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追忆：每当想起留在内蒙古农村的亲生儿子，就心痛不已

知青追忆：每当想起留在内蒙古农村的亲生儿子，就心痛不已

我叫李长河，今年六十有八，北京人。

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曾经的自己——二十岁出头，刚从北京来到内蒙古草原的知青。

那时的我，满怀憧憬，以为自己终将在辽阔的草原上写就青春的诗篇。

谁能想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被那段岁月牵挂着，痛着。

那是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和另外二十几名北京知青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的锡林郭勒盟一个牧区公社。

刚下火车时，我们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广袤无垠的草原，一望无际，风吹草低见牛羊。

与北京的喧嚣完全不同，这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那年春天，草原上刚刚解冻，嫩绿的小草从融化的雪水中探出头来，阳光照在上面，泛着柔和的光。

我们坐着解放牌卡车，走走停停，颠簸了大半天，才到达目的地。

站在卡车上向远处眺望，不见高楼大厦，只有星星点点的蒙古包和低矮的土坯房，像是被随意撒在草原上的棋子。

我被分到了公社最偏远的巴音淖尔大队，距离公社驻地足有三十多里地。

大队长是位四十多岁的蒙古族汉子，名叫巴图，他的汉语说得并不流利，但那双眼睛却总是充满了善意。

就是这样一位淳朴的牧民，后来成了我在内蒙古最亲近的人。

刚到大队的第一晚，巴图的妻子诺敏为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手扒肉、奶茶和奶豆腐。

我们几个北京知青从未吃过这样的食物，一开始还有些不适应，但饥饿很快战胜了挑剔。

那顿饭我至今记忆犹新，不仅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尝试蒙古族的传统食物，更因为在那顿饭上，我看到了草原人民的热情与朴实。

草原上的第一个冬天格外难熬。

零下三十多度的寒风刮在脸上如刀割一般，呼出的气息立刻在围巾上结成了白霜。

我和另外两名知青住在一间土坯房里，房子四处漏风，晚上睡觉时只能紧紧地裹着被子，还得戴着棉帽子。

炕下的火早晨生起，晚上就熄灭了，夜里常常冷得睡不着觉。

我们轮流起来添煤，就这样熬过漫长的夜晚。

那时，我常常在夜里偷偷流泪。

想家，想北京的父母，想着他们在煤球炉子旁为我担忧的样子。

我的父亲是一名普通工人，在首钢干了一辈子修车工；母亲在北京第三纺织厂当织布工，手指常年开裂。

家里条件不好，我从小就知道节俭，但从未经历过草原上的艰苦。

第一年的冬天，我们三个知青几乎没有走出过房门，只有去羊圈喂羊的时候才会出去。

巴图常常来看我们，给我们带一些风干的牛肉和奶制品，教我们如何在寒冷的冬天保暖。

＂要穿蒙古靴子，＂他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草塞紧一点，脚不冷。＂

我们照他说的做了，果然效果很好，脚不再像以前那样冻得生疼了。

第二年春天，我认识了巴图的女儿——乌云。

乌云比我小两岁，是大队里少有的识字的姑娘，在公社小学念过几年书。

她的眼睛像草原上的星星一样明亮，笑起来时嘴角有两个小酒窝。

每次放牧归来，她总会远远地朝我们知青点走来，给我们带一些自家做的奶制品。

春天的草原上，各种野花竞相绽放，微风吹过，草浪翻滚，如同大海的波涛。

乌云教我们识别各种野花和草药，告诉我们哪些可以食用，哪些可以入药。

她还教我们骑马，开始时我总是摔下来，浑身是土，乌云就在一旁笑得前俯后仰。

慢慢地，我学会了骑马，能够独自去远处的草场放牧了。

那时候，草原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除了放牧、打草、挤奶，就是坐在一起聊天唱歌。

乌云的歌声非常动听，她唱蒙古民歌时，整个草原仿佛都安静下来倾听。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许是在一个夏日的傍晚，草原上落日的余晖将乌云的脸庞映照得格外动人；又或许是在冬日里，她不顾风雪，专门为我送来一件厚实的皮袄时。

我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蒙古族姑娘。

那是一种青涩而纯真的感情，像草原上初生的嫩芽，在风雨中悄然滋长。

我们常常一起放牧，一边走一边聊天。

她教我蒙古语，我给她讲北京的故事。

慢慢地，我们越来越亲近。

有一次，我们在放牧时遇到了突如其来的暴雨，躲进了一个废弃的羊圈里。

雨水顺着破旧的房顶滴落下来，我们挤在一个干燥的角落，听着外面的雷声和雨声。

乌云靠在我的肩膀上，轻声说：＂长河，你会回北京吗？＂

＂会的，总有一天会回去的。＂我如实回答。

她沉默了，眼睛望向远方，好一会儿才轻声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草原。＂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阵酸楚。

我知道，我们之间隔着的不仅是千里的距离，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未来。

但是，年轻人的心总是充满希望，我们很快就将这种忧虑抛在了脑后。

春去秋来，我在草原上已经度过了两年的时光。

北京的父母在信中一再询问我的情况，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我的牵挂。

我给他们回信时总是报喜不报忧，只说自己适应了草原生活，交了很多朋友，却不提在严寒中冻得发抖的夜晚，也不提放牧时被狼群惊吓的经历。

这样的日子平淡而充实，如同草原上缓缓流淌的小河，看似平静，却在不经意间改变着河道。

一九七一年的秋天，乌云的父亲巴图找到我，说要和我谈谈。

那天晚上，他请我去他家的蒙古包里喝奶茶。

昏黄的油灯下，巴图的脸庞显得格外严肃。

＂长河，＂他缓缓地说，＂我看得出来，你喜欢乌云，乌云也喜欢你。＂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巴图接着说：＂我们蒙古人不拐弯抹角。如果你真心喜欢乌云，就按我们的规矩来提亲。但是，我得先问清楚，你将来会回北京吗？＂

面对巴图的直接提问，我无法回避。

＂会的，叔叔。＂我诚实地说，＂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现在的政策是扎根农村，我可能要在这里待很多年。＂

巴图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时间的事情不着急，重要的是你对乌云是否真心。如果是，我们就按传统办事。＂

就这样，在那个物质匮乏但精神纯粹的年代，我和乌云的感情得到了长辈的认可。

我们的感情像草原上的野花一样，不经意间就开得热烈而美丽。

一九七二年的冬天，我和乌云在父母的祝福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按照蒙古族的传统，新郎要骑马去接新娘。

我从未骑过马，那天硬是学着骑了一匹温顺的白马，在雪地里摔了两跤，惹得围观的牧民们哈哈大笑。

乌云穿着红色的蒙古袍，头上戴着银饰，美得像一朵绽放在雪地里的玫瑰。

婚礼上，大家杀了一头羊，熬了一大锅手扒肉，喝着马奶酒，唱着蒙古歌谣，好不热闹。

婚后，我们住在巴图家旁边的一间小屋里。

白天一起放牧，晚上围着火炉聊天。

乌云很勤劳，每天早早起来给我煮奶茶，然后一起出去放牧。

晚上回来，她会为我准备热水洗脚，然后坐在我身边，听我讲北京的事情。

那段日子虽然艰苦，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一九七三年秋天，乌云怀孕了。

在那个医疗条件极其有限的牧区，孕妇的生活格外艰难。

最近的卫生院在公社驻地，有三十多里路，而且医疗设备简陋，只有一名赤脚医生。

我每天都为她担心，生怕她和肚子里的孩子出什么意外。

好在乌云身体强健，整个孕期都没有太大的不适。

冬天来临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屋里加固了墙壁，塞严了门窗的缝隙，多储备了煤炭和粮食。

乌云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行动也渐渐不便，但她依然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有时候，我半夜醒来，看见她靠在炕边，轻轻地抚摸着自己隆起的腹部，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

那一刻，我感到无比满足，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

第二年春天，万物复苏的季节，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为李草原。

这个名字既有我的姓，又寄托了我们对草原的热爱。

小草原很健康，圆圆的脸蛋，黑黑的眼睛，像极了乌云。

每次他冲我笑的时候，我的心都会融化。

巴图和诺敏成了快乐的外公外婆，每天都要来看看小外孙，带来各种自制的奶制品和精心缝制的小衣服。

小草原的到来，让我们的家庭更加完整，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在草原上生活下去的决心。

我开始认真学习蒙古语，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甚至尝试着养一些牛羊。

乌云的父亲巴图教我如何识别牧草的好坏，如何判断羊是否生病，如何在草原上辨别方向。

这些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是草原人世代相传的智慧。

就这样，我们的生活平静而幸福地流淌着，如同草原上的小溪，不紧不慢，却坚定地向前。

然而，命运总是在人最幸福的时候给予沉重的打击。

一九七七年初，政策有了变化，知青们开始陆续返城。

有一天，大队书记找到我，说上级下达了指示，北京知青可以返回原籍城市。

他递给我一份文件，上面写着详细的返城条件和程序。

那是我期盼了近十年的消息，却在此刻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深深地刺进了我的心。

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知青可以返回原籍城市，但蒙古族配偶和子女则不能随迁。

这个政策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将我和我的家庭硬生生地分开。

回到家，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乌云。

她静静地听完，没有立即表态，只是抱着小草原，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那几天，我几乎无法入睡，辗转反侧，思考着未来的道路。

一边是年迈的父母，他们在北京盼望着独子的归来；一边是深爱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他们是我在草原上的全部牵挂。

我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如何面对这个残酷的抉择。

草原上的春天来得比北京晚一些，四月底的时候，草才刚刚返青。

那天，我和乌云带着小草原去了附近的小山坡上。

小草原已经会走路了，在我们前面蹒跚地奔跑着，不时停下来捡起一朵小花或者一块石头，然后笑着跑回来给我们看。

乌云坐在一块石头上，望着远处的草原，轻声说：＂长河，你应该回去。＂

我惊讶地看着她：＂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乌云微笑着说：＂这些天你都睡不好，我怎么会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我不能丢下你们啊！＂我痛苦地说。

乌云摇摇头：＂你的父母需要你。他们只有你一个儿子，年纪也大了，需要有人照顾。＂

＂那你和草原呢？你们也需要我啊！＂我痛苦地反问。

＂我们会好好的。＂乌云轻轻地抚摸着在她腿边玩耍的小草原，＂等政策松动了，我们就去北京找你。＂

那一刻，我明白了乌云的用心良苦。

她知道，如果我留在草原，将来一定会后悔；但如果我离开，至少还有再相聚的希望。

就这样，在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后，我做出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返回北京。

决定一旦做出，就需要开始准备了。

我写信给北京的父母，告诉他们我即将回去的消息，但也提到了乌云和小草原暂时无法随行的情况。

父母在回信中表达了对我的支持，也对无法立即见到儿媳和孙子感到遗憾。

我开始整理这些年在草原上积攒的东西，大部分留给了乌云和小草原，只带走了一些必需品和纪念品。

乌云帮我做了一双蒙古靴，用最好的牛皮制成，还在靴子内侧绣上了我们三个人的名字。

＂这样，你走到哪里，我们都在你身边。＂她轻声说。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我和乌云几乎一夜未眠。

我们躺在炕上，小草原睡在我们中间，小小的呼吸声均匀而安稳。

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将乌云的脸庞映照得如同玉石一般。

我伸手抚摸着她的脸，想要将这一刻永远刻在记忆里。

乌云握住我的手，轻声说：＂长河，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会等你。不管多久，我都会等。＂

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只能紧紧地抱住她，泪水无声地流下。

一九七七年三月的一个清晨，我踏上了返京的列车。

站台上，乌云抱着三岁的小草原，倔强地不让泪水流下来。

小草原还不懂得离别的含义，只是天真地问我：＂爸爸，你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

我蹲下身，紧紧地抱住他，声音哽咽：＂爸爸去北京看看爷爷奶奶，很快就回来接你和妈妈。＂

那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却成了我一生的愧疚。

火车缓缓启动，我趴在窗口，看着渐渐远去的妻子和儿子，直到他们的身影变成草原上的两个小点，最后完全消失在视线中。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被撕成了两半，一半留在了草原，一半带回了北京。

回到北京后，我立刻投入到工作中，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

父母见到我非常高兴，但当得知我在内蒙古有了家庭却没能带回来时，他们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孩子，对不起，是我们拖累了你。＂母亲红着眼眶对我说。

＂不，妈，这不是您的错。＂我安慰道，＂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们接来的。＂

然而，现实比我想象的要残酷得多。

那时的户口政策非常严格，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被分配到了一家工厂做车间工人，工作很辛苦，但我不在乎。

每个月拿到工资后，我首先做的就是寄一部分钱回内蒙古，然后开始四处打听有关政策的变化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我跑遍了各个相关部门，从街道办事处到市政府，从人事局到公安局，但得到的答复几乎都是一样的——政策就是这样，无法改变。

与此同时，我和乌云保持着书信联系。

每个月，我都会给她写信，详细地描述北京的生活，并寄去一些钱和孩子需要的东西。

乌云的回信则总是充满了对草原生活的描述，以及小草原的成长点滴。

＂草原最近下了场大雨，草长得很好，牛羊都胖了一圈。＂

＂小草原上学了，老师说他很聪明，特别喜欢数学。＂

＂他昨天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告诉他，爸爸在北京工作，很忙，但心里一直惦记着我们。＂

每读到这些话，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般疼痛。

一九八零年，我攒够了钱，请了半个月的假，回了一次内蒙古。

当时小草原已经六岁了，长高了许多，但第一眼就认出了我。

＂爸爸！＂他奔向我，扑进我的怀里。

我紧紧地抱住他，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那一刻，所有的思念和愧疚都化作了泪水，无声地诉说着这三年来的思念和痛苦。

乌云也变了，不再是那个青春靓丽的姑娘，而是一个成熟稳重的妇人了。

岁月和劳动在她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但她的眼睛依然明亮如初，笑容依然温暖如春。

她告诉我，这些年她一直在等我，一直相信我会回来接他们。

她学会了汉语拼音，能看懂简单的报纸了，这样就能更好地教导小草原。

一周的相聚时间转瞬即逝，临别前，小草原拉着我的手说：＂爸爸，下次你来，能不能多住几天？＂

我无言以对，只能将他抱得更紧，在心里默默地承诺，一定要想办法接他们到北京来。

此后的日子，我每年都会抽时间回去看望他们，每次都会带上一大堆礼物和生活用品。

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从牙牙学语的幼童变成了懂事的少年，再到独立的青年，我既欣慰又心痛。

欣慰的是他健康成长，心痛的是我错过了他太多的成长瞬间。

乌云始终坚强地支持着我，从未抱怨过什么。

她独自抚养着儿子，同时还要照顾年迈的父亲。

草原上的岁月并不善待她，三十多岁的她，看上去已经像四十多岁的人了。

但她从不在信中提及自己的艰辛，只是告诉我一切都好，让我安心工作，照顾好父母。

一九八五年，我父亲因病去世，这给我和母亲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母亲的身体状况也开始走下坡路，需要有人照顾。

我更加难以脱身，只能减少了回内蒙古的次数，但依然保持着定期的通信和汇款。

小草原上了中学，成绩很好，特别是数学和物理。

乌云在信中说，他有时会对着我的照片发呆，问她爸爸什么时候能来接他们。

这些话像是一把锋利的刀，一次次刺入我的心脏。

一九八八年，国家开始放宽了一些政策。

我以为终于等到了团聚的机会，立刻着手准备接他们来北京的事宜。

然而，命运再次跟我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乌云在信中告诉我，她感觉身体不太舒服，去公社医院检查过，医生说可能是劳累过度。

我立刻感到不安，决定尽快回去看看。

回到内蒙古，我发现乌云瘦了很多，脸色也不太好。

她说自己只是有点累，休息几天就会好的。

但我坚持带她去了盟里的医院做了详细检查。

结果出来的那天，医生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我，乌云得了重病，已经到了晚期，最多只有半年的时间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仿佛被人狠狠地打了一拳。

我不相信，不愿相信，但医生的话确实是医学事实。

回到家，乌云看着我的表情，就知道检查结果不好。

她平静地说：＂我早就感觉到了，只是不想让你和草原担心。＂

我抱住她，泪水无法抑制地流下：＂我们再去大医院看看，北京的医院，一定会有办法的。＂

乌云摇摇头：＂长河，别难过。这些年，能认识你，嫁给你，是我最大的幸福。＂

＂别说了，你会好起来的。＂我强忍泪水，握紧她的手，＂等你好了，我们就一起去北京。＂

乌云摇摇头，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我知道自己的情况。答应我，好好照顾草原，让他完成学业。他是个好孩子，很像你，有理想，有抱负。＂

我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地点头。

我请了长假，留在内蒙古照顾乌云。

小草原已经十四岁了，懂事得让人心疼。

他每天放学后就立刻回家，帮我照顾母亲，从不抱怨，也不提任何要求。

有一次，我发现他半夜偷偷地哭，我轻轻地抱住他，他在我怀里无声地抽泣着。

＂爸，妈妈会好起来的，对吗？＂他带着哭腔问我。

我无法回答，只能更紧地抱住他。

乌云的病情恶化得很快，不到三个月，她就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

她不让我们为她难过，每天都尽量保持微笑，告诉我们她没有痛苦，只是很累。

我知道她在说谎，从她紧咬嘴唇的样子，从她夜里压抑的呻吟声，我知道她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但她不愿意让我们看到她痛苦的样子，这就是乌云，永远想着别人，很少为自己考虑。

一个月后，乌云走了，走得很平静，就像她生活的方式一样。

那天晚上，她握着我和小草原的手，轻声说：＂长河，草原，你们要好好的。我很幸福，真的很幸福。＂

然后，她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醒来。

乌云走后，十四岁的小草原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他不哭不闹，只是每天放学后就坐在家门口，望着草原的方向发呆。

巴图也老了很多，头发几乎全白了，背也驼了，但他依然坚强地支撑着这个家。

＂爸，你会一直留在这里吗？＂有一天，小草原突然问我。

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失去母亲的痛苦已经够他承受的了，他不想再失去父亲。

＂我会经常来看你。＂我轻声回答，＂等你上了大学，就可以去北京了。＂

＂我不想去北京。＂他固执地说，＂我要留在草原上，照顾外公，放牧，就像妈妈那样。＂

听到这话，我的心再次碎了。

我明白，儿子是害怕离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害怕离开母亲长眠的地方。

我尊重了他的决定，在内蒙古多留了一个月，帮他和巴图整理好生活，才依依不舍地返回北京。

从那以后，我尽可能地往返于北京和内蒙古之间，努力弥补这些年的缺失。

我每年至少回去两次，每次都会在乌云的墓前坐很久，告诉她北京的变化，告诉她我多么想念她。

小草原慢慢地走出了失去母亲的阴影，开始专心学习。

他的成绩很好，但依然坚持不去北京上大学，而是选择了内蒙古大学的畜牧专业。

＂这是我的选择，爸。＂他对我说，＂我想成为一名兽医，为草原上的牧民和牲畜服务。这也是妈妈希望看到的。＂

我尊重了他的决定，也理解他的选择。

也许，这就是命运给我们父子的安排。

小草原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当地的畜牧站工作。

他结婚了，娶了一个同样是半汉半蒙的姑娘，生了两个孩子。

每次我去看他，他都会带着我去乌云的墓前。

我们父子俩坐在墓前，讲述着各自的生活，仿佛乌云还在倾听。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能够理解乌云当年的选择和牺牲。

她放弃了自己的幸福，让我回到北京照顾父母；她独自承担起抚养儿子的重任，从未抱怨过一句。

如今，我已经退休多年。

母亲在我退休前的那一年去世了，安详地走了，她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到孙子和儿媳。

退休后，我每年都会在草原上住上几个月，和儿子一家团聚。

看着孙子孙女在草原上奔跑嬉戏的样子，我恍惚间看到了当年的小草原和乌云。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满怀憧憬的北京知青已经变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而那个被我留在草原上的小男孩，如今也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我的孙子今年已经十三岁了，聪明活泼，长得很像他的父亲小草原。

每次我回到草原，他都会缠着我讲北京的故事，讲他从未见过的奶奶的故事。

有一次，他看着乌云的照片，认真地说：＂爷爷，我觉得外婆很漂亮，也很勇敢。＂

我点点头，哽咽着说：＂是的，你的外婆是世界上最勇敢、最坚强的女人。＂

人生中有太多无法预料的转折，也有太多难以弥补的遗憾。

我常常想，如果当初我选择留下，或者如果当初政策允许我带着家人一起返城，我们的命运是否会完全不同？

草原上的夜晚，星星格外明亮，像是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大地。

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乌云曾经说过的话：＂草原上的星星就像是祖先的眼睛，他们在天上看着我们，保护着我们。＂

我不知道乌云是否能看到我们现在的样子，看到她的儿子已经成家立业，看到她的孙子孙女健康成长。

我希望她能看到，希望她知道，虽然我们被迫分离，但爱从未改变。

每当夜深人静，望着北京的灯火，我的思绪总会飞向那片辽阔的草原，飞向我的儿子和他的家人，飞向乌云长眠的地方。

那份思念和愧疚，伴随着我走过了大半生，也将继续伴随我走完余下的岁月。

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我们经历了无数的选择和决定，有些让我们欣喜，有些令我们痛彻心扉，但这些选择共同构成了我们的人生画卷，那么在这幅画卷的尽头，我们是否能够坦然地说出：我无悔于自己的每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