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房有退休金，和大姐一起搭伙养老真后悔，这是我做过最错的事

我有房有退休金，和大姐一起搭伙养老真后悔，这是我做过最错的事

一九七八年，我所在的那个黑龙江边陲小城里的冬天比往年来得更早些。

十月中旬，第一场雪就落了下来，白茫茫的一片覆盖了整个城市。

那年头儿，城里的老式暖气还没通，家家户户都靠烧煤炉子取暖，炉膛里的火苗子映红了半边屋子，窗户上结着厚厚的冰花，一碰就掉渣儿。

我刚从插队的农村回来，满心欢喜地盼着分房子的日子，嘴里哼着《社员都是向阳花》，心里比蜜还甜。

那时候，我叫杨桂芬，刚满二十二岁，在一家国营纺织厂当女工，整天和纱线打交道，手上的老茧厚得能扎人。

我大姐杨桂兰比我大七岁，已经是纺织厂的车间主任了，走路带风，说话有分量，车间里的姑娘小伙子们都叫她＂杨主任＂，听她的话比听厂长的还管用。

我们俩从小感情就好，特别是爹娘在那场大洪水中双双去世后，大姐对我更是疼爱有加，把我从小拉扯大，省吃俭用给我添置新衣裳，挤时间教我识字念书。

那年冬天，单位分房子，我和大姐都分到了一套四十平米的筒子楼单元房，两室一厅，在当时算是不错的条件了，比那些挤在大杂院里共用一个水龙头的家庭强多了。

厂里领导考虑到我俩是姐妹俩，又都是单身，就把两套房子并到一起，成了一套八十多平米的大房子，这在当时简直是天大的福分，邻居们羡慕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桂芬，咱俩一块儿住多好啊！省钱不说，还能有个照应。＂大姐脸上堆满了笑容，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搓着手说，＂咱们也算是沾了上级的光，这么大的房子，省着点儿住，一辈子都够了。＂

我当时也觉得挺好，毕竟在那个年代，有个自己的房子已经很不容易了，能和亲姐姐一起生活，总比自己孤零零的强。

于是我欣然同意了，还拍着胸脯说：＂姐，你放心，我一定好好伺候你，给你端茶倒水，做好吃的，你就等着享福吧！＂

搬进新房子的第一天，大姐特意买了两斤猪肉，炖了一锅白菜猪肉，肉香四溢，连隔壁的老张都闻着香味儿跑来蹭饭。

她还从食堂带回来几个刚出锅的馒头，热气腾腾的，一掰开，白面儿的馒头在寒冬里格外诱人。

我们坐在新房子的小饭桌前，桌上还铺着大姐自己缝的桌布，红底白花，喜气洋洋。

大姐举起搪瓷杯，里面倒着半杯散装白酒，那酒辣得呛人，喝一口嗓子眼儿都冒烟：＂来，桂芬，咱俩今天也沾沾喜气！以后姐妹俩好好过日子！别的不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一辈子都不分开！＂

我被她说得眼眶发热，也端起杯子一饮而尽，辣得直咳嗽，却开心得不得了。

那时的我哪里会想到，这一搭伙就是四十多年，直到现在，我已经六十七岁了，大姐七十四岁，我们依然住在那套房子里，只是那套房子早已从厂子里的福利分房变成了我们的私有财产，而我们之间，也早已不再是当初那对无话不谈的亲姐妹了。

最初的十年，一切都还好，我们姐妹俩相互照应，一个做饭一个洗衣，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我二十五岁那年嫁给了厂里的机修工王德胜，他是个老实巴交的东北汉子，不善言辞，但手巧心细，厂里的机器在他手底下就像温顺的小猫，从不出岔子。

大姐也在三十岁出头时嫁给了同厂的仓库保管员赵长林，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说话总是带着几分油滑，但为人还算本分，起码那会儿看着是这样。

按理说，我们各自成家后应该分开住，但因为当时住房紧张，我们两对新人就这么挤在一起。

一间屋子给我和德胜，一间给大姐和长林，客厅公用，晚上各自关起门来，白天一起吃饭聊天，倒也其乐融融。

那时的日子虽然拮据，一个月的工资除去吃喝穿戴，剩不了几个钱，但也过得简单快乐。

每到周末，四个人轮流下厨，德胜炒的酸菜猪肉丝是一绝，大姐包的饺子皮薄馅大，长林的糖醋排骨连厂长都赞不绝口，而我的拿手好戏是红烧鱼，鲜香不腻，每次都能让三人吃得连骨头都不剩。

有时还会约上几个要好的同事，一起打扑克、聊天到深夜，屋子里回荡着我们的笑声，小区的楼道里都能听见。

那会儿的大姐还是那个疼我的姐姐，每次我和德胜小吵小闹，都是她出面调解，从不偏向任何一方，公平得像个老法官。

转折点出现在一九八九年。

那年，我怀上了孩子，德胜高兴得不得了，天天嘴里念叨着要儿子还是要闺女，下班回来总要摸摸我的肚子，问里面的小家伙今天踢了没有。

而大姐和长林结婚七年，却一直没有孩子，两人为此没少跑医院，吃了不少药，却始终没有好消息。

医生说大姐输卵管堵塞，很难怀上，建议做试管婴儿，但那年头这技术还不成熟，而且费用高得吓人，大姐和长林考虑再三，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

当我小心翼翼地告诉大姐这个喜讯时，她正在切白菜，刀子在菜板上哒哒哒地响。

听完我的话，她的手明显顿了一下，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但很快又恢复了常态，说：＂好啊，我马上就要当姑姑了！得赶紧织毛衣，这天冷，可不能冻着我的小外甥！＂

她的语气热情，眼神却有些躲闪，我察觉到了一丝异样，但没多想，只当是她一时情绪波动。

可从那天起，大姐对我的态度微妙地变了。

以前我们姐妹之间无话不谈，现在她话少了许多，脸上的笑容也少了，看我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有几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客厅的灯还亮着，大姐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眼睛红红的，手里攥着一件小小的婴儿毛衣，针线活做到一半就停下了。

我猜她是因为没有孩子而难过，也不好多问，只能默默走开，心里涩涩的，不是滋味。

孩子出生后，我给他取名王小宝，寓意他是我们家的小宝贝。

小宝的到来给我们拥挤的小家增添了不少欢乐，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矛盾。

因为房子太小，小宝的床就放在我和德胜的屋子里，夜里孩子一哭，不仅吵醒我们，也常常吵醒隔壁的大姐和长林。

长林倒还好，第二天起来也不说什么，最多嘟囔两句＂这孩子嗓门真大＂，但大姐脸色越来越不好看，眼睛下面的黑眼圈一天比一天重。

＂桂芬啊，你就不能管管那孩子吗？整夜整夜地哭，谁受得了啊！＂大姐有一天早上终于爆发了，手里的筷子重重地磕在碗边，＂我和你姐夫都快被折腾疯了！昨晚上我才睡着，那孩子又哇哇哭，吵得我一宿没合眼！＂

我委屈地说：＂姐，小宝还小，哪有不哭的孩子啊？我也没睡好啊，三更半夜爬起来给他换尿布、喂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再说这房子本来就小，我也没办法啊。＂

大姐冷笑一声，眼睛里闪着我从未见过的冷意：＂没办法？那你们当初干嘛要生？知道住得挤还生，现在倒好，搅得大家都睡不好觉！要我说，现在计划生育正严，你们能生下来就不错了，还嫌房子挤？＂

我愣住了，从来没见过大姐这样对我说话，心里像是被扎了一刀，疼得说不出话来。

德胜见状，赶紧打圆场：＂大姐，别生气，孩子不懂事，我们大人多担待点。我这就带桂芬去看看外面有没有房子，咱们搬出去住，不打扰您休息。＂

大姐一听这话，脸色更难看了，眉毛竖了起来：＂怎么，现在嫌弃和我们住一起了？翅膀硬了是不是？这房子有我一半，你们想搬就搬啊？搬出去住，房子怎么办？你们那点工资，够租房子吗？＂

就这样，我和德胜的搬家计划被迫搁置。

为了减少矛盾，德胜主动和厂里的同事换了个夜班，这样晚上可以照顾小宝，白天睡觉，尽量不打扰大姐他们。

我也尽可能地哄孩子安静，甚至学会了捂着孩子的嘴巴，不让他哭出声来，心疼得眼泪直流，却又不敢让大姐听见。

随着小宝一天天长大，情况稍微好转了一些。

一岁的时候，他学会了走路，咿咿呀呀地叫着＂妈妈＂、＂爸爸＂，逗得大家都笑。

大姐虽然嘴上不说，但看小宝的眼神柔和了许多，有时还会主动抱抱他，给他买小零食。

我以为事情正在好转，却不知道更大的风波还在后头。

九十年代初，国企改革浪潮席卷全国，我们厂也不例外。

先是减产，每月只开二十天工，工资减半；后来直接停产发半薪，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最后连半薪也发不出来了，工人们只能靠着每月几十块钱的生活费度日。

德胜率先下岗，回家靠修自行车、缝纫机维持生计，一天忙到晚，手上的油污洗不净，却只能挣个温饱。

大姐的丈夫长林也被迫内退，每月只有很少的生活费，整天无所事事，开始酗酒，常常借酒消愁，借的多愁的少。

大姐因为是车间主任，暂时保住了工作，但也时常被派去干些打扫卫生、看门之类的杂活，那身体面的制服再也穿不上了，换成了洗得发白的工装。

只有我，因为是计件工资，手脚又快，勉强还能在厂里继续干活挣钱，虽然辛苦，但总算能贴补家用。

每天回家，我都累得像个散了架的布娃娃，但看到三岁的小宝扑过来抱我的腿，喊着＂妈妈回来啦＂，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这段时间，大姐和长林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多。

长林整天无所事事，开始酗酒，常常醉醺醺地回来，摇摇晃晃地撞倒家具，吵着要吃饭。

大姐忙了一天已经够累了，回来还要面对这样的丈夫，自然是火冒三丈。

两人经常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有几次吵得特别凶，长林甚至动手打了大姐，把她的嘴角打出了血。

那时候小宝已经上小学了，每次看到长林叔叔打大姨，都吓得躲在我身后发抖，小脸煞白，眼里含着泪水。

我和德胜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一方面不想介入别人的家务事，另一方面又看不下去大姐被打。

德胜几次上前劝阻，都被长林骂得狗血淋头，还险些挨了一酒瓶子。

一九九六年春天的一个雨夜，天空中电闪雷鸣，雨点像豆子一样砸在窗户上，发出啪啪的响声。

长林又喝得烂醉如泥回来，衣服湿透了，头发上的雨水往下滴，却不肯换衣服，非要大姐给他做饭。

大姐已经睡下了，被他闹醒，勉强起来应付，说家里没菜了，只有咸菜和馒头。

长林一听就炸了毛，指着大姐的鼻子骂：＂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连顿像样的饭都做不好！当初要不是我可怜你，你能嫁出去吗？＂

大姐忍气吞声地说：＂你小点声，大家都睡了。明天我早起给你做好吃的。＂

长林却越发来劲，抓起桌上的酒瓶又灌了一口：＂睡什么睡！都给我起来！看看这个没用的女人，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还自称什么车间主任，呸！＂

这话深深刺痛了大姐的心，她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长林还不罢休，走上前去推搡大姐：＂怎么，不服气啊？你看看你妹妹，比你强多了，人家生了儿子，你呢？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

大姐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她推开长林，转身要走，长林却一把抓住她的头发，将她拽了回来，然后一巴掌重重地扇在她脸上。

我和德胜听到动静赶紧出来，看见大姐被打，德胜立刻上前制止：＂长林，你喝多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长林却像疯了一样，一把推开德胜，又扑向大姐，双手掐住了她的脖子：＂我今天非弄死你这个没用的女人不可！＂

大姐的脸涨得通红，挣扎着呼吸，手在桌上胡乱摸索，抓住了那个酒瓶子。

突然，我听见＂砰＂的一声巨响，接着是大姐的尖叫。

我和德胜赶紧冲过去，看见长林倒在地上，额头流着血，大姐手里拿着一个砸碎的酒瓶，脸色惨白。

＂他...他想掐死我...＂大姐颤抖着说，眼神空洞，像是魂魄出窍了一般。

那一晚，我们叫了救护车把长林送到医院，但为时已晚，他因为头部重创加上酒精中毒，不幸离世。

警察来了，大姐被带走问话。所幸邻居都作证长林平时打老婆，加上当晚是正当防卫，大姐最终只被拘留了十五天。

长林的去世对大姐的打击很大。

她从拘留所回来后，整个人憔悴了许多，原本乌黑的头发一夜之间添了许多白丝，脸上的皱纹也深了，眼神里总是带着一种惊恐，像是随时会有人跳出来指责她一样。

话也少了，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发呆，手里捏着一块手帕，不停地搓来搓去，仿佛上面有洗不掉的血迹。

我知道她不是因为爱长林而伤心，而是因为自己亲手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而愧疚。

我尽可能地安慰她，陪她说话，帮她分担家务，希望她能早日走出阴影。

＂姐，别想那么多了，是长林自己作的，他要不是那样对你，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你没错，是他错了。＂我一边帮她梳头一边说。

大姐只是摇摇头，眼泪无声地落下：＂桂芬，你不懂。我恨他，但我不该杀他。现在我满手是血，晚上睡觉都能梦见他来找我。＂

我心疼地抱住她：＂姐，那是意外，不是你有意的。你要振作起来啊，还有我和德胜呢，还有小宝呢，我们都需要你。＂

大姐似乎被我的话触动了，微微点了点头，眼里有了一丝光彩。

那几年，因为大姐和长林没有孩子，长林的抚恤金和保险全部归了大姐。

加上我们厂破产后的一笔补偿款，大姐手里有了一笔不小的存款，在当时的小城里，也算是个小富婆了。

而我和德胜，一边要养活小宝，一边还要供他上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常常月底就见了底，只能吃咸菜就馒头凑合着过。

大姐看在眼里，有时会接济我们一些钱，塞给我几百块，说：＂桂芬，别担心，有姐在呢。小宝是我外甥，我不会看着他没书读的。＂

我很感激大姐的帮助，也愈发觉得和大姐一起生活是对的选择。

毕竟我们相互扶持，共同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这份亲情比什么都珍贵。

大姐的心情也渐渐好转，不再整天郁郁寡欢，偶尔还会和小宝开玩笑，教他下象棋，讲她年轻时的故事。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姐妹同心，其利断金，没想到命运又跟我们开了个玩笑。

二零零零年，我和德胜都已年过四十，小宝也上了初中。

厂子早就不在了，那片厂区变成了一个大型商场，原来的厂房只留下几堵断壁残垣，像是在默默诉说着那段逝去的岁月。

我在商场里找了个清洁工的活儿，每天起早贪黑，拖地、擦玻璃、倒垃圾，累得腰酸背痛，却只有可怜的八百多块钱工资。

德胜则在附近的修车铺帮工，修自行车、摩托车，偶尔也修修电器，一个月能挣千把块钱。

虽然收入不高，但总算能糊口，加上大姐时不时的接济，日子也过得去。

大姐已经办了内退，每月有一千多块钱的退休金，在家休养，有时会帮我照看小宝，给他做饭，辅导功课。

那年夏天，德胜在帮人修车时，不小心被千斤顶砸伤了腰，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疼得直不起腰来，医生说需要卧床休息至少半年，再也干不了重活。

这下子，家里的经济重担全压在我身上了，我甚至考虑再找一份晚上的工作，但这样一来，就没人照顾德胜和小宝了。

大姐见状，主动提出增加对我们的资助。

＂桂芬，这样吧，咱们的伙食钱你也别出了，都由我来出。德胜的医药费我也包了。你就安心照顾德胜和小宝。＂大姐拍着我的肩膀说，眼里满是关切。

我感动得直掉泪，一时说不出话来，只能抓着大姐的手不住地点头。

＂姐，你对我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我哽咽着说。

大姐笑了笑，拍拍我的手：＂傻丫头，我们是亲姐妹，说这些干啥？再说了，这房子本来就有你一半，你们住了这么多年，我也没收过你一分钱房租呢。现在你有困难，我帮一把，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就这样，我们家的经济压力减轻了不少。

德胜在家养伤，我则继续在商场做清洁工，小宝学习很用功，初中毕业考上了重点高中，大姐每个月都会给他二百块钱的零花钱，说是奖励他好好学习。

＂这孩子有出息，将来准能考上大学。＂大姐常这样夸奖小宝，脸上洋溢着骄傲的笑容，就像是在夸自己的儿子一样。

小宝也很懂事，每次拿到大姨给的零花钱，都会省下一部分，有时候还会偷偷塞给我几十块，说是让我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

这孩子知道家里困难，从不乱花钱，穿的衣服都是别人穿旧了送给他的，书包用了三年都舍不得换，直到背带断了才勉强买了个新的。

看着这样的儿子，我心里既心疼又自豪，但也常常自责，觉得没能给他更好的生活条件。

转眼间，小宝高中毕业了，在我们全家人的期盼中，他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虽然不是什么名校，但已经让我们这个工人家庭兴奋不已。

送他去大学的前一晚，大姐特意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红烧肉、糖醋排骨、清蒸鱼、炒三鲜，样样都是小宝爱吃的，连平时舍不得喝的二锅头都拿了出来。

席间，德胜举杯向小宝祝贺：＂儿子，你是咱们家第一个大学生，爸爸妈妈为你骄傲！＂

我也含着泪说：＂小宝，到了省城好好学习，有啥困难就给家里打电话，别自己硬抗。＂

小宝点点头，眼里也有了泪光：＂爸，妈，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等我毕业找到工作，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就在这时，大姐突然严肃地放下筷子，对小宝说：

＂小宝啊，姑姑有个事想和你商量。＂

小宝放下筷子，有些疑惑地看着大姐：＂大姨，您说。＂

＂你知道，姑姑和你大姨夫没有孩子，现在姑姑一个人孤零零的。我想啊，等你大学毕业工作了，能不能认姑姑做干妈？将来等姑姑老了，你多照顾照顾。＂大姐说着，眼神炯炯地盯着小宝，那眼神里有期待，也有一丝我说不清的东西。

我和德胜都愣住了，这话来得太突然，我们从没想过要让小宝认大姐做干妈。

小宝则有些困惑地看着大姐：＂大姨，您这是说的哪里话，您是我亲大姨，我肯定会照顾您的，用不着认干妈啊。＂

大姐摇摇头，语气坚决：＂不一样的。认了干妈，你就是我的干儿子，名正言顺的，以后我的东西都是你的。你想啊，我这退休金每月也有两三千呢，再加上这套房子，可都是真金白银啊。我一个人也花不了多少，不都是给你攒着呢！＂

听到这里，我心里突然有些不舒服。

大姐这话说得，好像在拿钱财诱惑小宝一样，而且直接说要把财产给小宝，却只字不提我和德胜，这让我感到有些被忽视和轻视。

德胜显然也察觉到了不对劲，赶紧打圆场：＂大姐，您别这么说。小宝是您亲外甥，不认干妈也是一家人。您要是觉得孤单，我和桂芬以后多陪陪您就是了。＂

大姐脸色一沉，眼中闪过一丝怒意：＂王德胜，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是和小宝说话，轮得到你插嘴吗？你这是怕我对小宝好，抢了你们的儿子是不是？＂

德胜被这突如其来的指责弄得哑口无言，脸涨得通红，手足无措地看着我。

我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能勉强笑着说：＂姐，您别生气，德胜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认干妈这事太突然了，小宝明天就要去学校了，我们可以等他放假回来再慢慢商量嘛。＂

大姐冷哼一声，不再说话，但脸色阴沉得可怕，整个饭桌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小宝低着头不说话，只是机械地扒着碗里的饭，时不时抬头看看我和德胜，又看看大姐，眼神里满是疑惑和不安。

最终，这顿饭在沉默中结束了，原本应该欢乐的送别晚餐变成了一场无声的角力。

第二天送小宝去火车站的路上，他悄悄对我说：＂妈，大姨是不是对您有什么意见啊？我总觉得她看您的眼神怪怪的。＂

我摇摇头，勉强笑着说：＂没有的事，你大姨就是年纪大了，有点孤独，你别多想。好好上大学，有什么困难就给家里打电话。＂

小宝似乎还想说什么，但火车已经进站了，他只好匆匆拥抱了我和德胜，拎着简陋的行李上了车。

看着火车缓缓驶离站台，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不知是为儿子的离去而伤感，还是为姐妹之间渐行渐远的关系而悲伤。

小宝走后，家里一下子安静了许多。

大姐变得越来越古怪，常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特别是对德胜，说话总是阴阳怪气的，仿佛他欠了她什么似的。

＂德胜，你这碗怎么放这儿了？不是说了放在橱柜里吗？＂＂德胜，你洗澡水声那么大，吵得我看电视都听不见了！＂＂德胜，你那破收音机能不能别整天开着？烦死人了！＂

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像是有一堵无形的墙隔着，彼此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就踩到了对方的地雷。

德胜为了避免冲突，常常一大早就出门，到公园下象棋，或者去老同事家串门，晚上等大姐睡了才回来。

我则尽量不在家和大姐单独相处，怕她又会提起那些让我不舒服的话题。

二零零八年，小宝大学毕业，在省城找了份工作，是个小公司的业务员，工资不高，但也能养活自己。

他决定留在省城发展，在郊区租了个小单间，开始了独立生活。

我和德胜很为他高兴，但也有些失落，因为这意味着小宝以后回家的次数会越来越少，我们将更加孤单。

大姐听说小宝找到了工作，立马提出要去省城看看，说是要给小宝带些家乡特产，还要看看他住的条件怎么样。

＂姐，您身体不好，坐那么久的火车多累啊，等小宝休假了回来看您不就行了。＂我劝道，心里却担心大姐去了又会提那认干妈的事，影响小宝的心情。

大姐瞪了我一眼，眼中闪过一丝怒意：＂我身体好着呢！再说了，我还不能去看看我外甥啊？你这是什么意思，怕我去了碍事儿是不是？是不是怕我跟小宝走得太近，抢了你这个亲妈的位置？＂

这话说得太难听了，我一时语塞，只感到一股委屈涌上心头，眼泪差点落下来。

德胜见状，赶紧打圆场：＂大姐，您别误会，桂芬就是担心您的身体，没别的意思。您要去，我们肯定支持。只是小宝那边房子小，您去了住不开，不如等他攒够钱租大点的房子再去？＂

大姐冷笑一声：＂行啊，我自己去，不麻烦你们！我又不是没坐过火车，用得着你们操心吗？＂

就这样，我无奈之下只好和大姐一起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去省城。

路上，大姐一直在说小宝如何如何好，将来一定有出息，还说等她百年之后，所有的积蓄和房子都要留给小宝，让他成为万元户。

听着这些话，我心里五味杂陈。

一方面，我感谢大姐对小宝的疼爱；另一方面，我却觉得她这种过度的关注和干涉，似乎越过了作为姨妈的界限，有种要取代我这个亲妈的感觉。

小宝租的房子很小，只有一室一厅，勉强能住下三个人。

他提前打扫得很干净，还特意去菜市场买了些新鲜蔬菜，准备给我们做顿饭。

大姐一进门就皱起了眉头，环顾四周，嫌弃地说：＂这么小的地方，怎么住人啊？连个像样的沙发都没有，就这一张破床，你晚上怎么睡觉？小宝，你这工资多少啊，连个像样的房子都租不起？＂

小宝有些尴尬，讪笑着说：＂大姨，我刚工作，工资不高，这房子虽然小，但离公司近，租金也便宜。等以后攒够了钱，再换大一点的房子。＂

大姐叹了口气，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里面鼓鼓囊囊的：＂拿着，这是两万块钱，你拿去付个大一点的房子的首付。我这些年省吃俭用，就是为了你们小两口将来能有个安身之所。＂

我一愣，什么＂小两口＂？小宝还没对象呢，大姐怎么就开始操心房子的事了？

小宝连忙推辞，脸涨得通红：＂大姨，这太多了，我不能要。您自己留着养老吧，我工资虽然不高，但够我自己用，不用您操心。＂

大姐固执地把信封塞到小宝手里，语气坚决：＂拿着！我又不是外人。再说了，你不是答应认我做干妈吗？我不疼你疼谁？你是我的好儿子，妈不心疼你心疼谁？＂

听到＂妈＂这个称呼，我心里一沉，不由自主地看向小宝，发现他神色尴尬，似乎是被大姐误会了。

他偷偷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满是歉意和无奈，似乎在说＂妈，我没答应过啊＂。

但在大姐的坚持和反复催促下，小宝最终还是收下了那笔钱，嘴里一边说着＂谢谢大姨＂，一边偷偷向我投来抱歉的眼神。

那次省城之行后，大姐和小宝的联系明显比以前多了。

她经常给小宝打电话，问这问那，还时不时地寄钱和东西过去，从土特产到冬衣夏被，恨不得把家里能搬的东西都寄过去。

每次小宝回来，她都会做一桌子菜，把小宝当成宝贝一样捧着，嘘寒问暖，殷勤备至。

而对我和德胜，她的态度却越发冷淡，好像我们成了外人，或者是碍事的人一样。

这种微妙的变化让我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但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毕竟大姐对小宝确实很好，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小心眼而破坏这种关系，更不能让小宝夹在我和大姐之间左右为难。

二零一二年，德胜查出肺癌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时间。

我整个人如坠冰窟，不知该如何是好，日夜守在医院，几乎不眠不休，盼着奇迹出现。

小宝闻讯赶回来，看到躺在病床上消瘦如柴的父亲，哭得像个孩子。

大姐知道后，反应出奇地平静，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

＂这种病，治不好的，别浪费钱了。＂她淡淡地说，眼睛看着窗外，语气里没有一丝悲伤，＂现在医院都是赚钱的地方，治不好的病非要治，最后人财两空。＂

我哭着说：＂姐，好歹也要试试啊，万一能多活几年呢？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德胜就这么走了啊！＂

大姐摇摇头，眼神冷漠：＂到时候钱花光了，人也没了，你下半辈子靠什么活？再说了，小宝还等着你接济呢，你可别把他的钱也搭进去。＂

我不敢相信这是我朝夕相处几十年的亲姐姐说出的话。

她怎么能在这种时候说出如此冷血的话来？德胜待她一直很好，从不顶撞她，有什么重活累活都抢着干，她怎么能对他的生死如此漠不关心？

最终，在我和小宝的坚持下，我们还是用积蓄给德胜做了手术和化疗，但效果不佳。

德胜的身体一天天虚弱下去，从一个壮实的汉子变成了一具皮包骨头的躯壳，看得我心如刀绞。

德胜在当年冬天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虚弱地说：＂桂芬，你要好好的...别和大姐...闹矛盾...她心里有气，你多担待...＂

我不明白德胜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但还是含泪点头答应了他。

德胜走后，我独自一人沉浸在悲痛中，夜不能寐，食不知味，整个人像丢了魂一样。

小宝因为工作繁忙，只回来奔了丧就走了，临走前塞给我一些钱，说是让我好好保重身体。

大姐表面上安慰我，但我能感觉到她对德胜的死并不怎么伤心，甚至隐隐有些释然，好像一个碍眼的人终于离开了一样。

＂桂芬啊，节哀顺变吧。人都有这一天，想开点。好在还有我和小宝呢，你不是一个人。＂大姐拍着我的肩膀说，语气里带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我默默点头，心里却酸涩难忍。

是啊，我还有小宝，还有大姐，但为什么我感觉比孤身一人还要孤独呢？

二零一三年初，小宝告诉我他谈了个对象，想带回来见见我。

这是德胜走后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我的心情一下子明媚起来，赶紧去市场买了最新鲜的菜，准备给儿子和未来儿媳妇做一顿可口的饭菜。

大姐知道后，也张罗着要准备礼物，说是要给小宝的对象一个好印象。

她特意去商场买了金耳环和项链，还准备了一个大红包，说是给小两口的添置新房的钱。

小宝和女朋友晓雯回来那天，我早早就在门口等着，心里又紧张又期待。

大姐把自己打扮得格外隆重，换上了崭新的旗袍，还特意戴上了平时舍不得戴的金项链和手镯，比我这个当妈的还要隆重，就差披红挂绿了。

晓雯是个温柔贤惠的姑娘，个子不高但很有气质，一来就叫我＂阿姨＂，态度亲切又有礼貌，一看就是个懂事的孩子。

她还带了礼物，是一条漂亮的丝巾，说是送给我的，颜色很适合我。

然后她转向大姐，恭恭敬敬地叫了声＂大姨＂，态度同样尊敬。

大姐听了很不高兴，眉头一皱，立马纠正道：＂叫什么大姨，叫干妈！我是小宝的干妈！＂

晓雯愣了一下，不知所措地看向小宝，眼神里满是困惑。

小宝赶紧解释：＂大姨，我没和晓雯说过这事，您别急。我们刚认识不久，还没来得及说家里的事情呢。＂

大姐脸色顿时沉了下来，眼中闪过一丝怒意：＂怎么，你不认我这个干妈了？是不是怕她知道了不高兴？还是你觉得有了对象，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晓雯脸色发白，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不知该如何反应。

我赶紧打圆场：＂姐，您别这样，小宝肯定是忘了说，不是故意的。来来来，咱们先吃饭，菜都凉了。晓雯，你坐这边，阿姨给你盛汤。＂

饭桌上，大姐一直在向晓雯炫耀她和小宝的＂干母子＂关系，声称自己从小就是小宝的靠山，花了多少钱培养他上学，还说她的退休金和房子以后都是小宝的，说得好像小宝是她一手拉扯大的一样。

晓雯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勉强，时不时地看向小宝，眼神里充满了困惑和不安。

小宝也坐立不安，筷子在碗里搅来搅去，饭没吃几口，脸色越来越难看。

饭后，晓雯借口去洗手间，小宝跟了过去。

他们在屋外低声交谈了很久，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隐约听到了＂误会＂、＂复杂＂、＂为难＂之类的词语。

当他们回来时，晓雯的眼睛红红的，明显哭过，小宝的脸色也很不好看，强撑着笑容，却掩饰不住眼中的失落和无奈。

第二天，小宝和晓雯就匆匆告别回省城了，原本计划住三天的，却只待了一晚就走。

临走前，小宝欲言又止地看着我，最终只说了句：＂妈，您保重。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我有空就回来看您。＂

看着儿子落寞的背影，我心如刀绞，却不知该如何安慰他。

小宝走后不久，我收到了他的电话，声音低沉而沮丧，说他和晓雯分手了。

我问原因，他支支吾吾不肯说，只说是性格不合，觉得不适合在一起。

后来在我的追问下，他才道出实情：晓雯觉得我们家关系太复杂，大姐的行为让她感到不舒服，担心以后会有更多麻烦，特别是害怕婚后会面临两个＂妈妈＂的局面，左右为难。

我听了心如刀绞，但又无力改变什么。

这些年来，大姐对小宝的过度关注和干涉，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甚至影响到了小宝的婚姻。

但她毕竟是我亲姐姐，又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我实在不忍心与她撕破脸，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

二零一五年，我也到了退休的年龄，身体也大不如前，膝盖常常疼痛，干不了太重的活儿了。

因为之前在商场做清洁工是临时工，退休金很少，每月只有一千多块钱，勉强够买菜和日常开销，却攒不下什么钱。

相比之下，大姐作为正式工退休，每月有近三千元的退休金，再加上她平时节俭，积蓄颇丰，日子过得很是宽裕。

我们的经济状况差距越来越大，大姐也越发倚老卖老，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由她做主，从买什么菜到墙上挂什么画，都要经她同意才行。

＂桂芬，你看你这退休金，连买菜钱都不够。还是跟着姐过日子吧，姐不会亏待你的。＂大姐常这样对我说，语气中带着几分优越感和施舍的味道。

我只能默默忍受。毕竟房子有她一半，我也没地方可去，更没有能力再买或租一套房子。

小宝在省城工作，偶尔回来看看我，但每次大姐都会横插一脚，把话题引到她身上，或者不停地提醒小宝要多关心她这个＂干妈＂，搞得小宝很不自在，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有几次，小宝提出要接我去省城住，说是那边医疗条件好，他也能照顾我，但大姐立马就反对：

＂去什么省城！那边空气不好，到处都是汽车尾气，多伤身体啊！再说了，你妈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这一搬走，以后可就回不来了！＂

每当这时，小宝就会无奈地看看我，然后不再提这个话题，但我知道，他是真心想接我去和他一起生活的。

我知道大姐的真实想法：她怕我搬走后，这套房子就全归她所有了，而她一个人住太孤单，没人伺候她，也没人陪她说话。

可我又何尝不是为了照顾她的感受，才留在这里的呢？如果不是顾念姐妹之情，我早就搬去和小宝住了，哪会在这里忍受这种气氛？

去年冬天，我不小心在楼梯上滑倒，摔断了腿，医生说需要卧床修养至少两个月。

大姐不得不照顾我的起居，端水送饭，帮我洗澡换衣，这些事她本来很少做，现在却要天天做，确实辛苦。

一开始，她还算尽心，但时间一长，她的不耐烦就显露出来了。

＂桂芬，你这腿怎么恢复这么慢啊？我天天伺候你，自己的事情都顾不上了！＂大姐一边给我端饭，一边抱怨，脸上写满了不情愿，＂我这把年纪了，还得照顾你，真是活受罪！＂

我内疚地说：＂姐，要不我打电话让小宝回来照顾我几天，您休息休息？我知道您辛苦了。＂

大姐一听就急了，眼睛一瞪：＂不行！小宝工作忙，你别老麻烦人家！再说了，我这不是照顾得好好的吗？你是不是嫌弃我啊？还是觉得我伺候得不如你儿子？＂

就这样，我在大姐时好时坏的照料下，艰难地度过了三个月的卧床期。

腿伤好了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和大姐的关系。

这四十多年来，我们从亲密无间的姐妹变成了如今这种微妙的关系，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是从我有了孩子而她没有开始的吗？是从她帮我家度过经济困难开始的吗？还是从她对小宝的过度关注开始的？

回想起来，也许从一开始，我就不该答应和大姐一起搭伙养老。

房子是我们共有的，但我却总觉得是在她的地盘上生活；我有自己的家庭，但却处处要顾及她的感受；我想和儿子亲近，却被她横加干涉。

这些年来，我失去的不仅是自由和尊严，还有和儿子之间的亲密关系，甚至是儿子的婚姻幸福。

想到这里，我心中的委屈和不满终于无法再压抑，决定要和大姐好好谈一谈，把这些年的事情说清楚。

今年春节，小宝回来看我，告诉我他又谈了个对象，已经订婚了，打算年底结婚。

我很高兴，但又担心大姐会像上次那样横插一杠子，破坏小宝的好事。

果然，大姐一听这消息，立马来了精神，两眼放光地说要去省城参加婚礼，还要帮小宝选房子，做新房子的＂女主人＂，好像这婚事是她在操办一样。

＂这次我可得把把关，可不能再让小宝找个不懂事的媳妇。上次那个就不行，一看就是没教养的，连干妈都不会叫！＂大姐一边擦桌子一边说，语气里满是自以为是。

那一刻，我终于忍不住了，四十多年的委屈和隐忍在这一刻爆发了出来。

＂姐，您是小宝的大姨，不是他妈！新房子的女主人应该是我和他媳妇！您就别总是把自己放在我的位置上了！＂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但语气却出奇地坚定。

大姐愣住了，手里的抹布掉在了地上，随即勃然大怒，脸涨得通红：＂杨桂芬！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这么多年对你们娘俩好，花钱帮你们，照顾你们，就换来你这句话？你真是白眼狼！要不是我，你们早就流落街头了！＂

我哭着说：＂姐，我感谢您的帮助，真的，这些年您对我们的好我都记在心里。但您也别忘了，这房子有我一半，我和德胜也没少付出！德胜活着的时候，家里的重活都是他干的，我也一直尽心尽力照顾您。您这样对我，把我当成您的附属品，随意干涉我和儿子的关系，我真的很难受！＂

大姐冷笑道：＂呵，你这是嫌我碍事了？那好啊，咱们分家！你搬出去住！房子我买下你那一半！看你能去哪！没有我，你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就这样，积压多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小宝看不下去，站了出来：＂大姨，您别这样说我妈。这些年您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很感激，但您也太干涉我们的生活了。您总说我是您的干儿子，可您什么时候征求过我的意见？您为什么总是要否定我妈的地位？＂

大姐被小宝这番话震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小宝继续说：＂大姨，我尊重您，但请您也尊重我妈和我的关系。如果您觉得我们住在一起不合适，那我就接妈妈去省城和我一起住。＂

大姐听到这话，眼泪忽然涌了出来，声音哽咽：＂你们...你们都要丢下我一个人？我这些年对你们那么好，就换来这个结果？我...我没有孩子，就想把你当成我的儿子，这有什么错？桂芬，你忍心看你姐姐孤零零一个人吗？＂

看着大姐哭泣的样子，我心里一阵酸楚，多年的恩怨在这一刻似乎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走过去，轻轻拉住大姐的手：＂姐，我不是要丢下您，但我们需要各自的空间和尊严。您可以把小宝当外甥疼，但不能把他当儿子，因为他是我的儿子，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大姐擦了擦眼泪，沉默了许久，最终点了点头：＂我明白了...我只是...只是太寂寞了...＂

几天后，在小宝的劝说下，我决定搬到省城和他一起住一段时间。

大姐见我真要走，态度又软化了：＂桂芬，你真要走啊？咱们姐妹一场，你就这么狠心？＂

我摇摇头，眼泪不停地流：＂姐，不是我狠心，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变质了。我需要自己的空间，您也是。我不是永远不回来了，等过段时间，大家都冷静下来，我会回来看您的。＂

临走前，我和大姐把房子的事情说清楚了。

她出钱买下了我那一半的产权，我拿着这笔钱，准备在省城小宝家附近租个小房子住，就当是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搬走的那天，大姐没来送我。邻居们都来了，唏嘘不已：＂杨大姐和二姐关系多好啊，怎么说散就散了呢？同住了大半辈子，到老了反而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