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岁女保姆哭诉：男雇主每月给6000工资，却要求我每天给他洗脚

我叫陈亚兰，今年四十五岁。

这个年纪，说老不老，说小，也绝对不小了。

人家都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我卡在中间，惑也没少惑，天命更是半点没看着。

我从老家的小县城出来，跟着丈夫老赵来这座大城市，已经快二十年了。

二十年，我最好的青春都耗在了这里，从一个水灵灵的姑娘，熬成了一个眼角有了细纹、双手皮肤粗糙的中年女人。

儿子小军争气，考上了重点大学，这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

但骄傲归骄傲，学费、生活费，像一座山，实实在在地压在我和老赵身上。

老赵在一家私人工厂当保安，工资不高，胜在稳定。我呢，做过超市收银员，摆过地摊，最后还是觉得做家政保姆，收入来得快一点。

毕竟我手脚麻利，做饭好吃，收拾屋子是把好手，这是我的老本行，也是我为数不多的、能拿得出手的技能。

经老乡介绍，我来到了李建国家。

李建国，六十出头，退休前是个不大不小的领导，身上那股气派还没散尽。

老伴前几年走了，儿子在国外，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他就一个人守着这套一百五十平的大房子，孤孤单单的。

面试那天，他坐在沙发上，背挺得笔直，审视我的眼神，不像找保姆，倒像是在审阅一份文件。

“陈亚兰是吧？四十五岁，干这行多久了？”

“断断续续有五六年了，李先生。您放心，家里的活儿我保证给您干得利利索索。”我陪着笑，双手紧张地攥着衣角。

他点点头，指了指一尘不染的地板：“我家要求高，不光要干净，还要安静。我不喜欢家里有人咋咋呼呼的。”

“我懂，我懂，我话不多，手脚轻。”

他似乎还算满意，最后说：“工资一个月六千，月休四天，包吃住。工作内容就是一日三餐，打扫卫生，还有，照顾我的起居。”

六千。

这个数字像一颗定心丸，砸进了我心里。

比我上一家足足高了一千五。这一千五，能给儿子多添多少生活费，能让家里的担子轻多少。

我几乎没怎么犹豫，连连点头：“谢谢李先生，谢谢李先生！我明天就能来上班！”

他“嗯”了一声，脸上没什么表情，挥挥手让我走了。

那一刻，我心里是雀跃的，像揣着个宝贝似的，一路小跑着回了我和老赵租的那个小单间。

“六千！老赵，你听见没？六千！”我激动得脸都红了。

老赵也高兴，咧着嘴笑：“还是我老婆有本事。”

我当时觉得，我的好日子要来了。

我以为，这六千块钱，是我用勤劳和汗水换来的，是等价交换。

后来我才知道，这世界上，很多标价昂贵的东西，都在暗中标好了另一份、你意想不到的代价。

刚开始的一个星期，一切都很好。

李建国的家，大，但是冷清。我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饭，把地板擦得能照出人影，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带着阳光的味道。

他确实如他所说，很安静，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书房里看书写字，或者在阳台上摆弄他的那些花草。

除了吃饭的时候，我们几乎没什么交流。

他吃饭很挑剔，葱姜蒜不能多，盐要少，油要淡。我摸索了好几天，才算基本掌握了他的口味。

每当我把一桌清淡但营养搭配均衡的饭菜端上桌，他默默地吃完，放下筷子，说一句“还行”，然后转身回书房。

那句“还行”，就是我一天工作的最高评价。

我也不在意，我觉得这样挺好，雇主和保姆，界限分明，互不打扰。我拿我的工资，做我的事，心里踏实。

直到那天。

那是一个普通的晚上，我收拾完厨房，准备回我的小屋休息。

我的房间在最里面，很小，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小柜子，但有扇窗，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刚要推门进去，李建国从书房里出来了。

“小陈。”他叫住我。

我赶紧站直了身子：“哎，李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他指了指卫生间，又指了指自己的脚，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去，打盆热水来，给我洗洗脚。”

我当时就愣住了，像个木雕一样杵在原地。

什么？

洗脚？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做过好几家保姆，伺候过卧床的老人，也照顾过刚出生的婴儿，擦屎擦尿的活儿我都干过，但从来没有一个雇主，让我给他洗脚的。

那是一种感觉……我说不上来。

就是觉得，这活儿，太私人了，太亲密了，跨过了那条线。

我看着他，他的表情很自然，仿佛在说一件“今天晚饭吃什么”一样平常的事。

那种自然，让我心里的那点别扭和抗拒，显得特别矫情，特别上不了台面。

“怎么了？”他见我没动，眉头微微皱了起来，“没听见？”

“啊……听见了。”我回过神来，赶紧低下头，“我……我这就去。”

我的脑子乱糟糟的。

一边有个声音在尖叫：凭什么？我来是做家政的，不是来当旧社会丫鬟的！

另一边有个声音在冷静地劝我：陈亚兰，别傻了，一个月六千块呢。不就是洗个脚吗？能掉块肉？为了儿子，忍忍吧。

最终，那个叫“现实”的声音，占了上风。

我走进卫生间，拧开热水器，哗哗的水声，像是要把我的羞耻和不甘都冲进下水道。

我找出一个崭新的塑料盆，兑好水温，用手试了又试，生怕烫着他，也怕凉着他。

我端着那盆水，一步一步走出去，感觉那盆水有千斤重。

他已经好整以暇地坐在了沙发上，电视开着，正在播一个历史剧，里面正好演到太监伺候皇帝的桥段。

我眼皮一跳，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放这儿吧。”他指了指脚下。

我蹲下身，把盆轻轻放下。水溅出来几滴，洒在了光洁的地板上。

我以为这样就可以了，想着他自己洗，我站一边候着就行。

没想到，他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一动不动。

空气仿佛凝固了。

我的心跳得很快，脸颊发烫。

我明白了，他不是要我端水，他是要我……亲手给他洗。

那一刻，我真的想站起来，把那盆水泼出去，然后告诉他：“这活儿我干不了，我辞职！”

可我一想到下个月要交的学费，想到老赵那点微薄的工资，想到这个城市高昂的物价……我所有的骨气，瞬间就被抽走了。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像是要奔赴刑场。

我伸出手，那双手，曾经也被人夸过“纤纤玉手”，如今却满是操劳的痕迹。我把这双手，慢慢地，浸入了他脚下的那盆热水里。

他的脚很大，皮肤有些松弛，脚底有厚厚的茧。

我不敢看他的脸，只是低着头，机械地、轻轻地揉搓着。

卫生间里的沐浴露是进口的，带着一股高级的香气。我挤了一点在手上，泡沫很快就丰富起来。

整个客厅里，只有电视里演员念白的声音，和我搓洗时细微的水声。

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的腰弯着，蹲得久了，腿开始发麻。

我的尊严，好像也随着那些泡沫，一点点被揉碎，然后消失在温热的水里。

好不容易洗完了，我拿来毛巾，给他擦干。

他自始至终没有睁开眼睛，只是在我给他穿上拖鞋后，才从喉咙里发出一声舒服的喟叹。

“嗯，不错。以后，每天晚上都这样。”

他说得那么理所当然。

我站起身，感觉头晕目眩，几乎站不稳。

我低低地应了一声：“知道了。”

然后，我端起那盆洗脚水，逃也似的冲进了卫生间。

关上门，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我不是没受过委屈。

摆地摊的时候，被城管追得满街跑。在超市当收银员，被人指着鼻子骂算错了账。

可那些委，都比不上今晚。

那是一种从心底里升起来的、被践踏的感觉。

我一遍遍地洗手，仿佛想洗掉那种触感，洗掉那种屈辱。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起床，照常做饭，打扫。

李建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依旧是那副冷淡的样子。

我心里憋着一股气，干活的时候，故意把动静弄得大了一些。

他从书房里走出来，皱着眉：“小陈，轻一点。”

我立刻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所有的小心思都偃旗息鼓。

是啊，我是拿钱办事的，有什么资格发脾气？

我开始自我安慰。

就当是伺候病人了，就当是工作的一部分。六千块钱，分摊到每天，就有两百块。洗一次脚，就算五十块好了。洗脚十分钟，赚五十块，多划算。

我努力地用这种“阿Q精神”来说服自己。

可道理是道理，心里的坎儿，过不去就是过不去。

从那天起，“洗脚”成了我每天工作内容的最后一项，雷打不动。

李建国也越来越习惯。

有时候我动作慢了点，他就会在客厅里喊：“小陈，到点了。”

那声音，像个催命符。

每次我蹲下去的时候，都感觉自己矮了一截。

我开始变得沉默寡多言，脸上也没了笑容。有时候对着镜子，看见自己那张麻木的脸，都觉得陌生。

老赵休息的时候来看我，给我带了些我爱吃的辣酱。

他看着我，说：“亚兰，你脸色怎么这么差？是不是太累了？”

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

我把他拉到楼下的小花园里，犹豫了很久，还是把洗脚的事跟他说了。

我以为他会像我一样生气，会拍着桌子说：“这活儿咱不干了！回家！我养你！”

电视剧里不都这么演的吗？

可现实，永远比电视剧骨感。

老赵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闷闷地说：“不就是洗个脚吗？又不是让你干别的。人家给你开那么高的工资，肯定得多干点活儿啊。”

我愣愣地看着他。

“亚兰，你想想小军。他上大学多花钱。六千块，在咱们老家，那是干部工资了。忍忍吧，啊？就当是为了孩子。”

他的话，像一把钝刀子，一刀一刀割着我的心。

是啊，为了孩子。

这四个字，像一个紧箍咒，是我所有委屈的出口，也是我所有妥协的理由。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冲他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我知道了。我就是……跟你发发牢骚。”

老赵松了口气，拍拍我的肩膀：“这就对了。夫妻俩，就是要相互体谅。”

我没再说话。

那天之后，我把这件事，更深地埋在了心里。

我甚至开始“专业”起来。

我上网查，怎么按摩脚底的穴位可以解乏。我买了不同功效的足浴包，有时候是艾草的，有时候是生姜的。

李建国很满意。

他甚至会一边泡脚，一边跟我聊几句。

“小陈啊，你这个手艺，比外面的足疗店还好。”

“你儿子上大学了？学什么专业的？以后有出息了，可得好好孝顺你。”

他语气里的那种施舍和优越感，让我觉得恶心。

我只能低着头，用沉默来回应。

我的顺从，似乎让他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他开始提出更多的要求。

“小陈，我这肩膀有点酸，你给我捏捏。”

“小陈，我这件衣服要手洗，不能用洗衣机。”

“小陈，我晚上要喝一碗小米粥，八点半准时送到我书房。”

我像一个陀螺，被他抽得团团转。

我的工作时间，从早上六点，一直延续到晚上九点。除了中午能眯一小会儿，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

那六千块钱，像一个烙印，烫在我的身上，让我动弹不得。

我开始频繁地给儿子小军打电话。

只有在电话里，听着儿子充满活力的声音，我才感觉自己还是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被需要的、有价值的母亲。

“妈，你最近怎么老是叹气啊？是不是太累了？”儿子很敏感。

“没有没有，妈好着呢！就是想你了。”我赶紧掩饰。

“妈，钱要是不够花，你就跟我说。我可以在学校找个兼职。”

“胡说！你好好学习就行了，钱的事不用你操心！”我一听就急了。

挂了电话，我拿着手机，看着儿子的照片，眼泪又一次模糊了视线。

我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直到一件事的发生，彻底击垮了我用“忍耐”和“自我麻痹”筑起来的堤坝。

那天是周末，李建国的儿子李浩，带着女朋友回来了。

李浩在国外待久了，很客气，一口一个“陈阿姨”，还给我带了礼物，一盒巧克力。

那个叫婷婷的女孩，也很甜美，笑着说：“阿姨，辛苦您了，把我爸照顾得这么好。”

我受宠若惊，连连摆手：“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

中午，我做了一大桌子菜。

饭桌上，气氛很好。李浩讲着国外的趣事，婷婷不时给李建国夹菜。

李建国心情也很好，喝了点酒，脸颊红润。

我吃了几口，就借口去厨房忙，把空间留给他们一家人。

我在厨房里洗碗，听着客厅里的欢声笑语，心里竟然有了一丝暖意。

或许，李建生也不是那么不近人情，只是太孤独了。

晚上，他们一家人吃完饭，坐在客厅看电视聊天。

我收拾好一切，看了看表，快九点了。

这是“洗脚”的时间。

我有些犹豫。今天他儿子和女朋友都在，他应该……不会再让我洗了吧？这多尴尬啊。

我正想着，李建国在客厅里喊了起来。

那声音，和我平时听到的，一模一样，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

“小陈！死哪儿去了？到点了，打水！”

那一瞬间，整个客厅的欢声笑语，戛然而止。

我能感觉到，李浩和婷婷的目光，“唰”地一下，都投向了我这边。

我的脸，“腾”地一下，烧到了耳根。

我站在厨房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像一个被当众扒光了衣服的小丑。

李浩的表情很惊讶，也很尴尬。他站起来，对他爸说：“爸，您说什么呢？您要洗脚自己洗啊，或者我给您打水。”

婷婷也赶紧打圆场：“是啊叔叔，怎么能让陈阿姨做这个呢。”

我以为，李建国会就此作罢。

没想到，他把脸一沉，拐杖在地上“咚”地一敲。

“你们懂什么！这是她的工作！我花六千块钱雇她来，就是干这个的！让她打盆水怎么了？金贵得很吗？”

他声音很大，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

“打秋风”也不是这么打的吧？我心里恨不得给他一脚。

我不是金贵。

我只是一个人，一个有感觉、有尊严的人。

我看到婷婷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同情，或许还有一丝……轻视。

那一刻，所有的委屈、愤怒、不甘，像火山一样，在我胸中爆发了。

我凭什么要在这里，被他这样当着外人的面羞辱？

就为了那六千块钱？

为了这六千块，我就要像个物件一样，被他呼来喝去，连最后一点体面都不能有吗？

我儿子小军，如果知道他的妈妈在外面是这样工作的，他会怎么想？他会不会觉得，他的学费，是用妈妈的尊严换来的？

我不能让他这么想。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因为我，而看轻了“劳动”这两个字。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了肉里。

我从厨房里走出来，没有去卫生间，而是径直走到了李建国的面前。

我看着他，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李先生，对不起，这个脚，我不洗了。”

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

李建国愣住了，他大概从没想过，一向顺从的我，敢当面顶撞他。

他的脸，从红色涨成了猪肝色。

“你……你说什么？”他指着我，手指都在发抖，“你敢再说一遍？”

“我说，我不干了。”我挺直了腰板，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这六千块钱的工资，我挣不了。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这个月的工资，您看着结吧。”

说完，我没再看他，也没看旁边目瞪口呆的李浩和婷婷，转身就向我的房间走去。

“反了！真是反了天了！”李建国在后面咆哮，“你给我站住！陈亚兰！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门，一分钱都别想拿到！”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心里突然觉得有点想笑。

我被他这种斗争逻辑气得直想笑。

“李先生，”我平静地说，“钱，是您该付给我的劳动报酬，不是您用来买我尊严的价码。我去劳动仲裁，您也一样要给。但是我的尊严，今天，我自己把它捡回来了，我不卖了。”

“我是保姆，我的工作是做家务，是照顾您的饮食起居，但不是做您的丫鬟，更不是您用来在儿子面前显摆权威的工具。”

“您有您的退休金，有您过去的身份，但您没有权利，把别人的尊严踩在脚下。”

“这活儿，谁爱干谁干去吧！”

说完，我踹了他脚边的那个空洗脚盆一脚，把它赶去书房的方向，然后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我的房间。

砰！

我关上门，隔绝了外面的一切。

我的东西不多，一个行李箱就装完了。

我拉着行李箱走出来的时候，客厅里没人了。李建国大概是被他儿子拉进卧室了。

婷婷站在客厅里，看见我，有些手足无措。

她走过来，把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

“陈阿姨，对不起，今天这事……叔叔他，他就是那个脾气。这是这个月的工资，李浩让我给您的，一分不少。”

我捏了捏信封的厚度，点了点头：“谢谢。”

“阿姨，您以后有什么打算？”她轻声问。

我看着她年轻又真诚的脸，笑了笑。

那是这几个月来，我发自内心的第一个笑容。

“不知道，先歇歇吧。总会有出路的。”

拉着行李箱，走出那个压抑的大房子，外面的夜风格外凉爽。

我站在路边，看着城市的车水马龙，灯火辉煌。

我拿出手机，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喂，妈？”

“儿子，妈妈辞职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儿子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坚定的声音说：“辞得好！妈，咱不受那个气！钱的事你别担心，我能养活自己！你先回家好好休息，我下个月就放假了，我回去看你！”

“好。”

我的眼泪，再一次流了下来。

但这一次，不是委屈，不是心酸，而是释然和温暖。

我回了我和老赵租的那个小单间。

老赵看到我拉着行李箱回来，吓了一跳。

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他听完，又是跺脚，又是叹气：“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冲动！六千块的工作，你说不要就不要了？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老赵，”我看着他，异常平静，“以前，我觉得只要能挣钱，受点委屈没什么。但现在我知道了，有些委屈，是不能受的。人要是没了那口气，就活成一摊泥了。”

“我不想当一摊泥。我儿子，也不能有一个当泥的妈。”

老赵看着我，张了张嘴，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我知道，他不是不心疼我，他只是被生活压弯了腰，忘了怎么站直。

从今天起，我要把他的腰，也扶起来。

辞职后的日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我休息了几天，调整好心态，然后开始找新的出路。

我不想再去做那种住家保姆了。

我联系了以前的几个老乡，我们几个姐妹一合计，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生了孩子，父母不在身边，月子餐和产后护理是个大市场。

而我们这几个中年妇女，最不缺的就是照顾人和做饭的经验。

我们凑了点钱，租了个小门面，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姐妹家政服务社”。

专门提供钟点工、月子餐外送、婴幼儿看护服务。

我们没有李建国那样的大房子，也没有他那样高的退休金。

我们每天起早贪黑，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很累，很辛苦。

但是，每一分钱，都赚得干干净净，堂堂正正。

我们靠的是自己的手艺，是自己的汗水。

客户会客气地叫我们“陈姐”、“王姐”，会真诚地对我们说“谢谢”。

这种尊重，是再多钱也买不来的。

有一次，我去一个客户家送月子餐，那家的男主人，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爸爸，笨手笨脚地在给刚出生的宝宝换尿布。

他看见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陈姐，您看我，怎么都弄不好。”

我笑着走过去，一边教他，一边说：“别急，慢慢来。当爸爸，都是从这里学起的。”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那个小小的、柔软的婴儿身上，也照在我们带着笑意的脸上。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李建国。

我想，他或许到老，都不会明白。

真正的体面和尊重，从来不是靠别人蹲下身子伺候出来的，而是靠自己的人格和对他人的善意赢回来的。

至于我，陈亚兰，一个四十五岁的、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人。

我没读过多少书，也没什么大本事。

但我知道，我可以弯腰去擦地板，可以满身油烟地在厨房里忙碌，但我绝不会再为了钱，弯下我的膝盖，去洗那一盆践踏尊严的“洗脚水”。

因为，人活着，总要有点东西，是不能拿来交换的。

那东西，叫作“人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