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被处决后，官员在抄家时发现了7个字，雍正知道后口吐鲜血

十大品牌 2025年05月24日 17:33 1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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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来

编辑|徐来

《——【·前言·】——》

年羹尧已被赐死，家产查抄，一本《西征随笔》却又翻出新账。

七个字，换来一人凌迟、两族灭门、一书焚毁。

书是谁写的？为何年羹尧死了，依然震得龙椅颤三颤？

不跪的将军，坐着的臣子

雍正元年，西北告急。青海土司联兵三十万，准噶尔人骚扰边界。京中无人敢接此难命，唯有一个人，主动请缨。年羹尧。

他在川陕掌军，调动如臂。兵未动，命先行。

三月内，甘凉平定；六月后，青海西宁纳降；一年未满，西陲无事。满朝皆惊，唯雍正冷笑。

捷报送到京中，前后不过十余道，封赏却连下十三道。年羹尧被授“议政大臣”，跪拜免除，军前听政，无须奏对。

他站着朝见，皇帝不问。

四川总督、陕西巡抚，凡接近川陕军营者，无不伏地三拜。文书往来，不经兵部、不入内阁，年羹尧亲批即可。
朝臣暗讽：他是第二个皇帝。

入朝三次，年羹尧皆乘本部军马，自带随从六十人，入都后不改军服。雍正亲下令“便其行动”，却在御前密奏写下一句：“臣子之中，有将相之形。”

年羹尧不掩权势，不藏锋芒。年府门前，百官等候；军中奏章，皆以“督帅钧裁”称之；幕僚汪景祺更私书赞曰：“宇宙一人。”

但他从不主动求封赏，也未交出兵权。西陲未定为由，久居成都，边事已安，仍调粮练兵不止。军中旧将皆听其令，川陕军心，不在京中。

朝中压力渐起，雍正却始终沉默。三年之后，年羹尧突然调职，进京任“议政大臣”，表面升迁，实为剥兵。

旧将赵昌、黄廷桂被分派入京；西线统帅换为岳钟琪。

入京第三日，年羹尧发现，门前百官不再来访。旧日幕僚避而不见，唯独汪景祺未走，依然每日进年府抄书记事。

雍正未提旧事，但刑部三次传唤，以“整肃旧军”之名审讯。

三司查年羹尧“专权僭越”三十二条——私建监牢、收刮军饷、斩将无奏、收女为婢。

朝无异议，年羹尧当庭伏低请罪。雍正赐他自尽，赐曰“念其旧功，免显戮”。大将军死于府中，头朝北，三口鲜血，衣未解。

汪景祺书中吐血，雍正案上封喉

年羹尧死后第十日，刑部官员清点府中财物。白银十万两、书信文牍两千份，最不起眼的一本薄书，被夹在竹简之中。

无题、无章、无印记。官员翻阅后呈至内阁，书名方才得知：《西征随笔》。

执笔者汪景祺，山东举人，曾任教授，入年府为幕，自号“临西逸士”，笔名多，文稿杂。

书中内容混杂西征纪事、战后评语、政局私议、谈话摘录。

雍正亲读三夜，越读越怒，读到最后七页时，吐血三口。

那句写于页角、无标点的短句——“皇帝挥毫不值钱”，让雍正咬碎牙。字迹潦草，墨迹新旧不一，却清晰无误。

不只是侮辱书法，更是在讥讽帝王权威与赏赐。

雍正批注：“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书未出府，但三本手抄，年羹尧一本，汪景祺一本，其余一本下落不明。这句不敬之言，出自幕僚笔下，却砸在皇帝头上。

当夜，汪景祺被捕。在京寓所搜出抄本原稿，口供承认“私录军中语，未欲公开”。

刑部审问无须过夜，当日定罪：“大逆不道。”

斩首。头悬菜市口十年，名籍昭示于市门外。其妻与妾发配黑龙江，子弟俱流放宁古塔。门前三株桂树，冬日尽斫，无枝叶。

年府未再开门，《西征随笔》列为禁书，命三日内尽销，书坊四百余处逐一抄查。所有书中含“西征”字样者，焚于东市。

《随笔》一事彻底撕开了年羹尧的余波。

雍正并未放过他死后的残响，而是借书问罪，追杀所有旧部残党。赵昌三日后革职，吕留良五日后下狱。

朝中凡挂过“年字”的人名、信笺、公章，统统归档密查。

没有大案公审，没有赦令宽宥。只靠一笔、一书、一言。

皇帝未动刀，动的却是朝臣心。

骨头也不许留下

汪景祺死后，年羹尧家人依旧不安。死讯传至四川，成都府两日内密奏五道，请求“从宽年氏孤幼”，未获回复。

朝中气氛陡紧。雍正命内务府派人重新清查年家余孽，查抄从未停止。

年羹尧长子年和，未入仕，却因“隐瞒抄家物资”被赐杖四十，三日内死于狱中。

年富次子，入京述职途中被“流矢误伤”，尸体运回连夜下葬。其三子年庆，不过七岁，被发往黑龙江“协理旗事”。
年羹尧死后一年，家族十四名男子，尽数迁出关内，无一归还。

抄家数月，共抄出珍玩、田契、金银、马匹、兵器、奇石共计一百八十车，存京师内库。
唯独一件东西失踪：年羹尧亲佩的虎符。

雍正再查西征旧档，发现虎符并未随军调回，而是在入京时交予副将赵昌保管。赵昌已罢官，改名东隐，住在昌平一带，不再出仕。

御史建议派兵追查，雍正未置可否，只命锦衣卫暗访。不日得报，赵昌已病亡，虎符疑被焚毁。皇帝批：“焚之亦妙。”

却又补写一行：“如有幸存，寻者杀。”

从那之后，凡在籍旧部，无论品秩，一律清查籍贯、财产、言论记录。

川陕之间，年府旧宅五处被毁，门额石匾锤为粉末，连年姓子弟皆改户名。

御史台有人提出，“功臣家应留名一线，以观后世”。雍正沉默多日，未回一句。次日早朝，公开下旨：“年氏不忠，心藏叵测，已非臣子，不得列传。”

这一纸诏书后，清史稿中再无年羹尧单列传记。只有他在康熙朝的名字，留在青海平乱的短句里，被轻描淡写一句“率军进讨”，再无痕迹。

比赐死更狠的是，从史书上把你抹去。

一句话换十年命，谁还敢写书？

《西征随笔》事件的扩散，不止是汪景祺一人被杀。

书坊门前，三百本私刻文集，被锦衣卫轮番封查；抄书匠王五、刻板匠张贵，皆因“知其文而不报”下狱三年。

御史秦敏元被人举报“曾持《随笔》传抄”，审问三日后“病卒”。

《随笔》成了妖书。凡议其内容、称其名者，皆录入京察黑档。

连岳钟琪也在一年后自陈，“昔与年氏言语过密，愿请过罪”。雍正回复一句：“忠正之人，不惧旧交。”

但私下却让他调离京城，永不入中枢。

书在燃尽前传了一份副本至山西，被地方守官密奏劝毁。

那份副本后来断代失传，清末文人钱大昕在私人笔记中曾提到：“偶见《西征逸笔》，惟存十页，墨迹不清。”

年羹尧的死、汪景祺的斩、年氏家族的连坐，最终指向一件事：“书写”不再是一种记录，而是可以杀人的利器。

雍正的恐惧不是年羹尧的兵权，而是那句“皇帝挥毫不值钱”的蔑视。

一句话能毁一个功臣家族，一本书能杀一座府邸。谁还敢写？谁还敢说？

那一年之后，士人多转做词，少写史。议政者谨言慎行，诗人只歌山水。

帝王的笔，比刀更冷。落在纸上的话，轻得像尘，却能杀人于无形。

参考资料

1. 冯尔康，《雍正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14–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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