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钉里，长出羽毛：一个工厂车间的艺术之路

十大品牌 2025年10月04日 22:44 1 cc

工厂一面墙上展示着工人们的艺术作品和创作过程。（受访者供图）

坪山美术馆六楼，《我们就在附近》的展览现场，工人武淑清和曹春智静静驻足。他们面前陈列的，不是名家大作，而是出于自己双手的作品。这些从流水线上生长出来的创作，在这个强调公益与艺术对话的展览中，以其真实的工人创作者和独特的车间美学，成为令人难以忽视的存在。

武淑清和曹春智来自伯纳德控制设备北京分公司，平日是在流水线上与执行器打交道的普通工人，也是这家公司“社会敏感性研发部”（下文简称“社敏”）的艺术实践者。

工作时间，武淑清在不足一平米的工位上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拧螺丝、穿垫片、绑线束。每天经她手的执行器数以百计。十余年下来，即便戴着手套，她也能凭触感分辨出最微小的垫片。每一款蜗轮、蜗杆、螺丝，都有不同的温度与重量。她甚至能通过绞线长度、压线位置和穿线方向，辨认出它们出自哪位工友之手。

展厅屏幕上正播放一段录像：一片漆黑中，只有武淑清的双手在快速动作。看到某一帧，她笑起来：“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我在做什么。”画面一切，她又认出来了：“这是在接线。”如她所说，没有实操经验的人，根本破译不了这些手势密码。

曹春智则把对鸽子的热爱缝进了工服。米黄色的工服袖口、领口、下摆和前襟，被他细心地缀上白色羽毛，领口处的口袋还缝着几只鸽子脚环，“放在这里，就像军人的勋章一样，有点意思。”他这样解释这些鸽子“身份证”的安放方式。

他们的作品旁，还陈列着工友的书法长卷、用车间报废材料制作的风铃。武淑清介绍，公司曾发起废弃材料艺术创作活动，员工响应热烈，“用我们的执行器做了拨浪鼓、自行车，帽子就做了几个‘小黄人’，手轮做的电风扇，还有拿轴承做的象棋。”

这样的活动，“社敏”成员毋庸置疑是主力军。这个部门在以生产效率为导向的工厂里是个异类，它不具备常规的生产职能，更像实验场，以研究为基础，围绕工人展开观察、交流和艺术互动，鼓励他们在自愿基础上进行创作。

该部门的起源可追溯至2011年。意大利艺术家李山提出驻厂计划，得到热爱艺术的CEO支持。三年后，中国艺术家赵天汲在听到李山的讲座后，也进入工厂开展项目，最终受邀留下，成为部门一员。

赵天汲每周驱车来到厂区，最常做的是和工人们聊天。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在纪律严明的生产车间，艺术反而比在看似自由的办公室，找到了更肥沃的土壤。

在歌德学院展览中，曹春智用木头打造了简易鸽笼，把自己拍摄的鸽子照片贴在里面。（受访者供图）

车间比办公室更开放

“我们并不拒绝与办公室员工或经理交流，但那要困难得多。”赵天汲用多年的实践揭示了这种反差。她的大部分时间并非用于指导创作，而是“聊天”。然而，这种看似简单的交流，在不同空间却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境遇。

车间的环境更开放，对话可以自然地融入工作流程。李山和赵天汲不愿占用大家休息时间，因此很多聊天、分享和创作都在产线旁、在工位上即时发生。“当然有一些项目是单独出来要在会议室进行，但很多初步的、大量的时间都是线上沟通。”

相比之下，办公室的沟通壁垒则坚硬得多。“你必须得单独约这个人出来，他又不太好意思离开太久。”她曾尝试带整个办公室员工外出散步，边逛边聊，但过了一段时间被经理叫停，大家也不好意思再加入。

更深层的差异，根源于生命经验的丰富程度。赵天汲分析：“比起比较按部就班、从读书到工作的，比如办公室的人群，他们的感受性、对生命的经验更强烈。”工人赵涛的经历便是一个例证。来京前，他卖过果蔬，打过工，做过喷漆工和个体户。这些丰富的阅历，为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赵涛将他对家乡生态变迁的忧虑，融入了车间的废弃材料。他将包装执行器的发泡材料混合打发，塑造出山的形状。赵涛家乡的命运与多数中国农村的命运相似，采矿造成山林破坏，年轻人外出打工。相邻的村子已被推平，赵涛心里恐惧，自己的村庄或许有一天也会消失。他用自喷漆给山上色，选择了红与黑。这件名为《穷山恶水》的作品，后来在独立艺术空间“箭厂空间”展出。他甚至曾竞选过老家村长，“社敏”帮助他制作模仿奥巴马风格的竞选海报，演讲稿也是在工厂里完成的。艺术在这里，成为他参与社会、表达公共关怀的替代性渠道。

李山曾精辟地指出部门的独特位置：“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希望通过我们达成管理或工作上的目标，而工人会把我们理解为人力资源部门，希望利用我们讨论敏感的问题。”这种模糊性和中介性，恰好为真诚的表达创造了一个受保护的空间。

工人魏程程曾对于“社敏”高度警觉，在观察和沉默了近两年之后，终于主动参与，提出自己的方案，最终在广州时代美术馆和一名专业舞者完成了行为表演。

这种缓慢的、基于信任建立的过程，在效率至上的办公室环境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不过，赵天汲也欣喜地注意到，新一代的年轻工人开始“自我组织”，“而且是跨部门的”。车间和办公室隔了一段距离，赵天汲在车间与一个年轻工人聊天，突然有一个研发部的同事下来找他去抽烟。这样的事在以前是没有的。自下而上的连接，正在打破工厂传统的部门壁垒。

当工厂成为创作现场

在伯纳德工厂，艺术的发生往往始于一些被生产逻辑视为无用的瞬间。

赵天汲回忆起一个动人的场景：一位和她同在哺乳期的办公室同事，因公司没有合适空间，只能跑到楼梯下面的储藏室里背对着她吸奶，同时与她聊着育儿琐事。赵天汲把这段对话场景录了下来，后来在歌德学院展出，同事本人也坦然地向参观者介绍这件“作品”。如同赵天汲所言，“有些作品可能不一定成为作品，它其实就是发生了。”这段短片并非计划中的创作，而是生命经验在特定处境下的自然流淌。

这种源于真实生命需求的创作，在车间里激荡出更丰富的回响。工人柏继红对家乡的深切眷恋，最终化为一幅幅书法长卷。赵天汲和他谈心，记录下他关于家乡的碎片化回忆，柏继红则在工休间隙，于工位或会议室里，将这份乡愁一笔一画地倾泻于纸上。“他来北京可能二十多年或者更久，我跟他谈话，发现他没有一刻是活在北京这个地方，他的心都在家乡，我感到这确实也是很大的一种打工人的悲哀。”赵天汲尝试找个办法让柏继红将思乡愁绪“转换”或“抒发”一下，在他们聊天过后，柏继红重新拿起了少年时熟悉的毛笔。

柏继红对家乡的深切眷恋，最终化为一幅幅书法长卷。（受访者供图）

当艺术不再被视为高不可攀的技艺，而是一种表达的媒介时，工人们丰富而深刻的人生经历便找到了它们的载体。正如赵天汲所观察到的：“每个人都很有他的独特性，只是他们以前可能把艺术想成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后来发现他们每个人都在做这些，在日常中。”

一名北京工人，年纪轻轻就喜欢“提笼架鸟”，会用废弃包装料精心制作养蟋蟀的盒子。赵天汲记得，他养过一只竹蛉，罕见地活到了冬天，他把它揣在兜里带到工厂。受他的熏陶，“社敏”还发起了“养鱼计划”，买来6个鱼缸，工人们热烈地讨论技巧，买到新的小鱼苗也会互相分享。“大家特别向往自然，反而是在这种工业的地方，包括养花种菜，我们做过很多很小的把自然植入到车间工业环境（的尝试）。”赵天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一个已经辞职的男孩，特别敏感，进到一间屋子，会把每个角落都看清楚，记下来。他爱摄影，拍下过许多细微的东西。去年，赵天汲忽然收到他发来的照片。那时他回到了老家齐齐哈尔，天寒地冻，车窗喷水，现出一片冰花。他把窗花分享给艺术家。赵天汲感受到，工人们做的作品用什么样的形式材料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其中创造、涌现了一种生命力。

时间的故事

“社敏”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它关乎信任的缓慢建立，关乎改变如滴水穿石般的渗透，也关乎艺术家与工人在漫长岁月中的共同成长。

赵天汲并非从一开始就如此笃定。她坦诚地回忆起最初的窘迫与自我怀疑：“刚来的时候，前半年我都持怀疑态度，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忙碌着，我和李山就在那儿溜达，觉得很不好意思。”这种尴尬感，源于深刻的扪心自问：在一个以产出衡量的空间里，这种看似无所事事的游荡与交谈，意义究竟何在？

转机来自一位艺术家同行的点拨。“他说你不用担心，你在潜移默化，其实是会影响到的。”这句话点醒了她。影响并非总是大刀阔斧的，它可以是无声的渗透，作为一种存在本身即有意义。她意识到，“社会参与性项目，时间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尽管每周只出现一次，但这种频繁而稳定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承诺。它超越了项目制的短暂介入，转而与工人们的生命轨迹并行。

“看着身边的人开始谈恋爱、结婚、生孩子，然后家里可能老人需要照顾。”赵天汲说。艺术在这里，嵌入到最普通的人生周期之中。艺术家和工人共同经历着婚恋、生育、养老的喜悦与压力，这种基于时间的陪伴，让他们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人生同行者。

这种长期的浸润，催生了真正基于个体需求的创作。柏继红的书法长卷，是在无数次聊天中，由思乡的碎片逐渐汇聚而成的；赵涛的《穷山恶水》，源于他对家乡生态变迁长达多年的忧虑；甚至那些最终未能成为作品的对话与分享，比如男孩多年后从老家发来的窗花照片，都证明了这种连接的长久与真挚。

这也解释了为何那些追求短期效率的社会性艺术项目在此显得格格不入。赵天汲透露，有些艺术家驻留前就预设方案，但他们坚持拒绝，“因为你没有来到这儿的话，你是没办法去想象的，没有意义。”真正的创作，必须从与具体的人建立真实交流开始。正如李山所强调的，要避免艺术家将工人简单地当作创作材料，而应通过艺术项目来“处理敏感问题”。

曹春智上班时经过自己的《春之羽》海报。（受访者供图）

“社敏”的实践挑战了当下社会某种速成心态。赵天汲感慨：“我觉得我们社会现在确实也太现实了，感觉每一分钟都是为了生存。如果有一些空白，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性去做事情，可能带来不同的价值。”

对工人而言，“社敏”提供的不仅是艺术创作的机会，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呼吸。武淑清因长时间低头工作导致颈椎不适，与赵天汲合作创作了《童年》，将她拍摄的挂着露珠的毛毛草照片放大印在幕布上，悬挂于生产车间房顶。工人们只要从繁重的工作中抬头，就能看见这片绿色。

“社敏”的实践，揭示了一种不同于主流艺术界的工作伦理。赵天汲反思：“我刚开始参与的十年前，那时候国内有点像一个潮流一样，有很多这种社会性的创作，但那阵风也很快过去了。它有些做不好的话，也会带来一些伤害。”她强调尊重与时间的重要性，需要去建立信任，去等待像魏程程那样的人。

在效率的齿轮间寻找缝隙

艺术在工厂中的生长并非一帆风顺。赵天汲坦言：“这么长时间，阻碍也是断断续续。”车间管理者考虑到安全问题和生产效率，叫停各种计划，撤下工厂内的展览作品，都是时常发生之事。“我们也尽量坚持一些必须坚持的事情，但是有些事情可以停了再过一阵时间发起一个其他的。”“社敏”在实际工作中摸索出了一套灵活的应对办法。

在这种复杂环境中，工人们也对艺术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当被问及“工人艺术家”这一标签时，曹春智视其为“一种动力”，武淑清则彻底拆解了这一定义的光环：“每一个工人都可以称之为艺术家，无论是手工业还是机械类，我觉得他每一个作品都可以称为艺术，所以没有什么光环在里面。”

对于艺术能带来的实际改变，工人们心知肚明。曹春智感受到一种矛盾，车间领导对于工人参与艺术实践有时谈不上支持。武淑清更坦率地说：“我们愿意做更多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是靠做出执行器来挣钱，我们还要更多关注于直系领导对我们的要求，不能失了我们的本。”她清楚地认识到，艺术无法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也正因如此，加班赚取双倍工资，对许多工人而言，是比参与艺术活动更迫切的需求。武淑清解释，自己和曹春智能来参加深圳的展览，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俩都是北京本地人，“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太大的压力”，但其他来自四面八方打工的同事，“大家就是来挣钱的，没有什么其他因素在里面，我就想加班赚钱，这个也没有啥”。

然而，这并不意味艺术是无效的。恰恰相反，在现实的夹缝中，艺术展现出其独特的韧性。它成为工人们在沉重生活里的一种“自救”。

2017年末，赵涛的母亲被诊断出直肠癌，因无法支付高昂的治疗费用，他几乎想放弃治疗。他将这种对家庭命运的无力感，也倾注到用废弃AB料塑造的、红黑相间的“穷山恶水”之中。

而武淑清自学了心理学，为十几名有需要的同事提供过一对一保密交谈。业余时间她坚持阅读，“什么书都看”，眼下尤其关注心理类书籍。对她而言，艺术更接近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心理调适能力。“并不是说你眼睛看到的美或不美，是你的心去传递给你。同样的景色可能心情压抑的人就觉得不美，但是心情很好，你觉得蓝天白云真的是很美，这完全是一种心态。”她把这种认知传递给同事，曾主动关怀一位有心理问题的小伙子：“我也跟他说累了就歇一歇，有什么问题就可以找我。没有心理疾病的人就怕被抛弃，一定要多包容他。”艺术已内化为武淑清积极的生活哲学和共情能力，用以对抗“比较快节奏的北上广深大城市生活”带来的心理压力。

在工业化与效率至上的规则之下，艺术成为工人们重新确认自我主体性的一种方式。它无法直接换取加班费，但能修补心灵的磨损，安放难以言说的乡愁与痛苦，在集体化的劳动中守护带有个体色彩的精神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