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考上985父母不出钱，大伯卖地供她，10年后给父母买房大伯600

第一章：一张烫手的通知书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天蓝得像一块刚洗过的玻璃，没有一丝云。

我捏着那张印着“复旦大学”四个烫金大字的纸，手心里的汗几乎要把它浸透。

我叫林岚，我们这个小镇，几十年没出过一个能考上这种顶尖学府的学生了。

我几乎是飞奔回家的，想象着爸妈看到这张通知书时会是怎样欣喜若狂的表情。

推开家门，我爸林国富正坐在堂屋的竹椅上，摇着一把蒲扇，我妈张桂花在厨房里忙活，一股浓浓的酱香味飘出来。

“爸！妈！我考上了！是复旦！”我把通知书举到他面前，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

我爸的蒲扇停了。

他没接，只是眼皮撩了一下，目光从通知书上扫过，然后落在我脸上，那眼神，不像看女儿，倒像看一个不懂事的麻烦。

“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将来还不是要嫁人。”

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盆冰水，从我的头顶浇到脚底。

我愣住了，像个傻子一样举着那张纸。

我妈从厨房探出头，脸上带着惯常的、讨好我爸的笑：“考上了就好，考上了就好。小岚，快来帮我把菜端出去，你弟弟快回来了。”

她看都没看通知书一眼，仿佛那只是一张废纸。

我的心，一寸一寸地凉下去。

“上大学要花很多钱吧？”我爸又开口了，眼睛盯着墙角，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审问我。

我喉咙发干，艰涩地回答：“一年学费……加上生活费，大概要一两万。”

“一两万？”他“呵”地笑了一声，蒲扇又摇了起来，一下一下，扇在我心里，刮得生疼，“我跟你妈一年到头，累死累活才挣几个钱？你弟弟马上要上高中了，处处都要花钱。家里的钱，是给你弟弟留着娶媳妇盖房子的。”

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在他们眼里，我这个女儿，从头到尾，都只是个外人。我的未来，我的梦想，在弟弟的“媳妇本”面前，一文不值。

“所以呢？”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所以你们不打算让我去上大学了？”

“不是不让你上。”我妈端着一盘红烧肉走出来，放在桌上，油光锃亮，那是我弟林涛的最爱。她小心翼翼地赔着笑，“家里实在是……困难。要不，你去读个师专？不要钱，毕业了还能当老师，稳定。”

稳定。

又是这个词。

在他们眼里，女孩子的最好归宿就是“稳定”，稳定地当个老师，稳定地嫁人，稳定地……耗尽一生。

我看着他们，一个理所当然，一个小心翼翼，突然觉得无比陌生。

这是我的亲生父母吗？

我气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

这时候，门“吱呀”一声开了，我弟林涛背着书包，一阵风似的冲进来，嚷嚷着：“妈，饿死我了！今天吃什么好吃的？”

他看到桌上的红烧肉，眼睛都亮了，抓起筷子就夹了一块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说：“姐，你发什么呆啊？考得怎么样？”

我妈立刻把通知书塞到他手里，像献宝一样：“看，你姐考上复旦了！厉害吧！”

林涛“哇”了一声，翻来覆去地看：“复旦？就是那个在上海的大学？姐，你真牛！”

我爸冷冷地哼了一声：“牛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

林涛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看看我爸，又看看我，有点不知所措。

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我不是哭他们的偏心，我早就习惯了。我哭的是，我拼了命，熬了无数个夜晚，用尽了全部力气才换来的那一点点光，被他们如此轻易地，一巴掌拍灭了。

“我不读师专！”我冲着他们吼，“我就要上复旦！”

“你拿什么上？我们没钱！”我爸把蒲扇往桌上重重一拍，桌上的碗碟都跳了一下，“你要是真有本事，就自己去挣钱！别指望我们！”

“好！”我抹了一把眼泪，死死地盯着他，“这是你说的！以后我所有的事，都跟你们没关系！”

说完，我转身就跑了出去。

我不知道我能跑到哪里去。

整个世界好像都变成了灰色，我所有的骄傲和喜悦，都被碾得粉碎。

我在村口的河边坐了一整夜，蚊子在我耳边嗡嗡作响，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脑子里反反复复就一句话：为什么？

就因为我是个女孩吗？

天快亮的时候，一个高大的身影走到了我身边，带着一股淡淡的烟草和泥土的味道。

“小岚，回家吧。”

是我大伯，林国勇。

他是村里少有的读过高中的人，也是我们家亲戚里，唯一一个会问我学习怎么样、辛不辛苦的人。

我看着他布满老茧的手，递过来一个热乎乎的菜包子，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大伯……”我一开口，声音就哽咽了。

他叹了口气，在我身边坐下，没说话，只是拍了拍我的背。

等我哭够了，他才慢慢地说：“你爸那个人，就是个老顽固，一辈子就认一个死理。你别往心里去。”

“可那是我的大学啊……”我把脸埋在膝盖里，声音闷闷的，“我唯一的希望了。”

大伯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也要劝我放弃。

然后，我听见他说：“钱的事，你别愁。”

我猛地抬起头。

“大伯给你想办法。”他看着远处泛起鱼肚白的天空，眼神异常坚定，“这学，我们必须上！不仅要上，还要风风光光地去上！”

第二章：卖掉的土地，种下的恩情

大伯说的“想办法”，就是卖地。

在我们这种靠天吃饭的农村，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

大伯家里不富裕，大娘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堂哥在外面打工，一年也回不来一次。家里所有的指望，就是那几亩赖以生存的田地。

当我听到他要为我卖地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懵了。

“不行！大伯，这绝对不行！”我冲到他家，急得语无伦次，“那是您的地！我不能要！”

大伯正蹲在院子里，用一根竹篾修补一个旧箩筐，他的手指很粗糙，但动作很灵巧。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笑了：“傻孩子，地卖了，以后还能再想办法。可你的大学，一辈子就这一次。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大娘从屋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绿豆汤，递给我：“小岚，喝了消消暑。听你大伯的，他有分寸。”

她的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神很温和。

我端着那碗绿豆汤，手抖得厉害。

这哪里是绿豆汤，这分明是他们全家的心血。

“可是……我爸妈他们……”

“你别管他们。”大伯打断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我这个当哥的，还做不了我弟的主了？他那是被猪油蒙了心！你只管好好准备去上学的东西，剩下的事，我来办。”

他的话，掷地有声。

这件事，很快就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村子里传开了。

我爸妈成了全村的笑话。

“林国富真是越活越回去了，女儿考上那么好的大学，他倒好，一分钱不给。”

“还不是为了他那个宝贝儿子，我看他那儿子，也不是什么读书的料。”

“多亏了他有个好大哥，不然这孩子一辈子都毁了。”

这些风言风语，像针一样扎在我爸妈的心上。

他们不敢出门，整天黑着脸待在家里。我爸更是气得好几天没跟我说一句话。

有一天，我听见他在屋里跟我妈吵架。

“林国勇他就是故意的是不是！他卖地，他充好人！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他让全村人怎么看我？”

我妈在旁边小声劝：“他也是为了小岚好……”

“为她好？我看他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他这个大伯当得有多好，我这个亲爹当得有多混蛋！”

我靠在门外，心里一片冰凉。

原来，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我的前途，而是他的面子。

我对他，彻底死了心。

大伯很快就联系好了买家，是我们邻村的一个养殖大户，想扩大规模。

签合同那天，我也去了。

看着大伯用那根布满裂纹的食指，在合同上按下鲜红的手印，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紧紧攥住，疼得喘不过气。

那几亩地，我从小就在上面跑，春天看它泛绿，夏天听它蛙鸣，秋天闻它稻香。

现在，它变成了几沓薄薄的，却又无比沉重的钞票。

买家把钱点清，交到大伯手里。

大伯看都没看，直接把那厚厚的一沓钱塞进了我的书包。

“小岚，拿着。学费，生活费，都在这里了。到了上海，别亏待自己，该吃的吃，该穿的穿，别让人家看不起。”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抱着那个沉甸甸的书包，跪在了他面前。

“大伯！您就是我的亲爹！”

大伯连忙把我拉起来，眼圈也红了：“说啥傻话呢！快起来！你是我们老林家的希望，只要你有出息，大伯这点地，算什么？”

回家的路上，我把书包抱得紧紧的。

这里面装的不是钱，是我的未来，是大伯一家人的恩情。

我暗暗发誓，这辈子，我一定要十倍、百倍地报答他。

我爸妈看着我带回来的那笔钱，表情复杂。

我爸冷哼一声，转过头去。

我妈则凑过来，小声说：“小岚啊，你看，你上大学的钱也有了。家里给你弟交学费，手头有点紧，你能不能……先拿点出来，给你弟用？”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我看着她，这个生我养我的母亲，第一次觉得她如此陌生和可怕。

“妈，这是我大伯的卖地钱，是我的学费。”我一字一句地说，“一分一毫，都跟你们，跟我弟，没有关系。”

我把钱锁进了我的小木箱里，那是奶奶留给我的遗物。

从那天起，直到我去上海，我们一家人，几乎没再说过话。

家里像一口冰冷的枯井，没有一丝温度。

第三章：上海的灯与故乡的月

去上海那天，是大伯送我到镇上的长途汽车站。

我爸妈没来。

临上车前，大伯从一个旧布袋里，掏出一个用油纸包着的东西，塞到我手里。

“拿着，路上吃。”

我打开一看，是十几个煮熟的鸡蛋，剥得干干净净，还冒着热气。

“大伯……”我的鼻子一酸。

“去吧。”他帮我把行李搬上车，对我挥挥手，“到了地方，给家里来个电话报平安。”

我知道，他说的“家里”，指的是他家。

汽车缓缓开动，我看着窗外大伯越来越小的身影，他一直站在那里，直到我再也看不见。

我转过头，看着车窗里倒映出的自己，一个瘦弱的，眼睛里却燃着火的女孩。

林岚，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从今天起，你只能靠自己了。

上海是另一个世界。

高楼大厦像一根根巨大的柱子，要把天空戳破。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每个人都步履匆匆。

复旦大学很美，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和学术的朝气。

我站在毛主席像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里，就是我未来四年要战斗的地方。

我很快就感受到了现实的压力。

大伯给的钱，交完学费和住宿费，剩下的就不多了。上海的物价很高，我必须精打细算。

同学们讨论的是最新的手机，是假期要去哪里旅行，是哪个明星的演唱会。

而我，每天都在计算着食堂哪个窗口的菜最便宜，哪家超市的方便面在打折。

我没有一丝自卑。

因为我知道，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享受的。

我开始了疯狂的“搞钱”模式。

我申请了学校的勤工俭学岗位，在图书馆当管理员。每天晚上，当同学们去自习或者参加社团活动时，我就在书架之间穿梭，整理书籍。

图书馆很安静，只有翻书的沙沙声。我喜欢这种感觉，它让我内心平静。

周末，我去做家教。我的理科成绩很好，很快就找到了好几个学生。

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为了省钱，我常常连一瓶水都舍不得买。

有一次，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我教完课出来，浑身都湿透了，又冷又饿。

我坐在地铁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霓虹灯，突然就特别想家。

不是想我爸妈，而是想大伯。

我想起他递给我的那个菜包子，想起他为我剥好的那十几个鸡蛋。

我拿出手机，拨通了他的电话。

“喂，小岚啊。”大伯的声音总是那么让人安心。

“大伯，你跟大娘身体好吗？”

“好，好着呢！你呢？钱还够不够花？别不舍得吃，学习累，要多补充营养。”

“够的，大伯，我还拿了奖学金呢。”我撒了个小谎，不想让他担心。

“那就好，那就好。好好学习，别的事不用你操心。”

挂了电话，我擦干眼泪，心里又充满了力量。

我不能倒下，我身后，有大伯的期望。

大学四年，我几乎没在凌晨一点前睡过觉。

我拿遍了学校所有的奖学金，从国家励志奖学金到各种企业奖学金。

大二的时候，我用自己攒下的钱，加上奖学金，把大伯卖地的钱，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

我把银行卡寄回去，附上了一封长长的信。

几天后，大伯打电话过来，声音里带着责备：“你这孩子！跟你说了不用你还！你在外面用钱的地方多，快把钱拿回去！”

“大伯，这钱我必须还。”我笑着说，“我现在能自己养活自己了。您拿着钱，把地再买回来，或者改善一下生活，给我大娘买点好吃的。”

大伯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他用浓重的鼻音说了一个字：“好。”

我偶尔也会给我爸妈打电话。

每次，都是我妈接。

她的开场白永远是：“小岚啊，最近怎么样啊？生活费还够吗？要是手头宽裕，就给你弟打点钱。他上高中了，花销大，想买双好点的球鞋。”

我弟林涛，成了他们向我“薅羊毛”的唯一借口。

一开始，我还会每个月给他们打几百块钱。

我告诉自己，这是为人子女的本分。

但后来，我发现，我的“本分”正在变成他们的“理所当然”。

有一次，我因为一个重要的项目，忙得焦头烂额，忘了打钱。

我妈的电话就追了过来，语气里满是责备：“小岚，你怎么回事啊？这个月的生活费怎么还没打过来？你弟弟等着钱买复习资料呢！”

那一刻，我心里的那点温情，彻底被耗尽了。

“妈。”我的声音很冷，“我不是你们的提款机。林涛是你们的儿子，你们有义务养他。我没有。”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可是你亲弟弟！”

“亲弟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吸姐姐的血吗？”我反问，“你们当初不让我上大学，说要把钱留给他娶媳妇盖房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是你们的亲女儿？”

电话那头，是我妈的沉默和压抑的哭声。

我挂了电话，心里没有一丝快意，只有无尽的疲惫。

从那以后，我不再主动给他们打钱。

他们也很少再联系我。

我们之间，只剩下了一层薄如蝉翼的血缘关系。

第四章：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大学毕业后，我凭借优异的成绩和丰富的实践经历，顺利进入了上海一家顶尖的互联网公司。

我的人生，像按下了快进键。

我从最底层的程序员做起，每天加班到深夜，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和经验。

我的办公桌上，永远放着一桶泡面和一罐咖啡。

同事们都笑我，说我是个“拼命三娘”。

他们不知道，我不是在拼命，我是在还债。

还大伯的恩情债，还自己不甘心的青春债。

我不敢停下来，我怕我一停下来，就会被身后那个贫穷、闭塞的故乡追上。

工作第三年，我因为一个出色的项目，被破格提拔为项目经理。

薪水翻了几番，我终于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里，有了一点点立足的底气。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大伯和大娘接到了上海，带他们做了最全面的身体检查。

大娘有多年的风湿病，一到阴雨天就疼得下不了床。

我给她联系了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

大伯看着医院里高昂的收费单，一个劲地摆手：“太贵了，太贵了！小岚，我们回家，我这都是老毛病了，治不好的。”

“大伯。”我握住他的手，认真地说，“以前，是你为我撑起了一片天。现在，轮到我了。钱的事，你不用管，我能挣。”

在我的坚持下，大娘接受了系统的治疗，病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我带他们去逛外滩，去登东方明珠。

大伯站在观光层，看着脚下璀璨的城市夜景，激动得像个孩子：“乖乖，这就是上海啊！跟电视里一模一样！”

我看着他眼里的光，觉得我这几年的所有辛苦，都值了。

这十年里，我和家里的联系，少得可怜。

过年我偶尔会回去，但也是在大伯家待的时间比在自己家多。

每次回去，我都会给我爸妈一笔钱，不多，但足够他们体面地生活。

他们收下钱，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尴尬，有欣慰，也有一丝不易察arle的……嫉妒。

我弟林涛，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去读了个职高。

毕业后，眼高手低，换了好几个工作，都干不长。

我爸妈托关系，花了不少钱，让他进了一家镇上的小工厂当工人。

他嫌累，嫌工资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三十岁的人了，还整天跟我爸妈伸手要钱，吃现成的，偶尔还出去跟一帮狐朋狗友喝酒赌博。

我爸妈为他操碎了心，头发白了一大半。

他们曾经寄予厚望的儿子，成了他们最大的失望。

而他们曾经弃如敝屣的女儿，却成了他们唯一能在外人面前炫耀的资本。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去年，林涛谈了个女朋友，女方提出，必须在县城里买一套房子，才肯结婚。

县城的房价，对我们那个小镇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我爸妈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又找亲戚朋友借了一圈，还差一大截。

他们把主意打到了我身上。

那天晚上，我接到了我爸的电话。

这是十年来，他第一次主动给我打电话。

他的声音听起来苍老了很多，带着一丝讨好的意味：“小岚啊……在忙吗？”

“爸，什么事？”我的语气很平静。

他支支吾吾了半天，才把事情说了出来。

“……你弟弟他，要结婚了，女方要买房。我们实在是……你看，你能不能……帮衬一把？”

我拿着手机，沉默了。

窗外，是上海繁华的夜景，灯火通明，亮如白昼。

我仿佛又回到了十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天，那个摇着蒲扇，对我说“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什么”的男人。

十年了。

他终于肯为他那个宝贝儿子，向我这个“没用”的女儿低头了。

“爸。”我开口，声音里听不出喜怒，“你还记得十年前，我说过什么吗？”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我说过，以后我所有的事，都跟你们没关系。”

“小岚……”他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哀求，“我知道，以前是爸对不起你。爸混蛋，爸眼瞎心盲。可他毕竟是你弟弟啊，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打光棍吧？你帮他这一次，就这一次，行吗？”

我突然觉得很想笑。

气得想笑。

他不是在忏悔，他只是在交易。

用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来换一套几十上百万的房子。

“房子，我会买。”我说。

电话那头的他，明显松了一口气。

“但是，我有条件。”

第五章：一套房，两家人，六百块

我回了趟家。

十年没回来，镇上变化很大，盖了不少新楼。

但我家，还是那栋低矮的老房子，墙皮都有些剥落了。

我爸妈在门口等我，看见我，脸上堆起了我从未见过的、热情的笑容。

“小岚回来啦！快进来，外面热！”我妈抢着要帮我拿行李。

我避开了。

我弟林涛也从屋里走出来，看见我，有些不自然地喊了声：“姐。”

他比以前胖了，也黑了，眼神里带着一丝讨好和躲闪。

我没理他，径直走进堂屋，把我的包放在桌上。

“房子的事，我已经联系好了。”我开门见山，“县城里一个新开的楼盘，三室两厅，全款，我已经付了。”

我爸妈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真的？小岚，你真是我们家的好女儿！”我妈激动得语无伦次。

林涛也露出了喜色。

我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他们面前。

“这是购房合同，但是，房产证上写的是你们两个人的名字。”

他们愣住了。

“写……写我们的名字？”我爸有些不敢相信，“不写……林涛的？”

“对。”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房子，是买给你们养老的。跟林涛，没有半点关系。”

林涛的脸“唰”地一下白了。

“姐！你这是什么意思？房子不是给我结婚用的吗？”他急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房子是给你结婚用的？”我冷冷地看着他，“我只说，我会买一套房子。这套房子，是给爸妈的。至于你结婚，那是你自己的事。你一个三十岁的男人，有手有脚，想娶媳妇，就自己去挣钱买房。”

“林岚！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妈也急了，护在了林涛身前，“他是你弟弟！你不帮他谁帮他？”

“我帮他？我凭什么帮他？”我站了起来，积压了十年的怒火和委屈，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

“当初，你们为了给他攒钱娶媳妇，不让我上大学的时候，你们想过我是他姐姐吗？”

“当初，我妈让我从大伯的卖地钱里拿钱给他花的时候，你们想过那是我的学费吗？”

“这十年，你们除了打电话找我要钱，关心过我一句吗？问过我在上海过得好不好，工作顺不顺利吗？”

“没有！一次都没有！”

“在你们眼里，我这个女儿，就是个工具！以前是可有可无的累赘，现在是能给你们挣钱买房的提款机！”

“现在，你们的儿子要结婚了，房子没有了，你们又想起我了？晚了！”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子弹，射向他们。

他们被我问得哑口无言，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林涛更是被我骂得头都抬不起来。

“这套房子，”我指着那份合同，声音恢复了平静，但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是我还你们的生养之恩。从此以后，我们两清了。你们的养老，我会负责，每个月给你们打生活费。但其他的，我一概不管。”

“至于你，林涛。”我转向他，“你想住这套房子可以，每个月交房租。不然，就给我搬出去。”

说完，我拿起包，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让我窒息的家。

我没有立刻离开小镇。

我去了大伯家。

大伯家还是老样子，院子里种满了蔬菜，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啄米。

大伯正在院子里劈柴，看到我，他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小岚回来啦！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想给您一个惊喜。”我笑着走过去。

大娘从屋里出来，拉着我的手，上上下下地打量：“瘦了，在外面肯定没好好吃饭。”

我鼻子一酸，笑着说：“哪有，我胖了好几斤呢。”

我在大伯家吃了一顿午饭。

大娘做的手擀面，放了很多我爱吃的西红柿和鸡蛋。

我们聊了很多，聊我在上海的工作，聊堂哥在外面的生活，聊村里的家长里短。

他们一句都没有问我，关于我爸妈和那套房子的事。

他们总是这样，默默地体谅我，保护我。

吃完饭，我从包里拿出一个红包，递给大伯。

“大伯，这是我给您的。”

大伯连忙推辞：“你这孩子，又来这套！我不要！”

“您必须收下。”我把红包塞到他手里，“这不是钱，是我的一点心意。”

大D伯拗不过我，只好收下。

他捏了捏红包的厚度，很薄。他以为就是几百块钱的吉利数，便笑着说：“好，那大伯就收下了。”

他不知道，红包里，只有六百块钱现金。

但是，在红包的夹层里，放着一张银行卡和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

“大伯，这张卡里有一百万，密码是您的生日。这是我孝敬您和大娘的。不要拒绝，不然我会生气。另外，我已经为您和堂哥在县城最好的小区，一人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我给爸妈买的那个小区的隔壁，方便互相照应。房产证我过几天会寄回来。请您务必收下，这是您应得的。您给了我一个光明的未来，我只想让您有一个安稳的晚年。”

我没有当面告诉他这些。

我知道，以他的性格，他绝对不会接受。

我只想用一种最不给他压力的方式，完成我的报恩。

至于那个“600块”的红包，是我故意做给外人看的。

我们村，没有秘密。

很快，全村人都会知道，我给父母买了房，却只给了恩重如山的大伯六百块钱。

他们会骂我白眼狼，骂我忘恩负义。

我不在乎。

因为我知道，真正对我好的人，我用我的所有去报答了。

而那些虚名，那些看客的议论，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真正要孝顺的，是那个在我最绝望的时候，为我卖掉命根子，为我撑起一片天的男人。

他才是我心里，真正的父亲。

第六章：尘埃落定，各自安好

我离开了小镇，回到了上海。

几天后，我接到了大伯的电话。

他的声音，是我从未听过的，带着颤抖和哽咽。

“小岚……你……你这孩子……你这是要折煞我啊！”

他显然是看到了卡里的钱和那张纸条。

“大伯，这是我该做的。”我的声音很平静，“您就安心收下，好好养老，别再操劳了。”

“太多了……这太多了……”他反反复复就这一句话。

“不多。”我笑了，“跟您当初给我的相比，这一点，算什么呢？您给我的是整个世界啊。”

我们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

最后，大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好孩子，大伯谢谢你。以后，别再往家里寄东西了，大伯什么都不缺了。”

我知道，他接受了。

我的心，终于彻底地放下了。

那块压在我心上十年的巨石，终于被搬开了。

后来，我听堂哥说，关于我“给父母买房，只给大伯六百块”的传言，果然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

很多人都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

我爸妈一开始还觉得脸上无光，到处跟人解释。

但我大伯，却在一次村里的酒席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那个红包拿了出来。

他说：“小岚给我的，不是六百块，是六六大顺。这份心意，比金山银山都重。谁要是再在背后嚼舌根，说我侄女的坏话，就是跟我林国勇过不去！”

大伯在村里威望高，他说完这话，就再也没人敢议论了。

而我爸妈，住进了县城的新房，每个月领着我打给他们的生活费，日子过得清闲。

但我听说，他们过得并不开心。

没有了共同的“敌人”（我），没有了一致的“奋斗目标”（为儿子买房），他们之间埋藏多年的矛盾和怨怼，都浮现了出来。

他们开始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互相指责对方当年的决定是多么愚蠢。

我弟林涛，最终还是没能跟那个女孩结成婚。

女方家听说房子没他的份儿，直接就吹了。

他为此跟我爸妈大吵一架，搬出去住了，据说还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

偶尔，他会给我打电话，拐弯抹角地想借钱。

我一次都没有借过。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我已经给了他一个遮风挡雨的家，剩下的路，必须他自己走。

他能不能走出来，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至于我，依旧在上海打拼。

我升了职，加了薪，换了更大的房子。

我谈了一场恋爱，对方是一个和我一样，靠自己努力在大城市立足的男人。我们很相爱，计划明年结婚。

我的生活，平静而幸福。

我不再被过去束缚，也不再对谁心怀怨恨。

我原谅了我的父母，不是因为他们值得被原谅，而是为了放过我自己。

他们给了我生命，也给了我最初的伤痛。

而正是这些伤痛，让我长出了坚硬的铠甲，让我学会了独立和坚强，让我更懂得珍惜那些真正对我好的人。

每年，我都会接大伯和大娘来上海住一段时间。

我们会一起逛公园，一起买菜做饭，就像最普通的家人一样。

阳光好的午后，我会陪大伯坐在阳台上喝茶。

他会跟我讲起我小时候的糗事，讲起田里的庄稼，讲起村里的变化。

他的脸上，总是带着满足而慈祥的笑容。

看着他，我就会觉得，这十年，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是值得的。

我用十年，证明了一个道理：

一个女孩的价值，从来不是由她的出身和性别决定的，而是由她自己的选择和努力决定的。

我也用十年，还清了一笔债。

那是一笔用土地和恩情写下的债。

如今，尘埃落定，各自安好。

我想，这就是最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