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奇：原甘肃省委书记，13岁入党，官至正部，1964年被下放改造

排行榜 2025年08月19日 22:36 1 admin

#在风雨人生里，李子奇一脚踏进了历史

“领导啊，不是端着茶杯坐办公室的，是要走到咱村里，和大伙儿一块儿唠嗑吃饭才算数。”李子奇常有这话，嘴里蹦出来一点官气都没有。有些人一说当了干部，心里就觉得天上地下都是自己的，其实李子奇最知道“群众”这俩字的份量——因为他自己，就是沟沟坎坎里熬出来的人。

话说回来，命运这事儿真没法讲究门第。李子奇是1923年秋天出生的——那一天，陕西陕北神木县沙峁镇石角塔村，天还没亮透，一个婴儿啼声把村子头儿的土坯墙都震了震。这孩子家里，说穷也实在穷得没啥别指望，四壁只剩些许烟火气，外头兵荒马乱，屋里却盼来了一个长子的希望。可命运没给这个家多添点温情，只是让李子奇成了最小的“劳力”，娃娃时期就跟着父亲去地头里刨土、夏天割麦，心里憋着一口不服气的劲儿：有一天，咱也得让这地不再只是出苦力的地方。

小孩子嘛，总要有点白日梦。李子奇那会儿，村里说要送孩子上学，父亲皱着眉头，是要把家里的蛋省下来卖钱，还是把娃子送进那破旧的小学堂？结果还是咬咬牙，让李子奇挤进了学堂，一支铅笔一块布，跑起来比谁都快——每一个新字、每一段课文，就像往后余生的新路。一到冬天，他围着火炉，看着昏黄灯光里印出的字句，手冻得像萝卜，可脑子里尽是英雄诗句。他喜欢听老师讲“岳飞精忠报国”，也憧憬过自己是不是能像故事书里的人那样，干点能带着家乡人一起挺起脊梁的事。

其实，生活从来没给陕北人太多喘息。啥旱灾、兵祸，有时候粮仓空了，天黑了，家里人就坐在一起，默默地听着外头风刮门板吱呀，却没有人抱怨什么。李子奇是典型那种“越难越不服”的孩子，成绩不错，脑瓜也灵，总想着问题不能只有一个答案。也许后来大家都说，陕北出的革命者脑里总有点“不寻常”的坚韧，不就是从这些年里练出来的吗？

到了1933年，有一天，村口传来一片动静，“红军来啦！”李子奇好奇地凑过去，心里多少有些颤：终于有一支队伍不是光抢粮抢丁的。他看着红军的步伐严密，纪律严明，甚至有人和他讲“我们是为老百姓打仗的”。小小年纪，他就闹着要跟着队伍，觉得这才是正道。那年，他十三岁，很快就成了刘志丹红28军里最小的成员。之后一步步、三年不到，团员、共产党员，当地少先队全区总队长……走得特别快，仿佛命运专门把他抓到台前，让他去招呼更多同伴。

大家都记得，后来抗日爆发，神木附近全是血和火。李子奇更是“打哪儿算哪儿”，给抗敌后援会、青救会忙得脚不沾地。其实他那时候肩膀不宽，个子也不高，但一抓到事就两眼冒光——他知道，村里有多少人想去当兵，想去参战；也知道，青年的一张脸正是战争里最缺的那点新鲜气儿。他这几年干的活，都带着点“野路子”，组织宣传队、运输队，还让大家多学点文化。白天动员参军，晚上给大家补习认字，常常忙到最后一个睡下。

绕了一圈，到1944年，他被派去了吴旗县当副书记。这地方可不好混：陕甘宁边区里，人人都是土路上的“泥腿子”，干部和老百姓真没什么距离。有说是李子奇领着一群人去地头上干活，晚上就在炕头上和大伙儿唠唠国家大事。吴旗县那些年搞抗日，救亡运动是声势浩大。李子奇在县里，一直不太像个“领导”，更像个管闲事的憨厚哥哥。

没多久，拉到安边县委书记的位置，他干活用的是嘴上那种“家长理短”。土地改革那阵子，他跑到田头，亲自给村民解释啥叫“斗地主”，“分田地”。有时候群众还犹豫，李子奇就坐下来陪着大家说“以后日子会好起来”，说着说着，农民的眼里就亮了起来。人家都是在灶台边、地头上和群众混到一块。解放战争风紧火急，安边县一下子被搞成了“前线堡垒”，他跟着大家筑城、备战。枪响了，李子奇不藏在后边，而是冲在前头——这种日子，没当过兵的人很难想象。

转眼新中国成立，他又被调到宁夏省的中宁县委书记。地广人稀，事情千头万绪。李子奇的做法还是那一套——不是在门口等告状信，而是自己跑到村里、学校，听听年轻人怎么想、新来的干部能干点啥。为了把青年搞活，他办培训班、组织比赛、鼓励青年干实事，这套“走心”玩法，说不上啥花里胡哨，却把干部和群众越拉越近。

1950年代，李子奇基层干惯了，被安排去宁夏师范学校当校长。他觉得，“教书”不能只是给学生塞进书房那么简单，弄了不少“实践活动”，让学生到各单位去体验生活。后来又去干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席，这下把跳高、比赛统统安排起来，人也越来越忙。教育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那阵子，他常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宁夏教育要搞活，不能光念口号，得踏实干。”底下老师都知道，这干部不摆架子，有事找他总能敞开说。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副经理，是李子奇的“转行”时刻。那是1954年，厂区里全是钢铁味儿，技术落后得可怜。他不像别人一来就只下命令，而是蹲到车间，和工人一起琢磨哪儿能提高产量。技术革新、培养人才，全靠实打实的努力。搞得还不错，1955年他又被派到苏联留学。说起来，那会儿出国不是啥容易事，李子奇在莫斯科，没一天不把自己泡在图书馆，像小青年一样学着冶金新技术——回国后，把一肚子技术变成了生产力：1960年，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炼出了新中国的第一炉铜液，厂里的人都快激动得跳起来。

本来以为日子能这么平下去，可到了1963年，“白银案件”突然风头起来，李子奇一夜之间“帽子”就变了。企业领导说变就变，昨天还在开会，明天就去石灰厂、农场改造。十五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劳动最苦的时候，李子奇还悄悄看马列经典——心里那根筋憋着：等哪天能回去，还要把学问带回工厂。最有意思的，是过去跟他一起改造的工人，回头都说“李书记其实是个好人，懂我们的难处。”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错案平反，李子奇又回到了领导岗位。这时候的他，比谁都沉稳：甘肃省轻工业局局长。下去调研、跑厂、拎着饭盒去伙房吃饭……谁都觉得，这领导和基层有亲缘，多年的历练让他不再急躁。

后来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书记，一路走上去。农业、工业、教育、环保，事无巨细。有一年，他带着大家治水土流失、绿化两山，又一件件实事做下来。最让老乡们记得的是他不讲排场，庄浪县考察时，茅台酒敬上，他一口没喝，选了两盅本地小酒——人看人，其实就看这些日子里的真性情。甘肃干部里都说“勤俭奋斗”的风气，是李子奇一手带出来的。

后来政协常委、人大代表，他依然关心家乡的发展，也关注教育，推动资源下乡，积极引资，这才有了后头的一批批工厂和学校。到2003年离休，年已八旬，还是四处去机关学校讲报告，讲革命、讲理想。有年轻人听说李子奇来讲了话，都说“老爷子这么多苦难，还能把初心讲得热腾腾，咱自己也得有点志气”。

2014年，一代老革命离世。其实离去总是在无声之中，老家乡、老工厂、甘肃的乡土都留下了他的影子。

李子奇这一生，我更愿意用“韧”字形容。不管是青年时期的拼命奔跑，抑或中年顶着冤屈下放，他总是带着一种“逆来顺受、但不服气”的劲儿。他没有官架子，也没啥惊天动地的口号，就是把日子过得踏踏实实。领导可以做好官，但更重要的是做个人，把老百姓记在心里。当年的石角塔孩子，后来变成了改变陕甘宁、甘肃面貌的实干家，留下的不是光鲜履历，而是那股子温暖、坚韧的生活气。

也许吧，他心里一直没变——“能为家乡干点实事，自己一辈子都值了。”你说，这种人，是不是越多年越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