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提名一人当副主席，众人反对，周总理：当初听他的不用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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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春，解放战争已步入战略决战阶段。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央致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号召“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民主联合政府”。

毛主席随即亲拟邀请名单。排在名单第一位的是一个争议极大的名字。

他是国民党元老，曾三次被蒋介石“永远”开除党籍，又三次被迫“请回”。

老蒋对他恨之入骨，却又不敢轻言彻底放弃。恨他桀骜难驯，总是针锋相对；敬他耿直有骨，从不阿谀奉承。

后来毛主席提名他当副主席，众人反对，周总理：当初听他的不用长征

东征北伐均立功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

当李济深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很多人愣住了。国民党残余分子震惊，美国情报部门也出乎意料。

他们没料到，这位被蒋介石三次“永久开除党籍”的“元老”，竟能突破港英封锁，从香港抵达北京。

李济深，广西人，字任潮，1885年出生。

他少年立志报国，15岁时写下：“但令身许国，何必列王侯。”自此，三十年间风雨戎马，几经沉浮，始终在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的路上前行。

他是黄埔军校的筹建者之一，也是“铁军”第四军的缔造者。

在孙中山身边，他不卑不亢，在粤军整训中，他任人唯贤，提拔了叶挺、邓演达等青年将领。

1925年东征叛军陈炯明，他亲自挂帅，率陈铭枢、张发奎部队，一路打下粤东、东江、雷州、海南，统一两广，战功赫赫。

北伐开始后，他升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留守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第四军军长，权掌南方全局。

他麾下第四军，两个主力师和叶挺独立团，在陈可钰率领下打出“铁军”招牌，攻必克，战必胜。

但正当这支部队声望高涨之际，却最终被蒋介石有意肢解。

随着北伐不断推进，武汉成为国民政府临时政治中心。李济深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全面接管南方党政军大权。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由毛主席、周恩来等人领导，在南方广泛发动工人运动与农民组织，建立起工人纠察队与农民自卫军，势头迅猛。

面对共产党不断扩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蒋介石早已心存戒备。在表面维持合作的同时，他暗中准备在北伐尚未完成之际突然“转弯”。

李济深并非蒋系嫡系，也并不信任蒋介石的政治判断。但在当时，他对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认识非常有限。

他曾多次表达疑虑，加之他身边的陈铭枢、陈济棠等核心幕僚长期持敌对态度，多次在他面前渲染威胁说法。种种因素交织之下，李济深开始动摇。

他内心依然认同北伐的正当性和革命的目标，但在具体路线选择上，他选择了妥协。

1927年3月底，蒋介石通过电报召李济深赴沪。4月2日下午，蒋在东路军前敌指挥部召开高层秘密会议。参与者包括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少壮派将领。

会议主议题并不是战局，而是“全国范围清党”。

李济深知晓事态严重，却没有反对。他默许了计划，并在返回广州后迅速向地方系统传达指令。

但在行动前，他仍保留一丝犹豫。当时他通过共产党联络员陈秋帆，透露出蒋介石即将于4月12日发动“清党”的信息，企图提前通知共产党方面进行应变。

这个提醒确实救下了不少人。广州和上海等地的中共骨干在清洗行动前紧急撤离，避免了更严重的损失。

除此之外，李济深还在一次军事训话中，以“考察表现”为由，放出了一批被关押的成员。

但即使如此，整体局势已经无法逆转。

4月12日清晨，上海工人纠察队被突袭，广州紧随其后。李济深亲自下令，强制解散广东各级工人组织与农会武装，调动地方军警清剿海陆丰一带的农民运动。数千人被捕，数百人被杀。

这成为他一生最沉重的历史责任。

李济深对此深感内疚，他说：“我当时认识不够”“赞成了清党主张”“应负担很大的反革命责任”。

从分道扬镳到相互扶持

虽然李济深和毛主席起初走在截然不同的道路上，两人代表着不同阵营，曾兵戎相见。

但随着对蒋介石的逐步失望，李济深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928年，李济深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试图在蒋桂之间调和矛盾。

但蒋介石对他始终心存戒备。蒋指控他勾结李宗仁、白崇禧“图谋不轨”，将其软禁在南京汤山，剥夺全部军政职权，并公开宣布将其“永远开除党籍”。

1931年，“九一八”事变震动全国。李济深一度成为民间舆论声援的对象。

面对压力，蒋介石被迫释放李济深，并恢复其党籍。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第十九路军在淞沪前线作战吃紧，前线部队请求支援。李济深向军事委员会建议，调派东北义勇军增援前线，委员会原则通过。

但蒋介石一口否决，理由是“诱敌深入，以空间换时间”。援军未至，上海孤军苦撑，士气日益低落。

同年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驻蚌埠。

为了加强地方治理，他起用了三位黄埔出身、思想进步的年轻人——刘广、秦湘、曾致祖，任命为上校参议，外派视察。

三人在武汉途中，被“蓝衣社”特务秘密绑架并杀害。李济深获知此事震怒。

他当即写信大骂蒋介石，字字切骨，语言激烈，并宣布辞职。

此后，他离开大陆，赴香港静观时局。可不久，他便走上更主动的道路。

1933年，李济深在香港与陈铭枢会面，提出以第十九路军为核心，组建反蒋抗日力量，并主动联络中国共产党。

这时的毛主席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两人重新建立联系。

毛主席的反应非常明确。他高度评价李济深的举动，认为这表明“国民党营垒的破裂”，并迅速指示订立合作协议。

11月，“福建事变”正式爆发。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人在福州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反蒋，提出抗日救国主张。

毛主席第一时间表示支持。

然而，当时部分人对这场事变的判断极为保守。

他们认为这是国民党内部分裂，不足依赖，否决了与其协同作战的建议。这直接导致事变孤立无援，很快被蒋军镇压。李济深被迫再次流亡香港。

毛主席对这场挫折极为惋惜。他私下评论：“痛失良机，良机痛失。”

红军失去了与第十九路军联合反蒋的契机，也失去了争取国民党内部进步力量的重要窗口。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

而如果福建事变成功，或许这场生死迁徙就可以避免。

“我与全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

抗战全面爆发后，李济深迅速表明态度。

他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呼吁各党派摒弃分歧、共同御敌。

战火临近，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搁置旧怨，宣布撤销对李济深的通缉，并安排他出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

蒋介石设想，桂林办事处只是一个传达命令的中间机构，可以用来架空李济深的影响力。

同时，他在李济深身边布置了大量“蓝衣社”特务，日夜监视。

虽然身处“边缘岗位”，但在广西，李济深是少数真正有分量的国民党元老。

当地军政高层对他仍保持尊重，很多人不敢轻易挑战他的权威。也正是利用这段有限的自由空间，李济深默默推动抗日工作，支持进步力量。

他先后参与和督察了第三、第四、第七、第九战区的会战筹备与战后整顿。

在此期间，他用自己的影响力，暗中救助了不少被迫害的共产党人。其中就包括胡志明。

1944年，桂林失守。日军攻势猛烈，许多地方军队仓皇溃退。李济深没有后撤，而是在老家广西苍梧组织残余部队和地方青年，成立抗日游击武装，展开敌后破袭战。

他也把对子女的教育与个人信仰完全统一。

1938年到1941年，是抗战最艰苦的一段时间。日军除了在前线发动猛烈攻势，还对后方频繁轰炸，许多城市化为废墟，平民死伤惨重。

为了适应战争长期化，中国空军在成都创办“空军幼年学校”，招收小学毕业生作为后备飞行员。

1941年，15岁的李沛钰刚读完小学。李济深毫不犹豫地把儿子送进军校。他认为，抗战不只是将领的责任，更是家国之事，子女应带头上阵。

1943年末，蒋介石突然撤销了桂林办事处，命令李济深调任重庆，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职务更高了，但离前线远了，也更边缘化了。李济深断然拒绝。他没有赴任，继续留守桂林，推动抗日战备。

不久后，他的另一个儿子李沛琼也到了空军幼年学校的招生年龄。李济深再次送子入伍。

朝鲜战争爆发后，最小的儿子李沛黔也被他亲手送去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来，李沛黔参与空军某型武器研制，荣立三等功。

1946年夏，山雨欲来，内战迹象越来越明显。李济深带着最后一丝幻想，登上庐山。他试图当面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重启和平谈判。

但蒋全然不听。李济深愤怒至极，写下一封长达十九页的信，严厉批评国民党的独裁路线。信写完，他拂袖而去，自此不再与蒋有任何往来。

不久，他前往香港。

在香港，他组织成立民革，公开高举反蒋大旗。

1948年6月，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亲自南下，与李济深会谈。

他提出希望以李在西南的威望，在广东另组政府，借此摆脱蒋介石对中央权力的控制。

李济深听完，当场拒绝，毫不拖泥带水。

同年秋，美国政府也出手。他们派出前国民党招商局局长蔡增基，试图游说李济深组建一个“由美国支持的新政权”，代替蒋的政府。但李济深态度明确，拒绝合作。

到这时，李济深已清楚地站在反对蒋介石、推动国家统一的阵营里。

1949年，战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胜负已定，统一在望。

中国共产党向各界发出“五一号召”，广泛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共同筹建新中国。

这一年1月，为了国家前途，李济深毅决定北上，赴解放区。

出发前，港英当局和特务系统已对他严密监控。

他选择绕道，悄然登上苏联籍客轮，突破封锁线，航行至旅顺军港。

几天后，他顺利在解放区登陆。

在东北，他公开声明，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建立新中国继续出力。

这份态度，表明他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于国家民族之后。

此后，他乘专列前往北平。

那时，中央尚未完全迁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仍在西柏坡。

毛主席获悉李济深北上，决定由西柏坡前往北平。提前到达北平的李济深，相约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迎接。

彼时北平局势尚不稳定。敌特活动频繁，刺杀、爆炸、情报渗透并未中断。

即便如此，毛主席依旧邀请李济深前往双清别墅做客。在院中落座后，两人推心置腹，谈过往、论当下。

从北伐时期的合作，到“四一二”政变后的阵营对立，再到抗战中的间接配合和统一战线的筹划，彼此间的信任历经磨难，但未曾彻底断裂。

尤其是在1936年两广事变之后，双方通过密使暗中联络。彼时多有误解，信息混乱，但几封传信已埋下再次携手的伏笔。

毛主席用一贯的幽默语气回顾1927年后的分歧与曲折，李济深也不再遮掩，坦言自己的反思与立场变化。两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几个月后，李济深正式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9月30日，大会选举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

李济深与朱德、宋庆龄等人一同当选为副主席，成为新中国最高领导集体的一员。

第二天，也就是10月1日，李济深登上天安门，与共和国共同见证历史。

此后十年，他始终担任国家要职，积极参与政务和统战工作。

但随着年事渐高，身体每况愈下。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病逝。

弥留之际，他口述诗句：“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

这是他一生对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的执念。

毛主席听闻噩耗，罕见出席追悼会。

站在灵堂前，他神情沉重，语气凝重地说出一句话：“如果任潮先生能多活几年，那是多么的好啊！”

参考资料：

共和国副主席李济深的爱国革命路

王恩收

毛泽东与老朋友李济深的交往

高钰侯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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