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迪特·海尔曼：中年独居的女人，不再希望摆脱孤独

（视觉中国/图）

寻找家的中年女性

半夜，她在海边的房子里醒来，站在一片漆黑的走廊上。她明明记得自己睡前锁好了门，可此刻房门却大敞着，灌入瑟瑟秋风。她用力推上沉重的门时，感到身体在对抗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力量。黑夜像是茫茫的宇宙，而这座位于海边的房子如同宇宙空间站。

这是德国作家尤迪特·海尔曼的长篇小说《在家》中的一个切片。小说中，女人与丈夫分手，又目送女儿成人。已至中年的她决定驶离旧的生活秩序，暂停热闹的生活。她离开想要收集一切的丈夫，离开想要闯荡的女儿，在海边的小屋里抛锚，开始独居生活。

在海边独居的日子里，她写信给远方的丈夫，给在外漂泊的女儿打去视频电话，又试探着在新结交的朋友家做客。“这是一个失去期待的女人，但在遇见了一些与她一样独立而孤单的人之后，这些相遇促成了柔情和改变，让她在突然之间找到了自己失落的根。”海尔曼向《南方人物周刊》介绍。

对于有独居经历的人而言，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在独属于自己的空间里建设生活，如同在复杂世界中拥有了落脚点，能够给予自己无限的安全感。而这个空间被无意打开时，安全感荡然无存。小说中，海尔曼的观察精准地勾勒出人内心的形状。人的寂寞，社交时的微妙、尴尬，一览无遗。

一年中，海尔曼有一半的时间在经历这样的独居生活。她生于1970年，有一个已经成年的儿子。儿子离家后，她回到德国北部的弗里斯兰，住进童年时住过的祖母的小屋。海尔曼看北海的潮汐退去，漫长的海岸线上露出无尽的淤泥和黑色的泥潭。六个小时后，潮水将上涨，慢慢吞噬海岸。

“要描写，就必须注视。”海尔曼喜欢亲身的观察，“从电脑屏幕抬头时，必须身在这片风景中才能够描写它。”她只能写了解的事情，故事生长自她的记忆和日常生活。用小说表达是海尔曼的常态。对于个人生活，她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缄口不言。

1998年，海尔曼28岁。她在这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短篇小说集《夏屋，以后》。海尔曼用大量笔墨描写各种幽深曲折、悬而未决的关系，她写下一群1990年代末居住于柏林的年轻人，描写他们琐碎的日常生活：恋爱，饮酒，穿搭。她的文字中装载着大量的细节：人身上的气味，火车座椅的颜色，人物心中的呢喃……她的长篇小说《所有爱的开始》，描摹了一位爱上并跟踪邻居的男子。

修改支撑起海尔曼复杂的文本，也隐藏着海尔曼的自我：她将自己的生活编排、书写，再反复加工。如果没有编辑、出版商和截稿日期，她会重复编辑、删除和丢弃文字，再重新书写，陷入无止境的循环。“写一个短故事，对我来说有点像用纸牌搭房子，它非常脆弱，并不稳固。当它立起来时，我就开始把一张张纸牌从纸牌屋里抽出来，看看它是否还能立住。”海尔曼形容，“即使我把纸杯抽走了，它在氛围上也仍然存在，故事恰恰能在这些曾经有纸牌的空白位置展开。这是整个写作过程中最美妙的部分，我想尽可能多地抽出纸牌。”

那些被她留下来的部分则互相串联，藏着等待读者发现的言外之意。新的开始接续着未完的故事——《在家》中离开丈夫和女儿的独居女人并不是她的灵光一现，而已在她过去的文字中寓居许久。

几年前，海尔曼写下了一篇名为《陷阱》的短篇小说。故事中，年轻的女人在卷烟厂工作。她走进一位陌生人的家，并配合出演了一场切开身体的魔术。陌生人邀请她登上一艘前往新加坡的邮轮，一同表演魔术。

交稿时，海尔曼意识到，书中的女人可能是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夏屋，以后》中的某个角色。她年轻，犹豫与果断、脆弱与强大同时在她身上显现。书中的女人让她感到熟悉，“我对她产生了一种惊人的温柔感觉，就像遇到了一个你许久未见、却不知自己一直在想念的人。”海尔曼对《南方人物周刊》说。《夏屋，以后》的故事已经结束，海尔曼没有再重复讲述相同的故事，而是给女人的新加坡之行写下逗号，让她的行踪悬而未决，交由读者决断。

与往常不同，这个女人在她的心中挥之不去。通常，写完故事后，人物会在她的心中慢慢离开。年轻、莽撞、差点去了新加坡的女人却留了下来。海尔曼发现，女人仿佛出现在自己的房间里，坐在墙边的椅子上，沉默地等待属于她的结尾。

于是，海尔曼在《在家》中写下了女人的后续生活。女人并没有前往新加坡表演魔术，而是选择留下，结婚，生育，感受年龄增长。她的独居生活徐徐展开，没有尽头。年轻时，她书写的是年轻的女人，而年龄见长，她笔下的人物也与她一起步入中年。

“这些年来，我似乎一直在写同一个故事，或者说，同一群人处于人生的不同阶段的故事。”当年轻时的不安分淡去，海尔曼的兴趣落在了眼前平淡、悠长的中年生活。她记得自己在30年前与《在家》的女主角年纪相仿时做过的事情，但记忆中的自己是个完全陌生的存在。年轻时的作品像她激烈地生活过的空间，她无法再次踏入。“记忆像梦一样难以捕捉，而我写作的一个强烈动机，就是试图抓住这些转瞬即逝的东西。这是一种幼稚的需求，我明明知道它们终将消逝，却仍然试着用文字让它们久留。”

《在家》中，搬到海边的女人从哥哥家离开。“回家去，听起来好怪。”哥哥对她说。走在回家的路上，夜风和暖，平原广阔。“这世界是属于我的，因为我恰好在此时此地。”下一次，她决定这样回应。

日常，孤独，在家

现在，海尔曼会在上午写作。她希望自己身在乡村，外面天气寒冷，微微下雨。在刚睡醒时，她不与任何人说话，不读书，不看广播，也不读报纸，打开空白的页面，享受纯净的写作。然而这种状态罕有，与儿子同住时，她很难不与儿子说话。

写作时，她喝茶，吃苹果，点着日本香。抽着无数烟写了两本书后，她戒了烟，又写了三本不抽烟的书。写作时的独处让她陶醉，也让她振奋。她能感受到自己的强大，也因不与外界联系而轻松。只留下一束细细的光，照进只属于她自己的写作空间。“为了写作，我必须独处，为自己而存在。”

年轻时，海尔曼离开家乡柏林，前往纽约做新闻记者。想家的情绪尤为强烈。在远离家人和朋友的地方，她开始写作，将记录作为一种排遣，让自己在遥远的地方生存下去，“像是我在美国生活的发动机一样。”

她给家人写信，记录自己每日的生活图像。上班路上，她会经过一个古老的十字路口。一个年轻的印度人每天都站在路口，向过路人发放纸条，上面有他的名字和电话，“我在找朋友，希望寻找到朋友。”海尔曼想知道，发出纸条后，究竟有没有人给他打去电话。在异乡，孤独的不止她一人。

“青春的孤独是一种有着期待的孤独，它假定孤独终将结束，并在二人世界里找到解脱。”步入中年，她感受到的是另一种孤独，一种独属于她的孤独。她不想从这种孤独中解脱。

年轻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这种状况在她50岁时彻底颠倒，她发现自己站在了边缘，世界却在以疯狂的速度旋转。有时，她故意不用互联网，也不听播客，将注意力更多地限制在自己身上。她与笔下的主人公一起，变得更加安静了。

50岁生日时，海尔曼对自己说：“这是最好的年华，因为你不再年轻，也尚未衰老。”她喜欢这个描述，未来的十年，她还要坚持对自己说同样的话。与《夏屋，以后》中难以名状的强烈忧伤相比，她笔下的文字与她一样，强烈的情感渐渐淡出，有了乐观和从容。

海尔曼珍重对家的感觉。新冠疫情开始前，她就已经开始书写《在家》，而在2020年疫情暴发时，她写完了这本关于独居生活的书。巧合的是，书中的状态恰恰与疫情中的隔离、封闭暗合。当她熟悉的独居生活突然变为一种普遍的现实时，她没有感到过多的不适。她觉得，自己仿佛在水下生活，水下并不令人感到难以喘息，而有点像潜水，在四下无人的境遇中被水托起，静静漂浮，看得清事物的根本。

《在家》的德语书名是“Daheim”，“它听起来很伤感，很情绪化，好像在夸大着什么。”海尔曼选用这个词，是因为它有童话故事般的氛围，美好却遥不可及，听起来如同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乌托邦。“实际上，它并不一定是具体的地点，而是一种内在的归属感。”海尔曼补充。

在家的感觉如同海市蜃楼，一旦到达，相应的感觉便会消失。

海尔曼对词语和事物的感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她的童年。“我想，我在很多方面都过度敏感。我听见草生长，我看见幽灵。我的童年让我变得神经质、不安、敏感和恐惧。”与此同时，童年也让海尔曼变得坚强，“即使你看不见有些事情，它们依然是存在的。”

海尔曼是家中长女，与父亲、母亲、祖母以及小她七岁的双胞胎弟弟、妹妹住在一间老公寓中。她的家庭并不寻常。她的母亲是一位公务员，独自养家糊口。父亲仍在读书，学习数学和物理。作为家中的经历来源，海尔曼的母亲承受了巨大的工作压力。而她的父亲是抑郁症患者，阴晴不定，总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少有时间顾及孩子们。祖母去世后，父亲的状况恶化，他在精神病院中住了10年。

2022年，在法兰克福大学的诗歌讲座上，海尔曼第一次公开自己的家庭状况。收到邀请时，她发觉自己无法避免讲述关于自己的事。她大声地朗读，现场无法录音，也不能录像，“我会在烟雾缭绕中表演一个闪闪发光的魔术，然后在观众回过神来之前离开房间。”海尔曼说。尽管恐惧，但她做到了。

在观众面前，海尔曼终于说出了这句话：“我是一个受过创伤的孩子，我的父亲患有抑郁症。”

说出这句话时，海尔曼感到激动。她知道，这种激动也传递给了在场的听众。她豁然开朗，如释重负。

能够承载家庭的是房子。海尔曼痴迷于房子，在她的写作中，随处可见房子的痕迹。她过去的家庭没有真正的房子。然而，去世的祖母在北海沿岸的弗里斯兰为她留下了一栋房子。正是在此，海尔曼度过了悠长的写作生活。几代人把自己不想带走的物品留在房子里，海尔曼的祖父母、父母都曾这样做，她本人也留下了自己的物品。现在，她发现，自己的儿子和侄辈也重复着祖辈的传统，把记忆封存在这海边的房间里。

“房子就像一个茧，包裹着家族的历史，承载着家族的裂痕与和解。你可以保留很多东西，日后再拿出来，重新审视。所有的房子都是档案，对于我所来自的这个混乱的家庭来说，这栋房子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您的家在何处？”海尔曼无数次回答过这个问题。每一次，她都重新发明、创造着家的定义。“那些我能成功入睡、阅读、散步以及望向窗外的地方，就是家。”海尔曼回答。

根据海尔曼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全是妖魔鬼怪》

“曾经离家的孩子，目送离家的孩子”

目送儿子成人离家时，海尔曼想到了一个词，“怅惘（Wehmut）”。这是一个美丽的词，悲伤与感激诗意地混合在一起，也留给她需要用写作填补的空虚。

看着儿子长大，海尔曼常常想起自己的成长。她觉得自己离儿子太近，看不到他的大部分生活。或许，对儿子的印象欺骗了她，让她对儿子真实的情感和经历知之甚少。偶尔，她会猜测儿子的生活，儿子的世界与她成长起来的世界是如此不同，她的经验已经不再适用：儿子的成人世界，要比她年轻时经历的世界有着更复杂的面向。

她也联想到自己的母亲。与母亲一样，海尔曼对自己的孩子所知不多且提前预感到孩子会对自己有所保留。儿时的成长离海尔曼越来越远，而父母却越来越近。

为了打消对儿子的担心，海尔曼回想着自己所有成功的经历、无数奇妙的相遇。她自己曾是离家的孩子，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儿子也会找到自己的路，经历她一无所知的事情。

在文学写作中成功，是海尔曼未曾预料到的事情。她尝试过新闻写作，却再也鼓不起士气。高中毕业后，海尔曼开始学习德语文学和哲学，接着辍学，在柏林过着充满激情的生活。她做过酒吧服务员，做过演员，参加过一支柏林乐队的巡回演出。二十五六岁时，她在柏林的新闻学院完成了培训课程。然而她的新闻之路并不顺遂。起初，为了以后在德国广播电台获得职位，她拼命申请奖学金，却被“吓得像躲闪的兔子”。她拿出的新闻报道一度被批评为“一种极具破坏力的糟糕”。导师指出，海尔曼没有办法区分文学文本与新闻文本，只能生产出庸俗的东西。成为记者的想法被一劳永逸地打消。从那时起，海尔曼在学校里沉默下来。她去了学校的广播电台，因为在金属话筒前，她只需要提出问题，不需要给出更多的表达。随后，她去了德国广播电台工作。

在新闻工作越来越受到局限时，海尔曼萌生了文学写作的想法。她开始写短篇小说。

记者工作教会了她“快进快出”的原则，她把相同的原理代入写作，开始写切入快速、结局冷酷的短故事。“新闻本身有一种冷酷的东西，直到今天我在我的文本中还能找到它，一种观察性的、超越悲伤和难以言喻之物的东西。”记者经历仍在海尔曼身上刻下了痕迹，“我一点也不客观，但新闻业教会我假装客观。”

退出新闻工作后，她拿到一笔奖学金，前往一个名为韦沃尔斯弗莱特（Wewelsfleth）的小村庄写作，陪伴她的只有一本百科全书和一本关于上世纪的圣彼得堡的摄影集。她的文学之路自那时变得平顺。她的首作《夏屋，以后》甫一发布，便得到了评论家和读者的好评。

在法兰克福大学的诗歌讲座上讲述自己的家庭后，按照惯例，海尔曼需要将讲稿集结成书。2024年，她出版了《我们本应相互倾诉一切》。书的内容基于讲稿，讲述海尔曼的家庭生活，但在她的修改下，文本与事实相去甚远。“故事的初稿总是最长的。第二稿我删除段落，第三稿删除句子，第四稿删除单个词语，最后一稿我修改标点符号。”

“最终版本中丢失的，正是我写作这个故事的初衷。冲动和动机丢失了也没关系——毕竟，它曾经存在过，而它曾经存在的事实，意味着一种余晖，一种形而上的凝聚。”删删改改之后，海尔曼得到了最想拥有的故事。

写作也是她的镜子。她在文本中创造角色，赋予角色自己拥有的的外貌和自己并不具备的性格。她写道：“她一点也不漂亮。她穿着牛仔裤和一件太短的白衬衫站在那里，那一刻她简直毫无美感。她留着齐肩的金色直发，脸型又独特又老气，就像15世纪的圣母像，脸型狭窄，几乎尖尖的……”而角色的固执己见、始终如一却不是海尔曼的性格。在小说中，她刻画着自己渴望却从未成为的自我。

刚刚从父母家里搬出来住时，海尔曼在房间的墙上写下一句歌手艾迪特·皮雅芙的话：我无怨无悔。“我当时真的认为这是可能的——过一种毫无遗憾的生活。而现在，我正在变老的路上。我有很多后悔的事情。”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田璐铭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责编 周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