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毛泽东不允许英雄纪念碑碑文中提及“中国共产党”？

十大品牌 2025年10月04日 12:00 1 admin

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一次，主席让“共产党”留在碑外

去过北京的人，想必都去过天安门广场，去过天安门广场的人，想必都见过那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可你大概不晓得，这块碑从立意到落成，背后有过不少“拌嘴”的时刻——从长成啥样，到写什么字，每一步都有人不服气。更有一条让人听了会挑眉的规矩：碑文里，不许出现“中国共产党”这几个字。谁定的？为啥要这么定？

1958年，它终于竣工，通体直插天穹，差不多有三十八米高。走近了看，正面那八个金字，老少皆识，字是主席亲笔；背面一百来字的碑文，是他执笔起草、总理亲手写成。这么多年，风沙吹，雨雪打，它一直立在广场中心不挪窝，像个沉默的见证者。到1961年，这座纪念碑被列进全国第一批重点保护的名单，成了北京这座城的“定海神针”之一。可你要往前翻页，就会看到——为了“它”，大家确实吵了不少。

说起缘起，得回到1949年秋天。新中国刚刚站起来那会儿，第一届政协开会时，有人提议：咱们该有一座碑，记住一路走来的牺牲与血火，也提醒后来人别忘了怎么走到这一天。这个提议一说出口，几乎没人反对——那么多年，谁家里没一个两个走在路上就再没回来的？

更实际的问题很快抬头：建，怎么建？放在哪里？什么造型？到底写什么？北京的都市计划部门干脆把话扔到全国，公开征方案。那阵子热闹极了，国内外的设计师和热心人都递了稿子，连海外的华侨也寄来图纸，随同一些祝福话。最后挑来挑去，大家把目光落在梁思成的方案上——既有中国味儿，又有现代尺度，不花架子，能经得起时间。

方案定了，石头从哪里来呢？建筑队的人跑了不少地方，摸着石头看纹理，敲一敲听声音，最后盯上了青岛浮山的花岗岩。那块作为“碑心”的主石，刚出山的时候足足三百吨，像一头安静的巨兽。修整之后还有一百来吨，十几米高，站起来就是个巨大“人影”。把它运到广场，是件硬活。那时候机械不多，工人们就用最笨的办法：圆木、钢管垫在下面，推土机在旁边助力，“滚”一点，挪一点。这样“搓”了一个多月，到了1953年十月才把它从海边滚进了城心。有人后来回忆，说那几天，天安门广场的地面都是一条一条被圆木磨出的痕迹，像是给这块石头铺了一条土路。

真正站起来的纪念碑，花岗岩、汉白玉加起来用了近两万块。那时候不像现在，一切都得靠手、靠经验，靠一遍遍试错。可以想象，干这个活的手，冬天是裂的，夏天是烫的——但石头总归是一点点拼上去的。

工程不是直线。设计确定以后，有人提议：周围加八块浮雕，刻一刻这一路来的重要节点。问题来了——刻什么？一开始大家都顾虑，怕一不小心哪件事被忘了，或者哪件事被误会了。后来，范文澜带着团队躺在史书里翻来覆去，把题定了：从林则徐在虎门点起那场火，到太平天国在金田举旗；从武昌的枪声，到五四的街头；从“五卅”的血，到南昌的起义；再到全面抗战、最后跨江北上。这八块，像是把一个民众的记忆安在石上——不同地点，不同时间，指向的是同一个劲头。

自己去看就知道，碑上的字长在花岗岩上。问题是，花岗岩硬归硬，也脆——要是拿刀子这么一刻，石头里头就容易崩。工匠们围着样石试了不少办法，最后定下流程：先把金箔镶进去，再用玛瑙一点一点打磨，磨到既有光、又稳当。正因为这样，到了今天，在阳光底下，那个字的亮度让人忍不住抬头。

浮雕这块，一开始也有人想用铜。可有人提醒：铜时间久了会发黑，保养麻烦，而且放在露天怕是过几年就变味儿了。权衡再三，最后改用汉白玉。石头是好石头，手可不能随便用。各地的手艺人被招来，先考试，再练手，有人说那两年的培训像上了一场“石头大学”。1955年，他们才动刀，石屑落在地上，像下了一场白雪。

说到碑文，不仅是谁写，还得讨论写什么。当时民间、机关里都有声音，说碑文里是不是该好好说说党的功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话大家都说得顺口。结果，主席把这个念头给稳住了。他把话说得很明白：这块碑，是给所有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复兴付出过生命和青春的人，不只是某一个组织的记功牌。

他心里装的是很宽的那一类人。他说的是：有人没有党派，有人站在旧秩序里，有人出自国民党，有人从别国来帮忙。他们要么在书房里写出新意、走到刑场也不退；要么在战场上以身挡枪、城破也不走。他们不是一个标签能勾勒的。比如晚清那几位“戊戌六君子”，立场不同，但刀落之下的那一刻，眼睛是亮的；再比如张自忠，将军之死在华北战场，很多老兵说起他还要抹眼泪。这些人，不能因为党派不同就被掩在侧面。碑文因此不写“共产党”三个字，并不是要淡化谁，而是让所有被火和血洗过名字的人，都能在石上拥有一个位置。

背面的那段话，精短，却把时间拉得很长。它用两段时间标尺，先说近三年，再说三十年，然后把尺子往上拨到1840年。从那一年起，外侮加内忧，挣的是独立，争的是自由和幸福。在这条线上倒下的人，都是“永不磨灭”的——字面上就这么意思。我第一次站在那里读，心里有一种被拉住的感觉：不管你从哪个历史入口进来，最后都指向这块石上这句。

说到底，这背后有一种选择：有的国家会把党派、君主或某个领袖的名字刻得很大很亮，把个体的牺牲放在后面当背景；这块碑没有这么做。它先把“人民”放前面，再把“英雄”放在人民之中。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包容的姿态——不热闹，不喊口号，但在广场正中给每一个名字留位置。

当然，不是说党不重要。主席和同僚们在那段历史里做了多大的事，大家都心里有数；可是他没有把这个事情写到石头上。他像是说：胜利不是一个人的，也不是一个组织的，是很多人一起拖着一步步走出来的。碑文要照顾的是更大的“我们”。

这样的选择，其实也有现实的灰度。有过战争年月的政治对立，有过党派之间的壁火，这些大家都懂。新中国的政治生活后来也找到了协商的路径，多个党派、团体围着一张桌子说事情，慢慢成了习惯。这块碑从一开始，就在为这种“大家一起说话”的未来腾位置。它摁住了当下的冲动，去照顾更长久的平衡。

写到这儿，我总会想到工地上的那些人：推着那块百吨巨石，汗水滴在木头上；正抠着汉白玉花纹的师傅，错一刀就废一块料，紧张得手心发潮。还有拿着笔在宣纸上一次次练的那位，最后把字落在石上，风一吹，几十年都不动。这些人不见得都能把“纪念碑的意义”讲得头头是道，但他们的力气、手艺、稳当，最后都进了这块碑里。

每次去广场，走到那碑前，总要抬头看一眼。人群很杂，有穿正装的，有背着相机的，有拉着孩子指指点点的。有人读背面的字，有人直接在台阶上坐一会儿。风从四面的街口吹过来，石头不说话。它沉默地在那儿，像一个把无数故事封存的盒子，钥匙大家都拿着。

一座碑，说到底，是个选择：记住谁，怎么记，为什么记。那一年，主席把“共产党”留在碑外，是为了把更大的一个圈圈出来。这个圈里有不同的脸、不同的口音、不同的旗帜，但他们在某个时刻做过同一个决定：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换一个更大的东西。

我们今天站在它面前，心里会不会想：在这么多的名字里，有没有你认识的人？有没有你家里人曾经讲过、后来又不再讲的人？或者更难的问题——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我们还能不能维持这种广场中央的“共识”？有些答案，石头不告诉你，它就站在那里，等你自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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