

后来在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困窘跟背景密切相关，有两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案例：

一个是灵珊，她是90后，出生在山东的一个中产家庭。我和她的父亲聊过几次，他所展现出的教育理念，是我在那些出身弱势的家庭里面从来没见到过的。比如在灵珊的成长过程中，他会去读很多教育学书籍，吸收不同的教育理念。在灵珊读大学之前，他就已经带着孩子出国旅行了一圈。

但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这些。很多孩子临将毕业的时候，父母通常给出的指导是让他们赶快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好离家近一点。但是灵珊的爸爸不是这样，他鼓励灵珊先做探索，去各个地方转一转，工作可以慢慢找，他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天高任鸟飞」。第一次和他聊，我就在心里感叹，天，还有这样子的父母。而这样子的相处模式，他给到孩子很多的教育指导和人生指导，也给了灵珊很大的空间和自由。

相较之下，我采访过一个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Lawrence。第一次和他聊天，他的父亲刚刚从厨师岗位上退休，他很快就要撑起一个家庭的开销，不仅要支持父母，还要供弟弟念书。聊到每天的作息，他反复和我讲：我的时间不够用，我希望自己每天都能有超过24小时的时间。他对自己也很严苛，觉得自己没有远见，时间管理得不好，浪费了很多时间等等。

但真正去看他的时间分配，他其实很努力，简直是过度努力、努力到没有时间休息。我这么和他说的时候，他说第一次有了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在那之前，他甚至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把醒着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学习和工作上。

这两种对时间完全不同的感受或认知，带给我很大的冲击。我发现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同学，除了拥有更多来自上一辈的资源支持之外，他们对于时间的把控，应该说是感觉良好。比如灵珊，她后来探索过不同的职业方向，她不会觉得那是浪费时间，而是我有了更多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像Lawrence这样的学生，除了资源层面的匮乏，他们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时间的匮乏感。

从那时起，「时间」就成为这项研究很重要的支点：我想要弄清楚，从所谓社会最底层的农村贫困家庭，到城市低收入家庭，到城市中产，甚至富裕背景出生的学生，是如何继承了「时间」。而时间继承的不平等又对他们的教育流动轨迹和个人生活事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许玲玲

看不见的时间债务

过去十年时间里，我和上百位访谈对象做了跟踪调研。我能强烈地感受到，对不同出身背景的受访者而言，时间并不总是公平的。

梦来自河北农村，从本科开始，家人就一直找她要钱。她讲过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为了帮家里还债，她帮同学当「枪手」写论文，发表在一家核心期刊上，获得了5000元的报酬。但是寄回家后，还是不够。因为父亲做小生意经常被骗，所以仍然不断地写信找她要钱。

这种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呢？我访问她的时候，她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仍然经常梦到父亲来要钱，好几次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真的在哭，脸上是有泪的。如果从表面的生活来看，她当时已经完成学业，并且在一所高校任职，但是她始终觉得自己活在「借来的时间」里，和家里的关系也一度非常紧张。

另一个让我特别动容的案例，来自一位农村背景的女性春普。她的家里非常贫困，决定读博的时候，父亲年纪很大了，做体力重活，原本是打算退休的，但为了能维持家里的经济来源，父亲延迟了退休，但非常不幸，很快父亲被诊断出癌症，去世了。

这件事带给她极大的打击，一度陷入严重的抑郁，濒临辍学。在这个案例里，春普和家人的关系很好，但正因为这种亲密的关系，她的负疚感更深，她经常会想，如果当时她不选择去读博，父亲是不是就不会走。有一年多的时间，她的学术进程是停滞的。

当我们说时间负债的时候，它不仅是时间容量的缺失——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想做的事情，也是质的问题，因为你的时间被经济的、情感的负债，心里的压力所占据，你无法真正心安理得地去使用你的时间。

直到今天，春普仍然精打细算地过着每一天。她和我说过一句话，「这样的日子真是太让人疲惫了。我真希望不用等到打折才买得起一袋米。我真希望不用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去操心最基本的日用品。我真希望有一天能随时走进超市，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这种消耗也剥夺了她原本可以用来做科研的时间。她很清楚，只有把大量时间投入学术研究和发表，才能换来学界的「硬通货」。但是现实中的生存需求占据了上风，迫使她每天都要在抢打折商品这类事情上「浪费」时间。

另一个极端，我采访过时间配得感很强的李。第一次和他聊天，他刚从英国一所大学毕业，在伦敦开了一家奶茶店。第二次聊天，他拿到了英国的永居，已经转行在伦敦一家知名的奢侈品店做销售，业绩非常好。对他来说，开奶茶店只是获取英国身份的方式，他真正的职业热情是后者。他非常享受与顾客的交流，用了「如沐春风」来形容自己的工作。

追问他的流动轨迹，他自认为不是「读书的料」，从广州到英国念书只是父母为他镀金的方式。本科毕业那年，他已经有房有车，房是父母投资的，在伦敦当地最贵的一个地段。你能看到，李的这一路，家庭给他的支持是非常充裕的，对于如何一点点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既有这种松弛感，也有长期规划的空间和能力。

我想强调一点，对这些优越出身的受访者来说，他们并不是坐着不动的。他们也非常努力，但因为他们有资源、有家庭支持，对时间的掌控能力更强。在遇到问题和瓶颈的时候，他们更有能动性和从容感去做出改变。

前几年有一句流行语——我花了18年的努力，才能跟你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喝咖啡。但即使坐到了一起，大家对于时间的感受仍然是不同的。对梦和春普来说，她们的时间观是牺牲型的，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未来，很少有意识投资自己，更不会主动为自己提升生活质量，总觉得必须为家里付出，哪怕到了三四十岁，仍然不能为自己活着。而这些恰恰是看不见的部分。

图源电影《寄生虫》

「一步错、步步错」

做研究的过程中，我经历过一次大崩溃。一直以来，我和我家庭的相处模式，和很多受访对象类似，比如梦和苏的家里一直问她们要钱，我的家庭也是这样，很长时间里，我的大部分收入都给了我的家人。

但是你要说家里向孩子伸手要钱，是可耻的行为吗？我很难说是。在匮乏的环境里，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的家人同样为你做了很多牺牲。

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我跟着我妈去镇上卖橘子。我妈用自行车驮着一袋橘子，我跟在她后面走着。是一个很热的夏天下午，我们在路边摆一会儿，就被人家赶，一个下午被赶了五六次。那种屈辱的感觉我到现在也忘不了。

到了小升初，我记得很清楚，为了让我念更好的学校，我妈拿着400块钱，带着我找人说情。最后400块没有送出去，我们被很不耐烦地打发了。当时我只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考得不够好，才会让我妈承受这样的屈辱。

在成长过程中，我爸妈其实做了非常多辛苦的工作来支持我和我弟弟，那么当我开始赚钱，我甚至不用思考，也会不停地往家里送钱，回馈他们是很理所当然的反应。它好像变成你和家人之间的一种默契，你很难用恶劣来评价它。

但默契的代价，就是你可能会做出一些自我毁灭性的决定。前面提到，我30岁开始读博士，是因为本科毕业后，我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其实那几年，我不仅帮家里还清了债务，还给他们买了房子。

做这些事的过程中，我都是很开心的。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是俗话说的「进水屋」，每逢下雨，外面的污水就会倒灌进屋内，一家人不得不在脏水里走来走去，皮肤经常会受感染。能为他们买下一套普普通通但不会进水的房子，我是感到非常自豪的。即使这意味着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拼命工作上。

许玲玲的家乡 图源受访者

一直到做这项研究，我才有契机去思考。我发现自己从来没去考虑，我应该要有自己的财务规划，我也需要为将来的退休做打算。我甚至没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应该是独立于我的家庭的。

意识到这些，我大哭了一场。并不只是委屈，我很困惑，为什么无论怎么做，我还是觉得不够。那么多年的不理解、自责和羞愧就像决堤一样奔涌而出。

调研的过程中，我的很多受访者也会经历类似的觉醒过程，也有很多受访者至今还没意识到。

Shane来自香港的低收入家庭，因为父母无法负担香港本地大学高额的学费，他通过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考到南京一所非常好的大学。2017年采访，他刚拿到工程学学士学位。在那之后，他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来来回回做过很多份工作，包括股票经纪、补习老师、房地产销售等等。每一份工作都很不稳定，工作时间也特别长。他真正的职业目标是做一些投资和咨询方面的工作，但是因为疲于生存与支持家庭，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更好地提升自己，陷入恶性循环。直到2022年见面，他说自己去超市买东西终于可以不用老盯着价格标签了。

另一位同样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Norman，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辩护律师。和Shane的经历类似，因为家里无法承担他在香港精英大学法学院的费用，他去了北京一所985头部大学的法学院。本科毕业后，同学都考研，他也跟着考研，上了三年的国际法。2016年到2022年，我几次跟踪他的近况，最后一次见面，他觉得回头来看，研究生的三年是完全浪费掉的。因为国际法专业对他从事辩护律师来说没有任何帮助，更好的路径是毕业之后直接工作，积累经验。但回到当时，他没有时间的资源来帮他预见职业的发展，因而走了这些弯路。

能看到，Shane和Norman都有很好的本科学位，但因为缺少家庭的、时间的资源，他们在做一些人生决策的时候，往往比较盲目，没有长期计划，以致于最终他们对自己的描述通常是「一步错、步步错」的感觉。

反观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受访者，他们拥有的时间余裕很多都来自上一辈的积累。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农村背景的学生，高中去了县城最好的中学，他的同学里，有大学老师的孩子，有教育局局长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其中一个同学的父亲让孩子学朝鲜语，我的受访者很震惊，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做法，但大学毕业后，这位朝鲜语专业的同学直接进入了外交部工作，那时他才意识到，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样的选择是那么的合乎常理。

这些故事让我意识到，对家庭资源较匮乏的学生来说，当他们真正要做决定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好像我有很多的选择，但好像我又没有什么选择，因为他们对每个选择的理解几乎为零。

这几年大家都在说内卷，也会有一些声音，比如一些年轻人开始返乡，躺平，做一些主流之外的人生选择，但我想强调，能够做出改变的，往往不是最弱势的群体，像我的很多受访者，他们连抵抗的时间和精力都没有，忙着生存，忙着还债——金钱的债，时间的债，他们被社会的时间架构压得喘不过气，无力抵抗，但是他们又是最有韧性的，在这么恶劣的时间架构下仍然能顽强地劳作。

图源剧集《未知的首尔》

当时间的小径分叉

时间继承机制并不是绝对的。在教育流动的过程中，也会出现时间富裕者迷失，而时间贫困者突围的分岔。

我印象很深，有一位富裕家庭出身的冰，高考失利，父母安排她走2+2模式，在国内一所普通大学读完两年的课程后，转到了英国的一所大学。但在英国的那几年，冰每门课都挂科，中间甚至再次转到另一所排名更靠后的学校。毕业后，父母通过人脉关系给她在家乡安排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2019年采访冰的时候，她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三年，但是依旧非常迷茫。她并不想按照父母安排的路径生活，但是父母不允许，因为在其他城市，父母无法为她安排一份像样的工作，于是她只能活在家庭编织的茧房中。

而在那些时间资源贫乏的受访者中，也有很多凭借自身非常强烈的意志力和自发性，寻找机会，抵抗阻力，最后突破了时间框架的案例。

蛟现在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学者。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家里非常困难，父母没有上过一天的学。高考的时候，他的分数能上清北，但因为家里没钱，他去了南方的一所能提供生活费的双非大学。

毕业后，找工作困难重重，他先在家乡找了一份文职工作，一年后，公司破产。因为大学四年苦练英语，蛟的英语能力不错，后来在一所中学找到了教英语的一份临时工，同步申请国外的研究生。

他就这样子来到了英国，除了学校提供的一部分奖学金，每周六天，他从早上6点半到9点半兼职清洁工。虽然打工的时间挤压了学习的时间，但在兼职的过程中，蛟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工友，和他们一起工作，聊天，交换生活经验，他对英国社会的阶级构成、社会的不公平以及移民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也是因为这段经历，他后来开启了社会不平等的研究。

回望那些年，蛟觉得，这段原本被他认为是「浪费」了的时间成了日后非常重要的时间财富。

由此能看到，教育流动不仅是空间上的流动，也会带来时间心态和时间体验的重塑。在流动的过程中，我们对过去时间的感觉是在不断变化的。对蛟来说，出身曾限制他获得更多的时间资源，也是他自卑感的重要来源，但是到了英国读书后，在一个全新的时间架构中，他的出身以及由此带来的经历转化成了很独特的资源。

对优越家庭的学生来说也是一样。时间继承机制本身是有门槛的，比如地域限制，像刚才提到的冰，以及另外几位同学，他们的父母在本地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但这些资源往往是区域性的，当他们完成学业，父母会让他们赶紧回来，因为这些资源不具有可迁移性。另一方面，它也有个体能动性的限制，资源再多，你没有能动性，没有行动力，你也可能错失机会。

事实上，时间从来不仅是个人的，还是结构的，社会的。有一次，我跟一个研究甘肃农村教育问题的学者聊，他提到，有一些受访者很厉害，十几岁的孩子，闻一下空气的气味就能判断暴风雨的远近。但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这样的生活经验和能力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甚至会让他们感到自卑。

而当我们讨论时间继承资源的多少，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理解时间结构的不平等。研究中，我的受访者也提到过「农村人的素养」这个词，这些素养虽然不被以城市为中心的时间架构所承认，但它是一个人很重要的品质，是出身劣势的人可以在毫无退路、缺乏资源的环境中奋力拼搏，不耻于被当成愚笨的韧性。

访谈的过程中，我感受很深的，也是他们身上的韧性，或者说创业精神。很多出身弱势的受访者都会说，你不要怕被拒绝，就是咬紧牙关，不停地去尝试。他们也会主动寻求各种机会，一个不行，就再尝试别的。

这几年，我一直和蛟保持联系。他是我非常佩服的学者，做出了非常多的学术贡献。每次聊天，我这么对他说的时候，他都会打趣说，学术只是我讨生活的一个工具。他始终认为，自己现在从事的工作并不比清洁工作更重要、更有用。

英文里有一个词叫self-importance，类似于我今天的成就是凭借我个人努力换来的，我很重要。但是蛟会有意识地和这样的优绩主义话语分离。在他看来，大家都在劳动，我做脑力劳动，有人做体力劳动。从结果上看，很多时候，体力劳动的现实影响是更为直接的，而脑力劳动有时候也会生产出一些很虚的理论。

包括另一些受访者，像其中年纪最大的外科医生经疲。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快退休了。他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庭，我印象很深，他说自己当时困难到没有人比我更困难的程度。整个职业生涯，他也是几乎把所有时间投入到了工作中。他太太有时候会笑话他，说你工作那么辛苦，但晋升速度比别人慢。他的回应就是，时间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他知道自己要付出更多。医生是轮班制，同事每天轮两班，他就轮三班。直到退休，他依旧停不下来，无法真正放松。

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是时间匮乏者共有的深层焦虑。但是他清楚自己的焦虑，退休后他用自己的时间资源帮助村民获得更多医疗资源。和蛟相似，经疲并不觉得说村里人太懒了，没有努力，所以还是那么穷。相反，他看到村里的资源匮乏，大家连去哪里看病都不知道，所以他决定成为那个撑伞者。

这是一种微小但有力的改变。他们的故事也让我看到，时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被继承，可以被分享，也可以被重新定义和重新分配。

图源剧集《未知的首尔》

「献给我的大姨」

做研究的十年里，让我最有共鸣的还是那些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女性。她们的经历跟我高度重合，也让我感受到很深刻的情感连接。

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女性，暂且叫她沧吧。她出生在南方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庭。在准备博士资格考期间，她怀孕了。那段时间，她一边要备考，一边要协调母亲和婆婆过来的签证。生产之后，她不仅要写论文，照顾孩子，还要处理各种家庭矛盾。访问她的过程中，她压力大到流泪。

包括前面提到的春普，她也跟我分享过类似的故事。读博期间，她经历了流产，学校没有任何支持，导师甚至很不理解地问她，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怀孕？

了解她们的故事，我强烈地感受到，有一些突围和性别有很大的关系。比如相比蛟，沧和春普因为生育被迫中断学术进程，只能把自己炼成超能力女性，才有可能从多重形式的时间压迫中突围出来。

除了生育带来的时间成本，从女性的整个生命历程来看，她们中的很多人，从出生开始就处在更复杂的时间架构中。我访谈过一个叫库的男性，他1岁时母亲离世，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中考那年，父亲希望他进入职校，这样能尽快负担家庭的经济重担。但是库一直坚持，最后的结果是，早已辍学打工的姐姐不得不承担库从高中到研究生的教育费用。

还有一个发现是，包括沧、梦在内的许多出身农村的女性受访者，都是家里的长姐，而且家中最小的孩子往往是弟弟。对她们来说，即便得到了家庭的教育投入，不配得感也更强。等到有了经济收入后，她们会更不计代价地回馈家庭。

另一个转折点，是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对出身贫困的女性来说，由于家庭内部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她们不仅缺乏资源和指导，还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成本说服家人。尤其当她们想去考研，或者留学，通常会面对更强烈的反对声。在这个过程里，她们所经受的心理压力更大，甚至会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去追求更远的目标。

你问我，是不是女性更容易陷入决策疲劳？我觉得其实不止决策疲劳，各种场合，你都疲劳。前面提到那次崩溃，最近我发现可能也跟女性主义意识觉醒有关，我意识到，我的还债心态或者不配得感，不仅是时间匮乏带来的，还融合了我的女性身份，比如在不同的社交场合，女性往往是做情绪劳动的那个人——你会不自觉地照顾所有人的感受，让所有人都感到高兴。

在这本书的致谢部分，我特别感谢了我的大姨。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大姨对我的影响是最深的。

最大的影响，用英文的话来说，「you can be resourceful」，你总是可以找到办法。大姨是我妈妈的姐姐，家里的长女，底下有四个弟弟妹妹。虽然大姨没有上过一天的学，一个字都不认得，但她是我见过最有智慧、最有韧性以及最乐观的女性，凭借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学习做小生意，学会了算钱，养活了一家子，还将我表哥培养成家族里第一位大学生。

在我的流动轨迹中，有一个重要的拐点来自表哥。当时我有机会去香港念书，选专业的时候，我可以选中文，也可以选英文，是他建议我选英语专业。英语的确也帮我打开了非常多的窗口，让我可以毕业后在香港谋生。而我表哥之所以成为我的拐点，背后正是站着大姨那样的女性。

但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每次回家和她聊天，她依旧常常感叹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什么都不懂。有时候孙辈也会这么对她说，奶奶，你怎么一个字都不懂？从社会学的角度，大姨内化了很多来自外界的评价，我很难去改变。但因为这一路的经历，我深刻地体会到，时间继承不仅是资源的传递，更是这种羞耻和自责的内化，是信息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放大器，而研究能做的，就是试图为更多的人提供一种理解自己处境的新语言。

如果说这项研究有什么私心，我希望能把它献给更多和大姨一样为家庭牺牲了自己教育的农村女性。在学术界，她们的声音很少被听到。这是我做研究的使命感所在。

图源电影《我的姐姐》

那些还未被改变的现实

前段时间，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我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演讲。讲的过程中，听众当中有不少人流泪，这是我没想过的，感觉时间继承就像一种语言，让我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对上了眼。这样的力量让我震惊，也让我非常感动。

对我来说，这项研究从来不只是理论的呈现，更是一次情感的连接。

其实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的班主任，我应该选哪个学校。当时我的成绩很好，他就让我填了最好的大学。第二志愿我填了浙江大学，第三志愿是中山大学。回头来看，这真的是一次自我毁灭性的决定。这三所大学的梯度非常小，如果我进不了第一志愿，也就意味着降分后，其他两所学校也不会要我。但在当时，我和我的很多受访者一样，做人生决策的时候，没有任何理解，只是盲目做了决定。

我记得大一寒假回家，跟高中同学聊天，她跟我讲述她的爸爸是如何帮她做详尽的志愿规划，真的是分梯队，分专业，一步步分析，最终做出了决定。听到的时候，我瞠目结舌，我不知道原来还可以有这样子的操作方式。

我的受访者里，最让我震惊的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农村出身的学生，他高考填报的是一所211大学，但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被另一所985大学录取了。后来他才知道，是他的班主任擅自改了他的志愿。虽然这件事的结果对他很有利，但是隔了很多年回望，他仍旧有很深的无力感，他能感到自己的意志其实是被侵犯了的。

后来无论是考研，还是参加工作，他一直会受到身边权威人士的影响，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仿佛有一个服从权威的人格。讲起这些经历，他满是遗憾，因为在很多个人生的岔路口，他原本是有别的选择的。

新书出版后，我的其中一位受访者读了之后专门约了一个会议室，跟我聊了两个多小时。聊之前我非常忐忑，我不确定自己对她的理解是否准确。我的受访者们都无偿地分享了自己的人生，我也希望自己足够尊重他们的经历。但是她一见到我就说，你的研究让我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人生选择。我当时真的眼圈一红。

对我来说，这项研究，也是解开自己的过程。开头讲到K的故事，这几年我会反复想起那个时刻。我开始理解，那些同学并没有恶意，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很努力，很优秀，配得上自己拥有的成就，但问题是，我也努力了，只是我的路径不同，我的资源不同。如果当年能有时间继承的视角，我可能就不会那么羞愧和自卑。我也很遗憾我没能和K有更深层的对话。

最后我还想讲讲那些还未改变的现实。直到现在，我的很多受访者仍然处在具有挑战性的历程当中。前面提到的Shane和Norman，相比其他贫困地区出生的受访者来说，他们进入内地名校的分数门槛较低，某种层面上来说的确是一种身份红利。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时间继承就更优越。通过这几年的追踪我发现，毕业之后，他们的困境更显著，因为身份问题遇到各种障碍，有点像是夹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中间，以至于到今天，依旧在贫困线上挣扎。

这里面既有大环境的影响，也有时间继承机制的作用。包括这两年，很多人都在说，「一生卡年龄的中国人」。我认为它指向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时间压迫——从出生开始，我们的人生就被各种时间节点追着跑。

你要几岁上大学，你要几岁找工作，你要几岁结婚生子，又要在什么年龄段买房买车？35岁之后，你还可能面临被裁员、被社会淘汰的时间红线。「卡年龄」说的不仅是时间焦虑，更是让人无法喘息的时间架构，身处在这样的时间机制下，大家好像没有空间去试错，也没有资源去缓冲。

但我还想强调，即使大家都在说，我很焦虑，我没时间，「我们」背后的时间继承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前面提到的灵珊，大学毕业之后，她也焦虑过，但因为她的父亲给予了她充足的时间资源，她可以去尝试不同的职业方向。

关于她后来的故事，本科期间，灵珊去过金融机构实习，因为不喜欢这个工种，她陷入了迷茫。有一次她给室友做饭，室友吃完随口问她，有没有想过当厨师？这又启发她到北美学厨，进入餐饮行业工作。最后她又从厨师转码，成为一名程序员。

打个比方来说，一个渔夫开着万吨巨轮，5小时就能打百吨的鱼上来，另一个渔夫划着小木船，一天下来可能也就打了100斤的鱼。他们都说我很累，我需要休息，我没有时间，但是他们解决问题的资源体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会觉得，个体很难对抗结构性的不公。我们或许能打开一些可能性，但最重要的还是制度性措施，比如我认为很关键的一点，是在政策上放宽各行各业的年龄限制。尤其对女性而言，她们还承担了生育、照护等方面巨大的时间债务，用同一套时间门槛来限制所有人的进出，是极为不公平的做法。

英文中，有个词叫「name it」，当你给了自身经历一个命名，一种解释，我们才可以重新理解各自的经历，也才能开始讨论如何改变和瓦解不合理的时间架构。命名是很重要的。当你命名了它，它的力量就会变得小一点。

最后，我还想对曾经的自己，以及更多处在时间贫困的朋友说一句：「你不是那个失败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图源电影《时时刻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