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务院总理李鹏坦言：外界传闻我是周总理养子的说法，并不确切

十大品牌 2025年12月11日 19:44 2 admin

“李鹏是周恩来的‘儿子’”，这事儿，传了大半辈子，可在很多人心里，这板上钉钉的事儿，到头来，连个正经的干亲名分都没有。

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事？

2019年，李鹏走了，这个谜团又被人翻了出来。

大家伙儿都想弄明白，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其实，李鹏自个儿在回忆录里早就把话给挑明了，他说：“周总理、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女，不止我一个！”

这话听着轻飘飘的，但分量千斤重，它说的不是一个人的身世，而是一个时代的特殊情分。

一、爹没了，妈还在

这事儿，得从1928年的上海说起。

那年头，上海滩可不是电视剧里演的那么风花雪月，那真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的地方。

法租界一间不起眼的民房里，一声啼哭，李鹏出生了。

他爹是李硕勋，我党早期搞军事的一把好手；他妈是赵君陶，管机要的，也是个厉害角色。

这家人，从一出生就注定了颠沛流离，李鹏的童年，就没睡过几个安稳觉，不是在躲藏，就是在去躲藏的路上。

老天爷给他开的第一个玩笑，有点太大了。

他3岁那年，也就是1931年，在海南岛，他爹李硕勋因为出了叛徒，被抓了，没过多久就牺牲了。

临死前，李硕勋给他老婆赵君陶写了封信，信里没说太多豪言壮语，翻来覆去就一件事，挂念儿子。

信里说：“陶要好好把孩子抚育成人，以继我志。”

“以继我志”，这四个字，像个烙印，打在了李鹏一辈子的命里。

可对一个3岁的小屁孩来说，他哪懂什么叫“烈士遗孤”，他只知道，那个叫“爸爸”的男人，再也没回来。

二、重庆，来了个“小鬼”

爹没了，妈还在。

赵君陶一个人拉扯着李鹏，跑回四川老家，藏在人堆里，过着没爹的孤苦日子，一过就是七八年。

直到1938年，组织上通过地下交通线，从延安递了封信出来，这才算找到了这对孤儿寡母。

这中间牵线搭桥的，正是周恩来。

转眼到了1939年，重庆。

那时候的重庆，是陪都，也是日本飞机重点照顾的对象，隔三差五就是一阵狂轰滥炸。

就在这么个炮火连天的地儿，11岁的李鹏，第一次见到了邓颖超。

他当时头上还裹着纱布，那是头天晚上躲防空洞，被掉下来的碎石砸的。

那双眼睛里，没有同龄孩子的稚气，全是倔强和一种不该有的早熟。

邓颖超一看这孩子，心里就不是滋味，当即就做了个决定，把这孩子接到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去。

这不是什么正式的收养，就是革命同志之间的一种托付。

从此，李鹏就管邓颖超叫“邓妈妈”。

在周公馆，日子虽然还是紧张，但总算有了家的感觉。

周恩来忙得脚不沾地，可对这个“小鬼”的上心程度，一点不含糊。

他看李鹏因为长期营养跟不上，有点含胸驼背，就经常趁他不注意，从后面拍他一下背，笑着说：“男孩子，腰杆要挺直！”

这句不经意的话，后来成了李鹏一辈子的行为准则。

邓颖超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是当亲儿子在养。

吃的、穿的，都紧着他。

宋庆龄送给邓颖超一床金贵的丝棉被，她自己没舍得盖，转手就铺到了李鹏的床上。

这些细节，像温水一样，慢慢捂热了一个孩子冰冷的心。

有一次，李鹏在周恩来的书房里翻到一本《堂吉诃德》，看完了就随手一扔。

后来周恩来要找这本书，翻箱倒柜没找着，还以为是丢了，挺着急。

等找到了，他没骂李鹏，反而先给自己认错，说自己没放好，然后才不紧不慢地跟李字鹏讲道理：“看过的书要放回原处，这是个好习惯。”

这种教育方式，比吼一顿管用多了。

三、从窑洞到莫斯科，路是组织铺的

在重庆待了没多久，形势越来越紧张，组织决定把一批干部家属和烈士后代转移到延安去。

临走前，周恩来又一次叮嘱李鹏，话还是那句老话，但意思更深了：“兰兰（李鹏的小名），到了延安要好好学习，要继承你爸爸的遗志，把腰杆挺直了做人！”

这话等于把窗户纸捅破了：我们对你好，不光是因为你这个孩子可怜，更是因为你爹李硕勋，他是我们的战友，我们是在替牺牲的兄弟，尽一份责任。

延安的窑洞，可比不上重庆的公馆。

冬天四处漏风，夏天闷热难当，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土布衣。

但就是在这种地方，李鹏才算真正开始接受系统的革命教育，从一个懵懂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有理想的青年。

1948年，他又被组织选中，送到了苏联的莫斯科动力学院留学，学的专业，是水力发电。

这个专业，不是他自己挑的，是组织根据国家未来建设的需要，给他定的。

从一个没了爹的孤儿，到被公派留学的“天之骄子”，这条路上的每一步，都是组织安排好的。

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是那个年代“组织”这个概念里，最有人情味的那一部分。

四、“总理的儿子”？

这事儿得分两头说

李鹏从苏联回来，一头扎进了电力系统，从基层技术员干起，一步一个脚印，等他后来当上国务院总理，关于他是“周恩来养子”的说法，就在民间传得有鼻子有眼了。

老百姓为什么愿意信这个？

这里头有个朴素的情感。

周总理在大家心里，那是个完人，他自己没后代，大伙儿总觉得是个遗憾。

现在出来个李鹏，又有这层关系在，正好满足了人们对“红色血脉”传承的一种美好想象。

加上两人确实有过不少工作上的交集，周总理也确实指导过他的工作，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传来传去，就成了“养子”。

但历史不是小说，得讲规矩。

邓颖超晚年的时候，专门就这事儿跟身边人解释过：“我们关心爱护烈士的后代，是党的责任，是我们的义务。

硕勋是我们那么好的同志，我们关心他的孩子是应该的。”

她说的很清楚，我们照顾的孩子多了去了，不止李鹏一个。

像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大，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都曾在那个“革命大家庭”里得到过他们的关照和爱护。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周恩来本人在公事上的“不近人情”。

1966年，有人提议让李鹏担任北京供电局的代理党委书记。

报告打到周总理那儿，他第一句话就是：“他太年轻了，行吗？”

当时李鹏快四十岁了，在电力系统干了十几年，履历相当扎实。

水电部的副部长刘澜波专门跑去解释，说李鹏是科班出身，又有基层经验，完全能胜任。

周总理反复问了好几遍，确认符合组织程序，这才点了头。

这哪像是给自己“儿子”安排工作？

这分明就是在刻意避嫌，他心里那条公与私的线，比谁都清楚。

这份情，不是写在户口本上的父子关系，它是一代革命者之间用命换来的承诺。

李鹏这一辈子，真正继承的，其实不是周家的什么，而是他亲爹李硕勋留在绝笔信里的那四个字：“以继我志”。

邓妈妈是真叫了，但那个家，是组织。

参考资料：

李鹏. 《李鹏回忆录 (1928-1983)》.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金冲及. 《周恩来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韩素音.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邓颖超. 《邓颖超文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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