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麦地多了个坟头，问遍全村没人认，我悄悄在坟旁栽了棵柳树

那场雨下得不小，连着两天，把天都下漏了似的。

我蹲在田埂上，抽第三根烟。

烟是红梅，四块五一包，劲儿大，呛人。可我就是喜欢这股呛人的味道，跟日子一样，不那么顺口，但提神。

雨停了，天阴着，风里还带着湿漉漉的土腥味。我过来看看我的麦子。

刚抽完穗的麦子，一根根精神着呢，喝饱了水，绿得发亮。风一过，整片麦地就像一块晃荡的绿绸子。

好看。

可我的眼光，偏偏就被那块不协调的土黄给拽住了。

就在我家麦地正中间，靠着那条水渠的地方，平白无故地，多出来一个坟头。

一个新的坟头。

松松垮垮的黄土堆，一看就是刚垒起来的，连块碑都没有，光秃秃的，像个发面没发好的馒头，孤零零地杵在那儿，扎眼得很。

我把烟屁股狠狠摁在泥里，站了起来。

谁干的？

这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地，地契上白纸黑字写着我爹的名字，我爹没了，就传给了我。这地里的每一寸土，我都拿脚量过。

现在，有人不声不响地，在我家地里埋了个人。

这叫什么事？

我心里那股火，“噌”地一下就顶到了天灵盖。

这跟半夜有人溜进你家院子，在你家饭桌上拉了泡屎有什么区别？

不，比那还恶心。

我绕着那坟头走了两圈，新翻的土上还有点湿，踩上去软绵绵的。没有烧纸的痕迹，没有祭品的影子，什么都没有。

干净得像个笑话。

我掏出手机，想报警。手指头悬在“110”上面，停住了。

报什么警？

说我家地里多了个坟？警察来了，问是谁家的，我说不知道。警察再问，你想怎么办？我说，给我刨了。

然后呢？刨出来一具尸体，算谁的？

这事儿就大了。非法侵占土地，就变成了刑事案件。我，李建民，一个普普通通种地的，就得跟着搅和进去。录口供，做笔录，三天两头往派出所跑。

村里人会怎么看我？“哎，听说了吗？李建民家地里刨出个死人！”

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死。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决定先走村里的路子。

这事儿，得先找村长。

我们村长叫王建国，五十出头，头发已经半白，整天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夹克，兜里永远揣着一包“大前门”。

他办公室就在村委会大院最里面那间，门上挂着个“村支部书记办公室”的牌子。

我进去的时候，他正戴着老花镜，捧着个大号搪瓷缸子喝茶，茶叶末子漂了一层。

“建民啊，啥事这么火急火燎的？”他抬起眼皮，慢悠悠地问。

我没坐，站在他办公桌前面，开门见山。

“王叔，我家地里，被人刨了个坟。”

“噗——”

王建国一口茶喷出来，溅得桌上的报纸湿了一大片。他手忙脚乱地拿起报纸抖了抖，又惊又疑地看着我。

“啥？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家那块靠着水渠的麦地，不知道哪个天杀的，给堆了个新坟！”我把“新坟”两个字咬得特别重。

王建国愣了半天，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好像这样就能把事情看得更清楚点。

“新坟？你确定？”

“我这双眼睛还没瞎！”我有点不耐烦了，“那土都是新的，松的！连根草都没长！”

他沉吟起来，手指头一下一下地敲着桌面，发出“笃笃”的声响。

“这……这叫什么事儿啊……”他喃喃自语，“谁家死人了？最近没听说啊。”

“我就是不知道才来找你！你是村长，村里哪家添丁，哪家死人，你还能没个数？”

“你先别急，坐下说，坐下说。”他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我没动。

“建民，这事儿蹊跷。”王建国点了根烟，深深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把他那张褶子脸都给罩住了，“按理说，谁家办丧事，都得来村委会开证明，火化了，骨灰要进公墓，也得登记。土葬？那更是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现在抓着要罚款的。”

“那你的意思是，这坟是自己长出来的？”我忍不住开始反讽。

他摆摆手：“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这事儿，可能不是咱们村的人干的。”

“不是咱们村的，跑我地里来埋人？图啥？图我家麦子长得好，风水宝地？”

王建国被我噎得说不出话，又猛吸了两口烟。

“这样，”他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摁灭，“我先帮你问问。我给各家各户的队长打个电话，让他们排查一下。你先回去，别声张，等我消息。”

“等？”我火气又上来了，“王叔，那玩意儿在我地里杵着，我这心里就跟扎了根刺一样！我连麦子都不想去看了！你让我怎么等？”

“那你想怎么办？你现在扛着锄头去给它刨了？”他眼睛一瞪，“刨出来要是个人，你怎么收场？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一句话，又把我问住了。

是啊，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只能等。

从村委会出来，天色更阴沉了。风刮在脸上，凉飕飕的。

我没直接回家，绕到村西头的刘大爷家。

刘大爷是我们村的“活历史”，八十多了，耳朵有点背，但脑子清楚得很。村里几十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他心里都有一本账。

我拎了两瓶牛栏山，一袋花生米。

刘大爷正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眯着眼晒那点可怜的阴天光。

“刘大爷！”我把声音提得老高。

他睁开眼，浑浊的眼珠子在我脸上转了半天，才认出来。

“哦，建民啊。来，坐。”

我把酒和花生米放他脚边。

“孝敬您的。”

“你这孩子，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他嘴上这么说，脸上已经笑开了花。

我搬了个小板凳，坐他对面，也学着他，把声音扯着喊：“大爷，跟您打听个事儿！”

“啥事？说！”

“咱们村，或者附近几个村，最近有没有哪家……走了人？”我问得比较委婉。

刘大爷掏了掏耳朵：“走了人？去哪儿了？”

“不是那个走！是……没了！”我用手比划了一下。

“哦——”他恍然大悟，拉长了调子，“死人呐！没听说啊。这要是谁家死了人，那动静能小了？吹吹打打的，全村都知道了。”

“那有没有可能，是那种……不太光彩的？不想让人知道的？”

刘大E爷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精光，他凑近了些，压低了声音，虽然那声音还是跟打雷一样。

“你是说，那些见不得人的？”

我点点头。

他掰着指头开始数：“东头的老光棍上个月喝多了，掉沟里淹死了，全村都知道。西头的张寡妇她婆婆，九十二，喜丧，风风光光办了。再往前，就没了啊。”

“那有没有可能是外村的？或者，是很多年前的旧事？”

“外村的跑咱们这儿干嘛？咱们这儿又不是什么风水宝地。”刘大爷喝了口我带来的酒，咂咂嘴，“至于旧事……那可就多了。几十年前，逃荒的，病死的，随便找个地方一埋，多的是。可你问这个干嘛？你家地里……挖出宝贝了？”

我苦笑了一下：“比宝贝还金贵。挖出个新坟。”

“啥？！”刘大爷的眼睛瞪得像铜铃。

我把事情原原本本跟他说了一遍。

他听完，半天没说话，只是不住地摇头，嘴里念叨着：“缺德，真是缺德事儿……”

他想了很久，把一袋花生米都快盘出包浆了，才慢悠悠地说：“建民，这事儿，透着古怪。按理说，活人不会跟死人置气，更不会跟土地置气。把人埋你家地里，这是结了多大的仇？”

“我哪知道！我在外面打工十几年，去年才回来，村里人我都认不全，我能跟谁结仇？”

“这倒也是。”刘大爷点点头，“不过，既然不是仇，那就可能是……恩？”

“恩？”我更糊涂了。

“你想啊，什么人会偷偷摸摸地埋人？一种是仇家，让你家永不安宁。另一种，就是这死者或者埋他的人，对这片地有特殊的感情。觉得这儿好，想在这儿安息。”

我愣住了。

还有这种说法？

“你家那块地，我记得。”刘大爷眯着眼，像是在回忆，“那是块好地，平整，浇水也方便。你爷爷那会儿，就把那块地伺候得最好。你爹也是。年年打的粮食，都比别家多。”

我心里一动。

难道，真是这样？

可这说不通啊。对这片地有感情的，都是我们李家的人。我们李家的祖坟，在村东头的山坡上，好好的呢。

跟刘大爷聊完，我心里更乱了。

一团麻线，找不到头。

回到家，老婆秀琴正在做饭。她看我脸色不对，放下手里的铲子。

“怎么了？去看个麦子，跟丢了魂一样。”

我没瞒她，把事说了。

她一听，脸“刷”地就白了，手里的铲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你……你说啥？坟？！”

“你小点声！”我赶紧捂住她的嘴。

她扒开我的手，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李建民！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说！这可怎么办啊！”

“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找过村长了。”

“村长？村长能有什么用！他就会和稀泥！”秀琴在屋里团团转，像只没头的苍蝇，“报警！必须报警！让警察来处理！这东西放咱家地里，多晦气啊！”

“我说了，报警麻烦多！”

“麻烦多也比现在这样强！你知不知道村里人嘴有多碎？这事要是传出去，咱家以后还怎么做人？人家会说咱家地里有脏东西，不干净！以后你种出来的粮食，谁还敢买？”

她的话，像一盆冷水，从我头顶浇下来。

我光想着这坟占了我的地，侮辱了我的人，却忘了最现实的问题。

我是个农民，地就是我的饭碗。

饭碗要是不干净了，我就得饿肚子。

“还有，”秀琴哭丧着脸，“这事儿多瘆人啊！你想想，一个来路不明的死人，就埋在咱家地里。你晚上睡得着觉吗？我反正是不敢睡了！”

那天晚上，我果然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窗外，月光惨白。我一闭上眼，就是那个光秃秃的黄土堆。

它像一只眼睛，在黑暗里死死地盯着我。

我甚至能感觉到，那坟里躺着的人，在对我说话。

他说，我冷。

他说，我冤。

我一个激灵坐起来，浑身都是冷汗。

秀琴被我惊醒，也坐了起来，哆哆嗦嗦地问：“怎么了？”

“没事，做了个噩梦。”

我下了床，摸到一根烟，点上，走到院子里。

夏夜的村庄很安静，只有几声蛙鸣和虫叫。

我看着远处麦地的方向，那片黑暗里，藏着一个让我寝食难安的秘密。

不行。

不能再等了。

王建国那边，是指望不上了。刘大爷说的，也只是猜测。

这事，还得靠自己。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了床。

秀琴还在睡，我轻手轻脚地出了门。

我没带锄头，也没带铁锹。我只是想再去看看。

清晨的麦地，露水很重。我的裤腿很快就湿透了。

我走到那个坟头前，蹲下来，仔细地看。

经过两天的风干，坟上的土已经有些板结了。我注意到，在坟头的南侧，有一小片土的颜色，比别处要深一些。

像是……被什么液体浸透过。

我伸出手指，捻了一点那里的土，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

一股淡淡的，说不出来的味道。有点像酒，又有点像……药？

我心里一动，开始在坟的周围仔细寻找。

果然，在离坟头不远的水渠边上，我发现了一个被踩扁的矿泉水瓶。

瓶子是空的，但我拧开盖子，凑上去闻，还是能闻到那股熟悉的味道。

是白酒。

很劣质的白酒，俗称“闷倒驴”的那种。

有人在这里喝过酒。

或者说，是把酒洒在了这里。

祭奠？

如果是祭奠，为什么不烧纸？为什么不摆点贡品？就洒一瓶白酒？

这祭奠，也太寒酸，太潦草了。

我把瓶子收起来，心里有了个模糊的方向。

会做这种事的人，一定是个男人。而且，很可能，他并不富裕。

他偷偷摸摸地来，只带了一瓶最便宜的白酒，像是完成一个仓促的仪式。

这更像是一种……告别。

我拿着瓶子，又去找了王建国。

王建国正在吃早饭，一碗小米粥，两根油条。

我把瓶子往他桌上一放。

“王叔，这是我在坟边上捡到的。”

他拿起瓶子看了看，皱起了眉头：“这能说明什么？一个破瓶子而已，村里到处都是。”

“你闻闻。”

他将信将疑地闻了闻，表情没什么变化：“酒味儿。怎么了？”

“一个偷偷摸摸埋的坟，旁边有一个装过白酒的瓶子。你不觉得，这是条线索吗？”

“建民啊。”王建国放下瓶子，语重心长地说，“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是，你别跟个没头苍蝇一样乱撞。这事儿，我已经跟派出所的张所长通过气了。张所长的意思是，先不要动。观察几天。如果没人来认，也没别的动静，就按无主坟处理。”

“怎么处理？”

“找个挖掘机，挖个深坑，就地深埋，上面推平，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愣住了。

“就这么……完了？”

“不然呢？你还想怎么样？给他开个追悼会？”王建国有点不耐烦了，“这已经是最好的处理办法了。不追究，不声张，把影响降到最低。对你，对村里，都好。”

我看着他那张波澜不惊的脸，心里一阵发冷。

是啊，对于他这个村长来说，维稳，息事宁人，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没有名字的死人，一片被占了的土地，一个农民心里的疙瘩，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不能出乱子。

“行。我明白了。”

我拿起那个瓶子，转身就走。

我没回家，直接去了镇上的小卖部。

镇上有七八家小卖部，我一家一家地问。

“老板，这种酒，你这儿有卖吗？”

我把那个“闷倒驴”的瓶子递过去。

大多数老板都摇摇头，说这种便宜酒，喝了上头，早就不卖了。

问到最后一家，一个叫“便民超市”的小店，老板是个胖乎乎的中年女人。她接过瓶子看了看。

“有啊。怎么了？”

我心里一喜：“前两天，大概是三四天前，有没有人来买过这种酒？是个男的。”

女老板想了想，摇摇头：“记不清了。我这儿一天人来人往的，谁记得住啊。”

我有点失望。

“不过……”她话锋一转，“那天晚上下大雨，我记得倒是有个男的来买过东西。”

“下大雨的晚上？”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对，雨下得最大的时候。他进来，浑身都湿透了，跟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他也没说话，就要了一瓶这个酒，还买了一包烟。给钱的时候，手都在抖。”

“他长什么样？多大年纪？”我急切地问。

“天太黑，我也没看清脸。就觉得，人挺高的，也挺瘦。年纪……不好说，三四十？四五十？都有可能。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看着不像咱们本地人。”

不像本地人。

这个信息很重要。

“他往哪个方向走了？”

“付了钱就走了，雨那么大，谁还看他往哪儿走啊。”

线索，到这里，又断了。

但我并非一无所获。

至少我知道了，埋坟的人，是个外地来的男人。他在一个大雨的深夜，买了酒，去了我的麦地。

他为什么选择下雨的深夜？

因为雨声可以掩盖他挖土的声音，雨水可以冲刷掉他留下的痕g迹。

他想做得很隐秘，很干净。

可他还是留下了一个酒瓶。

也许是忘了，也许是，根本不在乎。

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

王建国那边没消息，村里也没人再提起这事。

那个坟头，就那么安静地待在我的麦地里。

秀琴还是很害怕，晚上睡觉总要开着灯。她催了我好几次，让我听村长的，赶紧把那玩意儿平了。

我嘴上应着，心里却越来越犹豫。

刨一个坟，很容易。

一锄头下去，什么都没了。

可是，那个躺在里面的人呢？

他（或者她）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在这里？

如果我就这么把他埋得更深一点，那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故事了？

我做不到。

我总觉得，我和这个坟，之间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

它出现在我的地里，不是偶然。

它是在等我。

等我给它一个答案。

这天下午，我正在地里除草，手机响了。

是个陌生号码，本地的。

我接了。

“喂，请问是李建民先生吗？”

一个很客气，但略带沙哑的男人声音。

“我是。你哪位？”

“我……我姓陈。我想跟您见一面，可以吗？”

“姓陈？我不认识你。有什么事电话里说。”我有点警惕。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是关于……您家麦地里那件事。”

我的心，猛地一沉。

来了。

正主，终于来了。

“你在哪儿？”我压抑着心里的激动和愤怒，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我就在你们村口。”

“等着。”

我扔下锄头，骑上我那辆破旧的摩托车，一路狂奔到村口。

村口的大槐树下，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车牌是省城的。

一个男人正靠在车门上抽烟。

他看起来四十多岁，穿着一身得体的休闲装，但面容憔悴，眼窝深陷，头发也有些凌乱。

就是他了。

我把摩托车往旁边一停，走到他面前。

“我就是李建民。”

他看到我，连忙掐了烟，有些局促地伸出手：“李先生，您好。我叫陈默。”

我没跟他握手。

我盯着他的眼睛：“我地里的事，是你干的？”

他低下头，像是默认了。

“跟我来。”

我没多说一个字，骑上摩托车，在前面带路。

他开着车，不远不近地跟着。

我把他带到了那块麦地。

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绿色的麦浪上，也洒在那个黄色的坟头上。

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

陈默下了车，走到坟前。

他没有说话，只是那么站着，站了很久。

然后，他慢慢地，跪了下去。

他从后备箱里拿出一瓶酒，一包点心，还有一沓黄纸。

他把酒洒在坟前，把点心摆好，然后开始烧纸。

火光映着他的脸，我看到，有两行眼泪，从他脸上滑了下来。

我没打扰他。

我就站在不远处，抽着烟，看着他。

我心里那股憋了好几天的火，不知不觉地，竟然消散了大半。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情绪。

有好奇，有同情，还有一丝……释然。

他祭拜完了，站起身，走到我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李先生，对不起。”

“这里面，是谁？”我问。

“是我母亲。”

我愣住了。

我设想过无数种可能。仇人，情敌，欠了赌债跑路的，甚至是被谋杀的。

我唯独没有想到，会是一位母亲。

“你母亲？”

“是。”陈默的声音很低沉，“她叫林秀英，是这个村子的人。”

林秀英？

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儿听过。

哦，对了，刘大爷。

刘大爷讲古的时候，提起过这个名字。

说那是几十年前，村里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后来，跟着一个外地来的知青，私奔了。

家里人觉得丢尽了脸，跟她断绝了关系，就当没生过这个女儿。

“你是……那个知青的儿子？”

陈默点点头。

“我父亲前年去世了。我母亲……上个月走的。”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

“她临终前，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回来。回到她从小长大的地方。她说，她想埋在能看见村子，能听见河水声的麦田里。”

陈默的眼圈又红了。

“我联系过村里，想把她的骨灰安葬在公墓。但是……手续很复杂。而且，我母亲当年的事，村里还有一些老人记得。我怕……我怕他们不答应，怕我母亲走了，还要被人指指点点。”

“所以，你就偷偷地……”

“是。”他低下头，声音里充满了愧疚，“我知道这样做很自私，很过分。侵占了您的土地，也给您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我。

“李先生，这里面是十万块钱。算是我对您的补偿。如果您觉得不够，您开个价。只要我能做到。”

我看着那个信封，没有接。

十万块钱。

对我一个靠种地为生的人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有了这笔钱，我可以在镇上买套小房子，可以把我的破摩托换成一辆二手车，可以让秀琴过上更好的日子。

王建国会说我傻，秀琴会骂我疯。

可是，我接不下来。

我看着眼前这个一脸疲惫和悲伤的男人，看着不远处那个安静的坟头。

我突然觉得，如果我接了这钱，那我和那些在别人家饭桌上拉屎的人，又有什么区别？

土地，被钱收买了。

那份对土地的敬畏，对一个逝者最后的尊严的守护，也就一文不值了。

“钱，你拿回去。”我淡淡地说。

陈默愣住了：“李先生，您……您是嫌少吗？”

“不是。”我摇摇头，“我不要钱。”

“那……您是想让我把坟迁走？”他的声音里透着一丝绝望，“如果您坚持，我……我明天就来办。”

我沉默了。

迁走吗？

迁到哪里去？

迁到那个冰冷拥挤的公墓里，变成一个刻着名字的小格子？

那还是她想要的归宿吗？

我脑海里，又浮现出刘大爷的话。

“活人不会跟死人置气，更不会跟土地置气。”

“既然不是仇，那就可能是……恩。”

是啊。

这不是仇。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跨越了几十年的乡愁。

是一个女儿，对故土最后的眷恋。

“不用迁了。”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平静，但坚定。

“就让老人家，在这里吧。”

陈默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李……李先生，您……您说的是真的？”

“我李建民说话，一口唾沫一个钉。”我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你母亲想看麦子，想听水声，我这块地，都满足了。她能看上我家的地，是我的荣幸。”

这话说的，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矫情。

但这就是我当时心里最真实的想法。

陈默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他“扑通”一声，又要跪下。

我一把拉住了他。

“行了，别来这套。大老爷们儿的。”

“李先生，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您的大恩大德，我……”

“打住。”我摆摆手，“我只有一个要求。”

“您说！别说一个，一百个我都答应！”

“以后，别再偷偷摸摸的了。想来看看你母亲，就光明正大地来。清明，冬至，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这块地，以后有你母亲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陈默握着我的手，用力地握着，像是要把他所有的感激，都通过掌心传递给我。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

在田埂上，就着夕阳，一人一根烟。

他给我讲了他母亲的故事。

讲她年轻时如何美丽，如何叛逆。讲她跟着他父亲私奔后，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讲她晚年如何思念故乡，常常一个人看着家乡的方向，一坐就是一下午。

他说，他母亲这辈子，活得挺苦的。唯一任性的一次，就是为了爱情。唯一自私的一次，就是为了死亡。

我听着，心里五味杂陈。

一个我从未谋面的女人，她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却越来越清晰。

她不再是那个给我的生活带来麻烦的“脏东西”，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值得尊敬的长者。

送走陈默，天已经全黑了。

我回到家，秀琴正焦急地等着我。

“你跑哪儿去了？一下午不见人影！那个开黑轿车的是谁？来找你的？”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跟她说了。

包括那十万块钱。

我以为她会大发雷霆，会骂我榆木疙瘩，有钱都不要。

没想到，她听完，沉默了很久。

最后，她长长地叹了口气。

“唉，也是个可怜人。”

她看着我，眼睛里没有责备，只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

“建民，你做得对。”

我愣住了。

“钱是好东西，但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咱老李家的人，不能做那种戳脊梁骨的事。”

那一刻，我看着我的老婆，这个平时爱唠叨，爱算计的女人，突然觉得，她比我想象的，要懂我得多。

事情，就这么解决了。

以一种谁也没想到的方式。

第二天，我去镇上，买了一棵柳树苗。

最好的那种，带着大大的土坨，根系发达。

我扛着树苗，拿着铁锹，又去了那块麦地。

我在坟头旁边，挖了一个坑，把柳树苗小心翼翼地放进去，填上土，踩实，又去水渠里提了满满一桶水，仔仔细细地浇透。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我没读过多少书，唐诗也记不全。

但我知道，柳树，代表着思念，也代表着归乡。

我希望这棵柳树，能替那个叫陈默的儿子，陪着他的母亲。

也希望它能告诉那个叫林秀英的老人，这里，就是她的家了。

从此以后，再也不用漂泊了。

栽完树，我坐在田埂上，又点了一根红梅。

烟雾缭绕中，我看着那棵新栽的柳树，看着那个不再孤单的坟头，看着一望无际的麦浪。

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

这事儿，后来还是在村里传开了。

不知道是谁嘴快，把陈默来过的事说了出去。

版本有很多。

有人说，那坟里埋的是个大官，陈默是来避风头的。

有人说，埋的是个逃犯，陈默是来送最后一程的。

传得最广的版本，说我李建民走了狗屎运，那家人给了我一大笔封口费，少说也有几十万。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有羡慕的，有嫉妒的，也有酸溜溜的。

王建国还特意来找过我一次，旁敲侧击地问我，是不是发了笔横财。

我笑笑，没承认，也没否认。

“王叔，人家就是来认个亲。可怜人，想叶落归根而已。”

王建国一脸“我信你个鬼”的表情，摇着头走了。

秀琴有时候也会念叨：“你说你，当时要是收了那钱，现在咱家日子能好过多少。”

我只是笑。

“收了钱，我晚上就睡不着觉了。那坟，就真成了扎在我心里的刺。”

她白我一眼，不再说话。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

春去秋来，麦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

那棵柳树，也从一棵小树苗，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柳条垂下来，风一吹，轻轻地拂过那个坟头，像是在温柔地抚摸。

陈默每年都会来几次。

清明，中元，他母亲的忌日。

他不再开那辆黑色的轿车，而是坐长途汽车到镇上，再走过来。

每次来，他都会带两瓶好酒，一瓶给我，一瓶洒在他母亲的坟前。

我们会坐在田埂上，像老朋友一样，聊聊天，抽抽烟。

他会给我讲他公司的烦心事，讲他儿子的学习成绩。

我也会跟他抱怨今年的收成，抱怨农药化肥又涨价了。

我们从不提那十万块钱，也从不提当年的那些纠结和愤怒。

有些事，过去了，就过去了。

那个坟头，也成了我们村一道独特的风景。

一开始，还有人指指点点。

后来，大家看我坦坦荡荡地耕种，看陈默光明正大地祭拜，看那棵柳树越长越茂盛，也就渐渐习惯了。

甚至有村里的小孩，会跑到柳树下玩耍，捉迷藏。

他们不怕那个坟头。

在他们眼里，那不过是一个长满了草的土堆而已。

有一年夏天，收完麦子，我犁地的时候，拖拉机坏在了地里。

我正满头大汗地修理，村西头的张大壮路过。

他以前跟我关系一般，见了面，点个头而已。自从传出我发了横财的消息，他看我的眼神就一直酸溜溜的。

他停下来，看了看我的拖拉机，又看了看不远处的那个坟。

“建民，你这地，风水真不错啊。”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还行吧，祖上传下来的。”我没好气地回他。

“我是说，你这地，养人。”他指了指那个坟，“你看，人家都愿意待在这儿。你那棵柳树，也比别家的长得快。”

我愣了一下，没明白他什么意思。

“我听说了。”他蹲下来，递给我一根烟，“不是什么大官，也不是什么逃犯。就是个想家的老太太。”

我看着他，没说话。

“建民，你这事儿，办得敞亮。”张大壮拍了拍我的肩膀，“换成我，我做不到。那十万块钱，我肯定收了。收了钱，再把坟给它平了。”

“所以，你不是我。”我说。

他嘿嘿一笑：“是啊，所以我成不了你。我老婆天天骂我没出息，就知道守着那几亩破地。我说，你懂个屁。这地，是咱的根。”

那天，张大壮帮我把拖拉机修好了。

从那以后，我俩成了朋友。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我选择了报警，或者选择了王建国的“就地深埋”，现在会是什么样？

可能，我的生活会少了很多流言蜚语，但也少了一个姓陈的朋友，少了一段可以下酒的故事，少了一份自己对自己的那份坦然。

我的麦地里，会少一个坟头，少一棵柳树。

但我的心里，可能会多一个永远也填不平的坑。

又是一个清明。

细雨蒙蒙。

陈默又来了。

他带来了酒，也带来了一盆开得正艳的杜鹃花。

我们撑着伞，站在坟前。

“我妈生前，最喜欢杜鹃花。”他说。

“挺好，红红火火的，热闹。”我说。

他祭拜完，我们依旧坐在田埂上。

雨丝打在伞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李哥，”他突然叫我，“我下个月，可能要调到国外去了。公司外派，要去三年。”

我点点头：“好事啊，高升了。”

“就是……以后可能不能常回来看我妈了。”他的声音有些低落。

“没事。”我拍拍他的肩膀，“有我呢。我每天都从这儿过，我替你看着她。”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感激，也有不舍。

“李哥，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

“问。”

“当初，你为什么不要那笔钱？”

我笑了。

我想了想，指着那片被雨水滋润着的，泛着新绿的麦田。

“你看这地。”我说，“春天，我把它犁好，施上肥。然后，我撒下种子。它就发芽，长高，抽穗，变黄。我把它收割了，卖掉，换成钱，养活我老婆孩子。”

“秋天，我又种下别的。它也一样，发芽，结果。”

“年复一年。”

“它从来没跟我讨价还价过。我给它多少，它就回报我多少。我待它好，它就长得好。我待它不好，它就给我脸色看。”

“你说，这像不像做人？”

陈默看着我，若有所思。

“那坟，埋在我地里，就像这地里，长出了一棵我没见过的庄稼。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我不能因为我不认识它，就把它给除了。”

“我得弄明白，它为什么长在这儿。”

“现在，我弄明白了。它不是野草，也不是。它跟你我一样，就是想找个地方，好好地待着。”

“至于钱……”我掐了烟，站起身，“钱能买来种子，买来化肥。但它买不来地里的庄稼自个儿长出来。也买不来，我站在这块地上，心里头的那份踏实。”

雨，渐渐停了。

天边，出现了一道彩虹。

陈默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田埂上，看着那道横跨天际的彩虹，看着那棵挂着雨珠的柳树，看着那个安安静静的坟头。

我突然觉得，那个叫林秀英的老太太，其实我早就认识了。

她就是这片土地的一部分。

就像我的爷爷，我的父亲，也像未来的我。

我们都从这片土里来，最后，也都要回到这片土里去。

我转身，准备回家。

走了几步，我又回过头，对着那个坟头，轻声说了一句：

“老人家，您放心吧。”

风吹过，柳条摇曳，像是在回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