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那一夜的风

1976年的冬天，来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猛，更邪乎。

风跟刀子似的，从光秃秃的树杈子上刮下来，呜呜地嚎，像是谁家办丧事时请来的蹩脚唢呐手，吹得人心里发慌。

我叫李建国，一个从城里回乡没几年的知识青年。说好听点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难听点，就是没地方去了，回村里混口饭吃。

村支书大概是看我读过几年书，又是个大小伙子，就把全村顶顶重要的差事派给了我——守粮仓。

我们红旗生产队的粮仓，是村子的命根子。

里面装着几百户人家一冬的口粮，一粒都不能少。

我裹着我爹那件传下来的、里子都磨平了的军大衣，缩在粮仓门口的小值班室里。

屋里生了个小煤炉，火苗子舔着炉口，发出微弱的红光，却顶不住四面墙缝里钻进来的贼风。

冷。

真他娘的冷。

我把手揣在袖筒里，脚在地上不停地跺着，心里把这鬼天气骂了一百遍。

守夜是个熬人的活儿。

白天累死累活地跟着下地挣工分，晚上还得睁大眼睛当看家狗。

我爹来信说，城里最近也不太平，让我安分守己，别惹事。

我懂。

安分守己，就是守好这粮仓，别出岔子。

我正迷迷糊糊地打盹，脑袋一点一点的，像是在给炉子里的火苗磕头。

突然，外面传来一阵极轻微的、窸窸窣窣的声音。

不是风声。

风声是“呜——”的一长条，这声音是“沙……沙沙……”，短促，有规律，像老鼠在偷嘴。

我一个激灵，睡意全无。

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

这年头，饿疯了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偷粮，那可是要被抓去批斗的大罪。

我悄悄地把煤油灯的火苗调到最小，只留一丁点黄豆大的光。

然后抄起墙角那根磨得油光发亮的枣木棍子，猫着腰，一步一步挪到门边。

我把耳朵贴在冰冷的门板上。

声音更清晰了。

是从粮仓的侧墙那边传来的，那里有个通风用的小窗户，位置很低。

有人在撬窗户！

我的血“嗡”地一下就冲上了头顶。

好大的胆子！

我二话不说，猛地拉开门，一股寒风卷着雪粒子抽在我脸上，生疼。

我借着外面灰蒙蒙的月光，一个箭步就冲了去。

果然，一个黑影正扒在那个小窗户上，手里好像还拿着个布袋子。

“干什么的！”

我大喝一声，声音因为紧张和愤怒，有点变调。

那黑影显然吓坏了，浑身一哆嗦，手里的东西“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她，或者他，回过头，月光照亮了一张惊慌失失措的脸。

是个女人。

而且我还认识。

是村西头的陈淑琴。

一个寡妇。

她男人前年冬天去水库修坝，被石头砸了，没了。留下她和一个药罐子儿子，叫小栓。

我愣住了，手里的棍子举在半空，一时间不知道该砸下去还是该放下来。

陈淑琴看到是我，脸“刷”地一下就白了，比地上的雪还白。

她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眼睛里全是恐惧和绝望。

那眼神，像一只被猎人夹子夹住的兔子。

我走过去，用脚踢了踢地上的东西。

一个铁皮做的简易撮子，还有一个空空的、打着补丁的粗布口袋。

很明显，她是想用撮子从窗口往外扒粮食。

“嫂子，你……”

我开了个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是该骂她“胆大包天”，还是该问她“为什么”？

这还用问吗？

全村谁不知道她家的情况。男人没了，抚恤金早就花光了，她一个女人家挣的工分，连给孩子买药都不够。

她家的屋顶，前阵子下大雪，还塌了一角，现在就用几张油毛毡顶着。

陈淑琴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无声地往下掉，一滴一滴砸在冰冷的雪地上。

她不求饶，也不辩解，就那么直挺挺地跪了下去。

“建国……我对不起队里，对不起大家……”

她声音沙哑，带着哭腔。

“你把我捆了，送去给支书吧。我认了。”

她说着，就闭上了眼睛，一副引颈就戮的样子。

我心里乱成一团麻。

送去给支书？

王支书那人，最讲“原则”。偷集体财产，这帽子扣下来，陈淑琴这辈子就毁了。批斗、游街，她一个寡妇人家，怎么受得了？

她儿子小栓，怕是也活不成了。

可是不送去，我怎么办？

这是我的责任。要是传出去我放走了偷粮贼，我这“看粮人”的差事保不住不说，说不定还得背个“同谋”的罪名。

我爹信里那句“安分守己”又在我耳朵边响起来。

我捏着棍子的手，骨节都发白了。

风还在刮，吹得我脑子一阵阵发冷。

我看着跪在地上的陈淑琴，她瘦得像根高粱秆，风一吹就要倒。那身破旧的棉袄上，补丁摞着补丁，颜色都看不出来了。

我想起了我娘。

我娘在城里，也是这么一个瘦小的女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把所有好的都给了我和我爹。

如果是我娘，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会不会也……

我不敢想下去。

“嫂子，你起来。”我声音也有些干涩。

陈淑琴没动，还是跪着，眼泪流得更凶了。

“建国，你别为难。是嫂子做错了事，嫂子自己担。”

我被她这句话噎得心里更难受了。

她这是把所有事都往自己身上揽，怕连累我。

我一咬牙，心里做了个决定。

去他娘的“原则”！

一个快要饿死的娘，为了救自己的孩子，来偷一把活命的粮食，这算什么滔天大罪？

要是连这点人情味儿都没有，那我读的那几年书，真是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起来！”

我声音大了一点，甚至有点严厉。

陈淑琴被我吼得一愣，抬头看着我。

我弯下腰，捡起地上的撮子和口袋，塞回她手里。

“东西拿好。”

她没接，只是傻傻地看着我，眼睛里全是不可置信。

“快走！”我压低声音催促道，“趁现在没人看见。从村后那条小路绕回去，别走大路。”

陈淑琴还是不动，像是被冻僵了。

“建国……你……”

“我什么我！”我有点急了，“再不走，等会儿人来了，咱俩都得完蛋！”

我把她的手掰开，强行把东西塞进去。

她的手冰得像铁块，还在不停地抖。

“听着，嫂子，”我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今天晚上，我什么都没看见，你也什么都没干。风太大，我一直在屋里烤火，睡着了。”

陈淑琴的嘴唇翕动着，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

但这次，不是绝望，是别的什么东西。

她突然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快走！”我推了她一把。

她踉跄了一下，站稳了，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得我看不懂。

然后，她抓紧口袋，转身跑进了黑暗里，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消失的方向，心里空落落的。

一阵冷风吹来，我才发现，我的后背已经全被冷汗浸湿了。

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

我只知道，看着一个母亲为了孩子绝望的样子，我狠不下那个心。

我回到值班室，把门插好，一屁股坐在凳子上，腿肚子还在发软。

炉子里的火已经快灭了，我添了几块煤，看着火苗重新旺起来。

屋里渐渐暖和了。

可我心里，却像是揣了个冰疙瘩。

这一夜，我再也没合眼。

我竖着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生怕再有任何意外。

天快亮的时候，我检查了一遍粮仓的门窗。

那个被陈淑琴撬过的小窗，插销有点松了。我找了根铁丝，把它拧紧了，又用泥巴把缝隙糊上，做得天衣无缝。

做完这一切，我才稍微松了口气。

我告诉自己，李建国，这事儿就烂在肚子里，谁也不能说。

就当是做了一场梦。

第二章：一碗地瓜干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工。

队里的会计，也是王支书的侄子，叫王来子。一个瘦猴似的青年，眼睛总滴溜溜地转，看人不像看人，像在估价。

他看见我，皮笑肉不笑地打了个招呼。

“建国，昨晚睡得好啊？”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还行，风大，吵得慌。”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回答。

“哦，”王来子拉长了声音，“粮仓没事吧？可得看紧点，这年头，人心隔肚皮啊。”

“放心吧，来子哥，耗子都钻不进去一只。”我拍着胸脯保证，手心却在冒汗。

他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我一整天都心神不宁，干活的时候好几次差点把锄头抡到自己脚上。

我总觉得，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有点不对劲。

是不是陈淑琴把事说出去了？

不，她不是那样的人。

可万一呢？万一她跟家里人说了，一传十，十传百……

我越想越怕。

好不容易熬到收工，我饭都没吃，就先跑去粮仓那边转了一圈。

一切正常。

我这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家走。

我们这些回乡知青，都住在村东头几间空置的旧屋里，几个人一间。

我推开门，屋里没人，他们估计还在外面磨蹭。

我刚想烧点热水泡泡脚，就听到门口有动静。

我警觉地回头。

门口站着一个人，是陈淑琴。

她手里端着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碗上盖着一块还算干净的布。

她看起来比昨晚更憔悴了，眼窝深陷，但眼神却很平静。

“建国。”她轻轻地叫了我一声。

我心里一沉，赶紧把她拉进屋，然后探头往外看了看，确定没人，才把门关上。

“嫂子，你来干什么？”我急了，“不是说了，就当没那回事吗？你这样跑来，让人看见了怎么说！”

陈淑管没说话，只是把手里的碗递给我。

我掀开布一看，碗里是满满一碗热气腾腾的地瓜干。

地瓜干蒸得烂熟，冒着香甜的热气。

在这缺吃少穿的年头，这可算是顶好的东西了。

“嫂子，你这是干啥？我不能要。”我赶紧推辞。

“吃吧。”她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家里……就剩下这点东西了。”

“你拿回去给小栓吃！”

“他吃过了。”陈淑琴看着我，“建国，嫂子不是不知好歹的人。这份恩情，我记一辈子。”

她把碗硬塞到我手里，转身就要走。

“嫂子！”我叫住她。

我从自己的铺盖底下，摸出两个黑乎乎的窝窝头，还有一个咸菜疙瘩。这是我明天的早饭。

我把窝窝头和咸菜用纸包好，塞给她。

“我一个大小伙子，吃碗地瓜干没事。你家小栓病着，更需要营养。”

陈淑琴看着手里的窝窝头，眼圈又红了。

她没再推辞，紧紧地攥着，对我点了点头。

“快回去吧，别让人看见了。”我催促道。

她走到门口，又回过头，很认真地对我说：“建国，以后要是有什么用得着嫂子的地方，你尽管开口。上刀山，下火海，嫂子都认。”

说完，她拉开门，迅速消失在夜色里。

我端着那碗还温热的地瓜干，心里五味杂陈。

我尝了一口。

很甜。

甜得有点发苦。

我三两口把一碗地瓜干都吃了下去，感觉浑身都有了力气。

我告诉自己，李建国，你没做错。

这碗地瓜干，就是证明。

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

王来子再也没旁敲侧击地问过我什么，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恢复了正常。

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一点。

我偶尔会在村里碰到陈淑琴。

她远远看见我，会低下头，快步走开，像是不认识我一样。

我知道，她是在避嫌，是在保护我。

我心里挺感激的。

这天，我去村里的赤脚医生那里给家里要点止痛药，我爹有风湿，天一冷就犯。

正好碰见陈淑琴扶着她儿子小栓从里面出来。

小栓的脸蜡黄蜡黄的，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不停地咳嗽。

陈淑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对我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我看着小栓的样子，心里不是滋味。

“嫂子，小栓的病……”

“老毛病了。”陈淑-琴勉强笑了笑，“喘不上气。医生给开了点草药，说得慢慢养。”

我看着她手里那包干枯的草药，心里明白，这东西，顶多就是个安慰。

等她走后，我问赤脚医生老张叔。

“张叔，小栓那孩子到底得的啥病？”

老张叔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肺上的毛病，打娘胎里带出来的。这病，得去县里大医院才看得好。光吃草药，吊着命罢了。”

“去县里得花多少钱？”

“唉，”老张叔捻了捻山羊胡子，“检查、住院、吃药，没个百八十块，下不来。”

一百块！

我倒吸一口凉气。

在1976年，一百块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

陈淑琴家，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哪里去凑这一百块？

我拿着药，心情沉重地往回走。

路过陈淑琴家门口。

她家的房子，是村里最破的土坯房。墙上裂着好几道大口子，用黄泥糊着，像是脸上的疤。

屋顶那个破洞，虽然用油毛毡盖着，但风一吹，还是呼呼作响。

我仿佛能看到，陈淑琴在这样一间四面漏风的屋子里，守着她生病的儿子，是何等的绝望。

那一刻，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

我得帮帮她。

不为别的，就为她是一个母亲，就为她送来的那碗地瓜干。

第三章：风言风语

我一个穷知青，兜比脸还干净，怎么帮？

我想了半天，想到了我的专业。

我在城里上高中的时候，对中医草药特别感兴趣，还跟着一个老中医学过一阵子。虽然只是皮毛，但认一些常见的草药，知道点简单的药性，还是没问题的。

老张叔说小栓是肺上的毛病，我想起我学过一个方子，是用几种山里的野草，对慢性的咳嗽和喘息有点效果。

虽然不能根治，但也许能缓解一下。

我们村后面就是大青山。

我决定，抽空去山里，给小栓采点药。

说干就干。

第二天，我跟队里告了假，说自己不舒服，然后揣了两个窝窝头，背上一个布袋，就进了山。

冬天的山，一片萧瑟。

但有些耐寒的草药，就长在背风的石缝里。

我找了一上午，还真让我找到了几味药。有清热的，有润肺的，还有止咳的。

虽然量不多，但够小栓喝几天的了。

我把草药用布包好，揣在怀里，心里挺高兴。

怎么把药给陈淑琴，又是个问题。

直接送去，肯定不行。村里人多眼杂，一个单身汉，老往寡妇家跑，那闲话能把人淹死。

我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办法。

晚上，等村里人都睡了。

我悄悄地摸到陈淑琴家墙外。

我学着猫叫，叫了两声。

这是我们小时候玩的暗号。

过了一会儿，屋里的灯亮了。

门开了一条缝，陈淑琴探出头来。

“谁？”

“是我。”我压低声音。

她看到是我，赶紧打开门。

“建国，这么晚了，你……”

“嘘。”我把手里的药包递给她，“这是我从山里采的草药，对小栓的咳嗽可能有点用。你拿去，每天熬水给他喝。方子我写在纸上了。”

我把一张写着用法用量的小纸条也塞给她。

陈淑琴拿着那包沉甸甸的草药，手在抖。

“建国，我……我不知道该说啥了。”

“别说了，快进去吧，外面冷。”

我看着她进去，关上门，才松了口气。

接下来的日子，我一有空就往山里跑。

有时候是采药，有时候是打点野味。运气好的时候，能套到一两只野鸡或者兔子。

我把这些东西，都用同样的方式，在深夜里送给陈淑琴。

我能感觉到，小栓的情况在慢慢好转。至少，咳嗽声没那么频繁了。

陈淑琴每次见到我，都想说些什么，但都被我拦住了。

我跟她说：“嫂子，啥也别说，让孩子好起来，比啥都强。”

我以为我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但我忘了，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村里开始有了一些风言风语。

最开始，是几个长舌妇在井边洗衣服的时候嘀咕。

“哎，你们看见没，那李知青，最近跟变了个人似的。”

“可不是嘛，以前蔫不出声的，现在老往山上跑，神神秘秘的。”

“我还看见过，他半夜三更在村里晃悠，不知道干啥呢。”

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王来子的耳朵里。

王来子本来就看我不顺眼。他一直觉得，我一个城里来的，抢了他本来看中的守粮仓的美差。

现在抓到了我的“把柄”，他能放过我？

这天，我正在场院里翻晒谷子。

王来子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

“建国，挺能干啊。”他阴阳怪气地说。

“为人民服务嘛。”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听说你最近发财了？”他凑近了，压低声音说，“又是野鸡又是兔子的，哪儿来的啊？”

我心里一惊。

他知道了。

“山里打的。运气好。”我强作镇定。

“运气好？”王来子冷笑一声，“我看不是运气好吧？是不是有人……在背后帮你啊？”

他一边说，一边朝村西头，也就是陈淑琴家的方向，努了努嘴。

我脑子“嗡”的一下。

“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急了，声音也大了起来。

“我胡说？”王来子也提高了嗓门，“全村人都看见了！你李建国，一个大小伙子，三天两头往寡妇家献殷勤，安的什么心，你自己不清楚吗？”

他的声音很大，周围干活的人都停了下来，朝我们这边看。

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

“王来-子，你嘴巴放干净点！我跟陈嫂子清清白白！”

“清白？哈哈哈哈！”王来子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谁信啊？一个寡妇，一个光棍，黑灯瞎火的，能干出什么好事来？我看你那粮仓，也未必守得那么干净吧！”

他最后一句话，像一把刀子，狠狠地插在我心上。

他这是在暗示，我不仅跟陈淑琴有不正当关系，还监守自盗，用队里的粮食去讨好她。

这罪名要是坐实了，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你……你血口喷人！”我气得浑身发抖，举起手里的铁锹，就想拍过去。

“怎么？想打人啊？”王来子往后一跳，指着我的鼻子骂道，“大家快来看啊！偷了队里的粮食，搞破-鞋，还想杀人灭口了！”

村民们“呼啦”一下围了上来，对着我指指点点。

那些眼神，有好奇，有鄙夷，有幸灾乐祸。

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扒光了衣服，扔在雪地里。

又冷，又羞，又愤怒。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我该怎么解释？

说我是在给小栓送药？谁信？一个知青会看病？

说我跟陈淑琴没关系？谁信？我三更半夜去她家，怎么解释？

我百口莫辩。

就在这时，人群外面传来一个声音。

“都让开！”

是村支书王富贵来了。

王富贵是王来子的亲叔叔。

我心凉了半截。

这下完了。

第四章：批斗大会

王富贵背着手，踱着方步走了进来。

他先是瞪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犯人。

然后他转向王来子，语气却温和了不少。

“来子，怎么回事？大白天吵吵嚷嚷的，成何体统！”

“叔，不是我吵，是李建国他……”王来子立刻换上一副委屈的嘴脸，添油加醋地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

他着重强调了三点：一，我经常半夜出门，形迹可疑；二，我跟寡妇陈淑琴来往过密，关系不正当；三，他怀疑我偷了粮仓的粮食。

每说一点，围观村民的议论声就大一分。

我的心就沉一分。

王富贵听完，脸色变得铁青。

他走到我面前，指着我的鼻子。

“李建国！来子说的是不是真的？”

“不是！”我梗着脖子反驳，“我没有偷粮食！我跟陈嫂子也没关系！”

“没关系？”王富贵冷笑，“没关系你半夜三更跑人家家里去干什么？别告诉我是去教她读《毛主席语录》！”

人群中发出一阵哄笑。

我的脸烧得像块烙铁。

“李建国，我本来以为你是个老实本分的青年，没想到你竟然做出这种败坏风气、损害集体利益的事情！”王富贵一脸的痛心疾首。

“我没有！”我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有没有，不是你说了算的！”王富贵一挥手，语气变得严厉起来，“来人！去粮仓，给我一袋一袋地仔细盘点！再去陈淑琴家，给我搜！我就不信，搜不出证据来！”

他这是要下死手了。

几个民兵应声而出，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就往粮仓和陈淑琴家去了。

我被两个民兵一左一右地架着，动弹不得。

我绝望了。

粮仓，我虽然没偷，但陈淑琴那天晚上……万一留下了什么痕迹呢？

陈淑琴家，我送去的那些东西，野鸡毛、兔子皮……这些东西她一个寡妇家怎么可能凭空得来？

一搜，就是铁证。

我完了。

陈淑琴也完了。

我心里充满了悔恨。

不是后悔帮她，是后悔自己太笨，太不小心，把她也给拖下了水。

很快，去搜查的人回来了。

王来子手里举着一小撮黄澄澄的谷子，像是举着一面胜利的旗帜。

“叔！找到了！在粮仓那个通风口下面，找到了洒落的谷子！跟咱们粮仓里的一模一样！”

他又从另一个人手里拿过一个布包。

“这是从陈淑琴家炕洞里搜出来的！里面有野鸡毛，还有一张写着药方的纸条！”

他把那张纸条展开，大声念道：“建国，我……我不知道该说啥了……”

那是我写给陈淑琴的！不对，这是她写给我的！等等，我脑子全乱了。

哦，对，这是我当时为了方便，随手撕了本书的扉页写的药方，上面有我的名字“建国”两个字！

“铁证如山！”王来子得意地看着我，眼睛里闪着恶毒的光。

“人赃并获！还有什么好说的！”

村民们炸开了锅。

“没想到啊，看着挺老实个小伙子……”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寡妇门前是非多，古人说的话，一点没错。”

那些议论，像一根根针，扎在我身上。

王富贵满意地看着这一切，清了清嗓子。

“李建国，陈淑琴，道德败坏，监守自盗，严重破坏了我们红旗生产队的革命风气！为了教育群众，严肃纪律，我宣布！”

他顿了顿，环视四周。

“今天晚上，在场院召开全村批斗大会！要让他们好好地做检讨，把问题交代清楚！”

“好！”王来子第一个带头鼓掌。

人群也跟着稀稀拉拉地鼓起掌来。

我像一具行尸走肉，被民兵押回了知青点，关在屋子里。

我坐在冰冷的床板上，脑子里反复回响着王富贵的话。

批斗大会。

我见过。

就是把人推到台子上，戴上高帽子，在胸前挂上牌子，让人吐口水，扔石子，逼着你承认自己没犯过的罪。

那种屈辱，比死还难受。

我一个大男人，受点屈辱也许还能挺过去。

可陈淑琴呢？

她一个寡妇，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小栓还在家等她，要是她出了什么事，小栓怎么办？

都是我害了她。

如果我没有自作聪明去送药，如果没有那么不小心，就不会有今天的事。

我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大嘴巴。

窗外的天色，一点一点暗了下来。

就像我的心，一点一点沉入了无底的深渊。

晚上，我被押到了场院。

场院上灯火通明，全村的人几乎都来了，黑压压的一片。

场院中间搭了一个临时的土台子。

我和陈淑琴被推上了台。

我看到陈淑琴的脸，没有一丝血色。她穿着那件破棉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但她的腰杆，却挺得笔直。

我们的胸前，都挂上了一块木牌子。

我的牌子上写着：偷粮贼，坏分子，李建国。

陈淑琴的牌子上写着：破-鞋，陈淑琴。

那“破-鞋”两个字，写得又大又黑，像两个耳光，狠狠地扇在她的脸上，也扇在我的心上。

王富贵站在台子中央，拿着一个铁皮做的喇叭，开始了他慷慨激昂的演说。

他说的话，无非就是那些“阶级斗争”、“纯洁队伍”的陈词滥调。

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我的眼睛，一直看着台下的陈淑琴。

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静静地站着，看着远方，好像这一切都与她无关。

“现在！让他们两个，交代自己的罪行！”王富贵喊道。

王来子第一个跳上台，抓着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往下按。

“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偷粮食的？偷了多少？都藏到哪里去了？”

“我没有偷！”我用尽全身力气喊道。

“还敢嘴硬！”王来子一个耳光扇在我脸上。

火辣辣的疼。

我被打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说不说！”

“没有！”

“啪！”又是一个耳光。

我的嘴角流血了，一股铁锈味在嘴里蔓延。

我被打得眼冒金星，但我的脑子，却异常的清醒。

我不能认。

我认了，就坐实了罪名，陈淑琴就更洗不清了。

王来子看我嘴硬，又转向陈淑琴。

“你！说！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是怎么勾引李建国的？你们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陈淑琴抬起头，冷冷地看着他。

“我没有。”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没有？”王来子狞笑着，“证据都在这里，你还敢狡辩？”

他把那撮谷子和那张纸条，举到陈淑琴面前。

“这是什么？你说啊！”

陈淑琴看着那张纸条，眼神闪烁了一下。

台下的人都在起哄。

“说啊！快说！”

“不要脸的寡妇！”

污言秽语，像石头一样砸过来。

陈淑琴的身体晃了晃，但她还是站稳了。

她深吸了一口气，突然开口了。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看着她。

“粮食，是我一个人偷的。”

她的声音，在寒冷的夜空里，异常响亮。

我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说什么？

“跟李建国没关系。”陈淑琴看着台下的村民，一字一句地说，“那天晚上，是我看他睡着了，自己去撬的窗户。地上的谷子，是我不小心撒的。”

“那这野鸡毛呢？”王来子追问。

“是我在山上捡的。”

“那这纸条呢？上面还有李建国的名字！”

陈淑琴沉默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

我知道，这个问题，她没法回答。

就在这时，一个虚弱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

“那张纸……是我的。”

大家循声望去。

只见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一个瘦小的身影，被人扶着，一步一步走了过来。

是小栓。

陈淑琴的儿子，小栓。

他穿着不合身的棉袄，脸冻得发紫，一边走，一边剧烈地咳嗽着。

扶着他的，是赤脚医生老张叔。

第五章：真相大白

所有人都愣住了。

陈淑琴看到小栓，脸色大变，冲下台就要过去。

“小栓！你怎么来了！快回去！”

两个民兵拦住了她。

小栓在老张叔的搀扶下，走到了台子前面。

他抬起那张蜡黄的小脸，看着台上的王富贵和王来子。

“那张纸……是我写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小栓的声音因为虚弱而断断续续，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建国叔叔……教我认字……他在上面写了他的名字，教我念。”

全场一片哗然。

王来子愣住了，他显然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出。

“你……你胡说！你这么个小屁孩，懂什么！”

“我没胡说！”小栓急了，咳得更厉害了，“建国叔叔……是好人！他看我病了，就去山上……咳咳……给我采药……那些野鸡，也是他打来给我补身体的！他不是坏人！你们不准欺负他！”

孩子的话，是最天真，也最有力。

村民们的眼神，开始变了。

他们看着台上狼狈的我，看着台下倔强的陈淑琴，再看看这个病得快要站不住、却还在为我们辩解的孩子。

怀疑的眼神，渐渐变成了同情和思考。

老张叔也站了出来，对着王富贵说：“支书，小栓说的是实话。李建国这娃，确实懂点药理。前几天他还来我这里问过小栓的病情，我当时还纳闷，现在才明白过来。”

老张叔在村里威望很高，他说的话，分量很重。

王富贵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他没想到，一个原本板上钉钉的批斗会，会突然发生这样的逆转。

“就算……就算药是他送的！”王来子还在做最后的挣扎，“那偷粮食总是真的吧！陈淑琴自己都承认了！”

所有人的目光，又回到了陈淑琴身上。

陈淑琴看着自己的儿子，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她没有说话，只是默认了。

她想用自己一个人，扛下所有的罪。

我看着她，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不行。

不能让她一个人扛。

一个男人，不能总躲在女人和孩子的身后。

我深吸一口气，往前站了一步。

“粮食的事，她是在撒谎。”

我的声音沙哑，但很坚定。

“那天晚上，我根本就没睡着。”

我把那天晚上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从我听到声音，到我抓到陈淑琴，再到我看到她绝望的眼神，最后决定放了她。

我没有隐瞒任何细节，也没有为自己辩解。

“……她是一个母亲，她儿子快病死了，她家里一粒米都没有。她只是想弄一点粮食，救自己孩子的命。”

“她撬了半天窗户，其实一粒米都没偷走，就被我发现了。”

“地上的那点谷子，是她慌乱中把撮子掉在地上，从粮仓里震出来的，最多也就几两重。”

“我承认，我放了她，是我失职。我违反了规定。”

我看着王富贵，看着台下所有的村民。

“但是，我不后悔。”

“如果看着一个快要饿死的母亲和她生病的孩子，我还能铁石心肠地把她送去批斗，那我李建国，就不配当一个人！”

我的话说完了。

全场一片死寂。

风吹过场院，吹得火把猎猎作响。

村民们都沉默了。

他们看着我，眼神里不再是鄙夷和幸灾乐祸。

那是一种复杂的、我无法形容的情绪。

也许是理解，也许是触动。

王来子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在事实和人情面前，他那些恶毒的构陷，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王富贵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他知道，这场批斗会，已经开不下去了。

民心，已经不在他那边了。

如果他再一意孤行，只会激起民愤。

“咳咳……”他干咳了两声，试图挽回一点局面。

“既然……既然事情已经清楚了……李建国，你身为守粮人，玩忽职守，这是事实。陈淑琴，你偷盗集体财产，虽未得逞，但其心可诛，这也是事实。”

他顿了顿，话锋一转。

“但是，念在你们情况特殊，又有孩子作证……这次，就从轻处理。”

“李建国，守粮仓的差事，你不用干了。回生产队，老老实实挣工分，写一份深刻的检讨，交给大队。”

“陈淑琴，这次就算了。但是，下不为例！如果再有下次，绝不轻饶！”

说完，他一挥手。

“散了！都散了！”

他像一只斗败的公鸡，灰溜溜地先走了。

王来子也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跟着他叔叔溜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斗大会，就这么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民兵放开了我。

我活动了一下被捆得发麻的手腕，走下台。

陈淑琴也被人放了。

她跑到小栓面前，一把抱住他，母子俩哭成一团。

老张叔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建国，好样的。是个有担当的爷们儿。”

村民们陆续散去。

他们走过我身边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我投来了善意的、甚至是敬佩的目光。

有个大婶，还偷偷往我手里塞了两个热乎乎的煮鸡蛋。

我捏着那两个还有余温的鸡蛋，心里热乎乎的。

我虽然丢了差事，挨了打，受了屈辱。

但是，我好像……赢得了比那个差事更重要的东西。

我看到陈淑琴扶着小栓，正要离开。

我走了过去。

“嫂子。”

她回过头，看着我，眼睛又红又肿。

“建国……”她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千言万语，最后只化作了三个字。

“对不起。”

“别说对不起。”我摇了摇头，“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差点害了你。”

我看着小栓，摸了摸他的头。

“好孩子，你很勇敢。”

小栓看着我，露出了一个虚弱的笑容。

那一刻，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值了。

第六章：新的希望

批斗大会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不再是那个受人尊敬的“看粮人”，又变回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挣工分过活的知青。

每天跟着大家一起下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王来子一伙人，见了我就像见了仇人，明里暗里给我使绊子。

比如分派农活的时候，总把最苦最累的活儿给我。

比如在背后继续散播我的谣言，说我跟陈淑琴不清不楚。

但奇怪的是，这一次，信他们的人不多了。

村里大部分人，对我反而客气了不少。

大家在路上遇见，会主动跟我打招呼。

有时候在地里干活，会有人默默地过来帮我一把。

知青点的同伴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敬而远之，反而多了几分亲近和佩服。

他们说，建国，你那天晚上在台上，真像个英雄。

我苦笑着摇头。

我不是英雄。

我只是做了我觉得应该做的事。

陈淑琴的日子，也发生了变化。

自从那天晚上之后，村里人对她的态度，不再是鄙夷和躲避。

大家看她的眼神里，多了一份同情和怜悯。

东家送一把菜，西家给两个馍。

虽然东西不多，但足以让她们母子俩，暂时不用再挨饿了。

陈淑琴变得比以前更沉默了，也更坚强了。

她每天拼命地干活，挣工分，一有空就去挖野菜，编草席，想尽一切办法补贴家用。

她见到我，还是会避开。

但我知道，那不是隔阂，而是一种默契。

我们都把那份恩情和歉意，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小栓的病，在大家的接济和我断断续续采的草药调理下，竟然真的好转了不少。

虽然还是瘦，但脸上有了血色，咳嗽也少了。

他有时候会跑到地里来找我，怯生生地叫我一声“建国叔叔”，然后塞给我一个他自己用草编的小蚂蚱。

我收下那只小蚂蚱，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1976年，是个多事之秋。

我们从广播里，听到了很多震惊全国的大消息。

伟人逝世，举国同悲。

然后是“四人帮”被打倒，人心大快。

村里的政治空气，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王富贵和王来子叔侄俩，因为以前跟“四人帮”的路线跟得太紧，变得夹起尾巴做人，不敢再像以前那么嚣张了。

而一些正直的老党员、老干部，开始重新挺直了腰杆。

这天，公社派来了新的工作组，要重新选举生产队的干部。

在选举大会上，有人提名了我。

我当时就愣住了。

我一个犯过“错误”的知青，怎么有资格？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附议的人竟然很多。

赤脚医生老张叔第一个站起来支持我。

他说：“我支持李建国。这娃有文化，有担当，最重要的是，他心眼儿正，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很多村民也跟着附和。

“对，建国是个好后生！”

“让他当队长，我们放心！”

最后，连那个曾经往我手里塞鸡蛋的大婶也站了起来，大声说：“谁对我们穷人好，我们就选谁！”

我看着台下一张张朴实而真诚的脸，眼眶湿了。

我没想到，我当初一个不忍心的举动，竟然换来了全村人这样的信任。

就连陈淑琴，也站在人群的角落里，默默地举起了手。

她的眼神，坚定而明亮。

最后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我，李建国，竟然高票当选了红旗生产队的新任副队长。

主要负责生产和……粮仓管理。

当我从老支书手里，重新接过那串沉甸甸的粮仓钥匙时，我的手在抖。

这一次，我知道，我守的不仅仅是全村人的口粮。

更是全村人对我的信任和期望。

王富贵和王来子，自然是落选了。

他们看着我，眼神里满是嫉妒和不甘，但又无可奈何。

时代，真的变了。

当上副队长后，我更忙了。

我带着大家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学习科学种田。

我把我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教给大家。

虽然很累，但我心里充满了干劲。

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的背后，有全村人的支持。

我也利用我的职权，为陈淑琴母子争取了一些正当的帮助。

比如，申请了困难补助。

比如，组织大家帮她把漏雨的屋顶彻底修好。

我做得光明正大，合情合理。

没有人再说闲话。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在帮助一个值得帮助的家庭。

197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冰雪融化，万物复苏。

田野里，麦苗返青，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小栓的病，在持续的治疗和营养补充下，已经好了大半。他甚至可以跟着其他孩子一起，在田埂上疯跑了。

这天，我正在粮仓检查春耕需要的种子。

陈淑琴找到了我。

她手里拿着一件东西，用一块崭新的蓝布包着。

“建国队长。”她现在都这么称呼我。

“嫂子，有事吗？”我笑着问。

她把布包递给我，打开。

里面是一双崭新的、纳得密密麻麻的千层底布鞋。

鞋底用旧轮胎皮包了边，结实耐穿。

鞋面上，用白线绣着两个小字：平安。

“这是……？”我愣住了。

“开春了，下地走路，费鞋。”她低着头，声音很轻，“我……我没啥能报答你的，就做了双鞋。你别嫌弃。”

我拿起那双鞋。

鞋子很重，针脚很密。

我可以想象，她是在怎样昏暗的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制出来的。

那每一针，都包含着她的感激，她的祝福。

我的眼睛，有点酸。

“嫂子，这太贵重了。”

“不贵重。”她抬起头，看着我，笑了。

那是她这段时间以来，第一次笑得这么灿烂。

像雨后的天空，像初春的阳光。

“建国，是你让我们娘俩，重新活过来了。”

“只要你们好好的，比什么都强。”我说。

我们俩站在粮仓门口，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

不远处，是绿油油的麦田和孩子们清脆的笑声。

我知道，那个寒冷的、绝望的冬天，已经彻底过去了。

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

而我，李建国，将和这些善良、淳朴的乡亲们一起，用我们的双手，去迎接那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布鞋。

我想，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有了这双鞋，我的每一步，都会走得格外踏实。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