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监狱上演双标大戏：犹太囚犯能假释，巴裔公民却把牢底坐穿

景点排名 2025年12月09日 13:55 1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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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拒绝释放与巴勒斯坦领导层缺位之间，拥有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囚犯仍是一道“无人照料的伤口”。

2025年12月8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并交换被拘留者。此次协议促成了近2000名巴勒斯坦被拘留者获释，其中约250人原在以色列监狱服长期或终身监禁。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欢庆团聚的场景随处可见，然而以色列拒绝释放马尔万·巴尔古提和艾哈迈德·萨阿达特等知名囚犯的决定，也引发了失望情绪。与此同时，另一群被囚禁的巴勒斯坦人却鲜少出现在新闻头条之中。

尽管同样被以色列归类为“安全犯”——此标签几乎仅用于巴勒斯坦人，且意味着更为严苛的监禁条件——拥有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公民却被完全排除在此次协议之外。这类囚犯中约有20人已在狱中度过35年以上，其入狱时间甚至早于《奥斯陆协议》签署。另有数十人服刑期较短，或因行政拘留而未被起诉或审判便遭羁押。以色列还继续扣押着另外七名囚犯的遗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瓦利德·达卡，他于去年在押期间因癌症去世。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巴解组织，PLO）前议员、曾是囚犯的巴塞尔·加塔斯向《+972媒体》（+972 Magazine）表示：“基于2023年10月7日后（以色列与哈马斯）首次谈判内容，以及（以色列抗议活动中呼吁人质交换的）‘人人换人人’口号，囚犯们本期待此次获释。”但他解释说，到谈判结束时，巴勒斯坦调解方已几乎丧失所有筹码。

加塔斯继续指出：“当以色列方面撤回释放巴尔古提、易卜拉欣·哈米德（哈马斯约旦河西岸军事指挥官）和萨阿达特等高层人物的承诺——尽管他们的名字曾出现在沙姆沙伊赫签署的协议中——巴勒斯坦方面便再无谈判筹码。”

这绝非首次将持有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囚犯排除在政治协议之外。加塔斯回忆道：“奥斯陆协议前的囚犯本应在1993年获释，但时任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拒绝执行。”他指出，拉宾选择改善囚犯待遇而非释放他们。

加塔斯还指出，当时的巴勒斯坦领导层也未向这些囚犯提供实质性支持。“他们在奥斯陆谈判中未提及这些囚犯，也未要求释放他们，理由是以色列完全拒绝释放。”他解释道。

夹在两个体系之间

由于这些囚犯拥有以色列国籍，以色列长期将他们的监禁定性为“内部事务”——加塔斯斥此为“借口”。他指出，犹太裔“安全犯”享有明确刑期、探视权、优越生活条件，甚至可获假释或减刑，而巴勒斯坦囚犯系统性地被剥夺这些权益。

拉宾遇刺后局势进一步恶化。在2014年由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斡旋的巴以和平谈判中，以色列同意分阶段释放104名巴勒斯坦囚犯，并将以色列籍囚犯的释放推迟至第四阶段（最终阶段）。但以色列最终取消该阶段并导致谈判破裂。

加塔斯解释道：“这是唯一一次官方提及以色列籍巴勒斯坦囚犯的契机，却最终未能落实。即便以色列国内阿拉伯社群的领导层——尤其是享有议员豁免权、本可提出此类诉求的议员们——也不敢在协议中要求保障囚犯权益或争取释放。”

在2023年11月加沙战争爆发后的首次停火协议中，数名拥有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女学生——因涉嫌10月7日事件后的“煽动”而被捕——被纳入囚犯交换名单。然而部分家长试图反对，担心女儿们因与哈马斯关联而遭受未来伤害。

“我们律师团队同意公开反对将她们纳入名单，担心她们会被定义为哈马斯成员，”代表部分学生的律师侯赛因·马纳（向《+972媒体》表示，“但她们获释后证明我们的担忧毫无根据。”

他指出，这一认识让人期待最新协议可能包含部分拥有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囚犯——包括长期服刑者及过去两年被捕的数十人，尤其是未成年人。

但这些希望最终落空。“当时局势对巴勒斯坦方面而言过于艰难，无法要求释放这些囚犯，”马纳说。“囚犯们感到彻底迷失。如果在如此重大的协议中都未能获释，他们何时才能自由？”

三年前2021年5月事件后，类似动态已显现端倪：当时巴勒斯坦人抗议东耶路撒冷谢赫贾拉社区驱逐行动，最终升级为加沙地带11天战争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全境动荡。以色列籍巴勒斯坦囚犯与犹太囚犯待遇的差异迅速暴露。

加塔斯解释道：“2021年5月被捕的[以色列籍巴勒斯坦公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犯，因为他们参与的是民众示威活动。但以色列仍将他们视为安全犯并判处重刑。”

这些案例凸显了残酷现实：拥有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囚犯处于双重体系的夹缝中，两边都不完全归属。既无以色列机构愿意为他们发声，也无巴勒斯坦当局能代表他们，他们获得的保护远少于犹太囚犯或非公民巴勒斯坦囚犯。

马纳向《+972媒体》坦言存在“完全缺乏代表性”的困境，迫使家属自行承担法律费用、处理文书工作并协调律师及活动人士。为填补这一空白，马纳参与创立了“尊严法律中心”援助这些囚犯，但他强调民间倡议无法替代真正的政治压力。

“若非在此协议中，又当何时？”

巴勒斯坦囚犯遭受的不平等待遇甚至延续至死后，瓦利德·达卡的遭遇便是明证。这位既是“1948年巴勒斯坦人”抗争象征，也是更广泛民族运动代表的人物，于1986年被捕服刑。2023年3月刑满后，他又因走私手机入狱被迫额外服刑两年。他直至去年因癌症去世仍被囚禁——其兄阿萨德·达卡称此举是“缓慢谋杀”，指控瓦利德被剥夺了必要的医疗救治。